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晦翻译莎士比亚的《雅典人台满》却是一鼓作气完成的。杨晦翻译时，依据的是克莱格（W.J.Craig）编的《莎士比亚全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参考了牛津版的《莎士比亚词汇》。1944年10月，译作由重庆新地出版社出版。译作前有杨晦写的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译序，后收入《杨晦文学论集》，题为《莎士比亚的〈雅典人台满〉》。在序言里，杨晦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莎士比亚的经历和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作了分析。杨晦认为这部作品恰恰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东西”③，要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时代社会，都必须研究《雅典人台满》。莎士比亚的伟大就表现在，他预先向人类告知了“黄金的悲剧”。这个观点在当时的戏剧界和批评界无异于空谷足音！杨晦的这篇批评文章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历史主义莎士比亚论。有人认为，杨晦关于莎剧《雅典的泰门》的评论文章很有价值，“该文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莎士比亚剧作，是40年代中国莎评的重要论文”①。在戏剧创作上，杨晦喜用北京的方言俚语，非常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具有较强的表现力。这种语言技巧也被用于他的戏剧翻译上，使得译作也带上了某种独特的“色彩”。杨译本的出版要比朱生豪的译本早三年，大概可以断定，杨译《雅典人台满》是较早面世的完整中译本，其附在剧作前后的译序和译后记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该剧进行社会历史评论，也进一步扩大了译著在学界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杨晦虽然算不上什么重量级的翻译名家，但他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却是不可被忽略的。杨晦思想敏锐，眼光独到，在种种社会现实的推动下，他果敢先行，挑灯苦译，完成了几部可圈可点的译著，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界的诸多空白，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一种拓荒意义。尽管现在人们阅读这些作品时不会选择尚不够完善的最早译本，就像有了电灯而对蜡烛弃之不用一样，但是，在那个社会遽变、思想亟转的特殊年代，人们对域外文学精神之光的希冀是非常急迫的，而译者也顾不上对作品进行细细的推敲打磨。但是，正是这些不太完善的译作，不仅滋养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精神和心灵，而且还为后来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提供了方向和路标。这一点，是我们不能轻易忘却的。
二现实主义批评
20世纪40年代，杨晦是以“民主教授”与理论批评家的双重身份跻身学术界的。早在抗战时期，杨晦就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理论思潮中的一种，而且尚未被意识形态化，因此对知识分子并不具有束缚力。杨晦在这个时期主动选择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严峻社会形势的影响，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与理论勇气。这个时期，杨晦的译事与批评同步进行，作品翻译之后就对其进行评论，二者相得益彰。作为一个批评家，杨晦的视野是广阔的，他评论的作家作品兼涉古今中西，尤其是对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杨晦更是认真对待。从他的批评理路和价值取向中不难发现，杨晦并没有对中外名家名作进行全息性的论析，而是重点锁定作品的社会历史维度进行深度刨掘，因此，无论是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梅特林克、高尔基、屠格涅夫、左拉、笛福等世界名家，还是中国的曹禺、沙汀等新锐作家，杨晦都基本上依照同样的思路进行评价和定位。从批评的话语中可以见出杨晦对文艺社会功能价值的急切诉求以及对作家社会责任担当的强烈期望。现在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利弊参半的。其利表现在，批评家能够唤醒并激发作家的现实感和使命感，促使其创作出反映现实问题且具有历史深度的经典作品。但弊端在于，这种纯社会学的视角遮蔽了文艺批评的其他维度，尤其是审美维度。这使得批评在追求深刻的同时很容易滑向片面，缩小了自己的回旋余地。
最能集中体现杨晦现代文学批评实绩的是他写于1944年的评论长文—《曹禺论》①。在这篇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里，杨晦全面深入地评述了曹禺的六部剧作（实际上是五部，因为曹禺的《家》是改编之作，杨晦没有评论，只是一笔带过），并以一种严正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其创作道路的曲折走向、剧作艺术技巧的探索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而细致的考察批评。杨晦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文章分为八个部分。第一，整体描绘曹禺十年来剧作艺术发展的道路；第二，结合曹禺的受教育背景，特别是当时北平文艺界的崇洋心理，分析曹禺艺术缺陷的原因；第三，从曹禺剧作的篇幅、时间地点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探析曹禺的社会思想对艺术见解的影响；第四，分析《雷雨》的缺陷，着重评价该剧的序幕与尾声；第五，讨论《日出》的现实主义成就，兼及微小的失误；第六，重点批评《原野》的失败；第七，分析《蜕变》，认为这是曹禺最彻底真实的进步；第八，分析《北京人》，指出该剧的艺术失误，最后总结全文。杨晦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另一位批评家吕荧的激烈批驳。吕荧在《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评杨晦的〈曹禺论〉》①这篇文章里，从曹禺剧作的主题、曹禺剧作的发展道路、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关系、批评的形式主义等方面对杨晦的《曹禺论》展开了逐一的分析驳斥。在吕荧看来，杨晦对曹禺单篇剧作的认识是唯形式的，因此对于曹禺整个剧作发展的历程的理解以及剧作道路的评论也是唯形式的。现在回过头来细读这篇在当时就引起争论的批评文章，其中确实有一些理论的褊狭和失当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同情的态度深入到批评家的现实情境和内心世界，我们自然不难发现它的可贵之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从中可看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艺术胆识的批评家思考文学与现实社会关系问题时‘不从众’的个性特征，和他后来的现实主义思想走向的一些信息”②。因此，笔者更愿意把这种理论的褊狭理解为一种对于现实主义的执著，而且，这种执著一直保持到他随后的文艺理论观念的建构，以及晚年对中国古代学术问题的思考。③
与对曹禺进行善意且严苛的批评不同，杨晦对待农民作家沙汀的态度则如春风化雨，赞赏有加。之所以如此，可能存在“显”与“隐”两个方面的原因。“显”的方面是，沙汀的作品更符合杨晦的文艺观与批评观；“隐”含的原因则应归结为杨晦的身份认同与审美趣尚。在《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④一文中，杨晦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状对沙汀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农村现实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分析，并对沙汀作品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大加赞赏。
杨晦自始至终坚守现实主义思想并不是出于对某种权威理论的服膺，而主要根源于自己的身份立场与特定的个性气质。他为人磊落，性格耿介，具有独立精神，不盲目从众。作为一个出身贫困的东北作家，杨晦对中国底层农民所经受的苦难比身处大都市的“京派”、“海派”作家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切肤的家国之痛，半生的颠沛流离，一方面让杨晦习惯了对苦难的隐忍默受，同时又培养了他对于苦难的敏感神经。所有这些都最终影响到杨晦的文艺观念、价值取向、评判尺度以及批评的落脚点。在杨晦看来，一个作家重要的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尤其是在自己的国家民族遭受苦难的关键时刻，写什么决定了怎么写。那么，文艺何为呢？其价值何在呢？杨晦认为，文艺首先而且最终是对现实发言，它与社会的运动相始终。而文艺家的责任在于，以艺术的形式揭呈社会现实，直面并荷载苦难，通过对社会革命运动的深刻分析，为广大的劳苦大众指明前进的方向。所以，好的作品读完之后会让人振奋、感动，激发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杨晦的批评实践主要集中在40年代前半段，1945年以后则转向对文艺理论问题的学理性思考。与同时期的批评家相比，杨晦的批评并不算太突出。但他始终坚持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通过对中外作家作品的深入论析与评骘，凸显文艺的实践价值与现实品格，借此探索中国新文艺的前进道路和未来发展方向。在当时，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时期，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论批评的中国化，他们多将重心放在理论问题的阐释以及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此外，国统区的朱自清、李广田、李长之、九叶诗派等也在文艺批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实绩，尤其是李长之，其传记批评在当时的批评界独树一帜。在这个时期的批评阵容里，杨晦没有孜孜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建设，而是矢志于对文艺与社会内在关系的探讨，以一种强烈的现实性诉求出现于批评界，将作品放到社会运动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在文本细读中扪叩作家的社会良知与德性操守，话语中透着满腔的热忱和急切，这在当时，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杨晦以特定的视角和理论姿态在批评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的批评是“及物”的，其中包含了不少的真知灼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杨晦的批评理论客观上与当时的权威理论在步调上保持着一致，但他有着自己的理论出发点，那就是社会运动与文艺运动的辩证关系。这一出发点不是对权威思想的照搬，而是建立在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基础之上的。应该说，杨晦的身份立场与独特个性在其批评性格的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再加上20世纪40年代政治一体化这一理论大情势的影响，使得他原本不太成熟的想法走向了理论的偏执，特别是一味地强调文艺的社会维度，而对文艺本身的丰富性和表现的多样性缺乏一种宽宏开放的心态与视野。其对文艺现象及作家作品的不容争辩的褒贬和鲜明的取舍态度，也限制了他进一步深入批评对象，使得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当然，这也是特定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三文艺基础理论建设
正是基于对中外作家作品深度的社会历史批评，杨晦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文艺理论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从其理论探究的动机和实绩来看，杨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论的拓荒者。他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中国文论从传统的诗学模式中剥离出来，主要内容包括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范式、话语方式等。同时，启用某种新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将文艺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应对并解答各种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以上理论诸问题进行反思和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杨晦这个时期的理论建构并未臻达一种圆融之境，常于某些独见的思想闪光中显出理论的偏执与罅漏。当然，瑕不掩瑜，杨晦这个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成就还是非常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1949年4月，上海中兴出版社出版了杨晦的文学论文集—《文艺与社会》。该书收入了杨晦在40年代写的文学评论及文艺理论文章，包括中外作家作品评论、文艺理论专题论文、文艺杂感等方面。社会既是杨晦展开文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其文艺理论朝纵深发展的一道津梁。文艺和社会的关系是我们理解杨晦文艺理论的一把钥匙。正是从文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出发，杨晦提出了一些颇有创见的文艺理论主张，比如文艺“公转”“自转”说、“农民文艺”等等。
“文艺－社会”观是杨晦全部文艺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具体表现在文艺“公转”“自转”说、“农民文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命题上。其中，最能形象具体说明文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是文艺“公转”“自转”理论。杨晦说：“要是打个比喻来说，文艺好比是地球，社会好比是太阳。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有随太阳的公转，也有地球的自转。其实，就是文艺也有文艺的公转律和自转律的。文艺发展受社会发展限定，文艺不能不受社会的支配，这中间是有一种文艺跟社会间的公转律存在；同时，文艺本身也有文艺自己的一种发展法则，这就是文艺自转律。”①这个比喻不仅形象具体，而且确实能够有效地说明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地球既要绕着太阳公转，同时也要自转；同样，文艺既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影响，同时也要受到自身规律的制约。不难发现，这里面涉及的是文艺的他律与自律的问题。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来了。凌玉建就认为，文艺“公转”“自转”说是杨晦全部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其实质是对文学艺术他律、自律的辩证而形象的表达。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学艺术“自律”“他律”对立的表象背后的有机统一，而且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这一原理表述得如此“明确而精细”（朱自清评语）②。杨晦的这个比喻是他长期关注思考中国文艺现状的理论结晶，它在分析中国文艺发展轨迹、文艺流派与思潮、文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等理论问题时显示了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同时也为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某种颇有意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