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跨文化批评模式以及主导这一领域的其他事物本身具有一些坚韧而且富有弹性的文化DNA，它可以自我复制，或者每当关于中国电影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它就会不断重复。显而易见地，跨文化批评模式已经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生长并且内在于有关东方和西方之间结构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之中。在1974到1976年之间，美国和中国分别相继结束了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巧合显示，东方西方这种两极化分析模式1980年代在中国大陆激发起的中国电影批评模式，实际上是上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遗产。这种批评模式似乎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关系到中国内部内在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作为对世界另一极进行阐释的风格。由此，这种“阐释结”呈现为一种真正的谜。从内心来讲，它表现为数十年来直到现在还不断重复的对文化弱点自我意识的姿态。最明显的例子，它不断重复与歌剧《蝴蝶夫人》从上个世纪早期就开始表现的主题相同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想象图景。但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位置，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当然还有中国电影在2005年的今天，已经非常非常不同了，至少与跨文化批评模式起源的年代以及该模式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早期完全不同了。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打算要抛弃跨文化分析模式，我们对中国电影在最近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欣赏、我们对文化中国在多维社会中的地位的理解，以及我们所使用的阐释语言是否会因此而更加清晰，甚至更加深入或者增强。
参考文献：
［1］周蕾：《原始激情：视觉、性别、当代中国电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
［2］王晶、TaniBarlow主编：《电影与欲望：戴锦华作品中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政治》，伦敦：维索出版社，2002年。
［3］鲁晓鹏：《中国、跨民族性、视觉、全球现代性》，斯坦福，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4］西尔伯格尔德：《电影中的中国：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参照框架》，伦敦：ReaktionBooks，1999年。
［5］西尔伯格尔德：《中国面孔的希区柯克：电影化的双面，俄狄浦斯的三角和中国的道德声音》，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
［6］张英进：《放映中国：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批评介入、电影化的重组与跨民族想象》，AnnArbor，密西根：密西根专题论著中国研究。
（刘宇清译）
关于中国电影史写作走向的思考
郦苏元郦苏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电影史以时间为向度，它的出现晚于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但究竟出现于何时，说法不一。有人明确指出，1935年巴尔台西、布拉西拉合著的《电影史》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电影史”命名的著作。李少白：《影心探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页17。然而这本著作实际出版于1938年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页328。，电影史写作此时才出现似乎晚了一点。乔治·萨杜尔说，最早的电影史著作是1930年后出现的。乔治·萨杜尔：《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徐昭、胡承伟译，见石川主编：《电影史学新视野》，学林出版社，2003年，页92。美国本杰明·汉普顿的《电影史》1931年问世G.布雷克：《电影史与电影资料》，徐建生译，见《电影史学新视野》，页120。，它是不是最早以“电影史”命名的电影史，不得而知。这个有关电影史学史的问题，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中国，20年代便有不少记载中国电影缘起的文字见诸报章杂志，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历史研究到30年代才出现。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特别是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收入《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是最重要的以“电影史”命名的著作，它们大大提高了早期中国电影史的学术水平和历史价值。
自此，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时续时断，起起伏伏，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它们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1.20—40年代，大都偏重对中国电影早期历史的客观描述，属于史实记述性研究；2.60年代初，电影史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政治话语取代艺术话语，以现实斗争需要来决定褒贬取舍，成为政治评判性研究；3.80年代，在思想解放催动下，探索艺术创新之路，以外国电影为参照，同时将目光转向过去，渴望从传统中获得灵感和智慧，表现为文化反思性研究；4.90年代，围绕着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年暨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年的纪念活动，历史研究的热情高涨，出现不少通史类著述和大量研究文章，关注重点由电影外部深入到电影内部，进行电影本体性研究；5.近期，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带动了中国电影史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视野开阔，方法不一，追求描述的个人视野和阐释的当代特征，呈现出一种多元立体化研究格局。
作为电影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电影史几十年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大有蒸蒸日上之势。
今天中国社会的进步，为中国电影史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在全球化语境下探求新的思路，从理论和实践上思考中国电影史的走向，对推动电影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交汇：解析与综合
近年来，整体电影史观在我国电影史学界影响正盛。
这种观念把电影看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开放的系统，强调从宏观上把握电影，对电影机制进行综合研究，以重新整合电影史。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着内在外在各种联系。
人类创造的历史同样如此。恩格斯曾说，历史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致约·希洛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477。这种把事物看做是一个由多重矛盾构成的整体的唯物史观，给电影史研究以重要启示。以往的中国电影史，强调电影发展离不开一定社会的影响，但一般侧重电影外部联系的研究；“整合论”则从电影的内在机制出发，强调在各种因素和力量的交汇点上全面深入地考察电影历史。
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应该是罗伯特·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的观点。他们主张将实在论应用于电影史研究中，关注电影史的系统性。他们提出，电影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既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经济机构、技术体系和文化产品，“在任何特定时代，电影所能获得的艺术效果部分地依赖于电影的技术状况。技术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而经济带来的影响产生于社会语境之中。从历史上讲，电影从未能够与其他系统——大众娱乐、其他大众传播形式、国家经济体制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分离开来”。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页24。因此，电影史可分为美学电影史、经济电影史、技术电影史和社会电影史，而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应当是对它们的综合研究。
这种与综合电影美学相伴而生的综合电影史观，对传统电影史进行颠覆和修正，开阔了电影史研究的视野，扩大了电影史研究的领域，给电影史学实践展示出美好前景。
受到新电影史或曰元电影史理论的影响，中国电影史在近期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两个相对应的趋向：一是倾向于宏观把握，一是倾向于微观研究。也就是说，在整体观念的框架内，对中国电影历史，或综合，或解析，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研究模式。
新近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名曰电影史的著述，它们大都属于通史性质。虽繁简不一，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综合性，以时间为轴线纵向贯穿，而对不同时期影响电影发展的各个层面各种联系则进行横向展开，力求点面结合时空一体，通过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尽量广泛而全面地描述出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并对其做出自己的阐释和评价。许多作者一改以往编写电影通史的思维模式，视野更为广阔，角度更为多样，不仅重视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外部环境，而且关注制片企业、营销规模、市场运作和商业策略等内部机制，甚至把电影的视听元素、类型特征、形式流变和风格流派等艺术构成作为探讨的重点，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对以往中国电影史的颠覆和超越。
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具体到某一部史著，其综合研究的实践还是有限的。或苦于原始资料的匮乏，或怠于统摄能力的限制，往往只能做到部分的综合，也就是小综合，而不是大综合。严格说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平心而论，综合研究不是一件易事，它本身就是一个史学研究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积累，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迄今为止这样的电影通史在世界上还很少见。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的史著，他在“前言”中说：
“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这是本书的目的），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前言》，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页32。显而易见，它虽然涉及颇广，力图对各种影响电影发展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但基本上依然是一部电影艺术史。现在看来，整体电影史观的理论意义，实际上要大于其实践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期待并相信综合性中国电影通史一定会出现。
然而，整体史观直接推动了对电影历史的微观研究。
既然把电影看成是由各种联系各样因素交织而成的系统或网络，那么就意味着可以通过解析，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切入，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研究。正如罗伯特·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所说：“电影史研究，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着手研究。”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页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强调应将电影史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开拓电影史新的研究途径。克莉丝汀·汤普森和大卫·鲍威尔认为，“如果电影史的研究要成为一门严谨的学术学科，它必须超越广泛视野的观点，而朝向特定案例的细节”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鲍威尔：《电影百年发展史·中文版序》，廖金凤译，美商麦格罗·希尔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2002年。，他们的电影史著作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托·艾尔萨埃瑟也说：“电影学者现在开始把法国‘编年史学派’为研究中世纪通俗文化而发展的那种微观历史方法，应用到本世纪的这一视听文化研究中去。”托·艾尔萨埃瑟：《新电影史》，陈梅译，《世界电影》1988年第2期。宏观的整体理念，带来研究的细化，成为当前电影史发展的主要趋向。
正如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鲍威尔所指出的：“今天普遍存在一种与广泛通论的故事洪流（histoire-fleuves）分道扬镳，朝向深度微观历史的严谨全力以赴的‘修正派’（revisionist）电影学术取向。”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鲍威尔：《电影百年发展史·中文版序》。
近一个时期以来，微观研究在中国取得丰硕成果，给中国电影史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种专业史、门类史、断代史、类型史，研究特定行业、类别、时段的历史，是电影通史的派生物。它使通史写作专门化具体化，把电影史研究引向深入。如果说这是电影史研究中的线的拓展的话，那么专题研究就是点的挖掘，“是来自于对于特定时期或问题，从事狭小范畴、深度探索的一些研究”，它使电影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鲍威尔：《电影百年发展史·中文版序》。艺术家研究及经典重读，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作品给予重新评价，探讨中国电影的艺术流派和创作特征。电影史料整理和研究，对重要史实和文字影像资料进行查实辨证，特别是新的史料的挖掘和发现，为重写电影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电影史学史研究，总结中国电影史的发展历程和成败得失，探讨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这些历史研究，彻底改变了以往只有通史的单一格局。
视野比较开阔，涉及极为广泛，大到一种专业一个门类，小到一个人物一部作品，甚至细微到一份杂志一张报纸，几乎电影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电影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之中，成为他们潜心探讨和思考的对象。他们运用不尽相同的方式和语汇，对历史做出自己的描绘和阐释。种种形式的微观研究，对电影整体进行解析，既细致又深入，大大增强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是建立在整体电影史观之上的。从具体入手的微观研究比较切实易行，为尽快改变中国电影史研究滞后的现实状况，这种研究思维和方法显得更为重要。微观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础，综合研究与微观研究的交汇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电影史的重写和整合。
替换：电影与历史
电影史是一门交叉学科，既是电影研究，又是历史研究。从电影的角度来看，它研究的是电影的历史沿革，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研究的是历史中的电影现象。这种双重性，使电影与历史之间的替换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的歧异。
整体史观把电影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认为每一个历史现象都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电影史关注的就是这种系统性，史学家的任务是对其因果关系做出解释，因此不能像传统电影史一样，把眼光仅仅停留在影片之上，而要扩展到影片之外甚至电影之外。但是，当史学家所关注的不只是电影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历史中的电影时，其研究的重点随之由本文移向泛本文，电影的历史研究逐渐演化为历史的电影研究，电影的历史写作最后成为历史的电影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