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王向东在街上混，收到保护费只管自己花天酒地，从来也不交家庭一分钱，这时候却要我堂姐夫花钱保他，往哪去借这么多钱呢。尤其是听说借钱赎这小混混，大家对他都没有好感，除了和王向东一起混的几个人凑了三千多，别的人——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谁也不愿意借半分钱。连我伯父是王向东的外公，他都说别管他，让他吃亏，看他还不可一世吗。王向东从十四岁就出来混，也没混出什么名堂，一帮人聚在一起无非赌钱拼酒。他还像小时候一样爱玩恶作剧，专门找那些谈恋爱的情侣生事。晚上九点多，正当街上行人多的时候，他手里握着根小棒，看有两个手挽手的小情人在前面走，他便从后面陡然一棍子打散人家的手臂。然后招来别人一顿臭骂，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这种人最可恨，连道上的朋友都瞧不起他。有次，去一条街上收保护费，对方就是不给他，还喊另外的一帮人打断他的小腿，最后还是我堂姐夫借钱为他治好的。
我知道，无论王向东如何不成器，但一直还是我堂姐夫的儿子，同时我也清楚我堂姐夫护犊的个性，我便不好再出口劝说他不必去管王向东死活。
我说：“姐夫，我也才有两千块，下午送到家里给你。你再找别人想想办法吧。”
下午，我送钱去。我堂姐夫不在。我堂姐说他还在为儿子的事四处筹钱。我好久没见我堂姐了，她如今胖得像艘航空母舰，坐在小板凳上吃五香豆，硕大无朋的屁股将凳子全盖住了，仿佛是空气将她托住。她一直没有工作，就待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不长胖才怪呢。我听说，有段时间她热衷于跳舞。到工人文化宫跳那种花一块钱买门票就能进去的舞。那里，其实是夜幕下的城市一个交友平台，一开始挺多人跟她跳的，毕竟她还有几分姿色。但一等舞曲停下她就要人请她吃冰淇淋和点心，吃得满嘴的奶油把口红弄得溻溻糊糊，一点品位也没有，谁还愿意跟她跳呢？她生气地拉我堂姐夫陪她去跳。我堂姐夫在曲艺团工作，耳濡目染什么舞不会跳呢？搂住她即能翩然而舞如高速运转的陀螺。他白天为衣食奔波，晚上陪老婆跳舞。而人来人往的社交场合，只有一个男人（还是自己的老公）愿意为她买门票、跳上一支舞、买点心吃，我堂姐顿觉索然无味。她再也不愿跳舞去，待在家里把自己吃得胖胖的。早年花朵般的身材，就因为长胖了，痴肥臃肿得像让水泡过的馒头，即使不再是满嘴冰淇淋的奶油，也无人问津。唯我堂姐夫爱她如同当年，有关这个我百思不解。后来，王向东向我解惑说堂姐夫则是因早年父亡母疯，好不容易娶妻生子，家像个家的样子了，所以倍加珍惜。
我堂姐向我唠唠叨叨一些她不高兴的事儿。譬如，她老公把钱花在为婆婆买铅笔本子上，而给她买零食也就少了。我堂姐的婆婆起初只是像诗人般忧郁地坐在家门口，后来竟真的写起“诗”来了。我们知道朦胧诗派的作品晦涩难读，但也只在句子上，我堂姐夫的母亲写的每一个字都让人读不懂，虽说也有笔有画的，而间构和结体全然由着自己臆造。她每日拿着块破瓦片去找一面合适的墙壁涂鸦，这让她儿子很头痛，墙壁的主人必然因此啰唆，他就得为人重新粉白。我堂姐夫不得不给他母亲准备足够的作业本子或纸张，以供她尽兴挥洒。让他心有余悸的是，有一回他妈妈没了本子涂写，便将街边泊着的一部宝马划得遍体鳞伤，为此他赔了人家不少的钱。
我环顾我堂姐夫一间半房子的家。缝纫机、“三五牌”闹钟、木壳收音机、皮箱等等十九年前的家什都还在，但已没了当时那份丰足的贵气，像一幅陈旧的画虽有满的构图而看着冷清清。男主人蹬着十九年前的“永久牌”自行车四处找人借钱；他的儿子被关押在拘留所，等待法律的审判；女主人坐在小板凳上恍若坐在空气中；他母亲则在门外的树下写“诗”，我看清楚了那株树是梨树，开的是梨花，却不知她的诗该算哪一诗体。我堂姐夫的母亲写满了一页，把它从本子撕了下来，又一本正经地另写一页，身边全是雪片般的纸张，她全然不顾她儿子还要为她花钱买本子。这一切，我看着无端地烦在心中。
过了没几天，我们校长的老娘过世了。我去参加葬礼。校长的大哥在县里当领导，弟弟则是本县知名的企业家。老人家享年八十八，无疾而终，安然逝去。按我们当地说法这是“大福”，所以丧事要当喜事办，隆重体面自不必说。出殡仪式请了两班南音弦管、一队西洋乐队，还有拍胸舞、高跷、舞狮和腰鼓队。我们校长老家在郊区，告别仪式设在开发区边上一处空旷地举行。追悼会还没开始，艺人们用过酒饭，个个操演了起来：南管班之一演奏《听门楼》，南管班之二演奏《八骏马》；西洋乐队奏了一支南斯拉夫电影插曲《再见，朋友》，又奏起《送战友》；拍胸舞则在《三千两金》的伴奏下滑稽逗笑；高跷表演摇晃生姿；舞狮模仿真狮惟妙惟肖，动作高难险绝；腰鼓队服饰统一，步伐一致，节奏鲜明，像军乐团。这歌舞升平的场面让人感受人世的华丽深邃，生是一种喜悦，死亦是一种喜悦。追悼会上的悼词由我这个“大作家”来执笔。因此我清楚他们的老娘也就是此时躺在棺木中供人吊唁的老人家，是个驼背的老太太，半文盲，因培养出三个出色的儿子在周边一带享有盛名。如今，孙子辈又出了几个留学海外的，最差劲的也在有关部门供职，或自己办企业。她老人家功德圆满，溘然辞世，那天正午，有人闻到室内有一道异香隐隐约约。有关这个我想写到悼词上，又觉得不大合适，写了又删，删了又改，一时拿不定主意。
我看见，我堂姐夫骑着自行车从开发区的红赤土路，一颠一簸地过来，自行车后座驮着个大木箱。
“哎，你怎么也来了？”
堂姐夫指着表演的艺人们说那全是他以前的同事，下岗职工平时各自找路子养家糊口，必要时又重新组合起来了。堂姐夫说同事们早就先到了，他因王向东的事耽搁到现在才赶来。我问他儿子的事可有眉目？钱筹足了吗？或者有什么转机？堂姐夫说钱哪有那么容易筹到，托人到里面去说情看能不能把人先保出来，得到的消息却是对方有一定的背景，假如钱没有筹足人是绝对放不出的。他幽幽叹了一口气说：“听天由命吧！”便忙着卸下自行车后座上的箱子，这破破烂烂的箱子有点年头了，表面的油漆斑驳陆离，饰件锈得面目全非，整个箱子都在散发一股腐朽的味道。我问他变什么魔术，他说：“等下你就知道。”艺人们向他打招呼，他一一回应。
我找了个角落抽根烟，我得苦苦思量悼词里到底要不要写上老太太临终时室内隐闻异香的那一段。
我听见我堂姐夫跟谁在争吵。
“老太太身前子孙这么好看，大把大把地花欢喜钱，给贴几个劳务费不算过分！”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对方抢白他说，“领导的老娘过世，义务演出几场你竟也敢提钱？！”
我想起好像听谁说过到场的演艺人员全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校长的哥哥是文体局局长，我堂姐夫他们团以前归他管的，老太太在世时每个整生日团里都要组织祝寿演出，如今过世的出殡仪式更不必说了。停灵的三天里，都不知演过多少场了。按我的想法这是应该的，好比那边预备着出殡仪式举花圈的孩子们，就是从我们学校抽调过来的学生（他们停课一天）。给领导捧场绝对错不了，况且他们还结野台子到别处演出，随时要打证明批条，哪里用不到文体局呢？跟我堂姐夫争辩的是南音弦管班弹琵琶的麻子，弹琵琶的人在班里地位通常比较高，听了我堂姐夫这般说他很生气：“要钱你自己谈去，我们绝对是不要的！”
我堂姐夫果真走到灵堂去，找那手持哭丧棒一边向吊唁的宾客点头答礼的老太太三儿子说话。那位生得福相的企业家一时不清楚他想干什么，有些愕然。我堂姐夫连比带画，啰里啰唆地阐述着，我站在远处听得隐约。他一开头大致是说老太太“大福”儿孙好看功德圆满让人羡慕等等，后来好像又说了一句“把儿女培养成人如此出色做人做到这境界方可以卸下身上重担安然辞世……”还说什么——老太太的儿孙们做官的做官，挣大钱的挣大钱，一个个出息得不得了，云云。企业家不明白他喋喋不休着什么，厌烦地向他摆摆手。我明白我堂姐夫的意思，他先奉承奉承才好开口提钱，就像望门乞讨者那样低三下四，这让人非常瞧不起。企业家几乎要把他推到一边去了。
我堂姐夫声音大了起来，双手摁在自己的胸脯上说：“……就像我，在街上变魔术，卖那些小玩意儿，一天挣个十块八块。您知道吧？我下岗了，我老婆也没有工作，就指望我养家糊口；我妈妈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十几岁时我爸过世了，她就得上了，到现在一天得给她准备两三本作业本子供她涂涂画画，不然她就去划伤别人泊在街边的宝马轿车；我儿子从小患有小儿多动症，早时哪晓得还有这病症啊，话说回来——就是晓得也不指望有钱治愈的——如今，拿刀劈人了，劈在屁股上血淋淋的一道，虽说也算不上致命伤，但对方一口价索要三万块医药费，不然……”
我想我堂姐夫脑袋瓜子准是让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机翼给蹭了，不然他同人家说这个干什么，哪跟哪啊。我正想将他揪下来，南管班德艺双馨的弹琵琶麻子早坐不住，奔了上去跟主人家解释：“他他，您别见怪，他是想要钱来着，这个疯子，想钱想疯了，完全可以不用他在这里表演！”紧接着，他向我堂姐夫叱喝道：“去去去！”灵堂上的孝子贤孙全都注意到这边发生的一切，局长大人和校长大人板着脸，公众面前他们毕竟不好动怒，心里早就把这搅场的家伙恨上八百遍了。企业家哦了一声，倒是脸不改色：“钱，不用顾虑，不会白让你们干的，到时每人发二十块，同时还有毛巾和肥皂的例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