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曲艺：回望与断想
吴文科
刚刚过去的2008年，既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悲喜交加难忘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曲艺事业值得回眸和总结的重要一年。
这一年，广大曲艺工作者不仅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自己的艺术抚慰并激发过地震灾区受难同胞的滴血心灵和不屈精神，参与并赋予了人文奥运以曲艺文化的独特神韵；而且适逢本行业的两大盛事——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评选颁奖活动和第六届中国曲艺节的隆重举办；同时，在举国上下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时刻，曲艺界也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包括论坛研讨，回顾和总结30年来曲艺事业的发展与经验，寻找和探讨制约自身发展的弊端与问题。应当说，对于中国的曲艺界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
首先，曲艺人在国家有难、同胞受灾的紧要时刻，都没缺席且冲锋在前。包括去年2月5日晚在首都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举办的“爱心化冰雪真情暖人间——曲艺界抗冰雪赈灾大义演”，86位知名演员积极参与，为中国南方受灾地区募集各方善款近1600万元；也包括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两天，中国曲协向全国的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发出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的倡议，组织创演服务抗震救灾的宣传鼓动性节目，积极参与“抗震希望小学”建设的公益捐助活动，并在《曲艺》杂志推出抗震救灾题材的专版曲本作品。充分展现了曲艺作为文艺“轻骑兵”的优良艺术传统和曲艺家心系祖国、服务大局的良好精神风貌。
其次，继在7月下旬成功举办“第三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之后，中国曲协从连续三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的优秀获奖选手中选拔出20名“奥运曲艺小使者”，在8月15日走进奥运村的“龙腾神州”祥云剧场，他们用精彩可爱的演出，向中外宾朋展示了中国曲艺的魅力，送去全国曲艺界和曲艺爱好者对北京奥运的热情祝福。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曲艺风采的同时，也丰富了人文奥运的现实内涵。
特别是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评选颁奖活动和第六届中国曲艺节的隆重举办，通过分赛场的展示竞赛和落地“曲艺之乡”的交流展演，不仅集中检阅和表彰了近年曲艺在曲本创作、舞台表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主要成就，而且在检视自身和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促进了当下曲艺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本届“牡丹奖”评选中产生的第二批“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继上届评出首批10位曲艺大家之后，以马力、王兆一、王毓宝、朱光斗、李文华、刘宗琴、杨乃珍、郭文秋、徐京力、黄枫10个熠熠生辉的响亮名字，又一次昭示着中国曲艺在当代发展的辉煌与高度。他们与1月份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的66位曲艺传承人一道，共同为中青年曲艺家的成长进步和不懈追求，确立着标杆，树立着榜样，意义不言而喻。而7位“新人奖”获得者的新鲜出炉，与5月初结束的“第四届CCTV相声大赛”等推出的获奖新人一道，预示着曲艺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而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主题论坛活动中，第六届中国曲艺节期间在河南平顶山市举办的“改革创新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曲艺的回顾与展望”高峰论坛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发起主持并与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的以“回望与前瞻：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广州）论坛”较有特色，并发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有益声音。如在“改革创新之路”论坛上，中国曲协名誉主席罗扬同志重申了他在第五届“牡丹奖”颁奖期间于南京举办的以“曲艺的困境与出路”为题的论坛上讲过的当前曲艺发展存在的“一些困难与问题”，包括“曲艺创作滞后，好的中长篇曲艺作品尤其缺乏”；“曲艺表演和音乐唱腔改革创新中，不注意曲艺的基本特点，盲目追求戏剧化、歌舞化的倾向”；“曲艺研究和评论还相当薄弱，‘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少，捧场的多，提出批评意见的少，百家争鸣的风气还没有形成”；“曲艺发展还不平衡，大部分农村曲艺处于自流状态，日趋萎缩”。中国曲协顾问朱光斗同志提出的“要重视曲艺作家的培养，提高曲本创作的报酬，推动曲艺创演的良性发展”等等意见，这些都切中肯綮，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又如“第二届中国曲艺团长高峰（广州）论坛”结束时，与会的60多名代表共同发出的《倡议书》中所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全面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曲艺团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切实思考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曲艺团的职能与使命，组织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曲艺精品节目，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曲艺欣赏需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实事求是地稳妥推进自身的体制与机制改革。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坚持把服务群众曲艺欣赏需求和繁荣曲艺舞台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但以社会效益为先的原则”；“在曲艺的艺术教育尚未全面实现现代转型的情势下，曲艺团还应坚持自行培养人才的传统做法，通过吸纳和招收青年曲艺爱好者，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努力孵化专业人才，为自身发展积蓄力量”和“一个时期以来，曲艺节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容上格调上的粗鄙化、浅陋化和低俗化倾向，曲艺革新中普遍存在着“歌舞化”和“戏剧（小品）化”偏误；有些名为曲艺的表演，实为胡拼乱凑的杂耍，败坏了曲艺的声誉，破坏了曲艺的传统。对于这些不良倾向，要自觉予以抵制。并通过自身的创演实践，坚守曲艺的本体，遵循曲艺的规律，维护曲艺的特性，促使曲艺健康发展”等等倡议和呼吁，都很有意义，值得期许。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重视一些客观存在的遗憾。而只有正视并在日后的工作中注意避免、克服和消除这些遗憾，中国的曲艺创演才会实现更好的繁荣，整个事业也才会走向更大的发展。
比如：曲艺的专业评奖还可以组织得更好。让评奖的方式与标准更加符合自身艺术的特殊规律，不同曲种类型参赛节目的时长规定，可以更加实事求是而切合各自的特点，不削足适履，不使经费等等的困难掣肘工作的科学开展。以使专业评奖真正成为促进创演繁荣、人才成长和事业发展的有力杠杆与有效抓手。
再如：艺术展演活动的组织细节还可以更加完善。包括节目单的印制，曲种名称必须科学规范，创作和演职人员必须完整齐全，不能给人只重视前台演员而忽视幕后英雄包括曲本作者和唱腔设计人员的印象。藉此爱护所有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尊重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以此切实带动和扭转朱光斗同志大声疾呼的“作者与演员同工不同酬，影响整个事业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的堪忧局面。
又如：过去的一年间，有关曲艺的学术研讨和论坛活动虽然不少，但时间常常十分仓促，仪式往往大于内容，无法保障交流的深入和充分。且多为学术理论工作者和评论家们的“自说自话”，很少同行艺术家的到场交流，较难实现学术与艺术的良性互动，无法达到舆论与创演的沟通效能。究其因由，除了经费困难的制约，艺术家对于理论和评论的普遍不够重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难怪有评论家抱怨：我们即使写一篇豆腐块大的评论文章，起码也得看完整个节目或整场演出，可当我们发表思考成果时，却很少艺术家到场听取。
至于曲艺创新中存在的脱离本体的“歌舞化”和“戏剧（小品）化”偏误，由于不是“化他为我”，借鉴和吸收其它艺术元素为我所用；而是“化我为他”，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异化”甚或“消弭”着自我，更需引起我们的警醒！曲艺要发展，创新是关键。但对曲艺的革新，只能是使曲艺更具曲艺的魅力与特点。偏离本体的所谓创新，可以是另外意义的创新，却与曲艺本身的繁荣和发展无关。这是我们在回望曲艺的过去并思考其未来时，须臾不应忘记的一点教训。
《海角七号》的文化自觉与对多元共生的文化想像□向荣刘焰无论从影片信息还是导演初衷看，我们都难以将其认定为一次纯粹的台湾本土文化展示，然而，正是这种影片与现实相呼应的文化自觉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积极的文化态度。
台湾本土影片《海角七号》在台湾雄踞榜首八周，一扫台湾本土影片近些年的颓势，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有媒体说该片是台湾电影创作开始转逆的标志，侯孝贤对其也大加赞赏，海协会主席陈云林赴台湾时也观看了此片，并品尝了片中提到的“马拉桑”台湾米酒，大陆正在热映，可以说《海角七号》已经演变成台湾2008年的一大文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何以一部以青春、爱情为主题的商业影片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竟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片中有明暗两条叙事线，一条是通过小镇组建本土乐队引发的一系列小故事；一条是男主角偷拆一个收件人不明的邮包而发现的一段尘封多年的爱情往事。两条线索互为交织，最后融合成一首男主角向女主角示爱的婉约情歌。但是，观影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却不是这两条主线的叙事，而是片中透过众多小人物的群像刻画，体现出来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博弈和融通。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想像
先撇开故事不谈，看看现实为我们展现的“海角七号”运营情景。《海角七号》的宣传模式是独树一帜的，并非常见的媒体轰炸，而是走娱乐大众、耳口相传的民间路线，往往是一家儿子说好看，介绍给父母、亲戚、朋友，传播愈广终成传奇。
无疑，这种宣传模式成功了，但是在台湾影坛沉寂许多年后，谁都无法把这一切仅仅归结于宣传模式的成功，事件本身更体现了台湾民众对本土影片的关怀与期待。影片的热潮不是靠一个人或一撮人造就的，而是举众人之力的成就。
展开来说，台湾人民何以将这部影片抬上如此高的地位？也许正如导演魏德圣的心声（也是剧中台词）：难道你不期待彩虹吗？作为台湾缩影的恒春小镇，无法避免商业文化的大潮席卷。片中作为切身感受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典型人物——代表会主席，他的不满总是直接而真挚：“什么地球村，你们外地人来这里做生意，土地要BOT，山也要BOT，现在连海都要BOT！”“唉，咱恒春这么水，年轻人却甘愿出去给别人做工！”
这些怨言其实都是全球化时代的老生常谈，异地的跨国资本不知不觉进入，劳动力无声无息流失，而如今在这强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恐怕连文化都能“BOT”。这种忧虑不仅是主席的，也是属于饱受发达国家消费主义文化侵袭的所有民族的。于是不难发现，影片上映的观影热潮与片中展现的本土文化求生存求发展的勃勃生命力，一同为我们展现了一副相互映照的互文本，无论其中多少是文化实力的展现，多少是人们关于文化振兴的美好向往和想像，《海角七号》连同它产生的文化效应成为全球化时代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博弈共赢的一次有效尝试，同时也为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全球化、本土化，抑或全球本土化
《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声称，有人曾质疑该片乡土化的影像风格是否卖座，但他认为这种乡土化的表述方式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不可回避。现今影片票房已证实导演的眼光，但是反过来我们不禁要问，这部影片真的“乡土”吗？
其实不然，作为一部精打细算的商业电影，片中不乏好莱坞式爱情轻喜剧的套路，流行的音乐元素，一波三折的剧情，无处不在的巧合，唯美如画的风景……而过去和现在明暗两线索相交叙述的叙事方式，以及通过镜像时空关系的两时态重合，造成再续前缘效果的人物设置，在如《情书》《假如爱有天意》等经典爱情影片中已屡见不鲜。从叙事的方式上看，该片无疑充分地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再说内容，虽然故事发生地在恒春小镇，环境描写不乏农田菜地小商小贩，人物也大多一口恒春方言，但是无论从故事发生背景还是人物塑造都不是“乡土”二字可蔽之，各国模特、海滨酒店也是小镇景观，体现着小镇与时俱进的姿态，就连八十岁的茂伯也能说出“樱木花道不流行”的时髦话。而作为本地文化标志也是影片重头戏的暖场乐队更是缺乏原汁原味的本土气息，主唱阿嘉是刚从台北归来的游子，虽有得意的技艺却失去了纯乡土的本真。
无论从影片信息还是导演初衷，我们都难以将其认定为一次纯粹的台湾本土文化展示，然而，正是这种影片与现实相呼应的文化自觉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积极的文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