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唐宋作家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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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苏辙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第一章 苏辙散文理论的渊源

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①正是这样,苏辙因散文成就了不朽的盛名,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苏辙的散文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其丰富的散文创作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因此,探讨苏辙的散文理论,尤为必要。苏辙散文理论的形成有着各种复杂的渊源关系,探讨它们对其理论的形成影响,从中可以观照苏辙的人生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因此,本文将从蜀地文化与学术的影响,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当时文坛人物的影响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节 蜀地文化与学术的影响

苏辙的家乡眉山,地处四川,位于天府之国的腹地,风景优美,南宋诗人陆游曾赞叹:“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①蜀地物产丰富,文化独特。早在汉代,在这个江山秀美之地,民众好为文雅,据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②蜀地自古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氛,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到此游历,于是就有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说法。清代文学家李调元也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③蜀地的确给无数文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与灵感。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就孕育过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等文学才俊。蜀地独特的地理风貌不但影响了生长在这里的文化士人,也成为北宋蜀学生成与发展的土壤。

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来讲,广义的蜀学主要指巴蜀地区的文化学术,狭义的蜀学是指以三苏为代表的学术。苏氏蜀学是由苏洵开创、苏轼苏辙兄弟发展成熟的。”④在北宋中期,苏氏蜀学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当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全祖望曾云:“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⑤他们父子三人,博贯诸经,兼融百家,留下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就苏辙而言,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等学术著作流传于世,这些著作在明清时期影响很大。苏辙作为苏氏蜀学中的重要人物,蜀学对他的人生、思想和文学影响很深。

苏氏蜀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人情论”①。蜀学的开创者苏洵批评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学,他在《辨奸论》中言:“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②他将人情作为评判忠奸好坏的标准,认为王安石不近人情。苏轼继承其父的观点,认为自古圣人之道皆出自人情,他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则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③苏轼借圣人所持之道支持其说。苏辙的“人情论”大体与父兄相同,如“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④,“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⑤,“臣闻圣人之为天下,不务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顺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废之。故天下乐从其所为。”⑥ 他认为礼要符合人情,治理天下不能违背人情,只有顺应民心所向,才能天下太平。可见,在“人情论”这个观点上,三苏是一脉相承的。

苏辙所持的“人情论”,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藐视人情,不通民意,他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反对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和市易法,认为这是违背人情的,他说:“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并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①苏辙由于与改革派政见不同,忤逆新政而出朝,以及受其兄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还有哲宗亲政时被指为元祐奸党,“岁经三黜”,出知汝州,再贬袁州,三贬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后又贬雷州、循州等地。他的一生仕途坎坷,与此不无关系。

苏辙的“人情论”,是以儒家的思想观念评判人事是非,在对待士人的要求上,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一致,而在人生仕途的进退上,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则又贯穿了苏辙的一生,苏辙曾云:

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予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书,为《诗》、《春秋》集传,因古之遗文,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②

在这样思想的影响下,苏辙秉承父兄之学,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③,将自己投身到创作之中,创作了一批“矫拂切直之过”④的文章。据统计,他的《栾城集》中,论时事的文章有129篇,而在《栾城应诏集》中,有25篇《进策》,可见其关注时事之心。这与苏辙所受蜀地的文化和学术的影响不无关系。

苏辙的散文理论及其创作与蜀学密切相关。苏辙的“文者气之所形”说提出,与苏辙早年处于蜀地的文化很有关系。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⑤中言:“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此文作于苏辙十九岁时,是苏辙离开蜀地到京城拜见韩琦的干谒之文。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苏辙饱读儒家之书,对圣人之道非常推崇,在“三苏”的蜀学体系中,孟子的圣人之道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此苏辙借用孟子之言来论“文者气之所形”说。二是苏辙从小在蜀地长大,在这次离乡到京的途中,第一次感受到沿途绚丽无比的山河,感觉蜀地虽地茂形胜,但地处西南,偏于一隅,“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述,不足以激发其志气。”因此苏辙提出要养成“浩然之气”,周游天下,开阔胸襟,结交天下豪俊,以“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的途径来养气。

第二节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北宋是一个重儒、崇佛、尚道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卿希泰先生曾说:“隋、唐、北宋的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故使三家在此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三家发展史上的新时期。”①苏辙遭逢其时,在他的身上也熔铸着三教合一的特色。

苏辙一生在政治上颠簸起伏,饱尝颠沛流离贬谪之苦,并且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诸子百家都有所涉及,“及既长,乃观百家之书,纵横颠倒,可喜可愕,无所不读,泛然无所适从。”①总体来说,苏辙早年的人生思想以儒家为主。他的晚年,在经历了仕途的坎坷之后,释、道两家思想又渐渐占了主导地位,最终他闭门谢客,在清净中感悟释、道精神,寻求心灵的自由和慰藉。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苏辙作为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诞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书香之家。其远祖苏味道,是唐朝有名的诗人,曾任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与杜审言、李峤、崔融并称为“文章四友”。父亲苏洵精通儒学经典,“遂通六经、百家之说。”②苏辙家中书籍众多,他曾说:“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③可见,苏辙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成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深深地熏陶着他。

苏辙非常钦佩“亚圣”孟子,他继承孟子之道,在《上两制诸公书》说:“盖晚而读《孟子》,而后遍观乎百家而不乱也。……然其所以泛观天下之异说,三代以来,兴亡治乱之际,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盖其学出于孟子而不可诬也。”④推崇其“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⑤,因此苏辙“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①苏辙还向儒家典范人物颜渊学习,“颜曾本吾师,终身美藜藿。”②另外,在《答黄庭坚书》中云:“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③苏辙对于颜渊的安贫乐道给予高度称赞。

苏辙在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时期就心怀大志,准备为国效力。苏轼曾言他们兄弟青年时期的志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④嘉祐二年(1057),苏氏父子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支配下,参加了由欧阳修主持的礼部进士考试,十九岁的苏辙与其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061),苏辙又与兄一起参加直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苏辙因直言,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熙宁六年(1073年),苏辙担任齐州掌书记之任期间,面对旱灾,他积极赈灾救民,体现了他造福百姓的奉献精神。由此可见,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在苏辙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北宋统治者鉴于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自太祖朝就削弱武将权力,同时,大力提高文人待遇。在这种重文抑武的政策之下,他们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上之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权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⑤,形成了对文人有利的国策。正是源于此,导致宋代军队中“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军力羸弱,宋朝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乘机窥伺入侵,多次骚扰宋人边防,同时宋廷在对外的战争中,屡有失败,引起一些士人的不满。针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北宋中期形成了士大夫议论时政、品判历史的社会风气。

在苏辙的青、中年时期,面对北宋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关心政事,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写了大量政论文,如《上神宗皇帝书》、《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等,主张治国“以礼乐为本,刑政为末”①,推崇“禹、稷汲汲于天下”②。到了苏辙的晚年,他创作了大量的史论文,以《历代论》为代表,如《汉景帝》、《唐太宗》等,显示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注,其实也就是提醒统治者,注意借鉴古今成败得失,不再重蹈覆辙。这些都是儒家进取思想的体现。而当苏辙身处逆境之时,亦不忘修身养性。在贬地龙川,写出了《龙川志略》那样的好作品。苏辙晚年隐居颍滨,便闭门不出,“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外尘恶,且忍闲居苦。”③文学创作虽然减少,但埋头于学术研究,真可谓是“独善其身”。

苏辙不满于王安石变法,用儒家的礼义思想批评王安石新政,其云:“后世有小丈夫,不达其意之本末,而以为礼义之教,皆圣人之所作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见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礼义之法,乃欲务矫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恶。”④苏辙对王安石新学的牵强附会,委曲莫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⑤

苏辙的人生、文学都受到了很深的儒学思想沾溉。他的前半生积极进取,为北宋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的建议,后期则独善其身,沉醉于学术研究之中,这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深刻的体现。吕公著曾评云:“只谓苏子由儒学,不知吏事精详至于如此。”①虽是强调苏辙为政的练达,但从一个方面也表明苏辙所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事实。

二、佛家思想的影响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来,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隋唐时期,中国的佛教达到鼎盛,中国佛教的几个流派如净土宗、华严宗、禅宗、法相宗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由于政局的不稳与战乱,佛教一度衰落。随着北宋政权的建立,统治者大力发展佛教,佛教又开始兴旺起来,它的一些思想、教义影响士人的文化生活。宋朝的文人,大都有过接触佛教的经历,甚至一些文人也参禅入佛,成为居士。

在苏辙的家乡四川,佛教十分兴盛。有“秀甲天下”之美誉的峨眉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这两个地方都距苏辙家乡眉山不远。这种浓厚的佛教文化自然会影响到苏氏一家。苏辙的父亲苏洵与庐山的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关系密切,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谪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纳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经去已十一年。”②苏辙的母亲也信佛教,苏轼在元丰八年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说:“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③ 苏轼在贬居黄州时所写《答毕仲举二首》中提到:“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常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①苏轼在人生失意时,从佛教中寻求解脱的办法,使自己精神超脱,达到物我两忘、得失无所动其心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和家庭的熏陶下,苏辙自然会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宋代,流派众多,然而宋代的文人甚喜禅宗,他们喜欢禅师参禅论佛。苏辙与著名的禅师道潜交往较多。苏辙所作的《杭州龙井院讷斋记》②一文,便是应道潜之请,为杭州龙井院的僧舍“讷斋”写的一篇“记”,记载了辩才大法师的故事以及“讷斋”的来历,字里行间充满着禅味。

苏辙早年就有游历佛教寺院的记载。至和二年(1055),苏辙十七岁,就随同父亲苏洵到成都,游大圣慈寺中和胜相院,见僧惟简(宝月)。“辙方志学,从先君子东游故都,览观药市。解鞍精舍,时始见兄。颀然如鹄,介而善鸣。宗党之故,情若旧识。屈信臂项,阅岁四十。”③次年,嘉祐元年(1056)三月二十八日,与兄轼游成都大慈寺极乐院,观卢楞伽笔迹。④这年五六月间,到达京师,馆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⑤“昔年旅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韂。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① 嘉祐四年(1059),苏辙游三游洞,有《寄题清溪寺》。熙宁二年(1069),秀州僧本莹来访,题其净照堂,有《秀州僧本莹净照堂》。同年,苏辙游净因院,有《游净因院寄琏禅师》、《赠净因臻长老》留世。由此可见,青年时的苏辙虽然没有直接入佛,但已开始通过游历佛寺,结交寺僧,这对他的人生思想产生了影响。

苏辙虽少年得志,但后来由于反对新法,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而多次出朝,“乌台诗案”中替苏轼赎罪,受牵连,贬监筠州盐酒税,生活困顿。苏辙尽管在元祐年间一度平步青云,曾居位副相,可是绍圣年间,“岁经三黜”,官场险恶,仕途蹭蹬,使苏辙备遭打击,一方面为了避祸,另一方面为了在精神上寻求解脱,他不自觉地接触佛教。

随着年龄的增长,苏辙经历了一系列的宦海起伏,逐渐体会到人生的悲苦。在他的中年时期,佛教在他生命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神宗元丰四年(1081),他作有《庐山新修僧堂记》、《圣寿院法堂记》和《黄州师中庵记》。他在《渔家傲·和门人祝寿》中说:“七十余年真一梦。朝来寿斝儿孙奉。忧患已空无复痛。心不动,此间自有千钧重。早岁文章供事用,中年禅味宜天纵。石塔成时无一缝,谁与共?人间天上随它送。”②可见,苏辙早年的文章主要是经世致用之文,中年时期的文章禅味十足。苏辙被贬监筠州盐酒税时,曾作《东轩记》,有“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③之句,表达出他想远离世俗的退隐的心态,难怪有人称其为“东轩长老”。他任绩溪令时,有《病退》诗一首:“冷枕单衣小竹床,卧闻秋雨滴心凉。此间本净何须洗,是病皆空岂有方。”④而且在《赠德仲》也言:“世间取舍竟谁是,惟有古佛终难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净持律师。”①这些都是苏辙参禅体会的感悟。

苏辙暮年服膺于佛教,研习佛理,在参禅拜佛中安度晚年。绍圣二年(1094),逍遥聪长老卒,苏辙作《祭逍遥聪长老文》;绍圣三年(1095),苏辙作有《祭宝月大师文》、《送成都僧法舟西归》;元符元年(1098),诏辙移循州安置。八月,辙至循州,寓居城东之圣寿寺,他在《书白乐天集后二首》其一云:“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谪龙川,……庐于城东圣寿僧舍,闭门索然,无以终日。……乃得白乐天文集阅之。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及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②白居易从佛理中学到了处世的圆通,因此在从政不如意时便进退自如。而苏辙也从白居易学佛处世中学到了启示,苏辙曾言:“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③因此他在晚年退居许昌后,便闭门不出,研读佛书,慰藉自己。《楞严经》是佛教经典经书,对苏辙也有重要影响,他说:“昔尝诵楞严,闻有乞食师。”④崇宁二年(1103),苏辙离家独居蔡州,杜门谢客,反复诵读《楞严经》,其后作文云:“予自十年来,于佛法中渐有所悟,经历忧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乱,每得安乐。崇宁癸未,自许还蔡,杜门幽坐,取《楞严经》翻复熟读,乃知诸佛涅槃正路从六根入。”⑤他相信佛家的因缘说、宿命说,“因缘宿世非今日,赖有阴功许旋还。”⑥苏过评价他:“聊清一室地,仅作跏趺处。”①看来,为祈求安宁、像佛教徒一样打坐,已经是苏辙的日常功课了。苏辙还说:“十年来渐悟佛法,经历忧患,真心不乱,今反复熟读,乃知诸佛惠我无生法,忍无漏胜果,愿心心护持,勿令失坠。”②晚年的苏辙,对于佛法感悟很深,虽历经贬谪,然而内心平静,不为世间琐事烦乱。从《夜坐》中可看出此时的苏辙已完全沉醉于佛教,“老僧劝我习禅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无著徐自静,六尘消尽何曾扫。湛然已似须陀泊,久尔不负瞿昙老。回看尘劳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误与道士游,妄意交梨求火枣。知有毗卢一迳通,信脚直前无别巧。”③进入禅定的境界,内心清净自如,对人生又是另种感悟,甚至认为自己曾经与道士的交往是错误的。

三、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晋代的葛洪曾在《神仙传》中提到: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既遇老君,遂于隐居之所备用药物,依法修炼。……”④因此人们把东汉沛国人张陵在蜀郡鹤鸣山造作道书、创立“五斗米教”作为道教的起点。可见,蜀地是道教的发源地。苏辙家乡附近的峨眉山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它的道教宫观也闻名天下。

北宋时,道教得以长足发展,太宗、真宗、徽宗都崇道。统治者的好道行为影响了士大夫崇道的风尚。苏辙父兄皆好庄子。苏轼曾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①庆历四年(1044),苏洵与郫县处士张俞交游,苏辙在天庆观读书,苏辙曾记载随兄轼向道士学习的经历,“予幼居乡间,从子瞻读书天庆观。”②苏辙从小就好道,他说“老佛同一源,出山便异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③嘉祐元年(1056),苏辙十八岁,经过凤翔时有“东游至岐下,始见吴道子画,乃惊曰:‘信矣,画必以此为极也!’”④看来,他对于“画圣”——“吴道真君”的画极为称赞。嘉祐四年(1059),苏辙游仙都观,作《留题仙都观》:“道士白发尊,面黑岚气染。自言王方平,学道古有验。道成白昼飞,人世不留窆。后有阴长生,此地亦所占。并骑双翔龙,霞绶紫云襜。扬扬玉堂上,与世作丰歉。”⑤治平元年(1064),苏辙在《和子瞻读道藏》提到:“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⑥虽然这些是他游道观、研读老庄之书的感想,但也体现了苏辙少年时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辙在《自写真赞》中评价自己:“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⑦ 晚年他迁谪龙川后,便“颀然一道士”。⑧他由一个政治家、文人变成以道士自居了。政和元年(1111)十月,苏辙在《卜居赋并引》中说:“然平昔好道,今三十余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术之余,此心了然,或未随物沦散。然则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赋》,以示知者。”⑨可见,道家的思想一直伴他到老。

刘大魁在《论文偶记》谈到《庄子》时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① 苏辙也有即物明理的作品,他在《黄州快哉亭记》中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②随遇而安,保持内心坦然的思想使他无往而不乐,积极面对生活。老子讲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影响他的人生与创作,如《乞分别邪正札子》中说:“至于在外臣子,一以恩义待之,使嫌隙无自而生,爱戴以忘其死,则垂拱无为,安意为善,愈久而愈无患矣。”③主张统治者用恩义对待在外的臣子,实行无为而治、静心寡欲,国可无忧。又《王氏清虚堂记》:“将旷焉黜去外累而独求诸内,意其有真清虚者在焉,而未之见也。王君浮沉京师,多世外之交,而又娶于梁张公氏。张公超达远骛,体乎至道而顺乎流俗。”④展现了王氏能够旷达地摆脱外在的负累,求其内心的清虚,并且与他交往的张公也有超脱、随遇而安的真性情。唐顺之评价:“此文亦有箴规言,其所以为清虚者,不足为清虚也。议论亦本庄子。”⑤

道家思想对苏辙影响深远,我们从苏辙的学术著作《老子解》可以窥之;苏辙为文“汪洋澹泊”,可见庄子文学的痕迹;《宋史》称苏辙为人“沉静淡泊”,其精神内涵与道家一脉相通。苏辙做事沉稳,淡泊为人,所以在党争中所受的祸害少于苏轼,正如苏洵所说:“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⑥显然,这与苏辙的道家思想有关。

总之,苏辙所在的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奇观,这种复杂的文化影响了宋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儒家的入世和有为,鼓励他们积极进取;道家的无为思想,又使他们淡泊名利;佛家的清空圆通,启导他们走向圆融和变通。而苏辙一生的主流思想,乃是儒家积极有为的进取思想,而这种思想是苏辙人生哲学的基础。在他的一生中,尤其是在前期,他积极进取、议论时事、追求仕途,表现出儒家的经世思想,而当被贬为地方官时和晚年隐居许昌的时侯,他便以佛、道思想来慰藉自己,以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现实生活。苏辙一生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余年真一梦。朝来寿斝儿孙奉。忧患已空无复痛。心不动,此间自有千钧重。早岁文章供事用,中年禅味宜天纵。石塔成时无一缝,谁与共?人间天上随它送。”①儒、释、道思想影响了苏辙的人生哲学,自然也影响他的文学创作。

第三节 当时文坛人物的影响

苏辙生活在宋代古文发展的重要时期,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等名家辈出。其中,苏辙与苏洵、苏轼、欧阳修等人交往密切,他们对苏辙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一、父兄的影响

家庭的熏陶对于苏辙的成长和文学创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亲苏洵对苏辙进行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苏辙说:“臣幼无他师,学于先臣洵。”①苏洵因不擅时文,在科场考试中屡屡名落孙山,于是“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它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②,“遂通六经、百家之说”③。苏洵不仅自己学习诸子百家之书和圣贤之文,还教导他的孩子们努力读书,“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④苏辙在《遗老斋记》中说:“予幼从事于诗书”⑤,父亲的悉心栽培,使苏辙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清代性灵派的代表袁枚在《书茅氏八大家文选》中说:“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⑥,台湾学者谢武雄也曾说:“三苏于文章之观点,自成一体系,而其文论,肇始于苏老泉”。⑦可见,苏辙的散文深受其父的影响。苏洵的那些“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⑧的散文,对苏辙影响很大,如苏辙在《进策》中,本着“必见黜”的想法,敢于大胆批判皇帝的耽于女乐,是受了苏洵的熏陶。同时,苏洵“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⑨的做法,也影响了苏辙晚年北归后闭门深锁、专心学术的生活。

苏洵还影响了苏辙的政治思想。如苏洵反对王安石新法中的雇役法,支持差役法,他认为理想的兵役制度是兵农结合,“三时纵之,一时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①苏辙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同样继承了其父的思想,批判雇役法,“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俱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②作为父亲,苏洵不但抚养苏辙长大,而且言传身教,对苏辙一生影响很大。

苏辙的母亲程氏贤明达理,她是大理司丞程文应的女儿,苏洵在外游学期间,是由她来教育儿子的。苏辙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③ 可见,她在培养子女上也有独到之处。程氏“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④她出身望族,喜欢读书,有气节。《颍滨遗老传》中记载:“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三子必不负吾志’”。司马光在为她写的墓志铭中说,“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其子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已。”⑤她不仅教苏辙兄弟如何读书,还以《范滂传》教育儿子以古代的志士为榜样来砥砺名节。父母的言传身教使苏辙从小就培养了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幼而好书,老而不倦”⑥,这种好学的精神,是与家庭中浓厚的学风分不开的。“而二子同年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目。宋兴以来,唯故资政殿大学士吴公育,与轼制策入三等。辙所对语尤切直惊人,由夫人素勖之也。若夫人者,可谓知爱其子矣。”①由此看来,苏辙的文学修养与程氏平日的教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辙、苏轼是北宋赫赫有名的兄弟文学家。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②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提到:“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后迫寒饥,出仕于时。乡举制策,并驱而驰。”③他们兄弟从小秉承父学,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一起读书、游玩,手足情深。苏轼在《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中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④道出了苏轼与弟弟既兄又友的关系。他们相同的经历使他们在政治主张、学术思想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他们虽是兄弟,但性格不同,苏轼性格敏锐,才情纵横,正如苏洵在《名二子说》中所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⑤而苏辙性格深沉,谨慎内敛。苏轼这种张扬的性格间接地导致了其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命,他在《狱中寄子由二首》中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⑥此诗对兄弟的那种拳拳之心表现无余。苏辙则向神宗献《为兄轼下狱上书》:“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①,被贬监筠州盐酒税,真可谓“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② 兄弟患难之情,于此见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临终前曾留有遗言要苏辙为他作墓志铭,并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③可见,兄弟情深,令人扼腕叹息。正如《宋史·苏辙传》所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④在险恶的宦海沉浮中,他们兄弟一直是彼此的寄托和安慰。

苏辙、苏轼不仅是生活中罕见的兄弟,更是文学上少有的知己。在聚少离多的坎坷生涯中,他们经常酬唱诗文来勉励彼此。苏轼在《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中提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⑤他告诫弟弟在官场中要时时小心,不能贪恋官职,这发自肺腑的忠告铭刻在苏辙的内心,使他在官场小心谨慎。苏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更表达了对弟弟无限的想念之情。此外,《和子由渑池怀旧》、《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和子由苦寒见寄》等唱和诗,不仅展示了他们兄弟间的绵密情意,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坛佳话。

苏辙的文学与学术曾受其兄的影响。苏轼“好谈古今得失”⑥,他敢于对世间的不满进行抨击。苏辙在回忆亡兄时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①苏轼这种对西汉散文的热爱及其“不为空言”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苏辙作品中对现实的关注。此外,苏轼曾经修建或命名之地,苏辙也在其散文中有所体现。如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找到一处废弃的旧台,后经修建,成为一个游览的好地方,邀请苏辙为此台取名,苏辙作《超然台赋并叙》;苏轼贬官黄州时,将张梦得在家西南方造的亭子命名为“快哉”,后来苏辙又写出了著名的《黄州快哉亭记》。治学方面,苏轼认真严谨的态度影响了苏辙,他们都主张“以史传经”,反对“以意说经”②。苏轼对苏辙的教导与影响,正如苏辙所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③

苏辙一生之行迹,大体与苏轼的进退相同,这也是苏辙追随和钦慕苏轼的表现。这对感情淳笃的兄弟曾有约定,功成名就之时要退隐江湖,安享晚年,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就提到:“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④苏轼也曾写《临江仙》:“昔年共采芸香。功成名遂早还乡。回车来过我,乔木拥千章。”⑤ 但他们终其一生在险恶的党争中奋战,苏轼北归后在常州与世长辞,苏辙没能和兄长安享天伦之乐,只能在叹惋中为其写墓志铭,实乃可惜!

综上所述,苏辙能够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一,与他的家庭的濡染和熏陶有密切关系。苏辙在《历代论一并引》中说得好,“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①

二、欧阳修等人的影响

除了家庭的影响外,欧阳修、张方平等人对苏辙的提携和关照,也促使他的散文大放异彩。苏籀在《栾城遗言》中说:“公常云:在朝所见,朝廷遗老数人而已,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子幸获与之周旋,听其诵说,放失旧闻多得其详实。其于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据甚多。”②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苏辙少年时就向欧阳修学习,他在《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中记载:“辙少,获知于文忠公,出入门下,与其诸子游。”③欧阳修喜欢提携有才之士,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载:“人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④欧阳修的门生甚多,喜欢奖掖后人,曾巩和王安石就出自于其门下,他还曾上《荐布衣苏洵状》引荐苏洵,上《举苏轼应制科状》举荐苏轼,苏辙也在提携之列,《宋史》中记载:“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⑤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大力提倡古文创作,倡导平易朴实的文风,凡是追求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的文章都不录取,当年考中进士的大多是文风平易的才子。“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① 他的这一举动,促进文风的改变,扫除了“西昆体”浮靡文风笼罩文坛的局面,确立了北宋散文的基本风貌。苏辙兄弟的散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②,正符合欧阳修诗文革新的要求。所以这一年,苏轼和苏辙同中进士,欧阳修称赞苏辙为眉山苏门光耀了门庭,“是岁,辙亦中下第,公亦以谓不忝其家。”③

苏辙对欧阳修为人、为文极为钦佩。他在作于嘉祐二年(1057)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言貌之秀伟,与其门人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④在他眼中,欧阳修的行为举止都很得体,文章更是集天下之精华于一体。嘉祐五年(1060)11月,欧阳修为枢密副使,苏辙作有《贺欧阳副枢启》,“伏惟枢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余论温纯,和乐海内。……夫富贵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终莫能得;贫贱之士,所急者爵禄,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于当世,而况位在枢府,才为文师,兼古人之所未全,尽天力之所难致。文人之美,未复何加!”⑤对欧阳修超绝的才情进行称赞。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苏辙作《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伏惟致政观文少师,道德在人,学术盖世。早游侍从,蔚为议论之宗;晚入庙堂,隐然众庶之望。属三朝之终始,更万变之勤劳……众皆以力事君,公独以道自任。”⑥苏辙对于欧阳修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苏辙作了《祭欧阳少师文》和三首挽词,“拜公门下,言笑欢欣。杯酒相属,图史纷纭。辩论不衰,志气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邪。书来告衰,情怀酸辛。”① 他回忆了在欧阳修门下学习的欢欣场面,以及失去欧阳修的痛心,寄托对恩公的深切悼念。茅坤云:“子由祭欧文不如子瞻,然亦师生。故人之情泠然可掬。”②苏辙与欧公家人关系笃厚,苏辙还于元祐四年(1089),作《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寄托对欧阳修夫人的哀思。《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栾城先生全集录序》③中说苏辙,“栾城笃于风谊,事欧阳公如父,夫人如母,与其子侄相爱如亲弟昆。”他大力崇扬欧阳修的散文,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说:“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④而在《祭欧阳少师文》中说:“公之于文,云汉之光。昭回洞达,无有采章。学者所仰,以克向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⑤

郭预衡先生指出:“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⑥欧阳修对苏辙的影响显而易见。苏辙散文澹泊自然,与欧阳修提倡的平易自然的文风不无关系。欧阳修散文的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学风格,使苏辙明显受到影响。《困学纪闻》卷一八:“尝观栾城为《欧阳公碑》云:‘公之于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盛’。栾城评品文章至佳者,独云‘不带声色’盖得于公也。”⑦《义概》卷一:“子由称欧阳公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盛’。东坡《答张文潜县丞书》谓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岂有得于欧公者邪?”①

张方平也是对苏辙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张方平,字安道,英宗赵曙时,祥翰林学士承旨。神宗赵顼时,拜参知政事,反对王安石变法。《宋史》称:“慷慨有气节,既告老,论事益切,至于用兵、起狱,尤反覆言之……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②他对苏辙的仕途和散文均有影响。至和二年(1055),苏洵作《上张益州书》,并在成都谒见张方平,张方平曾向朝廷荐苏洵任成都学官,未果。嘉祐元年(1056),苏辙与苏轼随苏洵赴京师。至成都,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受到赏识,待为国士,随后,成为忘年交。“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③无名氏《瑞桂堂暇录》中记录张方平盛赞苏辙兄弟:“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④神宗熙宁三年(1070),苏辙因政见不和忤逆王安石而出朝,已是陈州知州的张方平辟苏辙为陈州学官。同年,吕陶中贤良方正科,苏辙作《代方平答陶启》、《代张方平论时事书》。熙宁九年(1076),苏辙罢任齐州,到京城做了短暂的停留,熙宁十年(1077),又出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张方平的签书判官,苏辙有《谢方平启》、《代方平免陪祀表》留世。“乌台诗案”后,苏辙为兄请罪,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张方平“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为别曰:‘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①神宗元丰二年(1079),在张方平致仕前后,苏辙分别作有《代张方平乞致仕表》、《代方平谢表》。哲宗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张方平去世,苏辙作《祭方平文》。哲宗元祐七年(1092)8月,张方平葬,苏辙作《再祭张宫保文》和《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

元符末年,苏辙自龙川还颍川,张方平已故数年,读赠诗时,泣不成声,又作诗道:“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②苏辙不仅创作了一些有关张方平的散文作品,还有一篇《张方平父》的作品留世,苏辙与张方平关系的亲密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在苏辙的一生中,复杂多元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苏洵、苏轼的言传身教,欧阳修、张方平等当世名人的赏识和奖掖,都对苏辙的人生道路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