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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哥哥的心事

梁晓声

哥哥大我6岁,从21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时候,父亲在四川当建筑工,每月工资只有64元,寄回家40元。哥哥要考大学了。6月,父亲回来探亲,他忧郁地对哥哥说:“老大,我快干不动了,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我看,你别考大学了,高中毕业后就找工作吧!”

哥哥却说:“爸,我要考大学,将来考上大学,争取做到不用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在他的压力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到菜市场去帮人卖菜。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惋惜,他们认为,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

不久,父亲返回四川工作了。父亲走后,哥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在众人的劝说下,他带病参加了高考。

哥哥最终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苏联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路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房子。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信,以严厉得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就这样,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愧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回家,来信说要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回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回家。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回不了家。

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

母亲一下子呆住了,手拿那封电报,一直坐到了天明。哥哥回来后,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他不分白天黑夜,终日喃喃自语。夜深人静时,那种喃喃自语对家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刑罚。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用棉团堵住耳朵,母亲开始服安眠药,我也开始服安眠药。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每月能挣40多元啊!这样,家里就能给哥哥交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能获救。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易碎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了;菜刀、剪刀都锁在箱子里。母亲的额上有了一处疤,很深。问及原因,母亲说:“是被门框撞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时,脸色都变了。四弟说,哥哥已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那一刻,我内心对哥哥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次年,我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把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下来,为了能够长期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

母亲临终前,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母亲眼角淌下泪,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死,那样他就不会拖累你了……”我心里大恸,俯身对母亲耳语:“妈,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当天午夜,母亲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二十多年没见过哥哥了,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不禁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立即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所医院,条件很好,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一边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几个弟弟妹妹成家立业,我绝不结婚。可惜,我没完成这个任务,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他病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说了那么长的话。我心一疼,黯然无语。

哥哥起身将酸奶盒扔入垃圾桶,坐下后,问我:“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什么事?”“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你忘了吧?”想来,那个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终记着,显然也一直在盼着。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那样倒也别有一种圆满的滋味在心头。

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更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