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毫不起眼的铃铛刺因它浑身的小刺保护了自己，并能以一种对抗的姿态立于大地之上，“刺天空，刺云，刺空气和风”，这让我们想起了庄子笔下的那棵歪脖子树，因为不是栋梁之才，才免于斧斤。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为人们所不屑的弃物也能在关键的时候起点作用。也因此，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的消亡是我们死亡的端倪。这种话语，没有一点逻辑的筋骨，但却字字透着智慧。刘亮程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了一个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这个“世界”来自“大地”，通过人的介入，使得原本闭锁的“大地”自行敞开了，绽放出生存的意义。虽是写自己的乡土，但刘亮程很少写到故乡的人，而将主要目光锁定在大地上的其他各色生命，就算是涉及了人，也是冷冷的观察和分析。可以说，刘亮程所建构的“世界”是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是他“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很善于写牛、马、驴、狗这些牲畜。这些牲畜为人类的利益用尽了一生，最后还得不到善终。但作者并不仅仅是为这些生灵鸣不平，而是在深层生态学的视阈中反思人的精神困境。在《城市牛哞》中，作者采用惯用的拟人手法，站在牛的视角看人；同时又站在人的角度看牛，叙写角度来回转换，叙述话语显得生动活泼。更为令人惊诧的是，作者竟然突发奇思妙想，在牛面临宰杀的关头替它们逃跑：
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这样的美梦呢？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我在心里一次次替它们逃跑，用我的两只脚，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终逃到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让他们再认不出来。……我沉默无语，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惊动周围的人。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我默默接受着这种赞誉，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曾经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了。①
刘亮程在心里为牛逃跑的“义举”将他的写作立场与旨归显露无遗，他在一种充满反讽的话语中一遍一遍地提醒满手血污的人类：人与牛本无差别，在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有伟大的事物。天地万物，各秉灵气化生，每个生命都携带着秘密相互觌面，你若平等相待，就会收获感动；若是颟顸自私、利令智昏，所有的生命之花必将凋零殆尽。在刘亮程看来，牲畜“分有”了人的灵魂，所以通人性。但是人心委曲，深不可测，在这个牢笼中，还锁着嗜血的巨兽：
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他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待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而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些巨蟒大禽。在人身边活下来的，却只有这群温顺之物了。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①
这样的话语闪烁着作者的灵思，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让人读来为之怦然。同时也让人进一步反思：驯服的牲口与人相伴，人却要将它们屠戮殆尽。关键原因是因为人的心宅中豢养着凶残的魔兽，一个心中住着魔兽的人还算是人吗？不难见出，作者看似简单的话语背后暗藏着一股逻辑的力量，只要稍作推演，人类自诩为丰功伟绩的全部文明便轰然倒塌了。
刘亮程的散文话语之所以深透大地，与他所萦怀的一个重大存在论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个问题就是时间。在时间的地平线上，作者的生态话语自由穿梭，探寻着每一个生命的奥秘：
草大概用五年的时间，长满被人铲平踩瓷实的院子。草根蛰伏在土里，它没有死掉，一直在土中窥听地面上的动静。一年又一年，人的脚步在院子里来来去去，时缓时快，时轻时沉。终于有一天，再听不见了。草根试探性地拱破地面，发一个芽，生两片叶，迎风探望一季，确信再没锨来铲它，脚来踩它。草便一棵一棵从土里钻出。这片曾经是它们的土地已面目全非了，且怪模怪样地耸着一间土房子。草开始从墙往外长，往房顶上长。②
在他的表述中，似乎没有太多的情感，字里行间暗藏着理性的牵引，最终将人引向“沧海桑田”式的喟叹，但有时候这种迁逝之叹又伴随着一种冷静的诙谐：
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身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①
刘亮程的文学世界没有超出那个叫做黄沙梁的新疆北部小村庄，在作者看来，这个村庄就是世界，他说：“我有一个村庄，已经足够了。当这个村庄局限我的一生时，小小的地球正在局限着整个人类。”②言语中透着一种庄子式的齐物论智慧。
在当代生态散文中，刘亮程的审美运思与话语表述具有某种示范意义。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文化之根深扎入大地之中，并以一种超越常见的入思视角进入到事物的本身，他以“万象为宾客”，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审美模式。由此，他在创作时能够左右逢源，灵感“纷纷而来下”。因此，他几乎可以从任何一样事物上进入到那个意义丰沛的生态世界。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作者主要通过对日常事物的叙写去建构普遍的乡土生存哲学，忽略了对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更为广泛和直观的考察，因此使得他的散文理性思考有余而现实批判不足。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现代西方“哲性批评”的学理逻辑与价值诉求—兼及对中国当代文论批评建设的启示
批评与哲学的关系向来非常紧密，古今中外有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是从相应的哲学体系中推演派生出来的。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批评思潮迭起，各种理论流派纷纷涌现，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些理论流派虽然数量众多，但大都可以归属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主潮，并随相应的哲学理论自然消长。因此，所有的批评都带有哲理性。但是，有一类批评特别倚重于它所依附的哲学理论，批评本身成了哲学观点的延伸和应用，文本被搁置了，批评只不过是借台唱戏、借窝下蛋。我们可以称之为“哲性批评”。但是，有些“哲性批评”的目的本不在于文学艺术，自有其学理逻辑和价值追求，不可遽下断语。下面以精神分析批评和存在主义批评为例，对现代西方“哲性批评”的理论旨趣和运作机制作一番考察，并借此探求当代中国文论批评创新发展的新契机。
一西方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再探讨
余虹先生曾经撰文论及文学理论的“寄生性”问题，他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诸如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理论的地基之上的，文学理论就是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的具体运用。而从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自身归纳总结出来的纯粹的文学理论却并不存在，即使像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论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也离不开现代语言学理论。如此一来，所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空的，因为它是“寄生”在别的各种理论之上的。由于这种“寄生性”，所以文学理论的危机和冲突最终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也即来自它所寄生的理论。这种理论冲突又可以分为“主义内”和“主义外”两大类，两者都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理论空间扩展的基本方式，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冲突可以兼容，后者则不可兼容。余先生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知识秩序的建立就在这“主义内”和“主义外”的矛盾运动之中，人为地干预这一矛盾运动就会破坏这一机制和秩序。①
纵览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史，这种寄生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或批评都离不开世界、作品、艺术家（作家）、欣赏者（读者）这四个要素，但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②文学这四个要素不仅对文学理论的学理品格进行了规约，同时也预设了其对各式理论的开放性。正是因为文学（作品）的生产离不开世界、作家、读者等要素，因此，所有关于文学的理论都必然关联到这些要素。由此，任何有关文学的解释都是合理的，最终都可以演变成为一种文学理论。因为文学的生产离不开世界，所以文学可以用哲学、神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等理论进行阐释；因为文学要有具体的作家来制作，所以，文学可以被心理学、直觉理论、神秘主义等理论解释；文学又要由具体的语言文本来呈现，最终表现为语言的事实和现象。所以，各种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形式主义文论曾一度大行其道。最后，文学还离不开读者，因此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以及读者反应理论应运而生。总而言之，文学四要素决定了文学的开放性，而文学的开放性又将自己变成了各种理论的跑马场与试验田，这一事实使得纯粹的“文学理论”总是处于缺席状态，而各种寄生性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却随时在场。
与此同时，就文论家、批评家自身而言，许多人原本就是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的文论家身份不是从文学这一领域直接培养造就出来的，其文学理论也不是从大量的文学实践和现象中归纳总结得来，而是从各自的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体系中直接推演、派生出来的。比如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雅各布逊、福柯、拉康、德里达等人那里，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派生性就非常明显。在这里，哲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是“源”，相对于文论批评，我们可以称之为“母理论”，文学及批评理论是“流”，可以称作“子理论”；前者是坚实的理论地基，后者是建立于其上的七宝楼台，只要这个地基开始松动，上面的理论大厦就会立即垮塌，而这块阵地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占领。这也正是两千多年西方文论批评不断变幻的原因所在。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西方文论批评由各种“母理论”推演派生而来，但这些“母理论”又需要这些寄生性的“子理论”的反哺和滋养。换言之，“母理论”自身的完满性需要寄生于其上的文论批评提供某种学理性支撑，它通过在文学领域中使用这种理论来寻求“母理论”的自我确证。所以，在某些理论流派那里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理论家创建出一种理论用来解释世界和一切现象，这种理论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对周边的学科都具有渗透和影响。而且，这种理论是如此百试不爽，以至于在虚构的文学当中也同样适用。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不断地到虚构的文学中寻求例证，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提炼出理论观点，以作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构件。这种情况在现代西方文论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可以举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例。“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又称作恋母情结，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他认为男孩从婴儿时期就表现出对母亲的性欲，并将父亲看成是他的对手，希望父亲永远离开，所以“弑父”成了隐藏在他潜意识中的冲动。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五章中运用该理论分析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弗氏认为，《俄狄浦斯》之所以还能使得现代的观众与当时古希腊人一样地感动，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部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这冲突的情节中所显示出的某种呼声引起的共鸣。俄狄浦斯的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的命运也是所有的现代人同样都注定要遭遇的。“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一旦文学家由于人性的探究而发掘出俄狄浦斯的罪恶时，他使我们看到了内在的自我，而发觉尽管又受到压抑，这些愿望仍旧存在于心底。”①接下来，弗氏又分析了《哈姆雷特》，他首先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关于哈姆雷特在复仇中犹豫不决的两种解释：一是歌德的智力使用过度说；二是所谓“神经衰弱”症所带来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他举了剧作中的两个反例：一次是哈姆雷特在盛怒之下刺死了挂屏后的窃听者，另一次是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那么哈姆雷特为何对父王鬼魂所吩咐的工作犹豫不决呢？那是因为眼前这个仇人正是他自己已经潜抑良久的童年欲望的代替实现者，于是对仇人的恨被良心的不安所取代，因为自己比这个凶手好不了多少。②其后，弗洛伊德的学生厄内斯特·琼斯忠实地按照老师的思路详细阐发了《哈姆雷特》的心理学内涵，成了精神分析文论中的标志性批评。③为了更好地阐发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找到了被他列为世界文豪前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928年，弗氏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一文，是其本人用“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来解释文学的代表作。④弗氏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创造性艺术家、精神病患者、道德家、罪犯于一身。他说，作为创造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玛卓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的高峰之一，其价值之高是难于估量的”①。弗洛伊德还认为，陀氏的道德人格是漏洞百出的，因为，如果不能抵制罪恶的诱惑，而只是在事后才忏悔，这不是真正的道德。陀氏作为罪犯不是表现在现实行为中，而是表现在其作品的题材选择方面，他喜欢选择暴戾的、充满杀机的、以我为中心的人物，可见其灵魂中也有类似的倾向。弗洛伊德重点分析了陀氏的癫痫病与俄狄浦斯情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父亲被杀的情节与陀氏自己的父亲被杀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陀氏癫痫病的发作实际上是他人格中的超我对其仇父弑父的本我的一种惩罚。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作了一个总结：“很难说是由于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弑父的动机都是为了争夺女人，这一点也十分清楚。”②这三部经典作品代表了文学史上三个最重要的黄金时期，而三位重量级的作家在心理意识与人性的探索方面也堪称典范。据此，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当是一切文学的渊源所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