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是当世名家，著述等身。他1929年生于巴黎，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1952年到1956年任职《经济学人》编辑，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和日内瓦大学等知名学府。主要著作包括《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语言与沉默》、《蓝胡子的城堡》、《通天塔之后》、《海德格尔》、《辩难集》、《未尽的激情》。除了写评论外，他还从事创作，曾获福克纳小说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等。他在问学之路上的传奇经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自传《勘误表》中，他用生花妙笔，呈现了各个师长的形象。
斯坦纳学问道路上的启蒙就不平凡。他在纽约曼哈顿区的法文中学读书时，与另两个同学选择了“古典作品”作为中学毕业会考科目，学古希腊文，教他们的就是在耶鲁大学任教法国文学的古典学者吉恩·波尔什（Jean Boorsch）。斯坦纳回忆说，每周两个小时的课都是“人物之间的冲突和争辩”。这种充满“优雅暴力”的教学法本身就反映了“冲突的活力、对话与辨证的威胁”，使希腊文“生生不息”。这位启蒙老师很有魅力，他在法国当过骑兵，在耶鲁偷养情人，是研究笛卡儿的学者，是将蒙田引入美国学界的先驱。他的教学方法独特，不选“任何傻瓜都可以欣赏”的精品，专采平庸之作，让学生“在灰色地带”能够看清楚希腊语的文法结构和丰富修辞。这种“布局狡诈”的教学方法，让斯坦纳在痛苦中学到了不规则动词的变化，了解到“正是在细节之中，在文法秘密的不规则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直觉的立即性，思想与风格成形的初始”，明白了“句法，动词时态所表现或代表的时间，述词与主格专有名词对固定语言或时代的陈规，都是感情与论点的神经结构”。正是在波尔什所传授的语法分析中，斯坦纳瞥见了“应许之地”： 意识到“西方历史绝大部分和修辞脱不了干系”。对这位恩师，他唯一觉得愧对的是，自己“欠缺毅力及必要的耐心和继续钻研”的精神。
斯坦纳认为，为文“浮夸华丽”是自己的缺点。这也是恩尼斯特·索尔拉克（Ernest Sirluck）在“弥尔顿专题”作业给弟子的“评语”。这位芝大老师，在斯坦纳眼中，“扮演的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学者兼道德家，在专业评断上毫不苟且，对于享乐主义或是作品里有任何嬉戏的迹象充满不屑”。要得到他的首肯，前提是“严谨”、“精确”、“深思熟虑”。他对弥尔顿神学与政治中的拉丁文法，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尽管当时芝大文学研究风气是新亚里士多德派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天下，但他却坚持灌输学生“历史背景、语言学历史、修辞及对文艺复兴和清教徒意识形态的认识”。这种“对抗潮流”的精神对斯坦纳影响很大。斯坦纳认为，索尔拉克是“最接近马克思文学理论精华中历史主义与伦理—政治倾向的学者”。这位老师对斯坦纳的期望值颇高，但斯坦纳认为，相对于乃师提出的“专业严谨”和“道德清白”的准绳，他只有“高山仰止”。
斯坦纳在芝大的时候，还有幸到硕士班旁听了近代大哲列奥·施特劳斯的课程。他记下了第一次去听课的情景。施特劳斯走进教室后，开口就说：“各位女士、先生，早安，在这间教室里，某某的名字当然是绝对无从比较的，所以不会被提起。”斯坦纳没有听清楚“某某”是谁，但那声“当然”让他觉得“仿佛明亮、冷峻的箭已经穿越我的脊椎”。一位好心的研究生为他写下那人的名字：“马丁·海德格尔”。那天晚上，他走进了图书馆，试着读了一段《存在与时间》，但看似最简短、最直接的句子他也无法掌握。不过，“这阵旋风令我晕眩，一个全新、不可磨灭的世界，向我展现它的深刻。我矢志再次尝试。再试一次。这正是重点所在： 引导学生朝向最初超出掌握之事，但其崇高的境界和魅惑之处，却令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简化、平头化、稀释，如今几乎在最优秀的学府里风行起来，这形同犯罪行为。它们要命地屈从于我们所不知的自身能力，对所谓精英主义的攻击，掩盖了粗俗的屈从态度；先入为主地决定我们无法达成更美好的事物”。后来，他写出了《海德格尔》一书，算是对恩师醍醐灌顶的回馈。
斯坦纳认为，在芝大跟着理查德·麦克基恩（Richard Mickean）学习《尼各马可伦理学》也是一份殊荣。麦克基恩虽不是古典学者，也不是第一流的古典哲人，但在美国文化政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公众人物，参与实际政治，也就洞察了政治生活的复杂、矛盾、迫切与张力。他的教学以事例丰富见长，“智识的实践生命，远远超过学院研究”。这与阿伦特的主张异曲同工。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提出了“实践生命”的概念。她主张，实践生命本身有位阶存在。政治家的行动处于最高位，其次是工匠与艺术家的生产，底层则是提供人类生存必要条件的劳动。
在芝大诸师中，斯坦纳觉得最有趣的恩师是艾伦·泰特（Allen Tate）。这位新批评的主将，高耸的额头上青筋暴跳，眼睛硕大如铜铃，带着南方口音，举止优雅有礼，颇有“宫廷风范”，但又带“一丝恶意，造作的沮丧、屈尊的态度”，令人难忘。他是美国大学里教授“创作”的第一人。他以略带悲伤的高傲，暗示学生他教书是为“生计”所迫，诗人应该是精神的祭师，他的王国是另一个世界，而今诗人的卑微，也就是诗歌卑微的见证。斯坦纳认为，泰特对教书虽不感冒，但却不失为一个好老师。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品整合了诗与批评的过程”，强调“模仿代表深入的理解，重点不在形式上的相似，或是原作字词或风格技巧的变化复制，成功之处在于重新捕捉潜在的韵律、深刻表达经验的方式”。作为评委，泰特和艾略特等人将一个诗歌奖颁给了庞德，引起许多抗议，认为他们支持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最激烈的反对者是诗人兼出版人卡尔·夏皮洛（Karl Shapiro）。他指控泰特是“死硬的南方佬、臭名昭著的反民主主义者”，颁奖给庞德，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了批评的正义”。为此，泰特写了一封信要求决斗。在寄信的前夜，他“急召”了斯坦纳这个犹太弟子，垂询这样做“在犹太的信仰与道德背景下”是否合适。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把信送出。但这场事关声名的决斗最后“无疾而终”。
几年后，斯坦纳来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将这则趣闻讲给了亨利福·豪斯（Humphy House），但后者一点不觉得有趣。豪斯以前做过“教士”，为人不苟言笑，“神职的训练在他世俗生活寸步不离”。他做的一切，都是“宗教—道德”的表现，“一个人就是要把事情做对，如果做不到就是有罪，这种罪违反了达到优秀的责任，而正是优秀才使得人类的堕落可以忍受”。他绝对不向庸俗和平庸低头。他尤其痛诋剑桥当时“不专业的表现和讨好学生的风气”。当得知斯坦纳博士论文《悲剧之死》第一版被“枪毙”后，他亲自探访已在《经济学人》担纲编辑的斯坦纳，问他的论文是不是“没有受到适当的指导”。他主动提议点化。对此，斯坦纳非常感怀。尽管意见时常相左，但“我对文本考证、书目收集能力、使用第一手资料及修订所知的一切，都必须感谢豪斯的指导”。豪斯是在斯坦纳通过第二次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几天辞世的，斯坦纳希望老师知道了这个结果，算是对他在天之灵的安慰，也算是对“一位公正之士一丝不苟的正义感”的回报。为了感念师恩，斯坦纳将《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题献给了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