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
这一年，作为发现大庆油田最重要的前期工作——松辽盆地石油地质普查全面开始。
虽然不能与当年毛泽东在东北、华北等地摆开同蒋介石反动军队进行“大决战”的架势相比，但作为关系到新中国大工业革命能否顺利向前推进的全国性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其规模、其意义，在身为这一艰巨任务的总工程师黄汲清看来，或许差不了多少。
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结束，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和华北、松辽地区的普查任务，已被批准确定和实施。这之后，黄汲清他们的“普委”开始进入具体操作阶段，队伍的布置，技术力量的分配，一份又一份项目“设计任务书”，都需要细致的过问和敲定。黄汲清忙得连几百米近的家有时都一连几天无暇回去。那时，他身边除了刘敏和年近花甲的谢家荣外，便是清一色年轻人。他们呵以几天儿夜连轴转，谁都不会发一句牢骚。每逢此时，惟一得到奖赏的足敲一次“黄总”的竹杠。那时黄汲清拿的是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多块，町以抵十个大学生的钱，年轻人觉得不敲他亏得很。黄汲清乐了，说请客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必须上“四川馆子”，上水煮牛肉！开始，几位东北籍的年轻人还真被黄汲清的这一招给“治”了。那四川菜，尤其是水煮牛肉里辣子叉多又辣，好几个人败下阵。哈哈哈……看你们还敲不敲我的竹杠了，黄汲清瞧着弟子们的狼狈相，开怀犬笑。若千年后，他的弟子全都练就一口“辣劲”：一两碗水煮牛肉根本不在话下。弟子齐呼：这样下去，先生可要吃币消了！黄汲清摆摆手，笑道：没得事投得事，你们能沾卜“辣瘾”，我高兴。搞地质的人，终年爬山涉水，风餐露宿，辣椒是既可食又防寒的好东西，你们能常吃它，证明就可以多上野外，多为国家找矿找油嘛！弟子们听后大悟：好你个先生，原来请客是为了操练我们哪！
那是一段充满欢快和热情的时光。
黄汲清去世时，距他91周岁生日差8天。人生七十占来稀，像大师这样高龄的人，尽管在生活条件卜分优越的现代社会，电是不多见的。不少对寿星健康原因的调查证明，心胸开朗和舒畅与人的寿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汲清活着的时候，自言一生中有三段时间活得最恨意。第～段是他从大学校门走出后在丁文江、翁文灏手下当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到1935年他留洋回国前的七八年。这一阶段，是他学业成就后在事业上学术上迅速崛起的青春闪光期。第二段是打重庆解放到他亲自组织领导大庆油田等一批国家重要油田和矿产地发现与开采的六七年，这是黄汲清一生中最有成就的黄金时期。第三段起至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开创的“科学的春天”，一直到黄拔清去世前的十四五年间。三个阶段加起来大约三十年时间，如此好时光，对一般人来说或许不算少了，但对大师这样高寿的人来说，似乎并不算多。他的一生中，压抑与痛苦的时光远多于他舒畅与活泛的日子。
美好的时光总是难忘的，黄汲清感慨最多的正是组织与领导大庆油田前后的那段时光。论时间，正好是他一生的中间部位。那是他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重要转折时期。
在本世纪的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人类的大事。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展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战。广大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次选择。此时此刻的黄汲清正在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科学考察与学术交流的途中。他是1948年夏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继后，为了发展中国石油工业，他赴瑞典、丹麦、瑞士，最后到达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地质旅行。在美国的近达半年时间内，他几乎走遍了德克萨斯、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几个重要含油区，并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十几所著名大学和美国联邦及州的地质调查机构进行了学术交漉，由于在本土的儿年实践，加之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论，此时的黄汲清已经由著名地质大师变成为“石油通”了。他渴望自己也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找到苏联巴库和美国加利福尼亚那样的大油田！
1949年6月，黄汲清满怀壮志地由旧金山飞达香港，准备回国。可是，就在他下榻香港的一家饭店时，一位在台湾工作的旧友匆匆找上门来，并当面向他转交了一封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电函。傅斯年是黄渡清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曾是一度崇拜的人物之一，傅与丁文江、胡适都是好友，黄汲清作为丁文江的得意门生，傅自然对黄也格外看重。此次，傅斯年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出面邀请黄汲清到台湾大学主持地质系工作的。傅的电文中语气之恳切动情，真让黄汲清激动了一番。可黄汲清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那弹丸之地台湾呢！包括傅先生他自己在内？往内地一打电话，黄汲清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正在大撤退，把大陆各界名流拉纳到台湾是蒋介石大撤退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不去！搞地质的，就得爬大山，跑大川，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有啥地质可搞呀！”黄汲清把博的电函一扔，毫不含糊地对旧友这样说。那时的香港乱得一团糟，而蒋介石的特务到处都是。黄圾清怕出意外，决定立即抽身回国。
回哪儿去呢？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是他出国前的从职单位，理当回那儿，可听说南京已被共产党解放，地质调查所也被收管。作为曾在旧政府中任过职的知名人士，当时黄汲清心里顾虑很大，毕竟他对共产党不r解。尤其令他担忧的他那位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恩师翁文灏，听说还被共产党列入“重要战犯”之一而逃之天天了。外界的传闻当时也很多，尤其是蒋介石派特务在高层知识分子中放的谣言就更乡。有人说共产党来了，凡在国民党政府中当过官、委过“号”的，不是杀头就得坐牢。黄汲清心想，自己官也当过（地质调查所所长）、“号”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可怎么办？最后，他心一横：管他那个，老子搞地质搞科学是一生变不了的事，任杀任砍听天由命吧。当时他最挂念的还是妻子和三个孩子。有人告诉他，在南京混乱时，他的家人搬到了重庆北碚住。黄汲清再也没有犹豫了，在大陆的人们潮水般向南奔命时，他一手挎一个皮包，顶着硝烟与尘埃，回到了山城。北碚是个距重庆十几里外的小镇，抗战时黄汲清曾作为所长带着中央地质调查所全班人马在此安营扎寨过几年。此时的小镇已是一片凄凉萧条。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坐镇山城还想在此作最后的挣扎。黄汲清记得，那天他正担心在人慌马乱一片狼藉之中的家人会不会走失时，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站在他面前傻笑着。“儿子？儿子——！”黄汲清喜出望外，他放下皮包，张开双臂上前抱住大儿子浩生。
全家团聚在战乱的硝烟之中。那时的黄汲清什么都不想，只要一家五口人平安无事就阿弥陀佛。可偏偏有人要找他麻烦。一天，有两位持枪的宪兵上门了。“黄先生，我们奉命请你与我们一起走。”宪兵显然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位大科学家，说话还算客气。“上哪儿？”黄汲清问。“南边。或者台湾。”“我不去。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司，我还是那句话：搞地质的，就得有自己的地盘，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没法干。”宪兵冷冷地看了黄汲清片刻，没有说话就走了。
没过几天，又来了几个当兵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吉普车，惟一不同的是军装变了样。
“这回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一位当官模样的人说。
黄汲清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只好跟着上了车。
吉普车一溜烟走了，家人的心却吊到了嗓门口。夜色朦胧时，吉普车又回来了。黄汲清跳下车，拉着妻子和孩子就往厘里走，情不白禁地连声说道：“我放心了！我放心了！”
“怎么回事？”妻子问。
“我见到了共产党！”黄汲清滔滔不绝道，“他们都是好人，完全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有几个当官的叫——对，一个叫刘岱峰，还有段君毅、万里、李文彩什么的，他们对我特别客气，对我以前当过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都知道。说让我把散处在西南几省的地质人员找来一起为新中国服务，后天还要让我见一位重要人物……噢，我穿什么衣服去见合适呀？好像共产党干部都没有穿西服的，对，你想法给我买一套中山装。”
妻子乐了：“行，看你高兴的。”
“怎么不高兴？谁让我搞科学、搞地质，我就高兴！”黄汲清一本正经地说。他的那双充满智慧的眼里，流露出固有的天真。
后来会见他的那位“首要人物”便是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两位同龄的四川老乡，一见如故。“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用枪杆子赶跑了蒋介石国民党，可是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再靠枪杆子是不行喽，得靠工人、农民和黄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了！”邓小平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道。“中央令我和刘伯承同志一方面率领部队解放蒋匪残留的地方，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尽快恢复和建设好大西南。搞建设特别是工业生产建设就离不开地质工作。咱们四川老家和云贵康（旧省份西康——笔者注），可是块宝地，有很多矿产资源吧？所以我今天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请黄先生出山配合政府领导和组织好西南地区地地质工作。你看这工作应该怎么做？”
聆听了邓小平的一番话，黄汲清福受鼓舞，说：“应该先把机构搭起来。川、滇、黔、康原来都右地质调查所，是否可以考虑在这基础上组成西南地质调查所。”
“可以。”邓小平当即拍板，并说：“黄先生可马上着手与这些省份的地质人员联系。需要政府出面的随时找我无妨。”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黄汲清被选为委员。事隔不到两个月，西南地质调查所又宣布成立。黄圾清任所长，另两位地质学家乐森碍、常隆庆任副所长。成立郝日，邓小平亲自设宴招待黄汲靖等三人。席后，邓小平单独留下黄汲清。那时重庆市刚刚成立，这个昔日的“战时首都”，是大西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邓小平对该市的工业发展十分关注。当他听黄汲清介绍说重庆附近不少煤、铁矿和天然气资源因缺乏钻探设备而一时影响开发时，便立即下达调来六台金刚石钻机。
“国家大规模建设需要人才，黄先生是知名人士，在国外也一定有不少地质界专家朋友，是否有人愿意回国呀？”邓小平问道。
黄汲清想了一想，说：“有。”他告诉邓小平，有个名叫赵景德的青年专家，是地质学博士，学识丰富，愿回国参加建设。
“那就你去请他回来，一切旅费我们负责。你写个报告，我批！”邓小平非常干脆。
遵照邓小甲的意见，黄汲清即刻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不几日，邓小平当即批准3000美元拨款作为黄汲清寄给赵景德回国的旅费。遗憾的是，赵收到旅费正准备回国时，美国当局下令禁止中国专家学者离境，因此赵不得成行。然而，通过这件事，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人那种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黄汲清留下了深刻印象。无疑，这一切都给了黄汲清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之后的三四年里，黄汲清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带领西南地质调查所的科技人员，踏遍了西南云、贵、州及西康一些地区的山山水水，出色完成了中粱山煤田、綦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和江油海棠铺、简阳石经寺气油田等重要矿产地的发现与勘探工作，为西南各省的大工业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如中粱山煤田，几十年来一直是重庆市的主要能源供给地。
1954年，黄汲清奉命北调，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工作，从而开始了他为新中国石油事业建树卓越功勋的光辉篇章。
黄汲清不曾想到自然凭他的性格与为人也不会想到，松辽普查这样一个已经大会补充研究、部委会集体同意的重要项目，竟然被人不当那么回事地搁在～边晾起来。
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是1955年2月II日闭幕的，形成文件式的会议报告是3月份才印制出来。可至今令人是个谜的是，在这份正式报告中所开列的普杏项目中依然没有松辽平原。黄汲清当时不知道这些，他是在这年4月底5月初与谢家荣、刘毅等“普委”成员准备对所下达布置任务的地方去检查时，才发觉东北地质局的胡科处长一直不见回音，不由着急起来。电话一问，东北局根本没有行动。黄汲清火了，他找到“普委”地质科技术员苏云山，说立即以“普委”的名义，草拟一份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然后直接给东北局送去。后来苏云山在黄的授意下，很快将任务书拟出，再经黄汲清修改后正式打印出来。黄在此份任务书上特别指出：“普查队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查，以便发现基岩露头……”5月13日，“昔委”办公室负责人李舞将“任务书”呈刘毅阋示。5月22日，黄汲清等“普委”人马离开北京，到西北检查工作。6月l1日，在家处理日常事务的李奔正式向东北局签发了这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松迂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
几十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些细节确实令人费解。当时黄汲清向东北局发火、生气，其实是冤枉了东北局，原因是东北局在接到部里发的那份《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的石油普查任务。上级没有下达松辽找油的任务，东北局怎么可以随便拉上队伍出去呢！五十年代时期，地质队实行的是半军事化，不接到上面命令，擅自行动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再说，计划经济时，上面不给项目，下面也没有钱去干呀！
黄汲清是在大庆油田已经发现了二十多年后才在档案室查到当年的那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谁起草的？为什么又把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项目给抹掉了？其目的是什么？《报告》在正式形成之前是否向部长们报告了？或者是向更高一层的领导人报告了？据档案室的当事人说，黄汲清在翻阅这份沉睡了几十年的《报告》时，连说了几个“怎么搞的”，因为上面的一连争疑问，他始终弄不明白。
我想，倘若李四光、何长工、许杰还有刘毅这些领导还在世的话，黄汲清肯定要拄着拐杖去问个究竟。可惜，这些人都已——先逝了。虽然大庆油田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但作为科学家，黄汲清对这份《报告》以及在《报告》上决定删去“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那一位领导（哪怕是国家主席）．他也绝不原谅！
“要是大庆晚发现五年、十年，国家建设会放慢多少？！”黄汲清在临终时，还忿忿不平地对前来探望的弟子这样念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