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宴诗与游览诗：池苑墅园内的宴集登临
“公宴诗”是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第二十卷（和第十九卷之部分共属“诗甲”）时确立的三个基本主题之一（其他两类是“献诗”与“祖饯”）。而“游览诗”则获名于“诗乙”第二十二卷之主题：“招隐”、“反招隐”与“游览”。《文选》所录公宴诗共计14首，其中有曹子建（植）《公宴诗》、应吉甫（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甚至还包括范蔚宗（晔）《乐游应诏诗》和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等。所辑录的游览诗包括魏文帝（曹丕）《芙蓉池作》等，共23首。从《文选》将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范蔚宗《乐游应诏诗》等明显具有游乐活动性质的诗作列入公宴诗，将子建《公宴诗》和文帝《芙蓉池作》所叙述的同一畅游西园活动分别归类为公宴诗和游览诗，我们不难发现公宴诗和游览诗这两个诗（文）类在六朝时期所具有的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在一般文学史、美学史对山水诗前史的考察中，对行旅诗和（或）游览诗流变的考察都会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其中的未尽之言是未能甄别和考量其中审美经验的嬗变之迹，没有把二者纳入山水诗前史的动态流程中，甚至不加区分地把二者视为同一时期并列的或同一种诗歌现象，因此无法定位从行旅诗到游览诗之变的内在审美意义与价值。然而，在追溯游览诗的源头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公宴诗不仅构成了它的前奏，而且从《文选》诗类划分来看，宴饯与集游在多数情况下更是一体两面的、同一连续共生的游乐活动。
作为一种雅集、交游的社会交往活动，公宴和游览本非曹魏所独有，至少在汉大赋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和群僚百官尽兴欢饮游乐之过程与场面：“遂集乎中囿，陈师按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申令三驱，輶车霆激。骁骑电骛，由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盘，杀不尽物。……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但是，在班固所处的东汉（西汉尤然）汉大赋中的宴游活动意在为“润色鸿业”的盛朝气势作铺陈，而且此风由来已久：“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本人的名篇《两都赋》也未能脱这一时代主导风尚的窠臼。总之，宴游活动固然在两汉大赋中已得到正面表现，但是，汉赋一味以丽靡之辞夸陈品类之繁富、空间之阔大，“竞为侈丽闳衍之词”，其后却是真正审美情思的缺席。也就是说，汉大赋只不过是汉代恢宏政治图景的单纯附庸和代言，而无法激起主体个我的感性此在之情思，因此从审美感兴而言，这些“闳侈钜衍”的词语不过是些空洞、没有审美灵光的辞藻堆积。而公宴诗和游览诗中的抒情主体在墅园内所进行的是一种自在的具有游戏性质的寄寓情志的游乐活动，为社会宴游活动向诗性提升提供了场景氛围和表达题材。
如前所述，天下三分以后，魏蜀吴三方政治军事集团纷纷重视延纳文士、蓄才以自重，宴集和游览活动成为士人进行社会人际应酬的重要内容与方式。到了曹魏时期，公宴和游览活动成为士人抒发情志的为我诗艺活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对于汉魏之际审美趣尚的揭橥颇具启示意义：“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此处刘勰整体描述了建安时期彬彬文才之盛及其创作风貌。其中“叙酣宴”即记叙公宴、宴饮活动；“述恩荣”则表明此类宴集活动是要抒发主体情志的；“怜风月，狎池苑”就是游览、观赏活动，表明此时抒情主体在这些活动中已具有同情地感受自然外物的意向，也透露此期他们的游乐范围还限于人造的庭苑墅园。当时，文坛无疑是以曹氏家族为领袖、其麾下的邺下文人集团为核心成员，他们常聚集唱和，西园便是他们经常宴集游览的地方，而文士们在宴游活动中所留下的吟咏篇什，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公宴诗的理想文本个案。
一、以情化景的西园宴游
萧统《文选》卷二十之公宴诗第一首所录的是曹子建（植）的《公宴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此诗当作于公元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公子）以后、217年被立为魏太子之前的六年间，曹植应曹丕之邀参加在西园举行的一次宴乐活动。此诗虽名曰公宴诗，但从诗中表述的内容来看，恰恰是宴会结束时还意犹未酣（“终宴不知疲”）的后续活动——在西园游览赏玩。公宴的场景与氛围在诗中只字未提，如果要发掘公宴在其中的作用的话，顶多充当这次游览活动的起因和由头而已。可堪并置比较的是活动的东道主——当时的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曹丕也有诗记游：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曹丕《芙蓉池作》）
曹丕的《芙蓉池作》与曹植的《公宴诗》也许记述的是同一次夜游西园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是在同一地方（西园）、一样皓月当空的夜晚所进行的同样类型的宴集游览活动。但是，在萧统《文选》中，却将曹丕的《芙蓉池作》归入游览诗。同一次（类）游历活动可以归入公宴诗，也可以用游览诗的方式记游，似乎透露给我们公宴诗与游览诗二者的密切关系，即二者实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诗类。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味、把玩这两首诗中透露的审美信息。两诗的基本风格是在明朗、刚健中流露出淡淡的伤感。抒情方式主要通过节奏明快的叙事、空间物象的迅速切换，使我们像是追随在夜游队伍后面匆匆游览了这座皇家园林。在曹植的《公宴诗》中，“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两句叙述性过渡句交代了时间（月光清朗的夜晚）、地点（西园）、游伴及游览方式（扈从乘车相随），后面连续八个景句记叙在朗朗月光下的所见，动静结合，而且对仗工整。尤其是“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之“被”、“冒”刻画水陆植物的动感形态，极为细腻精致、生动传神，明显显示出着力刻画经营的痕迹，刘宋后炼句炼字、有句无章诗风及明清诗法家们所津津乐道的“诗眼”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此时曹植之作。乃父曹操行旅诗中所表现的“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雄浑古朴、浑然一体的建安古诗传统正经历蜕变。而曹丕的《芙蓉池作》开篇两句交代同前一首大致相同的时间、地点，所不同的是它还告诉我们抒情主体此刻的放旷心态，接下来共有十个写景句极富动感，传达出物态之美。且看“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所传达的夜景之美：一轮明月在云霞的夹缝透射出光辉，点点的星星在云彩间闪烁。云霞缝隙里透出的缕缕月光因为折射不同而显出色彩交错、明暗深浅的变化，色彩饱满、生鲜、夺目。这是对美妙夜景的描述，更是一个政治集团的未来掌门人此刻内心自得之情的诗意流露。这些诗句同样表露出炼字的雕刻之迹，胡应麟据此反驳上面严羽所下的“难以句摘”的判断：“子建、子桓工语甚多，如‘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之类，皆建安语也。”
两诗经过“工语”写景句作长长的铺垫后，曹植以“飘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作结，表现出对此次肆意酣畅的游历无限留恋；曹丕的结语：“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表露出求仙慕仙的游仙思想，两句诗共同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忧生之嗟！建安时期一般公认已进入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谓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文的自觉前提是得益于创作主体——人的自觉意识的生成，而人的自觉意识首先来自于主体直面残酷的现实、苦难的社会和生民的疾苦并有切肤认识。如曹操的诗作“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以及陈琳名篇《饮马长城窟行》所揭示的人间惨烈，这些现实图景构成当时诗歌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悲情主义。不堪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唤起士人的殷殷兼济之志：“犹庶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另一方面由于现实残酷的黑幕过于厚实不易掀落，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他们由于无从实现政治理想抱负而转为愤世嫉俗或转向构建自我乌托邦。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的时代氛围甚至还浸染了贵为皇子的曹丕、曹植兄弟，现实的不遂逆向激起他们对于生命有限的恐惧及由此而产生珍惜生命、释放生命哀愁的感观活动，也就是通过宴游行乐以排遣心中的忧郁与苦闷。由此反观子桓、子建的《芙蓉池作》与《公宴诗》尾句，不难体会其中的深沉！
我们再来考察建安时期在年岁上略长于曹氏兄弟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七子）骨干成员王粲、刘桢的两首《公宴诗》：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
（王粲《公宴诗》）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
（刘桢《公宴诗》）
从所叙述的宴饮环境看，这两首公宴诗也应是王粲、刘桢侍陪曹氏父子在邺下南皮之西园或某个类似于西园的园林中的宴乐活动。王粲《公宴诗》前四句是景物描叙，在全诗的功能有二：其一，交代时间、地点，起提示氛围的作用；其二，作全诗的起兴铺垫句，是宴乐的特定情感基调确立后所观察到的景物。与王粲叙述白天的宴游不同，刘桢《公宴诗》叙述的是夜间宴乐活动。该诗的景物描写出现在交代夜游之缘起及从游之盛况的六个叙述句后，景句描写了园林内的名贵树木、清澈的水渠、盛开的芙蓉花、鸟兽与建筑。由于这十个句子每句中间都嵌有一个颇能传达物态的动词，所以读者一气读来倒未曾产生铺陈堆垛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这两首诗所表现的情感意向：王粲《公宴诗》末尾四句祝愿他的“贤主人”享有齐天之福，并以之与周公相提并论，露骨地表达劝勉主人代汉自立之意。而刘桢《公宴诗》末了四句表面上看只是感喟此“绮丽”景况之盛，永锡难忘。但细读写景句“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尤其是“仁兽”这一提法让人自觉地将之与屈原《楚辞》的香草美人传统产生一脉相承的勾连，似乎早就不经意间将颂扬通过比兴寓意于其中了。可见二诗中都有刘勰所谓“述恩荣”——抒发情志抱负的意向在内。
总体而言，由于建安是一个“慷慨以任气”的重情时代，此期诗人探索到以宴游这种游戏的方式，通过描叙墅园内有限的物景来自由抒发人生感怀，事功与言志因素的淡化、游戏行乐所引发的自由感的生成，这是游宴诗的美学贡献。由于个体怀有浓郁的、难以化解的“情”，尤其是此情经过了在风景秀美的园林中进行的宴游活动的发酵，所以建安时期的公宴诗和游览诗的情感流向往往是以情化景。这种主体内在情感主导下由情及景的流向，和第一章“行旅诗”部分“感物”的情感运动过程一致，即所谓“执情以强物”。虽然部分宴游诗也有情景浑融的美学取向，但它们是以景对情的依附为代价的，景的生动、多维表现性未能淋漓展开，然而从中我们却不难体会到景物描写的早期胎动。
二、西园宴游的游戏品格
作为抒写行乐活动的公宴诗和游览诗，在曹魏时代具有相同的审美品格，宴游即为赏玩，“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宴、游与行乐是一体联动的，而且本身因没有外在显性行动目的而具有单纯的游戏品格：“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这是二者与行旅诗的重大分野。换句话说，首先，公宴诗和游览诗中外指性身不由己的功利目的渐次退却，通过宴游获取欢乐以驱遣或忘却悲情时代在心灵投下的阴影是活动的原动力之一，这是宴游诗与行旅诗的根本区别。其次，公宴诗和游览诗的发生处所由行旅诗中背井离乡的陌生他乡征途转移到熟悉的人造庭园内的自在赏乐。再次，公宴诗中汉赋式的夸陈筵席豪奢的场面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而是更多或者全力描写宴请活动之后的游览所见抑或宴游之游观。即使在陈琳题为“宴会诗”的公宴诗中，也只有不经意一句“高会宴中闱”作为过渡叙述，且前后两句都是景句。即由口耳之福的快感刺激享乐上升到对庭园物象的感性体验上；同时，作为集体活动的游览在此期开始集中成为景物呈现的手段和过程。
为了细致见出从行旅诗到宴游诗这一诗歌运动的流变过程，我们集中考察一下“七子之冠冕”王粲的一组宴游诗：
日暮游西园，冀写幽思情。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上有特栖鸟，怀春向我鸣。褰袵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飙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
（王粲《杂诗》）
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方轨策良马，并驰厉中原。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渚间。
（王粲《诗》）
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投网引潜鲤，强弩下高飞。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
（王粲《诗》）
这几首诗是创作主体骑马或驾车陪同曹操、曹丕父子畅游西园之作。在第二首中除前两句交代游览的起因外，其余六句均从景观变换上描写游历这座皇家园林的酣畅。从动词“策”、“驰”、“翔”的连用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诗中空间景物明快的节奏变换，因而整首诗似乎来不及驻足停留对美丽的西园作任何细部描写。诗作正是通过这空间转换的快捷节奏提示我们，作者与其说是在描写园林景观不如说是在记叙（叙述）从游历程，但是全诗又是没有外在附加目的的纯粹的游览活动。其他两首，也重在记游，不过是以“白日忽已冥”、“白日已西迈”来记录光阴的不经意流逝，来记叙这些充满期待和愉悦的游历。因此这些诗同时兼具行旅诗的行踪记叙和游览诗的无目的性两重特征，较为经典、微妙地显示由行旅诗向游览诗蜕变过程中的早期胎动。这里说的游宴诗的无目的性是指游览不受外在功利性行为的驱使（无目的），而能尽情、痛快地享受在游览活动中获得的精神愉悦（合目的性）。这就是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关于鉴赏（审美）判断的第三契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按照在它们里面观察到的目的的关系”的要点：“美是一对象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时。”中国诗歌发展到公宴诗和游览诗阶段，与原始儒家对诗歌的功利性的人伦政教界定——“诗言志”渐行渐远，它们开始作为审美主体的感性体验的印记和记录而存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人在游览诗中应对自然的方式，似乎可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四编“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之“自然美的发现”中关于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自然美的态度作一比较，欧洲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然美的发现才摆脱来自某种思想的作用，通过旅行和跋涉，从而成为“自然美的亲身感受者”。也就是欧洲人对外在自然之美的发现，也是在人们的旅行和跋涉等外在外指性目的不强的活动中的目观亲历中完成的。只不过中国人的宴游活动主要发生在人工建造的园林中，那是一种人为改造过的第二自然。由于早期的宴游诗和游览诗在整体上外指性目的已经逐渐淡出甚至阙如，所以这两类诗的写作动机通常只与主体的某种内在精神需求相关，即时代悲情在士人心里凝成的块垒驱使他们以相聚游玩的方式予以排遣。
浓浓的悲怆总是在闲居独处时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朝向主体奔涌袭来，令人猝不及防。而几个意气相投者相约在墅园内登高远望，不失为一种上好的排遣方式：
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陈琳《诗》）
凯风飘阴云，白日扬素晖。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玄鹤浮清泉，绮树焕青蕤。
（陈琳《宴会诗》）
即使闲散在家内心还是被感伤包围（“闲居心不娱”），于是相约友人同游城郭，游城之余在内闱畅饮，这便是此类游览、宴集的目的，即内在的精神性调适的需要。从长流嬉戏之“翱翔”——像飞禽在碧空飞翔一样的畅快感觉；登临高城之“逍遥”——庄子御风而行般的自由任真，我们完全能够体会得到抒情主体获得的快乐体验。而从“凯风飘阴云，白日扬素晖”中，我们分明能感觉得到主体在融融春日中畅游所收获的惬意与升腾感。如果说这四句是“游”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愉悦，那么，“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玄鹤浮清泉，绮树焕青蕤”则是在酣畅的游兴情致中所“览”——观到的细部景物。可见在早期游览诗中“游”的成分远多于“观”的成分，“观”的生动传达并未得到重视。因为此时的游览诗重在排遣由于时光之流的无情演逝（“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使主体萌生的“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之时不我待的时间悲情意识。这种基于时间意识的悲情与特定的游览活动产生映带关系：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
（曹丕《与吴质书》）
如前判断，南皮一西园之游是建安文人集团公宴诗和游览诗的主要诞生地，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宴游诗集中演绎的场所。但是诗人在诗歌中对游踪的叙述远远大于对物象的描写，这固然可以轻描淡写地解释为此时创作主体还不完全具备观物的能力。但是，当时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些景句，这使显而易见的轻率答案遭到质疑。其实，从审美经验中的审美情感层面来解释这种现象可能会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早期的宴游诗，特别是游览诗中主宰主体中心之情的主导倾向还是《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基于时间维度的悲情主义，即曹丕在这两封信中所深感痛惜的“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年一过往，何可攀援”的时间意识。游览活动的直接动因是将这种隐藏却涌动在内心的悲情排遣、释放，于是通过宴饮活动，在空间延展中变换游踪来“自娱”。这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自闭或独处一地一景易于使某种不快的情绪加重。也就是说，主体在墅园中所进行的宴游活动重视叙述游踪是为了实现物我情感的交换，通过感物兴情来置换、排解难处的心情。总之，游览是排遣内心“不娱”——内在精神苦闷的方式，在游览过程中主体获得高峰情感体验，因此宴游诗中的情感体验往往是在情感内部由悲愁到畅快的两极转化。从发生学看，早期宴游诗是遣怀娱情的产物，这是这两个诗类诞生的重要契机，更是它们的使命，并且这一使命内化为一种情结，令他们乐于登临宴集。此时的宴游活动的终极指向还是无目的的，因为此种游览活动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审美愉悦，外指性目的淡出，游览本身就成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