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国美学史定型的困境。一方面，由于西方美学学术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新与发展，它从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再到后现代美学，在形态的变化上不断地直接给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更新造成各种横向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对西方美学的理解也是不断更新的，这又促使他们必须不断地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对中国美学史的固有理解，其结果是它使得中国美学史研究既要不断符合现代美学学术体系的规范和要求，又必须尊重中国古代美学内在的固有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精神，这就使得中国美学史一直处在一种未定型的状态之中。
其二，理论建设中的西方资源依赖和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民族化诉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由于美学是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门叫做美学的学科，现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建设基本上要靠西方思想资源立足，而中国美学史的建构也在体例、内在构架、史述模式甚至研究理念上相当程度地依赖于西方美学学术资源，其结果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与美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互不相干的局面。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古代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审美创造、美学思考或美学理论，并呈现出独特的民族审美精神或审美风貌，这又使得研究者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审美事实架空立论，而必须以发现本民族独特审美精神为旨归，其结果是：中国美学“有美无学”的特点使得中国古代的那些过去并不称为美学的思想资料被称为“中国美学”，并被看做是民族化的某种表征或民族化诉求的对象，而中国美学史研究则面临着在将中国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知识体系时必须解决自身的学科理论资源匮乏与内在的民族化诉求之间的矛盾。
其三，解读与重构之间的内在困境。由于中国美学著作的形态与西方不同，缺乏一般美学理论和范畴专论的形态，这就使得现代西方学术视阈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者一方面要对中国美学的整个历史演进、各朝代的美学特色、中国古典审美的基本把握方式、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等问题进行符合现代人知识趣味的重新解读，并以此作为重写中国美学史的重要语境，同时又必须考虑在书写中国美学史时如何重新想象中国美学世界的未来，并重构出既符合现代学理与知识趣味又保持民族美学本真面貌的中国美学史。这种重读与想象，分属历史还原和诗性思考两种不同质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视阈和研究手段上同时制约着中国美学史研究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们内在视界上的困境。
这些困境，究其实，又都表明中国美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现代性”这一基本视阈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现代性”是近现代以来汉语知识界所遭遇的“新问题”，它集合了“道”与“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盲视与洞见等诸多矛盾，在审美体验、美学学术资源的配置、美学史观的形成、美学批判意识的勃兴以及美学学科意识的确立等诸多方面成为研究和理解中国美学学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向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中，中国美学界对美学现代性的探索以及对中国美学史书写的思考，一直充满了焦虑，甚至挟带着一种葛兰西所说的“臣属性”，即那种“尤其存在于受到殖民化的经验之中”并发展和形成的精神自卑感。［美］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5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质言之，“现代性”这个悖论式概念本身包含的各种内在张力和矛盾才是横亘在中国美学史学科建设中必须正视的首要问题，并且中国美学史书写有且只有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够获得它的历史叙事形式。
笔者以为，由“现代性”问题带来的主体视界的内在困境，其解决出路最终应落实到三种意识的确立上：1.学术自立意识的确立。即应将中国美学史研究从各种外在的权威（包括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控制霸权、刻意制造“中国特色”作为西方普遍性的“他者”的肤浅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古典崇拜或“中国中心主义”论等）中解放出来，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从中国本土资源与西方普遍性之间僵硬的紧张（以及由此而扩展为的理论与材料、模式与文献、中心与边缘、本土与域外等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2.价值学分析意识。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情境高于使然作用，亦即中国文化一般总是将每一个情境的关系型式的独特性作为其入思的基本前提，因而，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特点表明价值观的分析和研究在一个以实用理性为文化主导倾向的文化传统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价值学分析意识的树立既有助于在营构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学智慧之知识谱系的同时去发掘传统美学的内在生命精神，也有助于中国美学史研究者较好地处理“照着讲”（即中国美学历史面貌的本真还原）和“接着讲”（即寻求对原典客观诠释的突破以及理论形态的创造自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避免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因理论意识和反思意识的缺乏而将中国美学史研究变成艺术文化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将“史”的思考完全代替“诗”性的思考，将学问和研究化约为材料的爬梳与整理或者考证的处理，进而导致历史形态呈现过程中诗性思考严重匮乏、坠入绝对的历史还原主义或历史实景主义的重大学术缺陷。当然这种价值学分析意识还必然包含一种价值多元观念，即承认不同民族对于自己的美学形态与美学思想的思考都有自己的历史“书写”方法、权利或能力。3.“思”的意识的确立。历史研究中的“思”是不可或缺的。对真相的追求是历史学的基本任务，对过去的反思与诠释则是哲学发展的动力。真相当然是重要的，但想象与个性化的诠释也并非没有意义，并且，只有在“思”的眼光中，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历史。那么，历史研究中的“思”从何处开始呢？历史本身并非绝对清晰，相反，它往往是我们产生疑问与惊奇的场所。真正的“思”意味着从它在传统所处的位置上跳开，并调整各种话语主体之间的距离与角度，甚至呈现出阐释的“难题局面”以供我们反思。这种“思”就其实质而言，酷似一种“身体感觉”，也就是体验和发现。凯·埃·吉尔伯特在《美学史》中曾指出：“仅仅把大师们的精神的生命血液输入到接受者的心灵中，还不能构成真理……单单在各种思潮的循环过程中，即在本源和探索者之间川流不息的交往过程中，就存在着异常充分的道地的变化。对于一切接触古典言论的人们来说……首先就必须把古典言论彻底变成自己心灵的要素。”［美］凯·埃·吉尔伯特等：《美学史》，“序言”，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这种在“本源和探索者之间川流不息的交往过程中”去“把古典言论彻底变成自己心灵的要素”，就是一种内在体验。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这种“思”乃是当下的体验而不仅是历史的归总，是时空关联性的“在场”式思考而不是主体的“历史的眼光”与“现在的眼光”之断裂的实证性知识的累积。当然，它的确不是一桩易事，却正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必须努力的方向（吴功正先生在回答“史”写什么这一问题时，曾将之概括为：历史复活，现时视界，现象描述，经验揭示。笔者以为这正是对中国美学史研究主体内在的视界困境，特别是面对美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极好的学理开示。吴功正：《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3）。
三、史观及历史叙述方法的内在困境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描述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一文中曾指出：“‘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地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怀特看来，“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表述的叙述方式（narrativemode）的处理”。［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43、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受制于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美］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15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因此，历史解释（或释义）在历史叙述中所显现出来的认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家对解释范式的选择。这种解释范式也就是一系列历史事件被解释后所显现出来的基本模式。就现有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看，其历史叙述及其话语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解释范式大致有三种：还原型解释、机械型解释和有机型解释。在还原型解释范式中，美学史家认为只要他用详尽的考订和精确的描述客观地再现了中国美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他的历史叙述任务就算完成了。在机械型解释范式中，美学史家往往从某一局部的基本法则（如政治法则、宗教法则、道德法则、经济法则甚至“路线斗争”法则等）来确定某种特殊“条件”对中国美学史的影响。如施昌东先生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年）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81年）两著以唯物与唯心、朴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神学与反神学的斗争为线索，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以政治观念统率历史观念的特点。在有机型解释范式中，美学史家强调对美学史的叙述（或解释），应将各种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内、外部条件相互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解释范式往往追求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或“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因而，在其历史叙述中也相应的示人以多角度、多层面、多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话语姿态（或特征）。但是，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虽然解释范式各异，但已有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大都是站在一种历史一元论演进的观点来书写的，依此展开的美学史书充分体现出一种总体性渴求。这种渴求，首先表现在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模式或观念史方法中。也就是说，美学史常常用旧与新、传统与原创、常规与变异等二元对立形式来看待其历史发展过程，美学史被建构成新旧之间两极对立的描述与分析，诸如独创性与继承性、原创者与修正者、创新与平庸之间的等级评判也是在这一观念史方法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其次，表现为对历史连续性的追求。即美学史建构主体总是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中寻找那些能使审美话语达到统一的连贯性原则（诸如：在分离的美学史事件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如何在审美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因果关系？不同的美学史史实及现象之间拥有什么样的连续性或总体意义？等等），美学史现象中那些不连贯的、断裂的、偶然性的、矛盾的或者不能被某一系统同化的因素总是在这一连贯性原则下被化解、被整合，甚至被归类到一些先验预设的共时维度或类型学中。这正如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所说：“历史学家拥有一些供其支配以用来构成归纳性、解释性论断的概念。……这一层面的其他概念是平等、同一性、差异、影响、事件、偶合、原因、结构、制度和成规。”［荷］佛克马等：《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8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结果，连贯性原则成了一种启发式规则、一种程序性约定甚至一种研究中的道德限制，时间的连续、先后以及进化论的先验图式构成了美学史书写的内在骨架，美学史书写在一种理想的连续性中变成了一场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进化过程的描述。再次，美学史书写活动中种种比较方法的运用，也似乎大多是为了在比较中获得一种整合性的话语秩序，并且常常依赖于主体的历史连续性意图。我们承认人类心智中确实存在对历史运转模式的总体营构倾向（或总体性渴求），但对这一渴求的实现如果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先验的历史连续性或进化论心理图式的基础上，那么，因果性思维、历史决定论与目的论以及总体化的乌托邦构想就会褫夺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并掩盖这一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断裂、差异、矛盾、分化、非连续性、偶然性或独特性。结果，总体性的、连续的、同一性的话语就成为一种主导话语、霸权话语。这也许正是美学史研究活动中最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了。例如，吴功正先生在《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一文就指出，在美学史研究中，“历时性解读更具有史的本体性意义，包含有承绪与变异，或同化与‘异化’的两种发展方向，而对异化更应给予学术重视。异化表征了历史发展的曲折经历，使其更真实地体现出历史的演变情形。”这一观点同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福柯重视发掘那些被忽视的“边缘历史”“断裂历史”“缺席历史”等也极为暗合。吴功正：《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3）。
当然，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学术感觉模式上的二元对立、以艺术中心论涵盖审美形态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向度之反思的阙如等问题。但笔者以为，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学会在学理思考与美学史实证知识的中间域或关联域中去感受和体悟，才能使我们在美学史知识不断本体化的迷惘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挣脱实证性知识的谱系性研究，并开示出中国美学史的学术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