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根好绳子”、选个干净的水塘——在多鹤这一“好死”的冲动之下，总是有苟全“赖活”的支撑使她选择复生。尽量保持活者的体面，让“赖活”获得尊严的指望，这是小说的内在震撼力所在；以泼辣应对欺侮、以仁忍化解敌意，用宽谅和体贴的本心来表达爱意和感恩，这是小说的感染力所在。
作品中所有人物都真切地普通着，又着实地独特着。
在这些人物中，小环无疑是最重要也最可敬的形象。小环是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是小环，把本处于险恶锋刃之地的家境、把“环境/种族/时代”叠加构成的危难生存，硬是在她的主导下变成了“生活”。人性的普泛价值，在小环的潜意识里蓬勃为扎根于心地的信念，确凿、坚韧、颠扑不破，她逸出了族际内外的恶寒相向，在难对付的女人小脾气、聪敏的应急本领和彻骨的母爱之间，有着可以扩展到巨大程度的适应容量，维护家庭子女利益的强劲意志、深厚的恻隐之心，氤氲成强力无敌的人间恤暖。多鹤曾经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被小环天天月月“凑合”着“混”日子的达观所感染，使她学会了精神的安慰，用虚拟的约会来信守诺言。古人寄语“君子”和“士”的“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朱小环——平朴、大量、无论陷入怎样旋转的世道都用本然智慧的爆发力正面迎接生活的伟大女性。
从抗战结束到“文革”，家中收留日本女人这件事的险情，使整个小说一直笼罩在紧张动荡的气氛里，多鹤为张家代朱小环生子，又让家庭内外始终难得出现平静相待的关系。“瞒”，尤其是对外人的隐瞒，难度和压力之大几乎等于挑战“仁”的极限。张俭获刑前的心理暗想，可以说，集中叙述了张俭（其实也有小环）对多鹤的基本态度：
“当初父母只想平息小环，只想瞒住张家一夫两妻的事实，而开始了一场弥天大谎。多鹤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名副其实的一夫二妻关系就更得靠谎言隐瞒下去。新社会的新工人张俭怎么能背负重婚的罪责？何况三个成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不隐瞒，最惨的肯定是多鹤，无论怎样把她从张家择开，她都是最惨的，因为她要和她亲生的三个孩子分开。而和三个孩子分开，她和世上的一切都分开了。”
张俭对多鹤，从为家族繁衍的“功用”到情不自禁难以割舍的“相爱”，除了本能和亲近的基础，还有化为内在血肉的义利之辨在起作用，他周旋在爱他的他也爱的两个女人之间，他内心不忍让任何一个委屈难过，生存之利和情分之义其实是难以分辨的。最后他在多鹤的国度幸福地病逝，他一直嘴硬心软地活着，在付出身心之爱的两个女人的互通音信里活着。
人的命运与历史命运相洽的真切想像，也通过小彭、小石、以及三个孩子的人物叙写，而显得确凿可信。此外，大致循着时间顺序并在局部有所回环的结构方式、无不鲜活的细节、适量的方言、疏密匀称的描写与对话分布，也使小说必然有持续的阅读吸引力，《小姨多鹤》充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好作家驾驭长篇小说的精湛功力。
所有叙写身世流落的小说，迷人与否往往取决于绝境求生中人物的具体动向。身处乱世，每个人能活下来都是那么不容易的奇迹，小民的生活挣扎和生存意志的正当性，这一主题没有知识者发出的“启蒙”民众来得高洁；在我看来，观照小民的弘毅，远比启蒙更富踏实的人文情感。
《论语》中曾子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是宽怀，“毅”是坚忍，我们知道，曾子当时的语境是对“士”的精神而言的，这部小说里无疑有着“庶民”的“弘毅”品质和状态。
这类小说具有厚诚朴实的人性基调，这一基调在中国白话小说里，曾被老舍先生动情地领奏于城市胡同，又被赵树理多趣地说唱在乡野村庄，悲喜交加的小民生存小说之所以成为大作品，就在于作家设身处地于小民的场域，从而捕捉到并真切感知到这一场域中存在的不无宽怀又坚忍的“弘毅”性格，这与创作主体的“弘毅”是同一的，也就是说，经由“弘毅”的呈现，叙事达到了主客体的同构效应。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相形之下，近十余年影响广泛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对“毅”尚在而“弘”不存的生存人格的写照。
中国式的伦理文化中的“仁恕”，被我们的文学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这部作品——以野生的样貌——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柔情的光晕，健美妥帖地映照在这段非常态的历史情境的深处。
小说就是这样从小处来说人，能否带出大历史的根须，要看小说是否有本事从地上生长的事物体贴地而不是预设了仇恨地望过去。就如多鹤永不磨灭的记忆的开头——她在麻布口袋里看见张俭从细密的白雾中走过来，然后在解除麻袋后飞快地遇到他半闭着的眼睛，那好看的眼睛半闭着，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善良、多情而窘迫”。而对面的那位后来被她不流利的汉语亲密地称为“二河”的张俭本人所感触到的，就是与之相应的楚楚动人的民女的“蒙昧，无邪”。在这样的眼光下，多鹤、小环、张俭在所有的时运磨难中，只在乎生活和爱的“窘迫”，也正是这入木三分的“窘”，作为情绪、作为状态，产生了强大的生存意志，也给小说的叙事带来了以反弹拉伸情节发展的张力空间。
可以想像，在两人眼中，对方的神情如果不是这“蒙昧，无邪”与“窘迫”，故事就没有了路向，心理上都是“弱”的感应；而这“仁恕”如果面对的某一方发出了哪怕是些微“强”的信号，当然作者与读者就无法去触摸情节的细密质地了。结尾处，多鹤成为归国者，似乎“强”起来了，张俭病入膏肓，被接到异国，弱得连个对话和表情都消失了，叙事便只好粗略地沦为了交代。
小说呈现的整体魅力是不容忽略的。如何自然地浸润民族内在的心智于小说中，《小姨多鹤》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又诚恳的样本。一个表面上看来是有关小民命运、情份与恩爱的跨族传奇，庄重仁慈地承载着肯定通识意义上的人类基本价值的宏大叙事，而不是以简单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辞来麻醉自胜。《小姨多鹤》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读来多趣、精微、活泼，不失紧凑；思之开阔、雍容、庄重，甚至高深。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汉语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原创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
看《潜伏》读龙一
林希
看电视剧《潜伏》，读龙一小说，已经成为当前国人文化生活的两大亮点。不止是在内地，前几天香港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在他制作的节目中说：全球金融危机，躲在家里做什么？看《潜伏》。《潜伏》产生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关于电视剧《潜伏》，评论界评誉之词已经不必我们重复。按当今的评价标准，自然要看网上反应，在网上，“今天你潜伏了吗？”已经成了一句流行语。《潜伏》的深入人心，令人刮目相看。据来自网上的消息，原创小说《潜伏》点击率高过5000万次，以13亿人口计算，每26个人就有一个人点击过小说《潜伏》。小说《潜伏》的知名度，真让那些费尽苦心操作知名度的名利之徒望洋兴叹了。
长达34集的电视剧《潜伏》，是根据天津作家龙一同名小说改编的。龙一原小说14000字，严格说，是一个小中篇。人们公认电视剧《潜伏》的成功源于剧本的改编，《潜伏》遇到一位好编剧，真是作家的大幸。可喜的是，该电视剧编剧公开说，没有小说《潜伏》，不可能有电视剧《潜伏》。这和当前一些争名逐利的编剧不同，他们的剧本，明明是按原著改编的，推向舞台荧屏，却大言不惭地说是自己的作品。
电视剧《潜伏》确实较原著丰富了许多情节，但故事是原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来自原著小说的，没有小说里的两个人物，不会有电视剧《潜伏》里的艺术形象，也不会有两个艺术形象之间的种种纠葛。电视剧《潜伏》的成功，首先是小说《潜伏》的成功。一篇小说的成功就在于能够给读者留下欣赏空间，电视剧《潜伏》就是从小说《潜伏》中开掘出二度创作空间，才征服了观众的。
对于龙一来说，小说《潜伏》属于他处女作系列，此前虽然也有一些作品行世，但大多没有引起读者注意，龙一的可贵，在于他的顽强坚韧。他将写作看作是娱乐自己娱乐读者的快乐事，在名利上没有可怕的使命感，如此他就写得轻松，写到得意时，就一定能写出好作品。
龙一进入状态，得益于他的读书兴趣。龙一动笔写小说，时间不算早，和现在“80后”、“90后”比起来，他动笔太晚了。但是，也就是这个晚，为龙一做足了创作准备，使他能够于写作时对于结构、技巧，掌握得极是纯熟。坊间流行的间谍小说，多以情节取胜，小说《潜伏》则将笔墨放置在一个“情”上，在艺术形象的情感世界里结构曲折的故事情节，自然就比那类飞车追杀、枪林弹雨中的血腥场景要好看得多，观众喜爱电视剧《潜伏》，不是没有道理的。
充分的创作准备，使龙一的写作能够站在高起点上向小说写作俯冲，如此才有了他后来喷发式的创作，也才保证了龙一没有陷入“起点就是终点”的尴尬处境。
天津朋友爱说，龙一懒。其实这只是他的严谨，没有成熟的构思，龙一绝不草草动笔，他不追求数量，类如人们常说的“集束手榴弹”效应。他就是一篇一篇地雕琢，将事件设置得非常诡谲，将人物命运写得非常奇巧，如此主人公的情感世界才会细腻，作品也才成熟。
做“细活儿”的龙一，突然写疯了，今年他一口气推出了两部长篇，一部《借枪》，一部《代号》，写得都很精彩。写地下斗争故事，作家们大多直接切入情节，而龙一却不紧不慢地引着读者兜圈子。读龙一小说，大有游山玩水的感觉，走着走着，忽然就是一处胜景，就在你全神贯注地欣赏这处美景的时候，龙一的故事又引你向下一处景点走去了。
龙一谦虚，总说自己写作就是自娱自乐，其实自娱自乐只是一种“无所作为”的自嘲，没有严肃的使命感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龙一写作上下了大功夫，作了大努力，写得很是刻苦，更是认真。每次见到龙一，他总是问我最近有什么好书，每次和龙一沟通，也都是交换淘书的意外收获，龙一的博览群书，广闻博记，使他在结构故事上轻松自如，情节上没有做作之嫌，情感上没有纰漏，一个没有亲历过那一段生活的人，能够将那一时期的特殊人生写得如此真切，可见作家的功力是多么重要。
借用香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话，经济危机做什么？躲在家里看《潜伏》。我再加上一句话，躲在家里看《潜伏》，还要读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