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悲剧中，反映人和命运的冲突时，总是把个人的悲剧遭遇归因于命运的捉弄，相信命运无所不在的威慑。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就把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最后导致悲愤欲狂、刺瞎眼睛的悲剧结局，看成是命运的捉弄，是由于拉伊俄斯的罪恶而命中注定了他的儿子俄狄浦斯的悲剧。这种命运观念带有迷信性质。这种命运悲剧的唯心主义性质同这些悲剧产生的年代的社会条件、自然科学水平的状况是相适应的，同对社会对自然界认识的愚昧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把《雷雨》中人物命运的悲剧看成是这种命运观念的产物。
的确，《雷雨》中的一些人物的命运是太巧合了，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命运在捉弄他们。三十年前，鲁侍萍被周朴园抛弃了，险些悲惨地死去；而三十年后，又好像是鬼使神差地他们再度重逢。岂仅如此，她的女儿四凤又在重蹈着侍萍的覆辙，而这个“爱”着自己女儿的人却又是她的亲生儿子周萍。这些，似乎都有一种神秘的命运主宰着。于是，也就有人认为《雷雨》中这种悲剧命运的描写，是易卜生《群鬼》中所谓“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到报应”的“自然的法则”在驱使着。其实，易卜生的《群鬼》也并不是宣传那种遗传的命运观念，把人物的命运诉诸报应之类的“自然的法则”。透过欧士华的生理遗传的影响，在这个年青人的悲剧中，依然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不可医治的病态，他的悲剧是客观的社会关系造成的。而在《雷雨》中，鲁侍萍的悲剧遭遇真实地表现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不幸人们的痛苦，人物命运的巧合性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物命运的残酷性。作家把日常生活中的阶级压迫的残忍和冷酷戏剧化了。对于鲁侍萍说来，她本身所遭受的欺凌和蹂躏已经相当悲惨了，她最恐惧的是怕女儿重蹈覆辙。但是，她最担心的事犹如晴天霹雳般地发生了。这样，鲁侍萍不但在同周朴园的重逢中重新咀嚼那三十年来未曾减却的人生痛苦和屈辱，而四凤的重蹈覆辙更使她不得不在未曾愈合的伤痕上又插下了新的刀刃。当她悲天怆地喊出，“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于是便有人把侍萍的宿命的悲叹看成是作者宿命论的反映了。我们认为，恰是在这样的巧合的戏剧安排之中，透露着作家对现实生活中某种具有必然性的规律的探求。只要那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被压迫人民的命运就暂时难以从那“残酷的井”中挣脱出来，因此，他们的悲剧就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雷雨》中那些看来是为神秘命运捉弄的地方，都惊人地反映出剥削阶级造成劳动人民悲剧的必然性，从偶然反映了必然，从个别反映了一般，获得它的普遍的意义。这正像杜勃罗留波夫说的：“把崇高的思想自由地转化为生动的形象，同时在人生的一切最特殊、最偶然的事实中，完全认识它的崇高而普遍的意义。”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页166。在《雷雨》中是有着作家独特的生活感受所凝聚起来的哲理的光辉的。他虽然不能明确指出那个主宰着这宇宙里斗争的是什么，但是，从整个剧情的发展中却对造成劳动群众悲剧的剥削制度提出了控诉。
在曹禺对宇宙的憧憬中，深刻地反映着他的苦闷，他渴望找出打开宇宙斗争奥秘的钥匙，但不能得到它。这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年青作家来说，为此苦苦思索而变得焦灼不安了：“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青，我有着一般年青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击着自己，如同肚内错投了一副致命的药剂。”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这种追素问题答案的紧张和焦躁，痛苦和不安都一起注入《雷雨》之中了。请看他笔下的人物吧！无论是蘩漪、侍萍、四凤，还是周萍，都烙印着作家这种苦闷的印痕，他们挣扎着、抗争着，但等待他们的是“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当作家自己还看不到一条明确的道路时，他又怎能为自己的人物指明一条出路呢？这种苦闷是由于作家没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而产生的，也是由于作家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缺乏正确理解而引起的。
我们也不能回避作家宿命论的问题。曹禺对宇宙的憧憬中，就其思索着的内容来说是现实的，其主导倾向是唯物的；但按其形式来说又带着神秘的色彩。当他不能对宇宙里斗争的主宰作出科学的回答时，就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有些神秘了。他越是“睁大了惊奇的眼睛”观察到现实斗争的残忍和冷酷，越是对现实探本求源，便越是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似乎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主宰着这一切。他说：“写《雷雨》，我不能如旧戏里用一个一手执铁钉，一手举着巨锤青面红发的雷公，象征《雷雨》中渺茫不可知的神秘，那是技巧上的不允许。”同上。所以，《雷雨》中是有着这种神秘气息的。当《雷雨》的悲剧走向结局时，特别是当周朴园最后出场宣布了侍萍的真实身份，几乎在场的所有人物都发出了宿命的浩叹。鲁侍萍原就表现了她的宿命思想，她呼喊着“天”，并不奇怪。蘩漪也惊愕周朴园这突然而来的宣布，喊出“天哪！”周朴园把侍萍重新找到周家门上来说成是“天命”。一个老仆人也说这场悲剧是“天意”。四凤向着周萍怪笑着忍不住地喊出：“啊，天！”在这场戏中笼罩着浓厚的宿命的气氛，使这悲剧的结局带上神秘的色彩。约翰·霍华德·劳逊说：“戏剧的高潮，即全剧最紧张的一点，最完整地表现了剧作家心目中的现实发展规律。高潮通过一次平衡状态的变——它创造出力量间的新的平衡——而解决了冲突；促使事件变得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正是剧作家所认识到的必然性，它表达了动作的社会意义。”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页225。正是在《雷雨》的高潮中，更突出地暴露出作者思想的局限。当他还不能深刻地科学地把握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时，又怎么能指望作家对他的人物的前途和斗争的结局作出科学的回答呢？在这里，他对宇宙里斗争背后主宰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渺茫不可知的神秘”感便产生了作用。他把这种不可知的神秘感也戏剧化了。
但是，我们不认为作家是相信宿命论的。当他所面临的社会冲突十分激烈而残酷，同时又不可能给予科学解释时，就可能被逼得退向不可知的神秘主义。因此，从哲学意义上看来，我们不应当否认《雷雨》表现出来的宿命的神秘色彩，这正是作家世界观中不可知的唯心主义因素造成的。同时，我们又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归结为宿命论。这是因为曹禺始终是面对着残酷的现实，他从现实生活出发并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提炼他的艺术形象的，他的方法是科学的或者是比较科学的，他深入到现实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去，因此，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他对现实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和必然性的理解。即使在弥漫着宿命的神秘色彩的悲剧结局中，也使人们看到《雷雨》悲剧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个悲惨的结局归根结底是客观社会条件使然，是周朴园所代表的剥削制度的罪恶造成的。总之，曹禺把他对宇宙的理解的科学的方面和局限的方面都一起戏剧化了。他自己的哲学创造了他自己的戏剧天地。
这样，在《雷雨》中，我们便看到了为作家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热情熔铸起来的创作个性。一方面有着作家对现实世界阶级斗争及其残酷性的真实描绘，展现着他对支配现实斗争的规律的探寻，表现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某些必然性的认识；一方面又表现着他苦苦寻求，但找不到宇宙斗争隐秘的焦灼和苦闷。因之，无论是《雷雨》的环境描写，人物刻画，场面和情节的安排，都显现着作家的创作个性。“被抑压的愤懑”，“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的破坏旧世界的激情，以及未能找到对宇宙斗争隐秘的焦灼和苦闷，都注入《雷雨》的环境氛围的描绘之中。他所塑造的悲剧人物都有着曹禺的创作个性的特征：“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典型环境里，它的悲剧人物都在拼命挣脱，但都难以逃出“那残酷的井”，而这些悲剧人物都有着被压抑的痛苦和愤懑，作家总是深入他们痛苦的内心世界，抒发着他们各自的感情。在《雷雨》中，作家自己的哲学不但点燃起自己的热情，而且作家自己的热情又在加强着渲染着自己的哲学，化为强烈而激荡的思想力量。他的戏剧的世界为作家雷雨般的热情拥抱着渗透着，显现出《雷雨》的紧张而热烈的抒情风格。
我们分析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并不是笼统地肯定作家的创作个性，它是有着偏颇和局限的。在特定意义上说，任何创作个性总是带有偏颇的，特长和偏颇也总是结伴而生的。只要回顾一下自20世纪初中国话剧诞生以来的历史，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剧作家像曹禺这样带着强烈而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自己的创作风格出现在话剧舞台上。因此，当这个具有自己创作个性的作家出现在话剧史上的时候，它征兆着中国话剧开始走向它的成熟阶段了。
二深刻的现实主义悲剧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曹禺是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出现在中国话剧史上的。
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截至《雷雨》的诞生，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位剧作家在一出戏里写出如此众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写出如此真实而深刻的悲剧作品。的确，《雷雨》不像有些左翼作家的剧作，有着鲜红的色彩和高亢的革命音调以及呼着革命口号的革命的主人公；但是，它却在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中反映了旧社会的现实关系，展开了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图画，从而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
《雷雨》写于1933年。剧本所反映的时代，大约是从1894年到1924年这段历史期间。（在第二幕，周朴园曾问鲁侍萍：“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鲁说：“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据此，我们判定该剧约略反映的时代。）这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其间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加速着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地主兼官僚资产阶级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畸形产物，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人民革命的浪潮前仆后继。无产阶级日益发展着壮大着，最终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它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广大的劳动人民依然呻吟在豪绅统治之下，暂时处于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之中。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代，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30年代初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见毛泽东书写鲁迅诗《无题》后记），也如鲁迅《无题》中所说，那是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代。革命的高潮在母腹里孕育着，人民的反抗怒火在地下奔突着。时代的低气压虽然是郁闷的，但却呼唤着雷电的爆发，预示着大雷雨的袭来。曹禺以其对时代的锐敏感受，把他的感受结晶为雷雨的艺术形象，在整个的戏剧气氛上透露出时代的精神。
《雷雨》，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家庭剧”。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的动荡不安往往可以显示着社会的动态和趋势。《雷雨》以其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从周、鲁两个家庭的纠葛深入进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前后三十年之间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它以特有的透视力和剖析力，展示了畸形的具有强烈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的罪恶，从家庭的残酷和腐败透露出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
周、鲁两家是有着它们的典型性的。它们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两极趋势。周朴园的家是一个由封建宗法家庭转化成功的资产阶级家庭，而鲁侍萍的家则是在社会剧变中被抛到一起而拼凑起来的家庭。这两个家庭都是中国社会加速着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的畸形产物。《雷雨》的戏剧冲突正是建筑在周、鲁两家基本对立的情势上。曹禺把《雷雨》的故事安放在长达三十年的背景上，他企图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上，揭示这两个家庭两极分化的历史渊源，使全剧的悲剧冲突在历史积累酝酿中得到它爆发的力度和深度。
尽管从外部表现形式看来，《雷雨》的情节线索是一具由血缘亲子关系结成的错综交织的网，但在其三条主要情节线索上却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一条是周朴园同蘩漪的矛盾，反映着封建势力的禁锢压迫和资产阶级对爱情、家庭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斗争；一条是鲁侍萍、四凤等同周朴园的矛盾，则深刻地反映着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不幸的人民同剥削阶级势力的斗争；一条则是鲁大海同周朴园的矛盾，反映着工人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剧本是以蘩漪和周朴园的矛盾冲突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只有从这条矛盾线索上整体地把握《雷雨》的错综复杂的纠葛，才能深入揭示出《雷雨》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以及矛盾冲突的典型性。
周朴园究竟是怎样一个代表人物？周朴园的家庭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一般评论都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认为周朴园的家庭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作家强调周朴园是“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第3卷第1期。，最近作家还说：“周朴园这个人很坏，他是地主兼官僚资产阶级。”胡受昌：《就〈雷雨〉访曹禺同志》，《破与立》1978年第5期。这些，对我们研究这个人物是有启示的。周朴园所建立的家庭是一个专横冷酷统治的家庭。这个家不像巴金的《家》所写的高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宗法的大家庭，但是，它和这样封建家族的传统道德、传统秩序有着一脉相传的深厚联系。同时，它也不像《子夜》里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本家的家庭，但它却压榨着工人，同官警有着牢固的政治关系。这个家庭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杂交的畸形物，它以强烈和浓厚的封建性为特征，周朴园妄图维护的正是那种封建的大家庭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