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沉思与凝望(理论评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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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艺术(四)(2)

2006年,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标示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站在了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果和文艺界业已形成的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的生动局面,并对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创造发展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精神、现代风格的中国当代美术成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的目标诉求和实践指南,他们不光在继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自尊、自强意识获得进一步增强,在创新现代美术新形式方面也显得更加自觉、自信。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努力从研究、发掘、彰显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到逐步摒弃对西方现代艺术审美取向的盲从;从全力以赴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到北京、上海等地国际美术双年展连续多届的推出;从邀请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馆藏精品来华展出到组织策划更多反映中国气派的当代美术展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各大艺术双年展活动等等,中国美术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发展进步的中国文化形象。

美术界的创作、教学、科研、学术交流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兴盛繁荣的历史时期。画坛方面的精英耆宿宝刀不老,青年才俊竞相涌现。于希宁、冯今松、郭怡子宗、张立辰、陈家冷的花鸟画凸显现代写意精神;何海霞、贾又福、宋雨桂、姜宝林、龙瑞、卓鹤君的山水画注重视觉形式和笔墨语言的锻造;而画家刘大为、王明明、施大畏、何家英、田黎明、刘庆和、王冠军等笔下的人物形象时代风貌更为鲜明、表现手法更趋丰富;油画方面则有杨飞云、王沂东、沈嘉蔚、韦尔申、俞晓夫、许江、王宏剑、陈坚、阎萍、忻东旺、刘晓东等实力派的骨干,新作泉涌、各成峰峦;版画则以吴长江、王华祥、苏新平、康宁、贺昆、张远帆等新锐佳作迭出;雕塑领域有曾成钢、李象群、黎明、陈云岗、隋建国、霍波洋等一批少壮派引领风气;而壁画、漆画、水彩水粉等综合性艺术成果斐然;实验艺术、采用高新科技手段的各类装置、影像、多媒体、动画艺术则涌现了一批构思新颖、手法巧妙、形式独特、内容健康向上的作品,受到青年人的青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建设、美术批评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在以蔡若虹、王朝闻、王琦、朱丹、王伯敏等老一辈美术理论家带领下,中国美术理论工作者的阵容、水平和队伍逐渐扩大增强。邵大箴、水天中、薛永年、郎绍君、刘曦林、潘公凯、范迪安、张晓凌、梁江、殷双喜等老中青美术史论家和批评家成为中坚力量。他们数十年从事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建设,致力于史与论的研究和学术批评,探讨美术原理与规律,指导艺术实践,出版、发表和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当然,随着当今美术创作多元多样态势的发展衍变,美术理论研究领域面临了诸多新的课题。如何进一步创新观念,与时俱进,激浊扬清,引领时风,建立当代中国美术批评话语权力,是需要下更大功夫的。

展开60年中国美术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主流价值鲜明、民族精神高扬、艺术形式多彩的瑰丽画卷。60年来,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举办了11届全国美术大展,入选作品从第一届的300余件增长到今天的4000余件,而参与竞争选拔的作者多达数万,且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各省市的美术家协会机构近300个,在册登记的美术社团逾千,每年举办各类展览活动的数量成快速递增之势;全国各地的美术馆建设由解放初期的10余家发展到今天含多种体制经营的190家;近30年来,各地美术馆开展的对外美术交流活动数量迅速增长;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系科,由建国初期的不足20个增长到379个;全国各地的画院机构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3-5家增长到今天政府办的70家、多种体制开办的500余家;美术图书、期刊、教材、书报出版发行数量多年来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比例。中国拥有着世界最为庞大的美术家群体和相关从业人员,其中相当部分美术家的创作生活条件甚至优于国外同行……60年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中国美术家在各个历史时期能够遵循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投身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赞颂党的光辉历史和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描绘普通劳动者和各民族团结勤劳的美德和祖国锦绣山河,普及美术教育、服务社会大众、扶危济困,表现出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的高尚觉悟和情感操守。他们“师造化”、“行万里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表现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和坚强意志,用艺术的方式和图像造型为当代中国塑像。就60年成果的主题内容与形式语言的丰富性、生动性、深刻性而言,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家在与世界的密切交往和文化互动中,更加坚定了尊重并努力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信念和学习吸取世界各民族艺术精华的自主意识,以充实、启示自身文化的创新灵感和实践能力,努力使当代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之林中体现民族特色并占有相应地位,矢志为世界文明宝库增添中国财富、提供中国经验作出应有贡献。

欣逢盛世,我们有幸成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实践者。

《复兴之路》的人民性

何向阳

从艺术上言,《复兴之路》序曲和五章结构的169年历史跨度,其音乐、舞蹈、美术、表演、讲述与诗赋等等诸层面,均有可圈可点、匠心独运之处,但最感动我、教我流泪的是第二章《热血赋》中《纪念碑》交响合唱那一节,可以说这是全史诗上半部的高潮段落,高度概括了自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探索“复兴之路”的艰辛历程,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用交响合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大合唱由低到高,发自肺腑,与此同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各个侧面的浮雕在大屏幕上从全景到局部一个个、一次次地推近,更与此同时,合唱又由弱到强,排山倒海,人置身其中,犹如置身一个巨大的广场,被回环往复的音乐层层包裹,融入其中,真正进入一种神圣之境。这种视、听、感并用的艺术,充分展示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与最英勇烈士的最高品格,复兴之路,这是一条血肉筑就、前仆后继的长路。我的母亲曾参加解放战争,我年少时也多次听过她的回忆与讲述,在这个合唱中,母亲的讲述与艺术的叙事重叠了,彼时此刻,坐在人民大会堂的我,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这是一种与壮美的相遇与遭逢。紧接着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外音:“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我一边看一边想,什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目的?什么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目的?或者说,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肯付出并付出了心血、智慧?为了什么,我们才敢于并甘于放上自己的头颅、自己的生命?是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选择是最终的选择。这是《复兴之路》通过艺术讲述给我们的答案。正是这种贯穿终始的人民性,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朴素的盘古开天地式的世代农民辛劳耕作播种收获的序曲,那是因为人民是大地的主人;我们才能看到惊梦的圆明园中四散崩溃的奢华腐朽与王朝覆灭,那是因为背叛了人民;我们才能看到如瀑布般湍急而下的丧权辱国的三百多条不平等条约对人的压迫,而在压迫中,那位义士《山河祭》的向天发问和“天下为公”的青年呼告,就是人民性遭遇最大挑衅时人民的奋起与呐喊;我们才会看到从1915至1921年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共产主义者的早期革命实践,我们才会看到雄关漫道上的革命理想,看到硝烟火海中的血战宣誓,看到那个南下战士在中弹牺牲的弥留之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深切的惦念。人民,是刻在史册上的,毛泽东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用了八个“人民”,足见人民的分量。人民,在《复兴之路》的呈现中,不是概念口号,而具体到个人,在反映改革开放的《大潮曲》与《中华颂》中,我们时时看到的是“人民”二字的血肉还原。全剧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艺术凝练,气象宏大,但因为一直围绕、始终不弃人民,一直不舍追寻、全力展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真理,它的史与诗才高度融合,绝不空泛。全剧开首与结尾都引用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起一落,一开一阖,艺术上起到了回环的效果,思想上,也在强化人民这一主旋律。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感受到了全体主创人员的赤子之心。《复兴之路》是一份对新中国60华诞的献礼,同时,更是一份以人民为出发点、立足点,对人民予以深情回报的艺术精品。

新中国电影60年成就及其展望

饶曙光

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电影无疑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和标志。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介入了电影活动并对电影巨大的宣传作用有非常深切、直接的认识。可以说,延安电影团及其解放区的电影活动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了必要的准备。1949年4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在北平成立了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电影局改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中央电影局作为全国电影事业统一的领导机关,其首要任务是对旧电影的接管改造和对新电影的建设发展,作出步调一致的全面布局。新中国电影队伍建设方面,各地方和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都以无私的态度支援电影工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十七年颇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如成荫、沙蒙、水华、凌子风、林农、严寄洲、崔嵬、陈怀皑、吕班、郭维等等先后进入电影界。他们都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骨干,他们的创作也很快成为了电影的主流。而以前在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如史东山、汤晓丹、许幸之、张骏祥、郑君里、石挥、黄佐临、桑弧、金焰、陶金等等,也都在极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观,拍摄主流所提倡的“工农兵电影”,如史东山、吕班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石挥拍摄了《关连长》。两支队伍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电影的辉煌。总之,新中国电影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工农兵电影也占据绝对统治和主导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力的推动下形成了新中国电影范式。由于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影响,而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电影范式事实上暗含了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电影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