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学术史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并进而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学术现象。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经历了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向现代形态的系统的批评史研究的转化，吴承学、彭玉平：《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到现代形态的批评史》，《“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12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且最终出现如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样的集大成著作，这其中的学术研究轨迹与几代学人的心路历程，也向未来或后学言说着更多的东西。对这段研究历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反思，相信对于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由于这段历程时间跨度大，人物、论著多，观点复杂，因此，即便是简单的回顾，挂一漏万，也是势所必然。
一、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
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即已开始。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早着先鞭，于1925年写成《支那诗论史》（大正十四年京都弘文堂刊印）。关于《支那诗论史》的问世时间，铃木虎雄的弟子青木正儿在《中国文艺思潮史》序中称是大正十四年弘文堂刊印，大正十四年即1925年。另据台湾《中国文学论著集目》中编载，该书出版年月为1925年5月，共计262页。古川喜末所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亦注明初版时间为1925年。日本学者冈村繁和兴膳宏称其问世时间为1927年，似有误。该书由三篇组成：第一篇论周汉诸家诗学思想，第二篇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第三篇论格调、神韵、性灵三种诗说。其研究颇有独到的见解，但限于篇幅，过于简略，唐宋的诗学思想只在第三篇绪言中略示梗概，论述的范围除魏晋南北朝之外，也仅限于诗学思想。1927年，孙俍工将该书一、二篇译出，改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次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1928年5月出版；下册1928年10月出版。约十三万余字。这部书对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影响较大，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细察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铃木此书为借鉴，也是有迹可寻的。”［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译者序”，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共十二章，首章为“文学之世界”，次为“文学批评”，三为“总述”，以下按代分章论述，直至清代，末附《卜商诗大叙》《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著）等参考书目百余种。该书的问世，第一次为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历程勾画了一个粗略的轮廓，标志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起步。这本书于1927年4月初版，1940年2月六版，多次重印，可见它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专著，影响很大。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都称从中受过启发。该书在编撰体例上较为混乱，或以时代为纲，或以批评家为目，或以文体为序，朱自清评之为“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5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应是公允之论，不过它比之铃木氏的著作却更为完善，且草莱初辟，难免疏略，也是可以理解的。吴承学、彭玉平：《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到现代形态的批评史》，《“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12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这两部著作还属于草创阶段，那么30年代则形成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34年5月，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郭著下册分一、二册也正式出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全书共三册，约68万字。在当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六编，共20章39节，起自周秦，迄至北宋。下卷五编，共21章40节，起自南宋，迄至清代。该著取材宏富，立论精审，涉及面广，涵盖问题多，不仅在篇幅上超过陈著，而且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成因、发展轨迹、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朱自清称其为“白手起家”，“可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5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郭著算得上是第一部真正具有文学批评史理论价值和学科价值的著作，也是20世纪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史。作者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划分为文学观念演进（上古——东汉）、文学观念复古（东汉——五代）、文学批评完成（北宋——清中叶）三期，第一次就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郭著以文学观念为本体，抓住文学观念中复古与新变这对核心矛盾来结构和书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历程，表现出极高的理论综合能力。由于作者熟谙中国文学史，十分注意尊重文学史的发展原貌，因而其批评史研究十分重视对文学创作实际的推源溯流。正如郭先生自称“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关系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这种清醒的著述目的和合乎文学研究实际的学术理路，对后来的治批评史者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外，郭绍虞先生虽自称这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但他实际上是“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罗剔抉……加以融会贯通，也费过一番经营擘划”，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再版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故而其材料的爬梳与整理固然处处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而该著对材料的选择与笔削功夫又体现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邃的理性辨别力。当然，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在著述体例上或以家分，或以人分，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有欠严整；在文体上重视诗文理论而相对忽视小说、戏曲理论；尚不能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种种现象等。以当时的时代原因以及著者自身的学术旨趣而论，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34年8月，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出版。至20世纪40年代，罗先生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等分册也陆续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在1932年春，由郭绍虞先生推荐至清华大学代讲“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编写而成。原拟为四册，此为首册，论及周秦至六朝。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罗根泽先生将此书第四编改写成《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8月初版，分为“文学概论”“文笔之辩”等十一章，共七十九节，约十三万余字），然后又将此书的第一至第三编稍加改动写成《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1月重庆出版，分为“诗说”“文”“文学”等七章，共五十七节，约九万余字）。此外，罗根泽先生还在1943年写成《隋唐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11月重庆初版，分为“诗的对偶与作法”“诗与社会及政治”等七章，共65节，约十四万余字），在1945年写成《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7月重庆初版，分五章，五十二节，约六万余字）。1957年续出的两宋部分已在罗根泽先生谢世之后。罗先生的批评史从先秦写至两宋，由于早逝而未成全书，实为学界一大憾事。但这部未竟的批评史较郭著“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自清语）。罗著在体例上融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于一书，称之“综合体”，可谓独辟蹊径，而且其搜罗材料之广博、考订之精审向为学界所肯认，其中对宋代诗话的清理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笔者看来，罗著第一章“绪言”部分还具有较高的“元批评”价值。作者在“绪言”中不仅区分了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界限，而且明确指出文学批评的目的“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作者还就文学史与批评史的关系、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家的关系、文学批评与文学体类、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的关系以及批评史编撰的基本要求都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在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点时，作者将之同西方的文学批评进行比较，也初步显示出比较诗学的目光。当然与郭著相比，罗著还缺少后者那种清晰的逻辑脉络，人物与观点传承关系的梳理也不如郭著明晰，有论者还认为罗先生作为古史辨派健将，喜欢标新立异，故而有些论断又稍欠公允（如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归之于地理等自然条件，称《毛诗序》出于东汉等）。汪春泓：《肇端既邃密后来加深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7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
与郭、罗二著同年出版的还有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该书虽未题名为史，但作者自称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重印缘起》，“序”，北京：三联书店，1986。实际上具有史的性质。该著虽然篇幅不多，体例编排上却自有特色，全书撷取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观点、事件、人物、著作，分章节论述，每一章节标以较为准确而醒目的标题，重点十分突出。其中不少地方论述颇有见地，只是篇幅过简，主要限于诗文理论，近代部分未曾提及，体系性也不强。
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研究现象，即探求中国文学思想与文艺思潮发展历史的专著（译著）也陆续出版，与文学批评史专著的出版形成交相辉映的研究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弟子青木正儿。他的《支那文艺思潮论》（王俊瑜译，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纵论了中国古代文字、早期经书中所表现出的文艺观以及儒道文艺思潮。他的另一著作《中国思想——文学思想》经汪馥泉翻译，更名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纲》，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分序论、周汉的文学思想、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唐代的文学思想、宋代的文学思想、元明的文学思想、清代的文学思想共七章，将中国文学思想史分为上古“实用娱乐”（从周汉至晚唐）和近古“仿古徘徊”（宋至清代）两个时期。外篇包括“中国文艺和伦理思想”“周汉的音乐思想”“周代的美术思想”“道家的文艺思潮”“清谈”和“诗文书画论中的虚实之理”六篇文章。据作者自称，内篇多采自作者为东洋思潮讲座而撰写的《中国文学思想》，外篇则多采自作者为世界思潮讲座而撰写的《中国文艺思想》，此外收录部分杂谈，合成此书。在该书的作者自序中，作者称《中国文艺思想》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野心”，把文艺“解释为文学及其他艺术，叙述了音乐美术及其思潮的沿革”，而《中国文学思想》则是“专谈文学，上自周代下到现代贯通下来”。［日］青木正儿：《中国文艺思潮史》，“序言”，汪馥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这两部著作与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一样，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但该著以思想史、思潮史会通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形式却也算是别开生面。应当说，青木氏的研究理路对扩大批评史的研究视野是有贡献的。1935年12月和1939年6月，国内分别出版了蔡正华的《中国文艺思潮》（上海世界书局）和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上海合作出版社）。其中朱著以社会史、思想史、民俗史等为背景，将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思潮流派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具有鲜明的综合研究的学术特点。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说明青木氏著作对国内这二著的直接影响，但这一现象出现的内在成因及其影响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20世纪40年代仍是批评史研究收获颇丰的一个时期，除前述的郭著下卷及罗根泽先生的几种断代批评史陆续出版外，还出版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版）和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初版）。朱东润先生的《大纲》初稿完成于1932年，1937年三易其稿，同年付印一半后，因战事而中断，后经叶圣陶提议将二稿和三稿之各半合成此书。朱先生的《大纲》是一部评述文学批评史各时代人物的著作，起自孔孟，迄至清末陈廷焯，或一人一章，或数人一章，不标时代流派，体例上十分统一，同时也表现出教材的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特点。在叙述方法上，作者以慎思明辨的态度，采取了“远略近详”的方法，简要勾勒了从周秦至清代的文学批评发展概貌。朱自清先生评之为“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长处在能够根据客观的态度选出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评家”（如张戒、叶燮、纪昀、金圣叹、李渔等）。作者还用现代文艺观点来诠释古代文论家，如称殷璠、司空图是“为艺术而艺术”，称白居易、元稹等是“为人生而艺术”等。朱著的另一长处是比较重视近代文论的研究，填补了早期批评史研究中的空白，在近代文论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傅庚生先生的《通论》则直接借鉴现代文学理论，以“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等理论范式结构其作，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对理论体系的探索精神。此外，在文艺思想史方面，日本汉学家竹田复的《支那文艺思想》（全书以儒家、道家的文学观分类叙述）经隋树森翻译，于1944年3月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出版。断代史方面国内则出版了万迪鹤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据陈玉堂编《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版）称万著于1941年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具体情况待查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