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现当代文学，可谓一部运行于口号之上的历史。“口号”，《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本词古时即有，唯意思无关，指随口而成的即兴之诗，犹云口占，如李白《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还曾有个“诗能解祸”的故事。当年，王维陷安禄山乱，“拘于普施寺，迫以为伪”，王维“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及“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池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特宥之。”诗题甚长，当中也有“口号”二字：“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亦即临时口头作诗一首（不敢写在纸上），悄悄念与裴迪听。这与“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自然风马牛不相及。后者不是吟诗弄曲，而起于组织的需求，为着群体协调一致而来。
汉语中“口号”词义如何从作诗辗转变成供宣传鼓动时呼喊的句子，我缺乏研究，说不出所以然。以有限的知闻，渊源宜在现代政治那里。现代政治一项特征，是通过群众运动来搞革命。这方面的鼻祖，应属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其中的法国人。欧洲近代社会变革有两个代表，一是注重宪政议会道路的英国，一是擅长街头革命广场政治的法国。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从攻打巴士底狱到巴黎公社，法国足足搞了半个世纪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的社会风暴，让法国断头台在世界出了名，造就出拿破仑这样的共和英雄，法国俨然成了革命政治的样板。其间，口号作为一种新兴文化，不胫而走。大家不妨读《悲惨世界》，看看彼时法国人对于口号是如何脱口而出、念兹在兹。l848年S月初，雨果在孚日广场演说，至今保留着现场记录稿，其末尾是：
让我们用共同的思想团结起来，请和我一起高呼：“普天之下的自由万岁”“世界大同的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维克多·雨果万岁”--长时间鼓掌）这样的场景，如今我们都很熟悉，熟悉程度或已超过法国人，不过我们的确该算是后者的学生。中国开始现代转型的时候，固然从很多国家都接受过影响，但也许都比不上法国。在心态以及性格上，法式革命于我们最中下怀，此有《独秀文存》可证。这位日后的中共创始者，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前，对于法兰西文明的倾心溢于言表，而此实非他个人独到的倾向，事实上，法国“大革命”那种形式，我们普遍怀有天然的亲切感。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毛泽东决意尝试继“农村包围城市”之外另一种革命（他称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便也几乎完全回到了法国样式，鼓励游行、示威、街头对垒、无政府放纵和暴力宣泄。巧的是，当时欧洲以法国为主，也有类似学潮与中国“文革”遥相呼应；历来论此，均指欧洲学生受到了“文革”的影响而称他们为欧洲毛主义，实则叙一叙旧，“文革”的祖宗恰恰在法式社会革命传统那里。
当然，我们亦无须谦虚；我们可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发明的群众运动，到无产阶级手中才发扬光大。即以研究亦未如何开展。归根结底，资产阶级还是并不真心重视群众，其革命虽有广泛群众基础，却始终未形成掌控群众的强烈意识。故于口号这宣传鼓动利器，仅抱实用主义态度，用完拉倒，过即掷之，不肯科学地总结规律。真正从这高度重视起来，有待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之以盛产宣传鼓动家著称，洵非偶然。世上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对于如何高效动员群众，才成为专门的学问，被深入细致地研究。
我读过的两篇口号专论，均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手。一篇是列宁写于l9l7年7月的《论口号》，一篇是l928年刘少奇发表在中共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的《论口号的转变》。列宁那篇写于十月革命前夕，专为布尔什维克及时调整口号而作，盖以其时俄国刚刚发生类乎辛亥革命的推翻沙皇和君主制的共和革命，先前口号是“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俄语“苏维埃”意谓“会议”，故“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含义实为议会式民主，但此时列宁已决定废黜这口号，“在我国革命已经永远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比如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简言之，对布尔什维克所欲达致的政治目标来说，原口号已成束缚，“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所指的斗争，即武装打倒资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论口号》，或许最早发出了十月革命信号；内中特别富于列宁特色的是，他于这场革命的发动与领导，从口号的思考和改变着手。
《论口号》的意义毋待多言，可我们若读刘少奇的《论口号的转变》，又将觉得后者建树犹在列宁之上。文章开篇高屋建瓴：“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其后有缜密的检讨：“我们每每因不能明确观察当时争斗的形势转变并据以转变我们的口号，所以发生了许多错误。”有细如发丝的谋虑：“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有针对性极强的指导：“我们要找机会来改动群众的争斗，来实现这些口号之某一部分或全部。我们要用极敏锐的眼和耳去搜求工厂及乡村中发生的临时问题，如打人骂人、开除人处罚人以及减少工资、延长工时、欠饷、勒索、逼债等，拿来讨论分析，根据行动大纲规定对每个临时问题的简明口号，到群众中宣传鼓动。”以及精确的技巧：“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过早了，群众不能接受或产生惊疑，甚至将群众吓退。不可过迟，过迟了，群众的气势会低落，或群众自动干起来使行动不能一致而至紊乱。有时，甚至只有十分钟是转变旧口号及提出新口号的最好时机。”“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时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有些行动口号适用的时间愈短就愈有效力。口号太多了，太长了，叫得不顺口，意思不明显，不切合群众的要求和心理，叫得太久而至于厌烦……”
甚而学术性质的研究：“口号有不同的性质。有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三类口号区别在于，宣传口号是“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作用是“造成实行这些口号的坚定的执行者和群众基础”；而当实现宣传口号内容的“时机已经成熟”，则以“鼓动的口号”跟进，它将发挥“组织”群众、使之进入“预备去实现这些口号”状态的独特功能；及至准备也已就绪，就要代之以“行动的口号”，这类口号相当于行动指令，起着“最后调集群众，分配任务，配置各种力量”诸种作用，以传布具体决定和任务。
两文相距十一年。短短十一年，从苏俄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口号一物的认识水平，提升如此明显。在列宁那里，所用题目与内容之间，多少有所出入，他实际只是解决革命某个具体口号问题，非如题目所示，含着很多理论色彩。刘少奇文章则向前迈了一大步，理论探讨与可操作性并举，瞻前顾后，无微不至，足称“口号宝典”。
从一般历史的角度，口号于现代中国无论影响多深、关系多密，都属正常多功能而广有用武之地。然而说到在文学之中，口号也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则着实有些特别。一来口号与文学两种事物的性质彼此相左，一乃大庭广众之物，一个本属十足个人化的存在，不应亦不易交集；二来考之于实际，同在现代条件底下，像我们这样文学被口号高度控制、支配与播弄的情形，他国鲜有所闻。
我们百年文学，未尝停止过对口号的追逐。不荫庇于口号之下的作家，凤毛麟角；不借口号张势的文学现象，少之又少。文学史庶几可以简化为口号史。将各文学阶段归诸若干有代表性的口号，基本脉络可以不断。口号变则文学变。口号间的嬗替乃至是最直观的文学演化图。口号的意义大过创作或作品自身，往往先有口号后有作品；且有口号较之无口号，认知度可致悬殊；口号打响，成功过半；久之，甚而养成以口号为标签，顺藤摸瓜的接受方式--读者、批评界先视口号吸引力如何，复再趋近隶其名下之作品……与口号保持高依存度，是“五四”以来文学显明的特征。至其成因，颇为复杂，卒难一以概之。诸如文学社团化、作家职业化、价值崩析与思想冲突加剧、知识者自我反思、社会动荡、民族危机乃至文学内部语言技巧探索……可能都发生了作用。就中若力言其要，文学的群体化趋向和结盟意识，或为根本。现代文学从《新青年》发端，意味深长。它把同人化格局和运作的成功与潜力，以及文人知识者的普遍心理，给以淋漓尽致的揭示。风气一开，纷起效尤，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纵观中国文学，自此几乎没有非社盟的文学。群体化、结盟既为主流，口号兴盛当然在情理之中。对于思想、趣尚、主张的求同，其之实现可繁可简，简易来说，提出一个口号，对内求得统一、对外构成标识，最为迅捷。
文学结盟的目的，应该在于有效地展开文学竞争。但现代文学这样的竞争方式，于历来却是一个逆转。我们所知传统的或通常的文学，竞争仅在个人间展开。中国第一篇文学专论《典论·论文》说：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日：“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一般而言，文学特质在于个性。文人所以“相轻”，亦是个性规律使然。“轻”之所谓，并非心胸狭薄，是竞争意识所致和竞争关系的体现。“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在个性基础上，作家各竭其才，文学于是得以整体不断精进。反之，假如作家间混和流同、摹拟蹈袭，文学很难不失诸平庸，所以有明代批评家概括说：“秦汉至今，作者多矣，不奇则同，同则腐。”
从“文非一体”、“文人相轻”，到现代文学普遍结盟、尚同和趋往一体化，一种规律或常识似乎被打破。但云何若此，却不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代文学的同人热有其特殊原因。那种对于群体的追逐，与其说以成员间思想、趣味何等谐和无间为基础，不如说是要借助联合以争取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二十世纪中国因在“千年变局”的历史关口，各种精神的竞争，紧迫感愈见强烈，耐心却愈见孱弱，人们急于见出分晓，故于个体的力量均感不足，而纷纷谋求集体的存在，借以壮大、提升各自的声音。换言之，尚同并非差异消失，而是从个人方式更多转换于群体方式。
明其缘由同时，从检讨、反思角度也要看见，这确实含着现代中国精神方面一大局限性。我们知道，个性、自我是启蒙话语所高蹈的主题，但空喊之余，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信仰、落到实际，实在要大大打个问号。且不说普通阶层，即自居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何尝曾使这价值观在心中扎根？客观上中国处境的时不我待，主观上对变革结论、结果的急于求成，从一开始就逼使人们不能从容以对，沉稳从个体精神更新着手，而迫切投向于社会改造的方面，冀望假革命之手高效地解决问题，以为这样可以绕开或省略个体价值养成的漫长过程。这种跨越式转型，使我们留下精神品格上严重的先天不足，时至今日，益滋其彰。而对历史实践的影响是，个体依据不存在，个体立脚点缺无，令事情往往诉诸群体层面，借组织化的集体主义运动来推行，大至政经建设，小至移风易俗，都是如此。过去指集体主义为共产主义道德，随无产阶级革命而来，可谓因果倒置。中国并非因无产阶级革命而生长出集体主义，相反，恰好是通过集体主义而趋向无产阶级革命。饱经曲折之后，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历程，颇有反思者呼吁回归“五四”，实则真正反思须连同“五四”在内，许多根源已在其中，如对现代价值观题中之旨的个性、自我等的纸上谈兵、半途而废。
传统上，中国的文学艺术其实并不善于“集体”项目、体裁和题材。我们看绘画，除个别品种（“江山图”“繁胜图”之类，《清明上河图》亦属于此）以外，对人的描绘从来是孤立的、分散的。音乐始终未达成和声概念，各种乐器之发明及制作，都仅供独奏之用，当代“洋为中用”虽搞出民乐合奏，然与交响乐一经比较，则立显其拼凑之实。至于文学，读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知社会性质与观点的乏弱正是古代文学一直的常情。中国自身文学，除了从纲常角度来谈的“载道说”，几乎把文学完全视为个人之物及方式。宋代邵雍有四句《无苦吟》讲文学的源绪：“行笔因调性，成诗为写心。诗扬心造化，笔发性园林。”这种视文学基于个人心性的理解，赵翼《书怀》诗，表达更彻底：“共此面一天，竟无一相肖。人心亦如画，意匠戛独造。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而李贽的形容生动之至：
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遇。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胸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