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作家中周瘦鹃对于现代大众传媒的认识尤属先进，在1910年代末《自由谈》上发表的《影戏话》中宣称：“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瘦鹃：《影戏话》，《申报》，1919年6月20日，第14版。把小说和电影视为大众启蒙之具，尤其在20年代，周氏身体力行，异常活跃，除《自由谈》之外，还主编《上海画报》、《良友画报》及《礼拜六》、《半月》、《紫兰花片》、《紫罗兰》等杂志，在通俗读物当中皆属上乘。另外作为中国电影批评的奠基者之一参陈建华：《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影戏话〉读解》，载于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期，页53—76。，与电影公司合作，撰写电影剧本、影评或说明书。对于“鸳蝴派”的大众启蒙方面，周蕾（ReyChow）的话发人深省：“鸳蝶派文学之所以具威胁力，并不仅因为它是不道德和没用的，而且还因为它出乎意料地实行着企盼良久的民主社会改革：把阅读能力广泛地普及大众。”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1995），页90。只是须补充的是，正如该派标榜“消闲”文学而诉诸读者的私人阅读与自由选择一样，其文学中的国族想象则以个人与家庭为核心。不光是通俗文学，20年代的电影也可作如是观。强调这一点或许有助于对于民国文化变迁的认识。
周瘦鹃是“知识分子”？这么个提法有点奇怪，或许对于历史学家或文学史家来说，听上去是陌生的。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属于思想史或政治文化的领域，而史家较侧重观念及精英的层面，不怎么关注“通俗”文学；同样在“重写文学史”中“鸳蝴派”虽已得到重新评价，然而其政治与思想的层面尚未顾及。
对于周瘦鹃的文化身份，在民国时期是怎么看的？他自己是怎么看的？他未曾以“知识分子”自居，而自称为“小说家”、“记者”，也一再抱怨自己是一个“文字劳工”，意含为资本所雇用。而在“新文学”家眼中，如茅盾认为他不配做“小说家”，只是一个“小说匠”。更有甚者如郑振铎干脆把周氏等叫做“文丐”、“文娼”。但另一方面，1924年的《晶报》把周氏列为上海一百名人之一，与章太炎、黄金荣，或说大鼓书的小黑姑娘齐名，当然那是市民社会心目中的名流，《晶报》也不过是市民茶余饭后之谈资。不过历史也偶有意外，1937年鲁迅等人号召文艺界共同抗日，也把包天笑、周瘦鹃列为团结对象，周氏自觉与有荣焉。
有关晚清以来文化人与报刊传媒的关系，迄今有不少论述，勾画了中国“转型时代”的壮观图景：现代报刊传媒的兴起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而各类文化人在参与建构新的民族“想象共同体”之时，也在印刷资本主义的机制中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一般把上海“报人”追溯到晚清时期的王韬、李宝嘉等人，在他们那里大众启蒙与都市娱乐兼而有之，有的称之为“洋场文人”，有的称之为“江南文人”。叶晓青：《上海洋场文人的格调》，汪晖、余国良主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页127—132。王敏：《江南文人与晚清上海报刊业》，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一辑，页151—169。现代报刊仿佛是一个漫无边际的话语场域，单在上海就包括大众消闲的《游戏报》、五四精英的《新青年》以及百千种小报，在一些具体论述中则出现“文人”、“知识分子”等不同称谓，有意无意受到文化语码的制约。李今把从事报刊业者统称为“新型文化人”，已注意到身份命名“概念不清”的情况，像创办《游戏报》的李宝嘉被称为“小报文人”，所谓“新型知识分子”则指1920至1930年代“由现代城市文明培养起来”的“海派作家”。李今：《上海新型文化人与出版业》，程光玮主编：《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95—108。如李仁渊把“被追溯为鸳鸯蝴蝶派的创始者之一的”包天笑称作“士人”，与文中“知识分子”之称若即若离。李仁渊：《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载于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245—262。
称周瘦鹃为“文人”似更为贴切，但我想显示一个新的视角，在思维与气质方面凸现属于“文人”的某种特质。如果照魏承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一书中的定义，“知识分子”一词分别为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源自近代欧洲的知识阶层，指一群受过高等教育、具进步思想并对社会持批评立场的人。如该书所列，自晚清至20世纪中历代“知识分子”，香火承传，各领风骚，都符合“独立性”、“超越性”、“批判性”这三条标准。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8—14。不消说，他们以启蒙救亡为己任，在思维与言说方面坐而论道，强调观念、热衷主义，如“五四”知识分子标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与欧洲的启蒙理性渊源深厚。至于在意识深层有人认为他们与中国传统关系密切，像“‘五四’一代作家基本上还是属于新旧过渡时期的文人”，那是另一回事了。
包天笑、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等人的文化实业其实也符合“创新、开放、多元、崇实”的上海文化特征，但相形之下，或许由于他们与印刷资本、都市娱乐关系密切，似乎难以达到“知识分子”的高格调。我觉得这不必勉强，如果把他们称作“江南文人”倒是更合乎历史真实的。在政治上他们皆为“南社”中人，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思想上深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以立宪政治与改良启蒙为守则。但与那些高调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不同之处，是在思维与语言实践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拒绝使用“新名词”，当然也不喜高谈主义，换言之，他们确实是江南文化的传人，在切入都市文化机制的同时，在本土文化的底色中以吐纳融会传统价值的方式建构现代性，甚至在1920年代之后处于思想主流的边缘，仍以“旧派”自居，由是造成与“新文化”之间的分野。
尤其是专擅言情小说的周瘦鹃，1911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爱之花》为其初涉文坛之作，即宣言“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众生皆情人也”，且揭橥“为情而死”的主旨。这一“情”的内涵具本土性，集浪漫与伦理为一炉，很大程度上接续了晚明时期他的苏州同乡冯梦龙的“情教”及明清以来言情小说的真髓。这根“情”线贯穿于周氏20年代的创作中，与各种外来文学思潮互相激荡交融，为表现现代人的感情世界敷演出无数悲喜剧，事实上从感知意识层面来考察，也可看作“情”的本土传统对于现代都市文化所作的响应及其命运。对于周氏来说，“情”也是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就像他在《自由谈》中的时政言论，多属情绪的表述，通过传达“民意”来体现“言论自由”的宪政原则。
如包天笑等人，虽然不像周瘦鹃那样专注于情，但具有相似的地域背景与文化倾向，如王敏说这些“江南文人”是“过渡性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文化背景、口味爱好、社会交往方式，留有很深的传统的痕迹”王敏：《江南文人与晚清上海报刊业》，页104。。关于“传统的痕迹”，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是：其基本特征是在感知与语言书写方面拒绝观念化与理论化，根本上是拒绝外来的“新名词”及各种“主义”。的确他们深受旧教育影响，大多扎根本土，缺少留洋经历，在1910年代新的都市印刷文化兴起时，他们乘势而起，投身其中，伴随着传统的局限。但这些客观因素很难说明问题的全部。周瘦鹃是典型例子。他并非一概排外斥新，在“五四”之前便使用白话，也一贯热情译介西方文学，因此拒绝观念化是偏于“感”性，情之所钟，性之所近，另一方面正如在20年代初“新”、“旧”争论中所表示的，也跟他主观上对于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理解有关，归根到底分享了袁寒云对于“新文学”的隐忧：“如果都照这样做下去，我国优美高尚的文字，恐怕渐渐都要消灭哩。”寒云：《辟创作》，《晶报》，1921年7月30日。
大约到20年代末这批“江南文人”似乎完成了“过渡”的使命。在1928年《上海画报》上有周的《改业》一文，说在西方“文艺家”得到尊崇，而在中国则限于环境而不得不改行，遂言及一批朋友：
……如叶小凤、姚鹓雏投身以入政治界，天虚我生改业为牙粉与化妆品之制造家，恽铁樵改业为医生，王钝根改业为广告家，张枕绿改业为信封信笺之制造者，张舍我改业为人寿保险人，严芙荪改无可改，遽去而卖卜，持一闷葫芦，以糊其口……瘦鹃：《改业》，《上海画报》，第320期（1928年2月6日）。
这些朋友不再以“文”为生，见出这班通俗作家的身份困境，可说是“旧派”文人走向衰微的症状。其实周氏本人也不外于是，1932年离开《自由谈》之后，仍编过一些副刊和杂志，不至于“改业”，但盛况不再，远不如其在20年代的锋头之健。
至30年代初“旧派”仍遭受“左翼”的打击，被贴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定性为“封建小市民文艺”。尽管如此，尚不足以使他们绝望。其真正消亡主要归之于都市文化自身的换血，或归之于他们一向抛心洒血打造的“时尚”和“新女性”的潮流变化。其时新的市民的消费习惯和品味在形成，舞场代替了青楼，“革命+恋爱”小说取代了鸳蝴派“言情”小说，一种新的“海派”文化在兴起，如《良友》、《上海漫画》杂志等更能代表新潮，一面渲染裸女情色，一面排斥妓女形象，在“性别政治”上与旧派一刀两断。伍联德先请周瘦鹃担任《良友》主编，不久觉得周过于守旧，便将他撤换，启用新人梁得所，其实对于新旧换代颇有象征意味。此时旧派在观念、语言上都难以适应这一“新文化”，在商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的“旧文化”也真正被边缘化。
好在他们不像传统士大夫把“立言”看作人生追求目标，能随遇而安。回顾过去二十年里，这批文人何等生龙活虎，如包天笑创办《妇女时报》，以女性为时尚，创办《小说画报》提倡白话文；如徐卓呆从事体育，从事儿童文学，成立影戏公司拍滑稽电影；陈蝶仙编写法律，提倡日常家政；不消说周瘦鹃提倡电影等。使他们把都市文化成为一种创意工业。或许正处于“过渡”时期，游走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颇如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
但历史无情，时值20年代末，当“私人空间”行将式微之时，当初领导过都市时尚的文人纷纷丢了饭碗，不得不“改业”。其实他们本来就游移于新旧、中西文化之间，身份难定，尤其在理论上早被“新文化”击败之后。即使像周氏那样，将“知识分子”按在他头上，仍觉得难于候分候数。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就他们对于传统的“为己”之学不弃不离及游戏态度而言，仍流淌着“文人”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