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闲雅”是指词体安适高雅、从容淡定的叙述状态。从语义学看，闲，通“娴”，常用于形容举止情趣娴静文雅。《吕氏春秋·士容》曰：“客有见田骄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陈奇猷校释曰：“闲雅即娴雅。”《后汉书·马援传》注：“娴雅犹沉静也。”《隋书·高祖纪上》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同时，“闲雅”还有文辞优雅的意思。晋陆机《文赋》：“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八：“有诗集数十篇，闲雅清淡，不作晚唐体，自成一家。”清宣鼎《夜雨秋灯录·银雁》：“杜喜，与闲话，辞均闲雅，无俚语。”可见，“闲雅”作为形容词既可用于形容人的行为举止高雅文静，也可用来表现人的言辞从容优雅，是人在一种清闲安逸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中所表现出的从容、淡泊、安详、清雅的情感与心理；而用“闲雅”来指称唐宋词所体现出的共同的审美特征，则着重强调的是唐宋词冲淡、从容、闲散、淡定的审美状态，重点关注的是唐宋词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动机到创作心态的美学特色，是整个词体发展过程中词作集体散发出来的带有共通性的美学特点，是以词人通脱灵动的生命感悟为核心、以词体长短句错落变化有致为物质形态、以“要眇宜修”的审美意境而共同构造的审美范畴，而非执著于词作一章一句、一境一景的细微感受。“闲”指的是创作主体内心的宁静与淡定，指的是词作所体现出来的从容不迫、舒缓有致的创作状态，它体现在词体对情感、渔父、山水、花鸟等意象题材的执著表达上；而“雅”指的是词体由优美的语言、幽微的意境和娓娓道来的叙述节奏共同体现出的优雅从容，指的是词体共同体现的审美取向，而非儒家诗教传统所强调的骚雅正统。闲雅富贵的宋词，和宋代的诗、文、书、画一起，构成了宋代沉潜、成熟、内敛、丰富的宋代文化景观。正如学者们所言：“宋词、宋文、宋画、宋代文玩以及宋代理学，构成了一个精致辽阔而又森严的贵族世界。”
一、唐宋词“闲雅”审美特质的构成
自明代人张綎将唐宋词的审美风格归为两大类：一曰婉约，一曰豪放时起，人们就开始用“婉约”、“豪放”两大审美形态来概括所有唐宋词的审美特点。这种惯性审美思维一直延续至今，并被广泛套用于唐宋词作家作品评析中。明代张綎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而实际上，宋人在各种词话、诗话笔记中，就词的审美特征提出过众多概念。最为常见的有：婉媚、婉美、婉约、软媚、妩媚、柔媚、柔婉、清婉、纤柔、纤艳、柔丽、艳丽、绚丽、侧艳、浮艳、淫艳、世俗、俚俗、自然、本色、高妙、俊逸、旷达、横放杰出、豪放、古雅峭拔、高雅、高古、骚雅、雅淡、雅正、浑厚和雅、清劲、格力、清空等。如果我们将以上审美概念用“雅”与“俗”两个标准加以分类，则不难发现，除浮艳、淫艳、世俗、俚俗、侧艳等极少概念进入“俗”的审美范畴，其余的概念都在“雅”的审美大视野中，可见“雅”是宋代以及后来词论家对词体的基本体认和美学判断。但是，在笔者看来，词体之“雅”绝非诗歌之“雅”，而是一种游离在儒家诗教之外的“闲雅”。“闲雅”和儒家诗教里所强调的“骚雅”、“正雅”有所不同，“骚雅”更多强调的是词体内容的非艳情化，要求词体承继骚体文学幽怨隐恻反映社会的情感内容，是将儒家诗教观内化到词体审美内蕴之中的审美范畴，是朱熹理学所强调的道德大框架下的“善雅”。而“闲雅”更多关注的是词体从容淡定的创作状态和通过词体内容形式体现出来的独有的审美品格，是词体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学体裁的独有的审美范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闲雅”的审美特质。
首先，唐宋词的“闲雅”审美特点源自唐宋词人闲情、雅玩的创作态度和宋人“闲适”的审美人格。我们知道，唐宋词是在词人摆脱日常劳作和生活的外界压力的自由时间内，以娱乐为目的，以追求身心自由愉悦为目标、流露纯真心态的性情之作，是获得思想解放和人性觉醒的宋代文人获取身心自由和心理愉悦的方式，所以创作时少了几分诗文言志载道的沉重而多了几分休闲娱乐的轻松，作品中时时流露的是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和对功名利禄的彻悟，在“闲雅”中折射出对宇宙生命的理性思考。与往代相比，唐宋有两种思想对文人人格影响较大，即禅宗和理学，而两者又从不同角度与“闲”关联起来。佛教发展到唐代禅宗，已消解了原本佛教崇高的佛性及繁难的佛法、佛理和戒律，正如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中所说：“它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宗教的终极境界，把人所具有的性情当作宗教追求的佛性，把平常的心情当作神圣的心境，于是终于完成了从印度佛教到中国禅宗的转化，也使本来充满宗教性的佛教渐渐卸却了它作为精神生活的规训与督导的责任，变成了一种审美的生活情趣、语言智慧和优雅态度的提倡者。”参禅的最终归宿还是回到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对人的生命意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反思，它在般若直觉的方式中表达了对人生意蕴的热切关注，在超越的空灵态度中透露了对生命自由的迫切渴望。这也就是将一种普通的、“闲散”的自然生活状态作为理发生的场域，也正因为如此，禅宗经典里非常善于以“闲”来表述道境、佛法、佛性；同时，作为宋代重要思想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儒家思想融合佛道的重新阐释，是将传统儒家“心中的道德律令”拿到“头上的星空”加以确证，这种确证一方面使文人对道德产生“敬畏”，同时也在“天理流行”中赋予文人人格境界以“洒落”，故理学家也非常注重于自然优游和日常生活中“格物致知”，而这也促成了一种自然自由的“闲”的生存状态。在禅家追求“法”之“闲”和理学家追求“理”之“闲”的思想语境下，尤其是在前者的根本影响下，文人便具有一种于闲适生活中体验平淡自然意义的精神气质，于是“闲意”、“闲味”、“闲旷”等话语方式于这个时期频繁登场，甚至“诗话”也作为一种散淡的文学评论方式被固定下来。“闲意”多为一种“心闲”的意义发生状态，而“闲味”则是“闲意”观照下的审美体验，二者标志着“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审美人格意义的确立。
宋人以“闲”为美、以“闲适”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审美人格对词体创作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从创作观念上看，宋代词论家历来视婉约为词体“本色”正宗，以娴静的审美境界为最高境界。明张綎《诗余图谱·凡例》说：“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王世贞《艺苑卮言》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云：词“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四库提要·词曲类序》也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五代小词，皆以婉约为宗。”杨崇焕《升庵长短句正集序》：词“创始于李唐李太白，渐盛于五代《花间集》，而集大成于宋六十名家词。其间柳永之徒婉约蕴藉，为正宗之南派。”蒋兆兰《词说》：“词家正轨，自以婉约为宗。”可见，在历代词家心目中，婉约词才是代表词体风格、审美特征的正宗，唐五代词人及李璟、李煜、晏殊、晏几道、柳永、张先、贺铸、周邦彦、秦观、李清照等才是优秀词人代表。在此，我们不妨列举作品以便增加对“婉约”词风格的感性认识。先看李白作品中被推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此词写闺妇思人之愁，但读来含蓄、委婉、感人。再看《花间集》的代表词人温庭筠之《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儒，双双金鹧鸪。
此词写闺中的孤寂、无聊，只用“懒”、“迟”点出。再看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笔下，故国之思，亡国之愁隐然可见，但在情绪表达上却相当克制、委婉，尽显词体“闲雅”之特色。再看晏殊两首描写春光美景之词作：
三月暖风，开却好花无限了，当年丛下洛纷纷。最愁人。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
——《酒泉子》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浣溪沙》
前一首《酒泉子》表达的是词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对醉心功名而错失春光的痛惜。第二首《浣溪沙》则进一步展示词人于富贵闲雅的休闲生活中引发的对宇宙人生之循环的哲理思考。这些作品都不失为婉约词的代表作。而深入分析婉约词，我们不难体悟到婉约的本质：“静”和“闲”。
所以，从审美心理看，“娴静”、“闲雅”是婉约词传递的最本质的审美特征。
清代著名词学家况周颐在其用毕生心血打造的《蕙风词话》中就提出“词有穆之一境”的概念。他说：“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穆”即“静穆”。所谓“穆之境”，即借人之性情精神境界的静穆状态来比喻词之沉潜闲雅的境界。在况周颐看来，“词境以深静为至”。所以《蕙风词话》进一步阐释道：“高浑之至，淡而近于穆矣。庶几合苏之清，辛之健而一之。”在况周颐看来，“闲雅”的意境不在于词体表现的具体内容是《花间集》般幽微的儿女深情，还是旷寂寥廓的旷古之思，是晏殊式的婉约还是苏轼式的旷达抑或辛弃疾式的健朗豪迈，只要心灵进入物我与无限的太虚浑然合一，词作具有“大象无形”的内蕴，都具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闲雅艺术魅力，这也是他选词论词的标准。“凡余选录前人词，以浑成冲淡为宗旨。”况周颐将“静”作为唐宋词“穆之境”最重要的特征，可谓深得中国古代文化之精髓。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就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德行高尚的人不是因为安静有什么好处才安静，而是万物无法扰乱其心思，心闲才静。接着，庄子进一步表明心静就如同镜子能映照天地万物，可以心游万仞神思旷远。他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可见，“静”是人生修养之最高境界，更是词体追求的最高审美状态，是经过词人心灵过滤后所体现的澄澈清幽的纯美艺术天地，此种“静”似春雨润物，只有在心灵的静静开放中才能感知，是一个由声色耳目再入灵魂内心的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这样的作品才能够传达出一种让人产生幽渺淡泊情思的感染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唐宋词的“闲雅”审美特征不仅体现在唐宋词人闲适、娴静的审美人格上，更体现在唐宋词婉约、“要眇宜修”的意境上。
其次，“闲雅”作为唐宋词的主要审美特点，还表现为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交相融合产生的艺术境界，是透过作品呈现出来的对生命的体悟和感触，是一种以闲情雅致为核心、以轻灵含蓄为审美范式的审美境界。现代词学家陈匪石《声执》卷上就曾经说过：“词境极不易说。有身外之境，风雨、山川、花鸟之一切相皆是。有身内之境，为因乎风雨、山川、花鸟发于中而不自觉之一念。身内身外，融合为一，即词境也。”可见，词境是词体艺术的最高境界和水平，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就将词的“境界”作为判定作品高下的标准，有境界者为“最上”。在王国维先生看来，词作是否具有“闲雅”的审美特征与作品表现的内容关系不大，关键要看词作能否给读者带来回味隽永的审美感受。“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那什么是词的品格？在他看来，词的审美特征一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二是“词之言长”。所谓“要眇宜修”，大概是借女性精微细致的体貌特征来比喻词体富有阴柔委婉美的特质。所谓“言长”是对“要眇宜修”的补充，指具有低回隐曲、情韵绵长的审美特征。“要眇”则精微，“言长”则含蓄、委婉，无论是“要眇”还是“言长”，都具有“闲雅”的审美特质，强调的是词体如美人精微柔婉的外在形式，传达深隐曲折的情绪心曲，特具悠远深长的情韵意味，从而达到情感深婉隐约、意蕴丰富绵邈的艺术效果。恰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诗含义阔大，词境微妙。通过对诗与词的不同审美特点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诗浑阔、词“闲雅”细巧的审美差别，更能体会唐人阔达豪放、宋人内敛沉潜的审美文化心理差别。透过这些娴静如水的词境，我们不但领略了词体优美的意境，更充分感悟到婉约词“闲雅”、“娴静”的审美本质，透过这些空灵、清旷的审美境界，我们感受到的是宋人散淡而又富有哲理的理性睿智，委婉而又深沉内敛的审美人格。张毅先生在其《宋代文学思想史》一书中，就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势由强而弱的一个转折点，表现在文学上，也再无盛唐诗人“带有青春热情和天真的兴象玲珑之美，而是襟怀淡泊、思致细密、情意深邃的老境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说：“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深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也扼要地点明了宋代文学成熟型的特点。
“闲雅”作为一种审美趣味，不仅仅是纯粹的技艺或趣味，更是一种生活况味、人生境界。从整体上看，宋人审美趣味的主流追求呈现出一种中年之后圆润淡朴的成熟色调。翻阅《宋史》，凡有成就的文人的传记，很少有仕途顺利者，无不一生坎坷，饱经风霜，这就使其心理深层弥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呈现出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欲说还休的人生晚年心态。这种心态与追求老成之美的深厚思虑是紧密联系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空灵无迹，更适于表达这种人生无常的忧患，所以许多诗人的这种情绪在词中表现得更为精彩。如苏轼《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作者谪居黄州时。写得缥缈空灵，一怀怅惘无迹可求，语意高妙，似不食人间烟火者语。心底有无限忧思，万种愁绪，都无人知晓，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尘气，不能至于此。可以说，借助词这种体裁，宋人将难以言传的内心哲思、忧患传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种漂泊中的闲愁由词人写来同样显得“清空”、“内敛”，传递着“闲雅”的气息。黄庭坚《与王观复三首》就曾说：“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也就是说，“闲雅”作为审美范畴的最高境界就是复归平淡。平淡或淡朴之美，是贯穿两宋的一致美学追求，不仅仅是哪一家的趣味。淡者，味不浓、色不深、情不炽之谓也，如司空表圣《诗品·冲淡》所云：“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于飞。……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它与人到中老年之后生理机能上血气衰减、趣味趋于平和清淡是同步的。苏轼在《与二郎侄书》中就以亲身的创作经历告诫子侄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黄庭坚在其《与洪驹父书》也说：“学功夫已多，读书贯穿，自当造平淡。”素有宋诗开山师祖之称的梅尧臣在崇尚平淡美的基础上更将“美”与“闲”联系在一起，其《东溪》诗云：“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十分简练地道出平淡美与老成之美的内在联系。
二、“闲雅”作为审美范畴的词史意义
（一）“闲雅”的抒写推进了词体抒情化的历史进程
审美价值是作家追求的终极目的，也是判定评价作品价值的根本标准。从词史的角度考察唐宋词“闲雅”审美模式的价值与意义，当首推唐宋词“闲雅”的抒写，大大推进了词体抒情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富有音乐性的抒情文体，唐宋词休闲创作的过程，是词体“闲雅”风格不断演进、深化、强调的过程，从某种意义来看，也是词的娱乐性不断弱化，抒情性不断强化的历程。从唐宋词的演进历史看，五代词体萌芽之初，曲子词只是作为“诗余”给“绣幌佳人”“拍按香檀”的歌词，是作为休闲活动的一个元素而存在的，以叙写闺阁儿女伤春怨别之情见长，即使北宋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这些道德文章的一代领袖大量创作词，依然未能改变小词作为诗余遣兴娱宾的文体观念，这就在客观上使词的创作者在心理上彻底摆脱了传统诗教“言志”的约束与影响，在这种游戏笔墨的小词创作中，专意于内心深处隐秘细微的感受，于不自觉中流露了潜意识中的一种心灵本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词体抒情化的进程。
可以说，由娱乐休闲而抒情唯美的词，在审美整体特征上表现出的“闲雅”审美倾向，其本质反映的是宋人历经人生境界之后的沉思，是从审美趣味角度体现宋人的成熟型智慧。“去俗复雅”，由浅层次叙写花前月下、歌舞酒宴的休闲生活，到曲尽委婉地抒写心灵、追求词体艺术的最高境界，似一条红线贯穿于唐宋词创作始终。从敦煌民间词之俚俗粗鄙，至唐五代词人之渐窥风雅面目，发展到北宋初小令词家之闲雅舒徐及北宋末大晟词人之精工典丽，最终形成了唐宋词闲雅、清丽的审美特点，在词体语言、风貌上，逐渐摆脱了艳词鄙俗的习气，呈现出一种超越世俗的纯净和回归心灵感受的闲雅。也正因为如此，词体才成为词人舒展苦闷心灵的精神寄托，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具抒情色彩的华章。
（二）“闲雅”的抒写丰富了词体柔婉雅静的审美范式
“阴柔”和“刚阳”是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一对审美范畴。而唐宋词以其鲜明、丰富的审美特点，强化、丰富了词体柔婉雅静的审美范式。
唐宋词“闲雅”意境所体现的“柔美”的审美特点，在艺术上是十分鲜明突出的。首先，唐宋词在内容题材的表现上偏重“儿女柔情”。刘熙载《艺概·词概》论“五代小词”中就说：“（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体式之“小”已偏于轻柔，而“儿女情多”则更添婉媚，词人笔下的女性大多貌美、体弱、多情、敏感、哀怨、慵懒、多才、多艺，宋代词人通过对这样的女性群象的描绘与塑造，将婉媚阴柔这种美感类型的创造推上了最高境界，为词体艺术增加了柔媚闲雅的色彩。其次，词体表现的情感特征，也尽显阴柔之美。就唐五代和北宋初词作内容来看，大多集中在关乎男女情爱和个人情思的恋情词、闺情词、闲情词、伤春词、悲秋词、离别词等，它对情的表现更“曲尽人情”，正显示了“柔美”的审美观念定式。词体的“闲雅”特征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或抒情主人公的性别选择上，更表现在唐宋词的整体情感特征上。即使是词中的男性形象，也大多细腻多情、温婉深情，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这类词作的声腔情调染上了浓郁的脂粉气息，强化了柔媚婉约的审美特征。唐宋词中对情感凝聚而深刻的表露，普遍的、浓郁的感伤色彩，富有女性阴柔美的典型意象，男女情爱的纠结缠绵，都具有温婉柔丽的审美内涵，为词体带来雅静柔媚的色彩。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艺言》中就准确描述了词体的这一艺术特点：“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襜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这段话可谓深得词体艺术的真谛。
词由市井走向文人案头，由民间走进士大夫文人的休闲视野，参与大众休闲，这是词体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宋文人的休闲创作，正是遵循了黑格尔所谓的心的规律。他在其哲学名著《精神现象学》中说，人类的精神现象中，心的规律就是遵从快乐的规律，“快乐变成了一个自在自为的合乎规律的现实”，“如果普遍的必然性的内容与心不相一致，则普遍的必然性，就它的内容来说，自身就什么也不是，而必须让路给心的规律”。词是表现人的感情的艺术，当词本能地服从于心的规律，听从于心的召唤时，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精神的休闲与放松。在理性与个体的感性冲突中创作出来的休闲词，更折射出唐宋文人人性的深度觉醒，折射出一个时代文人精神的演化历程，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希腊时期作出的著名论断：“一切事物都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
（三）“闲雅”审美旨趣催生了“闲话”式审美评论
“闲话”本来是泛指没有主题、没有目的、无关紧要的聊天，或者是在轻松状态下讲一些和自己没有太大关联的话题，一如诗中所描绘的状态：“前年同醉武陵亭，绝倒闲谈坐到明”（韦庄《边上逢薛秀才话旧》）；“闲话似持咒，不眠同坐禅”（周贺《赠胡僧》）。但是到唐宋，随着士大夫文人对闲适生活方式和“闲雅”审美旨趣的不断追求，随着士大夫文人怀疑、批评、思辨等理性精神对文人文化品格的强化与渗透，对事物的理性分析与判别已成为宋代文人一种道德自觉。随着词体由处理政务之余的“雅玩”演变成一个时代主流文化的主要形态，“闲话”、“闲谈”式的文化评论也成为文人“闲雅”生活的一部分，和词人创作互生互补，成为士大夫文人闲暇度日的最富有理性色彩和“闲雅”特征的方式。“闲话”、“闲谈”就在这样的“闲雅”审美文化环境下逐渐演变成一种非正式的、感悟体验式的文化评论方式，并以“诗话”形式定格在中国古代批评史上，成为中国文化批评中最主要的批评方式流传至今。这种评论方式虽然缺乏系统性与逻辑性，篇幅也大多短小，有的甚至只是片言只语的感悟，但因其深得诗文旨趣而得到当时文人之喜好，并对中国诗词文化评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在中国，以文学创作为“闲业”的传统由来已久，“文自闲起，情自遐生”。而以评论、分析为“闲”业则始于唐宋。宋代有很多以“闲谈”、“闲话”、“闲评”为题的文化评论。仅宋曾慥编《类说》就收有《戎幕闲谈》一卷（唐韦绚撰）、《秘阁闲谈》五卷（宋吴淑撰）、《牧坚闲谈》（故景焕撰）、《国老闲谈》二卷（宋题君玉撰）、《灯下闲谈》一卷（宋江泃撰）、《玉堂闲话》（五代王仁裕撰）、《渔樵闲话》二卷（宋苏轼撰）等。此外，宋代还有著名的《瓮墉闲评》八卷（宋袁文撰）。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国老闲谈》和《瓮墉闲评》的介绍来看，这些“闲话”体文化评论的评论对象广泛，有对经典、历史、方物习俗、轶事趣闻的记载与品评，也有对文化艺术等各种文化现象的考证杂论，可谓“网罗四部”、“熔铸群言”，大多是主流文化无暇顾及的零散文化现象，“往往出他书所未备”。同时，从创作态度来看，这也是比较随意的即兴之作，“偶有所得，随文生义”，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它不一定公之于世，不一定入经垂典，只是文人闲暇时的一种兴趣所至。但这种“闲散”之杂论，并非闲戏之言，而恰恰相反，由于论者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是爱之深而研之精，同时由于著者抛开了政治及主流话语的束缚，故可表达真知灼见，即所谓“剖析凿凿”，“尤多精审”。“闲话”、“闲谈”、“闲评”这些自由的文化批评精神到欧阳修时代，则催生演变成了专门品评诗文艺术的诗话——《六一诗话》。郭绍虞先生在其《宋诗话辑佚序》中就说过，诗话之称和诗话之体皆始于欧阳修。自此，诗话这种文体便被宋代文人广为使用。在郭绍虞先生1979年出版的、被学人誉为“诗话整理与研究的一面旗帜”的《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中，就考证收录了宋人诗话139部。可见，诗话作为一种自由的艺术品评形式成为历代文人的一种普遍爱好。
“诗话”在宋代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新的艺术品评形式与以往文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不同，它已不再是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而是在一种休闲、轻松的心态下的自由闲谈，是对艺术作随感式的把握与议论，其中，“闲”的态度、“闲”的精神始终灌注其中，欧阳修就直言自己作《六一诗话》是“以资闲谈也”。而今人丰子恺先生病中读《随园诗话》的经历，也从读者的角度、接受者的角度说明诗话既闪烁着理性智慧，又富有自由、轻松的“闲雅”形式魅力。他说：
它那体裁，短短的，不相联络的，一段一段的，最宜于给病人看，力乏时不妨少看几段；续看时不必记牢前文；随手翻开，随便看哪一节，它总是提起了精神告诉你一首诗，一种欣赏，一番批评，一件韵事，或者一段艺术论。并由此而生对“诗话”的喜爱：诗话、词话，是我近年来的床中伴侣兼旅中伴侣。它们虽然都没得坐在书架的玻璃中，只是被塞在床角或手提箱里，但我对它们比对书架上的洋装书亲近得多。
今人蔡镇楚在《中国诗话史》中对“诗话”之形式特征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归纳。他认为诗话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跋序中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应该说这三条抓住了诗话外在结构和内容的特点。
综观诗话的叙述模式与叙述结构，我们说诗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著作，而是现代文体意义上的闲谈随笔，是几个文人聚在一起或“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所以冠之以“话”。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松散文体形式传递的“闲雅”精神，宋人追求艺术审美感受的同时不忘对作品作理性升华的创作态度。“诗话”的“闲谈”精神基本表现在内容上的“生动故事性”和体制上的“短小零散性”，以这样一种“闲谈”精神对待诗歌艺术评论，这才是欧阳修初始意义上的“诗话”。可以说，诗话与词话类的闲话式审美评论与词的创作互动，共同构成了宋代词学的繁荣。而其中传递出的休闲精神和闲适审美态度，更是成为中国文人孜孜以求的理想。自欧阳修开创以“闲谈”为特色的“诗话”以来，“诗话”便成为中国历代文人最主要的、最受欢迎的诗文批评形式和休闲方式，文化闲论现象影响深远，不仅宋代文人喜好，当朝人阮阅著有一部关于诗话总集的著作叫《诗话总龟》，其中“诗话”共分102类，收集诗话共200种，受明清追捧，随之“闲文”、“闲谈”、“闲话”、“闲评”层出不穷。进人现代以来，这种以闲适心态、闲适笔调发私人性的文化闲论、艺术闲谈的传统还在延续，其中蕴涵着的丰富美学思想，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