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走向反面（未定稿）》，为何要改，可以品味。”反面“，多少含有事与愿违、始料未及的意味，而毛后来愿意强调的是”引蛇出洞“、”阳谋“，亦即一切尽在掌握。但我们的疏证呈现，事情并非那样。从”百花“（一律是”花“）到区分”香花“”毒草“，字眼变迁，昭示毛的思想、意识在此期间经历了自我动摇，这是确凿的。
所幸他是诗人，用了诗一般的句子来描述一项重大政策，这使认识动摇后，能有机会弥补和挽救。虽然”百花“意思明明是凡所开放一律是”花“，但谁也不可能追究”百花“怎么说话间就变成有些是”花“、有些是毒草。终于，毒草说还是成功地补了”百花齐放“的罅漏，使它可应对更复杂的局面。但因为也是比喻性说法，何谓香花、何谓毒草，同样充满随意性，过于灵活，后来为此有扯不清的账：昨天是香花，今天是毒草；昔时毒草，也可以变成”重放的鲜花“。一言兴邦的事，我们或未见过，但一句口号怎样让文学蓬转萍飘，却看了个真真切切。
尽管如此，就其原始含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毛泽东时代一个最好的口号。可惜只实践了半年多时光就束之高阁，终迄七十年代末，都仅为一句口号而已。不过八十年代，它却起了很正面的作用，当时文学变革因有这面旗帜，许多沮抑之图都只得悻悻而罢。
后话按下不表。透过双百口号这一番搅海翻江，我们见识了文学入了当代以后，口号的不可思议的神威。小小的口号，已附着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中枢神经，传导最高端的信息。此时若回想早期文学社团一帮文人所吵吵嚷嚷的口号，哪怕是好像在文坛掀了轩然大波的两个口号论争，只能觉得何足道哉。口号在当代，定得了文学方向，定得了作家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写又如何写。甚至连这些亦属其次。由于关乎权力以至最高权力，文学口号简直还是这方面的生动案例，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口号，也称”全民文艺“。它于l962年5月25日，以《人民日报》社论方式提出，关键性表述为以下一段：
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我国人民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
“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一语引人注目，与社论见报日期联系起来，可知“二十年前”即l942年5月25日，那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不错，社论就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写，引号内文字是它的副标题。罕见的是，作为纪念文章而强调“今天”和“二十年前”不同，并就此提出“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凡对《讲话》略知一二都清楚“工农兵方向”、“为工农兵服务”是其核心内容，而“全体人民都应当……”所云何曰一目了然，不能不说是文艺指针的根本调整，以至改变。
为什么突然有这样一篇社论？我们从头说起。
《讲话》作为毛泽东一生最重要文本，逢十必纪念，这习惯一直延至20l0年代当下。l962年，纪念工作亦以惊人重视程度进行。从2月到4月，北京召集文艺界人士开“纪念《讲话》二十周年理论会议”，目的实际只为写篇社论。之前“由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纪念《讲话》向中央的报告，提出纪念究”。嗣后，2月l2日起，会议在新侨饭店举行。会议本身，按部就班，并无新意。耗费两个多月和大量人力物力，讨论并写成的社论稿，“没提出什么新的尖锐的问题。显得四平八稳”。实则在与会者层面来讲，实属正常，原该如此或只会如此。直至来到周扬那个层次，事情才显出不同。参会的黎之记述：
周扬在看了“社论”稿的第二天，召集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袁水拍到他的办公室。一开口就说：这个稿子不行。接着他似乎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想法，大意是现在时代与二十年前不同了，应该有些新的提法。他的谈话中心思想，就是后来在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题的“社论”里用文字表述出来。
今天“与二十年前不同”的社论主旨，出自周扬之口。而“胸有成竹”显有所指，暗示周扬观点其来有自。
背景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间接也有直接，撮而述之，约略如下：反右以来的“左倾”思潮及其政治经济表现“大跃进”运动，造成严重恶果，民不聊生，经济濒于崩溃。l962年l月ll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到县级、与会人数达7ll8名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并对毛泽东关于缺点和成绩“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论公开提出异议，称应为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乃至不止三个指头。周恩来福建组讲话强调必须展开检讨，“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隐指不检讨党内团结堪忧。而立足于什么检讨，或怎样才能达到团结？他说，唯有“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刘、周所论，体现了高层主流看法。过后毛泽东称之“只讲黑暗，不讲光明”、“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形容为“黑暗风”。也就是说，批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呼声，在党内一时占了上风。纠显变化。当年曾在重庆领导国统区中共文艺战线、建国后逐渐疏离文艺领导而少有发言的周恩来，此一二年间十分活跃，重拾话语权，直接介入文艺的指导，连续发表思想宽松、鼓励探索的谈话，又与陈毅一道推动“脱帽”（为右派分子摘帽）、“加冕”（将知识分子正名为劳动人民一部分）。
如果说周扬“胸有成竹”，这个“竹”，就是普遍主张纠左的中央领导集体，具体而言，首先是积极介入文艺指导的周恩来。后来江青指控“文艺黑线”，将其列在刘少奇名下，实则“是对着周总理的”。就此我过去写有《周恩来时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文艺斗争》，专述周恩来这一段的文艺改良。篇幅所限，于兹从略。
只有l962年，才会出现纪念《讲话》、却强调《讲话》时代已与今天不同的话语。“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口号，明显是对“工农兵方向”的逾越，在“毛泽东时代”，其之异乎寻常毋待多言。口号虽经提出，却因形势迅速翻转而无任何机会投诸实践，对文学现实可以说毫无影响。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触动了当代文学的深层结构，可借以了解口号在当代文学秩序所独具的功能，亦即口号的运用如何隐喻话语权的转移兴替。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位，未有任何改变。然而，借纪念《讲话》提出与“工农兵方向”相异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新口号，这个迹象却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它本身就是一种“改变”。政治系统中的权力消长，不一定直接或首先表现为身份识别，很多时候端倪显现于“仪注”。此系中国古词，无法用现代语替代，恐怕也很难翻译。例，茅盾《锻炼》：“这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定下来的仪注，如果不把两张八仙桌拼起来再盖上一块白布，那会议就不够正式。”中国自古有其举世无双的“礼”文化，所谓“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把上述精神落实为形式或规格，便是“仪注”。古凡国事都有“仪注”，严格遵行，纹丝不乱，现代表面无此“明文”，实际观察正式、重大场合诸般细节，仍可发现不少。四十年前，围绕话语权就颇有虽提出口号等的资格。以发表题词来说，l96S年为雷锋题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均有发表；而“文革”间，可发表题词的仅毛泽东和林彪，连江青亦无此资格。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样一个口号的出现，将《讲话》以来文艺话语权的“仪注”，明显打乱。“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不仅仅是一个陈述，更是可以或勇于陈述的信心显示。其间，以文学口号为文学秩序变易的先声，有意识当作挑战方式和手段来运用，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一切，单从一个“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口号，如果看得还不清楚，抑或言之尚嫌武断，那么当随后又一个口号出现，我们对于话语权借口号而展开的互抗，只会觉得一览无余。
--几个月后，毛泽东通过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刚刚“扭转方向”，马上就出现另一个口号。二者的针锋相对，说明对口号的功用有共同的认识，于对方行事意属有清晰的接收。既然之前一方用口号传递某种信息，现在当话语权又有消长，另一方即以同一方式回敬，宣示否定的信息。这个反击的口号，就是“大写十三年”。它酝酿于l962年底，由柯庆施借对上海文艺界元旦讲话抛出，旋为l96S年的文坛大事：
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大写十三年”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张春桥进行了无理辩解。
此前的文艺改良，是不满建国以来文艺越走越窄，强调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是意在拓宽文艺之路。“大写十三年”深明于此，刻意、针锋相对地彰显“你觉我窄、我却犹嫌窄得不够”，以至声称唯有以l949年以来为已与文学无关，而是政治肌肉的展示。周扬领导下的中宣部，因为执行了文艺改良路线而卷入漩涡。除“全民文艺社论”，之前周扬还主持制订了《文艺八条》，那更是一份文艺改良的纲领，其第一条就包含“题材应该多种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字样。可以说，“大写十三年”的矛头，十分具体地指向《文艺八条》--当然，最终是指向推动、促使《文艺八条》产生的更高话语。
就此特别谈一谈周扬。北戴河会议后，周扬工作“受到了严厉的、也可以说是致命的批评，和根本性的否定”。而他的表现殊为不易。“带头出来坚持《文艺八条》的精神，公开出面抵制和批评柯庆施、张春桥’大写十三年‘的错误的、典型的题材决定论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扬同志”。前此，建国后历次文艺批判斗争，周扬都扮演重要角色，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注意事情的另一面，即在他那个级别，单枪匹马的抵制有没有可能？大家还有一个明显的疏忽，即普遍以为周扬转变发生在“文革”后。实则梳理一下事实，自从l962年直至“文革”落马，周扬的情形按当时字眼已不复有左的表现，反而都是偏“右”的（抵制“大写十三年”仅为其一）。这种“变化”，我自己未获别的线索，只注意到假如并不“孤单”而是“胸有成竹”，他会有不同选择。对北戴河会议后之种种，他尽可以不抵制甚至逢迎，实际选择了抵制。这一点，凡对研究周扬感兴趣者，不要错过。
“大写十三年”，是更左、更严厉时代的信号。尾随其后，有两个批示、京剧现代戏、批《海瑞罢官》和“文革”。从“大写十三年”口号发端，是又一段自成序列的口号史，终由“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口号集了大成。但那里面情形，因为空间完全独占而失去变化，即从研究的角度，可谈处也不多。
以后，是延续至今的文学新时期。说到今日文学之门，实际也由一句口号开启，即l979年四次文代会提出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发现两者实有二三年的距离，直至l977年底，除了对江青等可以指名斥之，文学与“文革”中略无轩轾。l978年才是“变”的开始，但当代文学因为它的特殊规则，这种“变”非得由一个口号来落实和确认不可，于是便有四次文代会上述口号。
它的作用，主要是封存另一个高居文学口号排行榜头名数十年的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
“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周扬介绍并回顾这一变化的历史和认识：
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是和革命的政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左翼就是个政治概念。我们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既然长期以来，我们都提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确实起了革命的作用，为什么现在不要再这样提了呢？是不是过去提错了呢？有些口号过去提过，后来不再那样提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过去的某些口号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发生过副作用，现在情况变化了，又有了过去的经验，不再重复以前的口号，换一个更好一些的、更适合于今天情况的口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口号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更替的，而且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把任何口号凝固化，神圣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有分析。
四次文代会报告，将封存“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理由，讲得更具体：
任何政治家，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
明。不能小看这简简单单的道理，不经“文革”教训，很难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治”，从来只能正确，哪有错的可能；现在，则不但知道会错，且能作为公开认识加以指出，确是诚恳吸取教训。
随“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一起被封存，除了一段历史，还有一种文学形态，如用统一和规约的方式领导、管理文学，对它发号施令，责成它执行行政命令--实际也就是口号自身所依存的秩序。
故而，“二为”新口号乃是二十世纪文学口号史一个最为特殊的口号。一面，它自己是口号；另一面，它又是所有某一类口号的终结者。它在实践中，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具体来说，它的提出，意味着今后在国家层面对文学事业将不再纠缠于口号问题。它以宽泛的指向和中性的用语（“人民”概念），显示了这一点。
由于权力将自己与文学口号松绑，后者那种神秘、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意味，开始解除，人们很快看到了口号作为话语权的耗散。八十年代初，文坛有“干预生活”的口号，它仅系作家自发提出，和组织或权力无关。这在以往岂堪想象？当时，作为文坛领导者的周扬谈起它，只表示他认为口号有“片面”性，“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同时不忘表示不拟“加以限制”，“设禁区，下禁令”。几年后，文学就像经历逆生长，从左联以还一点一点退至二十年代或“五四”的样貌，逮及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文坛上口号一时多如牛毛，应接不暇，然尽属某派某潮自己应对文学现实的策略，谁也不是一言九鼎、号令天下的指针。
不知不觉，口号退隐。新世纪以来，能鼓噪一时的口号，不闻久矣。百年文学史，口号现象有如一次潮汐过程，渐渐涌上淹没沙滩，又沿原路远去。我们尚不及评判古老中国文学通向新生的一次宫缩阵痛是否已经了结，然而可以注意到自口号沉寂以来，文学写作的个性，从语言到理趣都有所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