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佛经翻译，几乎随着佛教传入的同时，就开始了。据说是从东汉时，来中国的印度僧人迦摩腾、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开头的。但从东汉至西晋，所译的佛经，多限于零星小品，可说只是草创时期。但从东晋到隋末，由于统治阶级的崇信和支持，佛经翻译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在后秦君主姚兴支持下，印度僧人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主持佛经译场。校译梵文经典九十七部、计四百二十七卷。这一时期译经事业虽迅速发展，但译场多由外域来的僧人主持。由于他们不懂或粗通汉语，故多采取意译的方法，难免有失原意；有的则过于直译，而语义晦涩，多为人们所难理解。由于佛经译本不善，而造成佛学上许多岐异和纷争，莫衷一是。故此时译经事业仍未臻完善。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称为“旧译”时期。
玄奘不惜身命，历尽艰辛，而西行求法的目的在于到佛教的发源地去探索究竟，衡量岐异的诸说，以解决中土的疑难。所以他回国后把余生全部投入翻译事业，以达其纠正旧失和传播新知的宿愿。首先，玄奘对整个译经工作，作了全面的安排。对浩如烟海的佛教经论，采取有重点、有先后的翻译步骤。对一些重要学派的著述，在翻译时，则注意保持它们体系的完整性，并酌译一些持不同观点的撰述，使学者也能了解其对立的观点。这些作法，都是颇有见地，符合学术研究要求的。他还注意校勘诸本的异同，选择善本。又建立了“五种不翻”的翻译理论等，以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待工作。由于玄奘在梵文和汉语上都造诣精深，对大小乘各宗经论，都有广泛而精深的研究，所以他主持的译经工作，采取直译的方法，又配合着意译，译文既忠实原意，又文采斐然。在翻译的质量方面，远远超过前人，开创了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新译”时期。实际上他把佛经的翻译，推上了顶峰，以后再也没有佛经翻译家，有超过他的。玄奘主持译经时，注意吸取我国历代佛经翻译的经验。而广泛邀集全国各地寺院中的硕学名僧，发挥集体力量、分工合作，因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十九年间，他主持翻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计一千三百余万言。从翻译的数量看，玄奘超过了其他并称为我国佛经翻译史上四大家的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家的总和，也是令人惊异和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