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黄汲清作为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特字号国民党大特务”被揪出来后，一向很注意营养的黄汲清“黄胖子”的全家断了高薪。他从300多元的一级教授待遇．变成了只有每月15元生活费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俩人的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几口人咋个活法？经济的窘境和精神上的打击，使陈传骏遭受了并不比大师轻松多少的严重摧残。丈夫在地下室关押的日子里，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撑着弱不经风的身子焦虑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半天天地等着，那时的她，多么期待能瞅一眼几十年相依为命的老头子，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陈传骏没来得及用那微温的身子为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丈夫偎暖，1969年”九大”后，林彪的“一号令”又把京城搅得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大工贼”刘少奇等走资派被遣送走了，“国民党大特务”黄汲清也没有逃过这场台风。名日“疏散”，可对那些被疏散对象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黄汲清的一女两儿得知后，挽着那瘦得皮包骨的父亲，哭得好是凄惨。一向爱流泪的妻子此次～反常情，她不掉泪，也不说话，只是那双饮满怨伤的眼神久久地发呆着。儿女们吓坏了，商量着如何瞒着她悄悄送走父亲。谁知，临上火车前，陈传骏卷起行李，对儿女们说：“家交给你们了，我跟你们爸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就这样，她用那颗伟大的仁爱之心，伴随丈夫度过了…千多天喂猪生涯。1972年，黄汲清被落实政策回京，时年68岁。那时，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黄汲清摇摇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对儿女们说的：“没有你们的妈，今天你们接回的该是我的骨灰盒了。”
老人今年88岁。比黄汲清小三岁。我第一次到她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疆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噩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我望着这已是耳聋、眼花的耄耋寿星，心里好难过。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永远给她带去依旧的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为大师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有听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地学界的。
地学界的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具体在围绕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而更多的是已经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潘云唐副教授等人给我讲了地学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使我深深地为地学领域所特有的那些“斗争史“而震惊。因为一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深入到一个科学领域，这种结果的残酷程度丝毫不比毁灭一个政党更令人痛心。科学就是科学，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入科学领域，科学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从事各种学科的人的胸怀、动机、品行等等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历史是无法割断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确，新中国的成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从客观的历史分析，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北伐战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等几乎是没有停顿过的各种斗争后才站起来的。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最波谰壮阔的和彻底的-次革命斗争。那么，中国新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新政府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运转，也不是共产党人坐在半空中靠几个口号发发文令就所能成得了的。新政府如果没有几千年来民族祖先遗留下的巨大物质与自然财富，也不去接管当时旧政府的诸多尽管是腐朽与落后得不成其样的烂摊子，那么我扪的共和国电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个强大的地步。
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本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下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灏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查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多年里，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国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等等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八十年代后期才进入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的“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包括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最初始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他的那部地质力学奠基之作《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发表于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个著名发现——“中国第四系冰川”则比此更要早十来年。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在本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在前半个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与探索阶段的艰巨使命，而在后半个世纪则是我们共和国很好地体现了团结和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以他们成熟的科学思想指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矿产资源基地的开发与实践过程。
不汁前人的劝劳，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忘却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地学人材与地质学科研机构方面，新中国政府几乎是将帕政府的那班人马全盘接收过来的。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总人数不足两百人。研究机构主要是一个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下属十几个省级地质调查所，加上李四光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这二百来个人和几个科研机构，在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的历史转折关头，几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后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及再后来成立的地质部，其主要技术骨干与主要领导人都是这一批人。
这二百来位地质科学工作者，为，完好地保存机构，迎接新中国成立，当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的好友、当时任所长的李春昱教授等人为保护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斗争史诗。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勒令各机关迅速撤离。所长李春昱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舂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查所元老秘密商量。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春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作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百号人不透露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会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8000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中，惟独地质调查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查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懒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星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查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灏。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雀所。翁文灏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把地质调查所一手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查所睛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作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现在这位老人仍健在，据说今年已有103岁。）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己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灏府上。当时，翁文灏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丁。”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我在蒋手下于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它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叉没啥地质歼矿的事干，其它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查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与黄圾清一样，是翁文灏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查所前途与命运的此耐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灏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要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了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查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臼，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查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清、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就出国，后一直留在英国，于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坐上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翁文灏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1954年12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北京，终年81岁。
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翁文灏的一大批弟子及他与章鸿钊、丁文江创建的地质调查所，都成了这个部的重要领导人和主要科研机构。不知何故，后来从英国回来的并成了这个杌构主帅的李四光，在领导指挥由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等精心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由李春昱、尹赞勋等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存下来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批人马时，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人，甚至几度分道扬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