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不惑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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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文学评论与书评(7)

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是当代学者个案研究。事实上,《云梦学刊》和主编余三定教授都是从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开始进入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余三定教授积十余年之功,对当代学术史上广有影响的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主要有叶朗、陈鼓应、万俊人、刘纲纪、陈平原、王富仁、王先霈、易竹贤、李元洛、罗成琰、胡绳、郑欣淼、董京泉、许诺、邓晓芒等,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文学、法学等多个人文学科。①学术史研究离不开具体的学科史和问题史,而学科和问题最后又会落实到具体的学者个体,如果把这些相关的学者的学术成就考察清楚了,这个学科和相关的重要问题也就很明朗了。比如王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冯友兰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学科,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这些人都有开创这一学科的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就好比是架起整座桥的一个个桥墩,把握了这些学术基本点,学术的脉络就清楚了。当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应如是。余三定在谈到其做个案研究的体会时说:首先必须把学者放在时代和社会的大环境下来考察。其次,要把学者的为人与为学,即他的人生境界与治学成就结合起来。因为学术不是冰冷的概念逻辑,不是僵硬的技术知识。学问中有人生,有情味,有境界。最后,对一个学者作出评价时,不能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要将其放在当代学术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观照。②本书所收录的个案研究文章大都采取“学案体”的传统研究范式进行,即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考察时代社会背景,介绍人物生平,梳理概括其学术思想,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作出具体评价。

比如,章辉在其专题论文—《张玉能教授的实践美学发展观刍议》中谈到了张玉能教授如何坚守并发展实践美学的学术立场与主张。文章首先将其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的学术语境中,指出一批中青年学者借助西方现代美学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提出了颠覆性的批评,进而纷纷转向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生存美学等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论者面临着许多问题:实践美学是否失去了生命力?它怎样回应西方现代美学的挑战以及后实践美学的批评?如何阐释实践美学的现代性?这些问题关涉到中国现代美学的整体走向,关系到美学理论的建设和美学学科的转型。张玉能教授逆流而上,对实践美学作出了现代性的阐释和建构。接下来,文章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实践概念的现代性阐发、美学基本问题的重新审视这三个方面考察了张玉能的实践美学观。最后,文章总结了张玉能的理论贡献:一是反对旧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本体论,坚持了实践哲学在美学研究中的地位;二是在坚持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阐发了实践的现代内涵;三是把美与人的自由创造和理想生存联系起来,丰富了美的人文内涵。①这样的定位,建立在对张玉能美学理论思考建构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同时还将其放在中国当代美学的转型的关捩点上加以考察,应该说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更值得指出的是,文章并没有将对象作溢美化处理,他还对张玉能的美学探索提出了商榷性的反思:人类理性的缺陷已经开始暴露,过多强调实践(理性)与美的关系是否恰当?在伦理失范、道德滑坡的当下,审美活动怎样发挥其批判社会异化的功能?又怎样维护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这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不难发现,这样的个案研究是带着问题去进行的,同时也是带着“史”的意识去展开的。既有对整体社会时代背景的介绍,也有对学术史问题史的清理,最后还有对问题和对象的前瞻性探索。

在中国学术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时期会像今天这样如此重视学术规范。然而吊诡的是,似乎也没有哪一个时期会像今天这样出现如此严重的学术腐败问题。这两者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学术规范的制定就是为了有效防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但另一方面,冰冷的学术规范也有可能成为高明的学术腐败的最好掩体,表面规规矩矩的学术形式背后掩藏的可能是思想的平庸、观点的重复、知识生产的粗制滥造,甚至是伪造数据、作伪注、剽窃、拼凑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没有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和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知识生产就成了大可存疑的事情。因此,制定严格科学的学术规范,揭露和批判学术腐败行为,重建学术道德,完善学术成果考评机制,就成了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题中之意。

《当代学术史研究》不仅专设一块讨论学术批评问题,还在全书的其他多个地方涉及学术规范以及学术腐败的问题。该书收录了陈明芳的专题文章—《令人忧虑的抄袭剽窃现象—从拙著〈中国悬棺葬〉的遭遇谈起》①,读后让人触目惊心,中国学术界的混乱和无序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个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可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存在于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量化管理与评价机制。看一个教师或者学者是否有水平,就看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在著名出版社出了多少本书,看他拿了多少项国家课题,获得了多少项成果奖励。而且更要命的是,所有的生存要道都打这里通过,评职称、评奖、年终考核、评导师资格甚至提干,没有“成果”是不行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是一条必须穿越的生命线,那就自然有办法打通。有的人从不做事,却坐收文字之利,直接署名;有的人与他人合作,一人出力,一人出钱,名利均分;还有的人搭乘别人的车子(在别人的著作或者课题中附署自己的名字,但不分担任何事情),自己不过问也无法过问,结果却比开车的人还早到(比如更早上职称)。这是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学术腐败”?!

杨玉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说现在中国是“全民搞学术”,有点类似于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从幼儿园老师到著名大学教授,每个人都要搞所谓的科研,没有成果出来,就没有办法晋升职称、职务,更不要说出名了。于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炉灶,大量炮制所谓的论文著作,结果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学术垃圾,就像当年炼出的废钢一样。①这样的现象不可不察。新时期以来,中国要求创新的呼声不绝于耳,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人都在时时创新。但是,当这个领域被无数所谓的“创新”充斥填满之后,“创新”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要么是低水平的重复,要么就是以变异代替创新,学术领域也不例外。比如,做一篇学位论文必须交代论文的创新之处,研究一个课题也要说明自己的创新点。这种要求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研究大军”涌入到学术领域之后,学术空间被挤占得所剩无几,这时候大家都来谈自己的创新就有点标榜之嫌了。而少数人真正的创新却被淹没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学术批评者对这些现象行为加以甄别和评判,去伪存真,坚守学术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