造像碑产生于北朝（386—581年）时期，这196年间，北中国先后有五个朝代，即北魏（386—534年）、东魏（534—550年）、西魏（535—556年）、北齐（550—577年）和北周（557—581年）。这五个朝代中北魏时间最长，149年，其余四个朝代没有超过30年的。因此可以说造像碑产生于北魏，大兴于北朝。
造像碑兴起之前，先有石窟造像，其代表作集中在大同的云冈石窟，接着是摩崖造像。碑刻造像有两种类型：一是摩崖碑刻造像；二是独立的长方体石碑造像。碑刻造像与石窟造像和摩崖造像不同之处是，碑刻造像有“记”，由于有文字跟随着，这才称其为“碑”，所以，造像碑又称“造像记碑”，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九月的《始平公造像记碑》；至今仍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的刻立于北魏正光六年（525年）三月的《曹望喜造像记碑》；河南禹县刻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十一月的《杜照贤造像记碑》等等。
碑刻造像为浮雕和线刻。
浮雕有深浮雕（又称高浮雕）、浅浮雕；通常把镌刻有人或神的碑称为“造像碑”。
造像碑原是佛教的“专利”，所造之“像”都是佛像，后来有泛化的倾向，佛教以外的人物也有上造像碑的，如帝王将相、圣贤先人等。
《始平公造像记碑》是清代人所称道的“龙门二十品”之一。这“龙门二十品”都是书法史上魏碑书体的代表作。其中有十九品在洛阳龙门石窟的古阳洞中。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造像最集中的一个洞窟。深约10米，宽约8米，洞高11米。据说是一批支持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迁都洛阳的王公贵族和高级将领为孝文帝开凿的。也是他们发愿造像最集中的洞窟。《杨大眼造像记碑》也在其中。此碑与《始平公造像记碑》、《孙秋生造像记碑》和《魏灵藏造像记碑》，是古阳洞中最早雕凿的造像碑，被清人称为“四品”，后来增加到“二十品”。
《始平公造像记碑》被誉为“龙门二十品”中第一珍品。在古阳洞北壁第二层最外侧，全称为《比丘惠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碑》，碑文为阳刻，正书，有方形界格，共10行，200字。从碑名可知，这是一位名叫惠成的和尚为他死去的父亲雕凿的造像碑。此碑与其他造像碑最大的不同是碑文200字全用阳刻法，就跟阳文的印章一样。结体方正、厚重、雄强紧密。结构严谨，笔画劲峭，字形挺拔，骨法洞达。以粗犷强悍之神享誉书坛，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字亦紧密非常。”评价较为中肯。
《杨大眼造像记碑》也是造像碑中的珍品之一。杨大眼这个人在《魏书》中有传。此人是文盲，杨大眼是绰号。原名叫什么史书未载。他是北魏孝文帝时代的著名将领。很有一些传奇色彩。《魏书》说他少年时代就有“胆气”，“跳走如飞”，请求入伍，遭到拒绝，于是，亮出绝招：把三丈多长的绳子拴在发髻上，奔跑起来，长绳像箭杆似的，笔直地拖在身后的半空中，人骑着马在后面都追不上。入伍后，“所经战阵，莫不勇冠六军”。做了将军后，善待士兵，“呼为儿子，及见伤痍，为之流泣。自为将帅，恒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枯）拉（朽）。”江南民间传说，小孩子哭闹时，就说“杨大眼来了”，“无不即止”。为镇抚盗贼，他常常当百姓的面用箭射击草人，百发百中；曾把亲自射杀的老虎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恶人“遂不致复为寇盗”。
杨大眼的妻子潘氏也善骑射，常跟随杨大眼参加战斗。杨令其妻也穿军装，并驾齐驱，“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还常指着妻子对别人说：“此潘将军也。”
后来，杨大眼驻军营州，潘氏在洛阳，行为有些不端，非潘氏所生的女儿的丈夫告知杨大眼，被杨大眼禁闭之后杀掉了。杨大眼在荆州刺史任上仅两年就病死了。他的两个一样骁勇的儿子扶持着父亲的遗体投奔襄阳，投降梁武帝萧衍了。
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杨大眼也曾为孝文帝发愿造像，可见当时雕凿造像碑风气之盛。《杨大眼造像记碑》的碑文雄深高古，结体方严宽舒，笔法秀拔峻厚，棱角分明，血肉丰足，堪称魏碑书法中的上乘之作。
北魏造像碑的开山之作要数《魏文朗造像碑》。右侧屋中一人，左侧屋中二人，疑为魏文朗之父母。龛正中有一博山炉，并有二人左右相对顶礼膜拜。炉下有魏文郎“车马出行图”，魏骑高头大马，前有骆驼引路，后有擎伞侍者跟随。之后是高篷牛车。人物众多，场面宏大。除碑额佛龛为浮雕造像，碑版上的其余图文均为线刻。造像碑所“造”之“像”综合了浮雕和线刻两种造型手段，这是北魏造像碑最突出的特点。
碑文书体刀法旷达，字迹劲健。被认为是早期隶书转为楷书的佳品。
《魏文朗造像碑》高1.25米，宽0.70米，厚0.30米。这样一通并不高大的碑刻四面造像、图文并茂，对于研究早期佛、道演变史，书法艺术史和北方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碑经历北魏、北齐、北周三朝两次灭“佛”和一次除“道”斗争而能够幸存下来，也是一个奇迹。
玄奘（600—664年）是佛经翻译家，法相宗的创始人。关于他去印度（所谓“西天”）取经的故事已经被《西游记》演绎得淋漓尽致。玄奘先是圆寂于宜君县玉华宫，葬在白鹿原，五年后的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下诏将玄奘遗骨迁葬少陵原畔，并特建一座五层楼阁式砖塔藏之，随即建兴教寺。玄奘灵塔两侧还有两座小塔，分别是他的弟子窥基（632—682年）和圆测（613—696年）的灵塔。窥基是唐初大将军尉迟敬德（后来的门神之一）的侄子，圆测是朝鲜（唐代新罗）人。圆测辗转安葬，直到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才迁葬于师傅塔侧。
兴教寺西院的慈恩殿内立有玄奘造像，高1米，身穿短褐，足登布屐，手持雨伞，背着装满经书的马架子，上面还悬挂着一盏灯笼。完全是一副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不畏艰险，筚路蓝缕的形象，生动感人。
受到佛教造像碑的影响，道教和世俗人物也搞起了造像碑，例如老子的造像碑至少有两通，一在苏州，一在河南济源。还有孔夫子、东方朔和孙思邈等历史名人，以及并不知名的唐代的韦君靖和唐太宗的侄子们为其去世的母亲刻立的造像碑等等。
孔子的造像碑在杭州孔庙的碑林中有一通，是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重刊，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出自画家李公麟之手。李公麟（1049—1106年）在宋代画家中是有多方面成就的人物，释道、人物、鞍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特别是人物与鞍马，超过前人。人物尤擅白描。由于以线条造型，更便于在坚硬的碑面上用阴刻的线描表现人物。西安碑林第四室也存有《孔子造像碑》，刻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是临摹吴道子所画孔子像刻画的。药王山碑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山上还有一通属于道教的造像记碑，这就是《姚伯多造像记碑》，刻立时间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碑阳上部一龛内刻三尊神像，下部刻有铭文，现仅存六百余字。碑体两侧分别为姚伯多造像记和梁冬姬等造像记。碑阴也有上下两龛，铭文难以辨认。从造像记的文字看，字体似隶非隶，似楷非楷，长短方圆驳杂相间，结字变异多端，不拘一格，笔画时断时续，歪歪斜斜，往好处说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奇拙天成，别具一格；实际是十分粗糙，马马虎虎，丢字漏字不少，笔画随意增减，题记错别字连篇。很可能未经书丹，由不识字或识不几个字的刻工，按照撰文，直接上石凿刻的。产生错误也无法修改。书法自然算不上珍品，在造像碑中也算是一奇了。等。这些造像碑中的人物形象虽然千“像”一面，几乎没有差别，可是，雕凿得仍然十分细致，精确，装饰性较强，结构富于变化，显示出民间雕刻家较高的艺术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