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爸》是韩少功的代表作，也是寻根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当寻根文学作家，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意识到民族的、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既能使本土文学获得再生的资源，又是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一条重要途径后，民间文化的本源性内容便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了重要的审美意义，边远蛮荒地区的风俗人情、民间传说以及与民间传说相关的行为方式等等进入了小说的世界中。这种文学现象在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又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这种现象表明：自196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以政治意识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由于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体现“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文化、人性的因素，文学的审美境界缺少活泼、新颖、丰富的感性特征，而这些寻根文学作家的探索，正是在对以往的“反拨”中，使“个体”在历史中的觉醒，复苏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在《爸爸爸》中，我们看到一隅边地的山民，有着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源于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心理和习俗，譬如取蛇胆、放蛊、奇怪的语言表达方式、大胆的情歌……，这些内容在审美的意义上有着奇异的魅力，突破了“规范”的限制，有着深厚的丰富性，特别是他们的日常行为方式总是被他们独特的神秘“信仰”所主宰，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幽深。为了祈求丰收，他们相信“杀人”祭谷神的力量，他们也相信巫师说的话——年成不好是由于鸡精作怪，而去炸掉鸡头寨的鸡头，鸡尾寨的人则相信炸掉鸡头对他们不利，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致使两寨的青壮劳力死去多人，那些老年人则自愿死去，他们面对东方而坐，坦然的去死，他们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其他人的生，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自然带有“荒诞”的意味，但荒诞中却感受到了蕴含于民间中的生存本能和力量是如此强烈。当他们唱着歌向远方走去的时候，“男女们都认真的唱，或者说是卖力的唱。声音不太整齐，很干、很直、很尖利、没有颤音，一直喊得引颈塌腰，气绝了才留下一个向下的小小滑音，落下音来，在接下一句。这种歌能使你联想到山中险壁，林间大竹，还有毫无必要的那样粗重的门槛。”这用“生命”喊出的悲壮之歌，并不仅仅是一种仪式之歌，而是包含着一方水土中的生存的人们特有的精神世界，这精神作为复苏了的一种审美意识，使人更深刻的感悟了历史、民间、人的生存过程。
韩少功的“寻根”是有着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贯穿其中的，也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⑤，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涅槃和再生。在这样一种艺术的追求过程中，他的文化使命感，使他在把“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意义在民族文化重造的过程中呈现出来时，总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存在，在寻找、呈现的过程中，表现出某种批判精神，这一点典型的体现在《爸爸爸》中“丙崽”形象的塑造。“丙崽”是生命的象征符号，“他象征了人类顽固、丑恶，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命自在体，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已经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只会说“爸爸爸”与“×妈妈”两句话并永远长不大的人，一会儿被当作奉献神灵的祭品，一会儿当作指示迷途的神灵，在经过一场种族几乎灭绝的大劫难之后，独独丙崽不死。这里虽然包含着韩少功对神秘生命的理解，同时也表现出他试图从民间文化形态的“自在状态”寻找民族文化的某种“糟粕”的东西，这就是“人的自觉意识的迷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韩少功的《爸爸爸》始终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醒的理性自觉，表现出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双重态度：一方面潜入民间的幽深与丰富中寻找着民族文化的真谛，一方面又在寻找中批判着它的“劣根性”，民间的审美因素则在对撞中闪现出了熠熠光彩。
三
莫言是1980年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存在。他的《红高粱家族》的审美世界——源于民间、富有生命活力而又具有现代精神的艺术世界，不仅可以使人触摸到中国本土——民间文化复杂性的根底，而且可以体味到源于一方水土的民间艺术想象是怎样凝聚起了相互对立的诸多因素——卑鄙与高尚、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等等，呈现出文本难以阐释清楚的“藏污纳垢”形态，因此从民间的角度也就能够更准确的看到莫言小说的意义。
小说的写作是从叙述开始的，没有叙述也就没有小说。小说叙述可以由多种方式：有现实性叙述——尽可能客观、真实的叙述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人物与事件；有想象性叙述——在激情驱使下使人物形象恣意妄为，获得超越现实空间的艺术世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则是一种民间叙述。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誉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这个开头清楚表明了莫言或者说叙述者所具有的民间身份，他所要展开叙述的三个人：爷爷（余司令）、奶奶、父亲与“我”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民间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在民间乡土社会中没有比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更密切的了，“血缘”维系着生命、责任、义务，同时也维系着情感、道德与良知。在乡土的民间社会中可以背叛朋友但决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先，否则就是一个被民间乡土社会所唾弃的罪人。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叙述者以这种身份展开叙述就决定了莫言小说的叙述是属于民间的最本色的一种方式，这种最本色的“民间叙述”可以使他充分的表达自己源于民间的体验和感受，因为在“血缘”链条上，他的任何叙述和言说只要他觉得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别人的闲言碎语毫无意义。正是叙述人这种通过“血缘”关系把自己纳入民间乡土社会中的彻底“民间立场”，决定了《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他写爷爷杀人放火、写爷爷与奶奶在高粱地里做爱、也写他们与日本鬼子的血腥战斗以及爷爷抛弃奶奶和恋儿的婚外情和奶奶为报复爷爷投入铁板会头子黑眼的怀抱……，与此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她）们健壮的体能、强壮的气魄，敢爱敢恨，重生轻死的民间情怀。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由此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题首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拔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在莫言《红高粱家族》中与这个本色的民间叙述人相联系的是还有一个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叙述者经常在文本中对人物、事件加以评说，这个叙述者所运用的语言是现代性的，与“民间叙述人”所运用的语言似乎是间离的。譬如在写到缠脚时，叙述人这样讲的：“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个裹脚布长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在写奶奶恨过、爱过、战斗过，被日本鬼子的子弹击中之后，叙述人说：“奶奶被子弹洞穿过的乳房挺拔傲岸，蔑视着人间的道德和堂皇的说教，表现着人的力量和人的自由，生的伟大爱的光荣，奶奶永垂不朽。”这种叙述显然说明叙述者在沉入民间的时候，并没有被“民间”的丰富和驳杂所遮蔽，而是有着一种现代人的立场，由此去认同民间社会中蓬勃生长的民间精神，发现过往历史中民间精神人格与当代人相通的地方。“民间”通过叙述人的双重身份所运用的语言在间离中的内在统一，转化成了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资源，形成了莫言“批判的赞美和赞美的批判”（莫言语）的艺术态度和人生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是一个“民间的现代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