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蛇是更开放的，对于茅盾等人所介绍的新浪漫派或未来派艺术，认为“是进步的、是入世的、是积极的”《星期》，第18期（1922年7月）。。在称赞冰心时说“欧化的语调，未尝不可以学”。又说：“我很希望旧派作者从速觉悟，改良一下，也希望新派作者，不必矫枉过正。”《星期》，第19期（1922年7月）。其实要求新派“不必矫枉过正”，已含有认同其大方向之意，而要求旧派“从速觉悟”，其口气也颇为严厉。值得注意的是，灵蛇的言论刊登在7月里的《星期》上，而同一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则显示其“铲除”旧派“这股黑暗势力”的决心，等于拒绝与旧派对话。事实上在文学研究会方面，郑振铎早就表明新旧之间决无“调和”的可能。见《新旧文学的调和》，《文学旬刊》，1921年6月10日。
在新旧论战中，“星期谈话会”可说是审慎而充分地表达了旧派的文学立场，即维护本土文化，虑及文化传统的现状与前途，而不满新文化当中唯新或唯西是从的倾向。一般来说他们就事论事，注重经验和感性，不高谈主义，好处是对于新旧不一刀切，反而有开放的襟怀，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更为现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说方式，大多持存疑、讨论的语调，不仅受到商业规范及文士优雅传统的约束，其中还具备某种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
五、私人领域：“半月谈话会”栏目
1921年3月《礼拜六》复刊，王钝根（1888—1950）和周瘦鹃为主编。9月间周退出而自起炉灶，创办了《半月》杂志，直到1925年11月停刊。“半月谈话会”始于1922年9月，既取名“谈话会”，从周瘦鹃与包天笑、王钝根的深刻渊源来说，无疑自承谱系，含有自由批评讨论的意味；且在杂志办了一年之后才开辟“半月谈话会”，似乎也是跟进包氏的“星期谈话会”。但可怪的是“半月谈话会”的讨论和批评既不涉及时政，也远离于新旧文学之争，却成为一种同人间的聊天室，既未与《星期》同调，对于他的《自由谈小说特刊》来说，也是一种逆转。
造成这一转折的有内因也有外因。一个突出现象是在茅盾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之后，将近1922年年末时，新旧文学争论告一段落，主要在旧派方面已经偃旗息鼓，对于新派不再作正面遭遇。正如有的学者注意到，此时鸳蝴作家们“保持了出奇的沉默”。栾梅健：《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页184。这与其是由于茅盾等人的攻击，不如说受到更为强势的政治与文化压力所致。即正当新旧酣战之际，民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推动“国语运动”，自1920至1923年一再颁布命令，先在小学后在中学高中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同时令白话进入“共和国教科书”，由此文言失去主流地位，而新文学运动也因此受惠如虎添翼。这对于以维护文言作为理论主柱的旧派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使他们失去了理论依据。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页107—122。
王风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一文中细述了胡适、钱玄同（1887—1939）等《新青年》同人如何一边提倡“文学革命”、一边积极参与教育部所领导的“国语运动”的情况。该文深刻观察到“改‘国文’为‘国语’，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合流的最大成果，同时也是确立白话地位最关键的一环”。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612。当1923年全国高中也改“国文”为“国语”时，“国语运动”可说是大功告成，对于旧派来说大势已去。事实上新旧双方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小说月报》的革新本身便占据上流，意味着印刷资本与大学资本的联手，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在迫不及待地准备新的国语教科书，以图抢占市场。1921年茅盾说：“西洋各国国语成立的历史，都是靠着一二位大文学家的著作做了根基，然后慢慢地修补写正，成了一国的国语文学。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始试验的时候，实在极需要文学来帮忙。”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2卷2期（1921年2月）。载于《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页28。这段话透露出新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是实际上是“国语运动”帮了新文学的忙。不是后面国家力量的操作，无论他的文学理论怎么普世高妙，恐怕也收效甚微。
从内因方面说，在新旧之争中周瘦鹃就打算有所突破。1921年7月《自由谈小说特刊》刊出他的《说消闲之小说杂志》一文，表示办杂志要坚持走“消闲”路线，像英国的《海滨杂志》（TheStrandMagazine）或《伦敦杂志》（TheLondonMagazine）一样，能面向大众，另一方面部分地接受了新派的“专研文艺”的主张，“常思另得一种杂志，于徒供消闲与专研文艺间作过渡之桥，因拟组一‘半月’杂志，以为尝试”。确实，《小说特刊》于8月停刊，《半月》便在9月问世。与同时期消闲杂志如《礼拜六》、《游戏世界》、《红杂志》、《红玫瑰》等相比，它独创一格，不光刊登文学作品，也不光追求娱乐，而有意切入都市文化，打造时尚景观。《半月》组织了不少专号，如《家庭号》、《爱情号》、《儿童号》、《离婚问题号》、《娼妓问题号》等，皆以“小家庭”（thenuclearfamily）为中心，涉及个人与社会的种种问题。周氏号称不断“花样翻新”，如开辟“妇女与装饰”、“半月家庭菜单”、“上海社会的新写真”等栏目，都与都市日常生活相关。另辟“影戏场”讨论和批评新兴的电影工业，“妇女俱乐部”发表女作家作品，还组织“儿童照片比赛”，或是“趣问趣答”，请读者讨论“一男子同时可恋爱两女子否”之类的问题。
经过20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之后，旧派几等同弱势文化，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成为政治不正确。1922年9月出现的“半月谈话会”，对于旧派来说，标志着某种转折，与“自由谈话会”或“星期谈话会”相比，意味着文学公共空间的收缩。尤其是周瘦鹃，在论战中已被新派批得伤痕累累，此时不得已保持沉默，却坚持走自己的既定路线，专注于内部自身的完善。“半月谈话会”取一种守势，密切配合《半月》自身的宗旨，通过读者来信或同人间的讨论和批评，显示趣味的分享，凸显杂志关注都市文化的亮点。而凸显的方式是美学化的，看得出从内容到形式都精心策划，发表的不是笔记式的片言断简，而是长短不等风格化的文章，因此“半月谈话会”本身是一个窥视杂志风景的亮丽窗口。
小说批评的作品当然是以发表在《半月》上的为主，读者来信有赞美，也有商榷；有的寄自南京或广州，说明杂志无远弗届。批评时常出自同人手笔，如马鹃魂的《品兰小语》对于周瘦鹃的小杂志《紫兰花片》中的作品逐篇评点，在提供阅读要领，也旨在培养一种欣赏习惯，表明文学阅读应当是轻松而优美的，具有陶养自我的功能。如把《紫兰花片》形容为“娇小玲珑，仿佛一个情窦初开的好女郎，妩媚里带着天真，又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白玫瑰。近萼处泛着微红，轻笼淡雪，冷艳凄香，足使人见了回肠荡气，无限低徊”《半月》，2卷11号（1923年2月）。。这样的吹嘘近乎肉麻，却概括出杂志的美学特征，那是软性的、情色的，白话流丽而不欧化，更与概念化的“主义”绝缘。
所谓“好女郎”的修辞是富于诱惑的，暗示了同人之间的亲昵关系，事实上这也体现在一般读者与《半月》作者之间。如某读者说：“瘦鹃的‘鹃’字，可以改作‘娟’字。后来瘦鹃自己也很情愿变作女儿。我想瘦鹃这一来，不妨把瘦鹃的‘瘦’字也改一改，改作‘秀’字。”《滑稽名字话》，《半月》，2卷22号（1923年7月）。他们喜欢在作者的名字上做文章，互相间开些雅谑的玩笑，像把“瘦鹃”变成“秀娟”，却模糊了性别界限。本来旧派作者的名字就是花啊鸟啊之类的，如胡亚光在《滑稽名字话》中把严芙孙读做“猢狲”，也模糊了身份认同。《半月》，2卷16号（1923年4月）。在集体分享“滑稽”时，这些作家似乎自甘平庸，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传递着那种普世的同情价值，而模糊身份的戏谑也是一种爱无疆界的隐喻。李海燕在一篇论文中把早期鸳蝴派小说的“伤感”特征与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空间”理论相联系，认为那种“伤感”蕴涵着普世人性与伦理价值，构成某种资产阶级的“爱的社群”（thecommunityoflove）。HaiyanLee，“AlltheFeelingsThatAreFittoPrint：TheCommunityofSentimentandtheLiteraryPublicSphereinChina，19001918，”ModernChina，Vol.27，No.3（July2001），pp.291327.如果这是民国初期的情况，那么在《半月》上的“爱的社群”就不再是伤感的，而是欢愉的喜剧性的，映射出对都市前景的乐观展望。正如新文学在建立自己的读者群体，旧派也是如此，而经过新派的批评之后，《半月》似乎故意逆流而上，干脆发挥“文人”特色，使文学走向商品化。
把杂志比作情人，是一种从《礼拜六》就开始的销售策略，在《半月》那里更有所发展。其封面由胡亚光设计，每期总是一幅彩色的时髦女郎画，内室的装饰富有品味，画面与印刷都堪称精良，在同类杂志中首屈一指。读者可以窥视她的独处，滋养的狂想中不光是美女，更是都市“小家庭”的黄金梦。在杂志的流通中衍生出新的传说，有关资产阶级的“爱的社群”的形成。如读者俞梦花说，自从他得到《半月》之后，封面上的“妙龄女郎”便成为他的“娉娉婷婷的好姊姊”，在寂寞中得到安慰，甚至“再也不想出那祖父的酒席了，再也不愿意和母亲到花园里去踏月唱歌了”《我爱半月》，《半月》，2卷1号（1922年9月）。有意思的是这发生在一个人伦关系和谐的家庭中，《半月》却开辟了一种属于个人隐私的阅读空间。这种爱的表征也成为小家庭的粘合剂。如濮残菊来信说，他是个打工仔，买不起《半月》，只能望洋兴叹，而他的未婚妻却每次将杂志寄给他。他说：“就中不但长进我个人的学问，并且足以增高我俩的爱情热度。饮水思源的想来，《半月》有功于我俩的爱情着实不小咧。”《半月与我们俩的爱情》，《半月》，2卷16号（1923年4月）。《半月》有别于纯粹的商品，而含有文化意义，正如作者们孜孜不倦地从古籍中找出出典，咀嚼一番新意，或轮流担任“半月文虎”的栏目，引用古典诗词，将半月两字嵌入谜面。当然博学也是文人的特性之一，而杂志的品牌伴随着本土文化传统及伦理价值。“半月谈话会”除了谈小说，也谈电影、美术、摄影等，与杂志的文化取向相一致。特别是张南冷的《杂志评话》和王受生的《印刷话》两文，从印刷技术和美术设计等方面品评各种消闲杂志，并对杂志文化作一种历史的追溯，其中含有对都市文化及自身历史与现状的认识。张南冷：《杂志评话》，《半月》，2卷2号（1922年9月）；王受生：《印刷话》，《半月》，2卷5号（1922年10月）。
作为旧派批评政治和文学的传统，“半月谈话会”反映了旧派文学公共空间的挫折。实际上自20年代初之后，旧派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进步史观与民族主义的压制，在文化上成为弱势。尽管如此，他们坚持走向都市主义，在方式上更灵活，如新旧相容，使用双语，及创造武侠、侦探等新的文学类型，诉诸通俗与大众。其文学消闲的立场必然与愈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或民族主义产生矛盾。有一回周氏在《半月》上表示，有读者寄信给他，劝他在“中国内忧外患”之时，不要“插身”在“陶然会”中吃吃喝喝。“陶然会”是大东书局内部的同事聚餐会。他回答说：“我正为了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时代，纳闷得很，因此加入陶然会中，陶然陶然。如今这位先生要我为青年表率，替国家做些事业，那我可敬谢不敏咧。”周瘦鹃：《陶然会第十一次聚餐报告》，《半月》，3卷9号（1924）。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合潮流，某种程度上却透露出杂志本身的倾向。
六、隐身“读者”：《小说世界》的
“编者与读者”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