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节末
什么是山水诗？和玄言诗一样，《昭明文选》里并没有列出这一诗类，而《文心雕龙·明诗》中明明白白地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就意味着，《文选》中未见分类的两类诗歌之进退形成了山水诗出场的契机。而这两类诗歌正是中古诗学史上学界关注和谈论得最多的。尽管谈得多，但还是有些未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我们知道是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而王维又把它发展到了极致，不过，山水诗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还不甚清楚。
试读下面这两首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观沧海》）
命驾观奇逸，径骛造灵山。朝济清溪岸，夕憩五龙泉。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
（庾阐《观石鼓诗》）
通常认为汉末曹操的《观沧海》是文人诗中较早描写山水品格的诗歌，而东晋前期诗人庾阐的《观石鼓诗》差不多可以说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山水诗。那么，从汉末到东晋，山水诗是不是就这样在山水不断被加重关注的一个过程中渐次形成了呢？
本书这样评价庾阐诗：“虽然出现这么纯粹的山水诗，但在山水诗前史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它们却只能充当东晋蔚为壮观的玄言诗的前导。也就是说，庾阐的天才式创造并未直接开启山水诗勃兴的阀门。”那就是说，在山水诗以前还有玄言诗，虽然玄言诗中已经有很好的山水描写了，但还是不能称其为山水诗。这是为什么呢？
叶维廉如是界定：“我们称某一首诗为山水诗，是因为山水解脱其衬托的次要的作用而成为诗中美学的主位对象，本样自存。是因为我们接受其作为物象之自然已然及自身具足。”国平在引叶先生此“美感观照的主位对象”说以后发挥道：山水诗成为中古诗歌运动中诗类发展的高潮点与落幕地，是因为它生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诗歌的审美经验——山水意识。
那么山水意识到底从何而来呢？国平不是以已有定论的山水诗为分析样本，而是去追寻大谢以前各诗类中山水意识的萌芽。这项工作正如他所说，是“山水诗所由诞生或者说山水诗诞生前的诗类流变的清理”，于是就有这一本《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另辟蹊径的研究走向。
本书提出，山水诗作为一个诗歌运动的成果，其此前的诗类演进可以分为《古诗十九首》、行旅诗、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游仙诗与玄言诗七个诗类，并根据审美经验的变迁将这七个诗类分为四个演进阶段：《古诗十九首》与行旅诗、公宴诗与游览诗、招隐诗与游仙诗、玄言诗。作者说：“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就是一个比兴逐渐退场，情感意志消散，审美主体渐近自然、亲和自然、直观自然的过程，而晋宋间山水诗的诞生就是此一诗歌运动演进的自然结果。”
作者在细读、分析各诗类的诗歌作品个案的基础上，认真清理并描述这些作品呈现的审美经验，进而考察这些审美经验所导引的诗歌运动朝向山水诗的演进之途。所引资料翔实，论证严密，以史推论，步步为营，视野与方法论别具一格，结论令人信服，显示了其扎实的学风和良好的理论素养。总之，方法是科学而有特色的，研究结果是稳妥而可信的，我作为导师当然也是满意的。
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山水诗在审美经验层面必须具备两个充分条件：置身自然界、亲和大自然，对自然山水寓目直观；抒情主体情感消疏，不以自然山水作为比兴和遣理工具与媒介。”这里，我们当可发现诗歌创作的两个几乎一致的走向：一是渐近自然，最终达到对自然作直观的诗思；二是要对自然作直观的诗思，条件是不再缘情，即不再调用比兴来抒情，或者类似地简单地以理来置换情。
或许，我们有必要单独来讲一下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即刘勰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论断到底是不是诗学史的真相。
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先生梳理玄言到山水的流变，认为，“兰亭人士爱好作为散怀场所的山水，同时也开始爱好美丽的山水。强调散怀时，便表现为玄风诗；着眼于美丽的山水时，便表现为山水诗。……正如‘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所说的，庄老和山水是同时出现的。虽说在兰亭诗中是前者重而后者轻，但不久以后就变得前者轻而后者重了”。这段话很值得推敲。第一，山水是散怀的处所，为了给情感降温，就到山水中去。第二，开始爱好山水。第三，在情感和山水间的不同侧重，就有了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区分。第四，玄言诗和山水诗是同时出现的。他理解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不过是同时罢了，并不是非要玄言诗退场，山水诗方才登场。显然，小尾先生是个折中论者，可能大多数学者会有意无意地来这样处理两者的关系。
其实清人沈曾植早就不满意刘勰的论断，说：
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轩轾，此二语便堕齐、梁人身分。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遍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性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
沈氏所云“元嘉关”就是元嘉时期的诗歌，为了通这一关，他建议将西晋永和九年的王羲之兰亭诗与东晋刘宋元嘉年间谢灵运的山水诗一起读，此一往前推的策略意在从玄言诗的构成上讨论山水之于玄言的重要性。沈氏引入佛教的语汇，判山水为色、境、事，庄老为意、智、理，两两相即，以此批驳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说。这里，尤其要重视“境”一词，山水是境，理即融于其中。这意味着，玄言诗和山水诗的读法要变，不能沿用比兴的读法了，也不能再以抒情为目的了。
近人马一浮也驳山水与玄言对立论，说：
刘彦和乃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殊非解人语。自来义味玄言，无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渊明、康乐，故当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与言诗、可与论书法矣。
对玄言诗来讲，山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千变万化恰对应着理的不变，而不变之理即在山水之中悟得。在此一思理之下，王羲之、支道林、陶渊明与谢灵运是一派的。
上面三位学者对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说的怀疑和批驳，如果我们把它置入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即从汉儒解诗的经学时代向玄学（佛学）时代的转换去看，那么他们显然是有道理的。山水诗并不是从缘情诗平滑发展而来，即并非从曹操诗的自然描写开始，诗人渐渐更多地关注自然，诗歌渐渐更多地描写自然，最后水到渠成，到了大谢，山水诗就从缘情诗中自然生长出来了。恰恰相反，山水的审美意识孕育于玄学的语境之中，在此语境中缘情冲动受到了压抑，理境却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它并不干枯、乏味、艰涩和无文，虽然相对缘情诗而言，或许是这样，但那只不过是读诗的角度问题。这里，我可以提供一个旁证，《世说新语》一书的主角们正是玄言诗的主角们，几乎一个都不差。我们读《世说新语》，绝不会有钟嵘批评玄言诗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之感，那种理智、简约、生动的美，却固然是不能以缘情冲动来衡量的。《世说新语·赏誉》所记玄言诗领袖孙绰的名言：“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难道是戏言！是不是应该说，山水诗正是从玄言诗中生长出来了，或者，山水诗其实是和玄言诗一起受孕的。那么，它们的母亲是谁呢？是玄学。大谢山水诗的成功，标志着诗学上经学时代的终结，玄学时代的全盛和佛学时代的开启，虽然诗学家们其实并不想真正从经学撤退，如刘勰、钟嵘辈。
以上是我重温国平的论文引发的一些感想。把它们记下来，作为最近思想变化的记录。
2010年7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