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我赴武汉，专程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参观学习。事后，思绪万千，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我作为八七会议精神的实践者，写下这篇文稿以示纪念，仅供史学界研究参考。
192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七会议到现在已76周年。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是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正确发展道路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
（一）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人民举行了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北伐战争，即大革命战争，亦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北伐战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战争形势顺利发展，很快取得重大的胜利，推动着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当时，在中国中部、南部、北部各省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大发展。革命人民要冲破束缚他们的一切罗网，朝着求得彻底翻身解放的道路上迅跑。革命形势的发展惊醒了绅士们的甜梦，激发了国内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发生剧烈的变化。人民群众要革命，热烈欢庆北伐战争的胜利，欢呼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连连称赞好得很，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则叫嚣糟得很，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仇恨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一鼻孔出气，一脉相连，妄图扑灭革命。在北伐战争中，他们搞阴谋破坏，制造谣言，捏造事实，诬陷共产党，到上海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反革命活动，背叛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制造分裂，破坏国共合作，对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实行镇压。1927年4月12日，公然在上海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革命人民实行反革命的大屠杀政策。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批一批被杀害，横尸街头，使上海大街血水成河。反革命气焰笼罩了整个上海，使光明的上海变成了帝国主义、蒋介石反革命血腥统治的阴森黑暗的上海。
此后，在武汉的汪精卫也撕下伪装的革命面具，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互相呼应，组织反动集团，于5月30日向共产党发起进攻；6月10日，汪精卫从武汉到郑州联合军阀冯玉祥、唐生智召开反共会议，对湖南、湖北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实行镇压；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反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作，大肆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与蒋介石同恶相济，实施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大屠杀政策，使武汉地区形势发生了恶劣的变化，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白色恐怖笼罩大地。
从此，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严重的恶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的危急之中，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共产党人失去了合法的地位，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全国各地工会、农会住地和招牌都被捣毁，豪绅地主反攻倒算，工会、农会干部群众、共产党人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反动统治，中国人民从此受到更加残酷的压迫、剥削，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走向光明的中国变成了更黑暗的中国。
（二）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行错误领导、共产国际实行错误指导，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向共产党、向人民猖狂的进攻，一直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不揭露，不对抗，害怕采取进攻会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害怕造成国共分裂，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陈独秀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完全依附国民党，他曾严厉批评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工作，制止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工作，令各地担任县长的共产党员辞职。他写文章说，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反对利用有利的条件发展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他说，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的力量。从而使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没有掌握正规的武装。他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说工农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领导与监督。他曾对汪精卫抱着希望，对汪精卫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视而不见，把自己置于在野党的地位，把共产党、政府权力、军队权力、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都让给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幻想以妥协、退让求团结，幻想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还可能回心转意。更使人痛心的是，他强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全部解散，把枪支弹药交给国民党，给蒋介石阴谋篡权提供可乘之机。
陈独秀独断孤行，拒绝党内许多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和主张，拒绝搞土地革命。他压制革命运动，强令工会、农民协会组织解散，自动解除自己的武装。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方针，更助长了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加速了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篡夺军政大权、实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大屠杀政策。
大批的共产党人、革命人民没有被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右派的大屠杀政策所吓倒，更激起了他们愤怒和反抗；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危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急切要求纠正错误，挽救革命危机，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
（三）
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局势，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共中央的重要的领导工作。7月13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当时，共产党党内许多同志提出召开中央会议，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也批评过去中共中央的工作，建议中国共产党纠正自己领导工作上的错误。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派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指示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这次起义遭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失利了，但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的开端。
接着，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八一南昌起义的经验，彻底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期的任务，在中央常委瞿秋白同志的主持下进行召开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原俄租界三教街（现在的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即史称八七会议。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上海的负责同志参加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委员有李震赢、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群；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还有两个俄国同志即牛曼、洛蜀英娃。
这次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宣布开会后，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作报告，他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紧迫性；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错误及今后应该实行的新的路线、任务问题。接着，瞿秋白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他着重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今后的策略方针问题。会议成员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发言的同志都集中清算、揭发和批判陈独秀等人在统一战线中一系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明正是由于他们的错误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使之当前革命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会议上讨论了继续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问题，提出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责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恰恰相反不搞军事运动，专搞群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而我们都不管，现在虽然注意了，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如进行秋收暴动就非军事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瞿秋白发言指出，现在主要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是完全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暴动要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我们必须要点燃这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同时指出，我们必须以革命的方法争民权，我们的策略是开展独立的工农群众的斗争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我们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成为工人农民专政的政权。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当时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作出了正确的决策：第一，制定了党的策略方针，决定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在工农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机关。第二，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运动策略，要求在广大区域内造成土地革命运动。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引导革命发展新的时期，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第三，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通过了秋收暴动的决议案，利用秋收时期发动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决议指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会议非常注重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理论，把发动组织农民暴动实行武装起义摆到重要的地位。强调注意工人运动，以农村暴动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建立革命的政权。第四，紧急会议作出了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选出中央正式委员9人，他们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选出后补中央委员7人，他们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首先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派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决定周恩来负责南方的领导工作。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的一次重大转折点的重要会议。它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撤销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内发动和组织农民实行秋收暴动，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的各项方针政策，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它给党和人民指明了正确的革命斗争前进的方向，重新鼓舞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四）
八七会议紧急召开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分不开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我们纪念八七会议应吸取造成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国民党向共产党、向人民猖狂的进攻，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不揭露，不对抗，把自己置于在野党的地位，对自己党内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主张，实行家长式的一意孤行全部否定，是非常错误的，给共产党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立场，完全离开了无产阶级要实行掌握政权这条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中国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艰苦复杂的环境下，都必须坚定不移的根据实际情况以坚持马列主义的原理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
现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对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必须要有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认识。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任务艰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十六大制定的宏伟蓝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胜利前进。
（五）
八七会议后，在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把中国革命从困难局面中挽救出来，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失败走向胜利。
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大批的共产党人进入广大农村，发动、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革命从此进入大发展的新时期。工农武装发展成不可战胜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规军，中国革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大发展的新时期。确立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奠定了中国革命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为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到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是1927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经历了八七会议之前的革命斗争，的确许多问题没搞懂；也经历了八七会议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包括参加黄麻起义，对许多问题就明白多了，深深体会到八七会议之前与之后，革命形势发展大不一样，充分说明了八七会议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就是八七会议正确性的证明。
我们不能忘记八七会议，应该纪念八七会议。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