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绝的第二层功夫概以一个“让”字，即让你的合作者甚至对手也要赚到钱。让，是一种气度，更是一种智慧。老祖宗教导我们和气生财，如果总琢磨着通赚包吃，其结果很可能赔个底朝天。谨记：当你享受一个梨子时，至少要让别人吃到一枚甜枣。
1.在利益一致中寻求合作
做生意寻求合作是难免的，要想合作不出或者少出差错，就得先找到合作的基础：
共同的利益。
要想由小做大，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合作，而按现代经营理念：利益一致才有真诚的合作，因此，这首先要了解合作的利益问题，这包括下属的利益与外来合作伙伴的利益。李嘉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很好。
李嘉诚不但重用下属，而且很顾及他们的利益，当事业有发展的时候，会及时让下属分享利益。
例如，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分红共计有1000万港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
至于马世民的其他非经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他就用每股8.19港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转手间就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
李嘉诚懂得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从而使集团形成了更强的凝聚力。
在与合作伙伴的利益交往中，李嘉诚也很善于为他人谋利，做得仁至义尽。
有人说，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只有李嘉诚这样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
在大规模的商业竞争中，李嘉诚最擅长的就是与朋友合作，既使对方有利可图，又能在合作中壮大自己。例如，当有人问李嘉诚，经商多年，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击败置地，而是“我有很多合作伙伴，合作后，仍有来往。比如投得地铁公司那块地皮，是因为知道地铁公司需要现金……
你要首先想对方的利益。为什么要和他合作？你要说服他，跟自己合作都有钱赚。”
长期以来与李嘉诚合作最多的是包玉刚、李兆基和赌王何某，在合作过程中，李嘉诚一方面使朋友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逐渐在合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合作中的大赢家。例如，在与船王包玉刚合作收购九龙仓时，包玉刚虽然得到了李嘉诚的帮助，而夺得了九龙仓的控制权，但由于代价太大也影响了长远的发展，而李嘉诚却在这次收购中兵不血刃，大赚了一把，既赢得了名声，又得到了好处。无怪乎后来，李嘉诚后来者居上，超越了香港最富有的华商包玉刚爵士。
李嘉诚指出，现代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已较过去有所不同。李嘉诚认为，同行企业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为了取得市场竞争的胜利，或为了维护现有市场使企业生存下去，有必要与同行的其他一些企业搞互利互助的联盟，这样可以增加力量，有助于在市场中战胜强大的对手。
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李嘉诚经常联合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资集团，统一向占据香港大部江山的英资集团发起商战，这一策略的成功运用使得香港的英资集团不得不节节败退。
既联合又竞争，这样的策略在国际企业中也经常运用。例如，德国20世纪初有两家有名的汽车制造公司，一家奔驰，另一家是戴姆拉，两家是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汽车制造业兴起，对德国汽车制造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这两家前竞争对手携手联合，于1926年组成戴姆拉——奔驰股份有限公司，并成功地维护了德国汽车市场。
美国著名的“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采取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几家饮料厂搞联合，合作生产“可口可乐”饮料的方式。双方合作是平等互利互惠的，合同期一般为10年，由美方免费提供设备和技术，中方提供劳力和厂房，中方用外汇购买美方饮料浓缩液，稀释灌装后在国内销售，收入全归中方。在中国的广告费由双方平均分摊。这样，可口可乐公司在巨大的中国市场销售了“可口可乐”浓缩液，而这几家中国的饮料厂也因加工生产“可口可乐”饮料而获利甚丰。
利益一致，既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商业策略。诚然，在商必言利，没有共同的利益，又怎么会有齐心协力的合作呢？做事之前先给合作者一个利益的激励，人家才会干得有劲，而自己的利益也就尽在其中了。
胡雪岩做生意时特别注意这一点。比如他与庞二合作，做成了第一笔生丝“销洋庄”的生意，并且在这笔生意的运作过程中，发现了庞二在上海丝行的档手朱福年的“毛病”。胡雪岩不仅收服了朱福年，很好地处理了因为朱福年而在生意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精明的生意眼光和为人仁厚的品性。庞二在与胡雪岩的合作中，对胡雪岩的为人，由了解而到心悦诚服，因此，他想让胡雪岩完全加入自己的生意，帮自己全权照应上海的丝行。庞二想出的办法是由他送胡雪岩股份，算是胡雪岩跟他合伙，这样胡也就有了老板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地为他管理上海的生丝生意了。
对胡雪岩来说，能够与庞二合伙，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胡雪岩却不想欠庞二的“人情账”，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吃“干股”这一套花样，既然庞二同意让他入股，他就必须拿出现银做股本。他的实力不如庞二，可以只占两成，庞二拿四十万，他拿十万，而且还要立个合伙的合同。此外，不能仅仅自己在庞二的生意中参股，自己的生意也一定让庞二占同样的股份。胡雪岩的想法很明确，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意，不能一概而论，搅在一起夹缠不清。因为由于照顾朋友的情分，一时做出慷慨的决定，以后也许后悔而且还有说不出的苦衷。朋友相交，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也就一定不能善始善终，而生意上的合作也不可能有好结果。
这样处理事情，自然是高明的。从合作的角度，胡雪岩拿出这十万现银的股本，与庞二之间订立了合伙的合同，双方也就有了明确的责任和信用关系，而这一种朋友关系之外的责任信用关系，正是生意能够长期合作的保证。
在实际中，生意伙伴之间也的确需要信用的保证，这种保证当然可以是合作伙伴之间的朋友感情，但生意场上仅有感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感情之外的“按规矩办”的保证。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亲兄弟，明算账”，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而这句话中透出的人们由生活经验而来的智慧，也的确是商场中应该遵循的至理名言。
2.为对方着想才能合得来，做得大
家人相处、朋友交往能做到为对方着想殊为不易，做生意能为对方着想者更是鲜见……未见得所有的经商有成者都能为合作伙伴着想，有的甚至还是靠千方百计地算计而争利……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与合作伙伴共享利益的人才能把事业做到最大。
人们在说某人因小失大时，总爱说“丢了西瓜，捡起芝麻”。的确，只有懂得失去，才能真正获得。如果，在所有事情上都不能吃亏，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曾有记者询问李嘉诚与地铁公司、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道：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胡雪岩与刘不才的合作也是靠“为对方着想”这一条才啃下这块硬骨头。
刘不才纯粹一个嗜赌如命的花花公子，一个规模相当不错的药店被他输得精光。在别人眼里，这绝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甚至就连他的亲侄女芙蓉，都认为他三叔“除掉一样吃鸦片，没有出息的事，都做绝了”。但胡雪岩却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赌得再狠，手上几张祖传的秘方却绝不当赌注押上，这说明他心里还存着振兴家业的念头；第二，虽然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但绝不抽大烟，这说明他还没有堕落到自贱自戕、不能自拔的地步。就凭这别人不注意的两条，胡雪岩看出刘不才“此人不但有本事，也还有志气，人虽烂污，只要不抽鸦片，就不是无药可救”。既然还有药可救，那么他会玩却正是自己用得着的地方，胡雪岩打定主意让他充当一名特殊的“清客”角色，专门培养用来和达官阔少们打交道。
当时，刘不才最怕有人算计他的那几张“祖传秘方”，胡雪岩就想出个“以方参股”的方法，具体设想是：
刘不才的祖传秘方，当然要用，可是不要求他把方子公开。将来开药店，让他以股东的身份在店里坐镇，这几张方子上的药，请他自己修合。“君臣佐使”是哪几味药，分量多少，如何炮制，只有他自己知道，何虑秘方外泄？
只要不是图谋自己的秘方，刘不才自然是诸事皆好商量。
陈世龙乘机说：“我再告诉你，人家提出来的条件，合情合理。
药归你去合，价钱由人家来定，你抽成头。你的药灵，销得好，你的成头就多。你的药不灵，没人要，那就对不起，请你带了你的宝贝方子卷铺盖走人。”这种处处为刘不才考虑的方案，对自己来说“稳赚不赔”的生意，刘不才自然是无话可说。就这样，胡雪岩巧妙收服了刘不才，不仅用他的祖传药方开起了“胡庆余堂”药店。而且还在许多关键的场合，发挥了刘不才善赌的“绝技”，为胡雪岩做成了几桩大生意。例如联合丝业巨头、阔少庞二销洋庄、太平军占领杭州城期间为胡雪岩照顾老母妻小，甚至就连收复杭州城光复后的生意，都是靠了刘不才的赌技。
可见，有的时候生意场上的合作看起来很难，做起来也往往不易。说到底还是于小利中斤斤计较，捅破这一层纸，什么样的合作都能成功。当然，为对方着想并不是不去求利，那就违背了做生意的基本出发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该属他人的利一定要给人家，该属自己的利也要努力争取，同时可以适当地为对方着想。“为对方着想”决不是不讲原则地把自己的应得之利送给别人，而是在此基础上获得合作的成功，以寻求更大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松下幸之助给全世界的经商者树立了榜样。
1951年10月，松下赴美。此行的目的，是寻找电子工业的合作厂商。松下考虑的合作对象有两家：一家是美国的RCA公司，一家是荷兰的飞利浦公司。与RCA公司的谈判结果不尽如人意，松下便改道欧洲，拜访了阿姆斯特丹市飞利浦公司总部。
飞利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电、电子产品制造商之一，有着雄厚的资本和优良的技术。它在全世界拥有48家直营工厂（日本没有），资本由它投注（或合资），技术则更是它提供的。荷兰人口较少，只有1000万，资源也很缺乏。故此，飞利浦的原料要靠进口，产品的80%也必须外销。在这样严峻的不利条件下，飞利浦为什么还能长足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呢？这就是依靠技术！松下由此认识到了飞利浦技术的价值。
松下参观飞利浦公司总部及工厂，发现松下电器在管理上并不逊色于飞利浦，但在技术上却有天壤之别。松下汗颜不已，在心底不断激励自己：“可得迎头赶上啊！”
松下依据日本市场，决定把收音机作为公司的拳头产品。可是，真空管的技术不成熟，产量低，品质也粗劣，因此，非常有必要引进飞利浦的先进技术。松下在欧美考察中还发现，以半导体（晶体管等）为主要材料的电子工业方兴未艾，日新月异。飞利浦又走在前列，而日本几乎是空白。松下想，照这样下去，日本非落后于世界不可。
“无论在哪里，好的东西都贵。”和飞利浦谈判时，见到对方开出的价码，松下感叹地说。飞利浦的条件是：双方共同出资，合作办厂。该厂的首期投资要达到6.8亿日元，飞利浦承担投资的30%，并以技术指导费等来抵算，技术指导费为7%，且要先期支付保证金50万美元。
当时，飞利浦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美国公司提出的技术指导费为3%，而飞利浦则高达7%，高出4%；50万美元折合日元为2亿，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目，也相当于当时松下家底的2/5.
支付如此巨额的资金是否值得？而且说是合资工厂，实际上均是由松下出资，这样的合作有无必要？松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思虑之中。
松下面临的最大困扰是50万美元的保证金和7%的技术指导费。他为此和飞利浦的代表交涉：
“先生，2亿日元的保证金和7%的技术指导费是不是太贵了？”
“也许先生现在觉得很贵，但如果考虑到将来，那实在是很便宜的了。”对方说。
松下了解美国的情况，所以他又问：“可美国的技术指导费才3%呀！为什么贵公司高达7%呢？”
“美国公司的情况暂且不论，”对方解释道，“我们飞利浦公司要和阁下合作，就要保证成功。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48家直营工厂，都很成功。这种成功得来不易，仅有技术，未必就能成功的。
我们则不仅提供技术，而且要想方设法保证绝对成功。如果失败了，你要损失2亿日元，而且每月透支，事业受挫；同样，我们也受损失，而且就规模来说，我们的损失更大，并且还有信誉上的更大的损失。
“松下先生，本公司除非相当可靠的伙伴，否则是不合作的。
决定和阁下合作，是因为你有30年以上的实绩，你的经营观念和方针也和本公司有颇多相似之处。我们的合作，一定能够成功。
比起付出少一些却不能保证成功来说，2亿日元和7%是绝对划算的。”
听了对方的一番叙述，松下不能不服。确实，飞利浦在国外的48家直营工厂，没有一家失败，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原则，即在一个国家只设一厂，只找一个合作伙伴，这不仅是严谨作风的表现，从市场的占有和利润的角度来讲，对合作者也是相当有利的。况且飞利浦的合作伙伴是再三考察而选出来的，签约之前还要进一步仔细调查，驻厂检查，这些都表明对方所谓“绝对成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绝对的把握，和这样的伙伴合作，经济上多花一些，今后应当是有利可收的。
松下又想，自己出国考察的目的就是寻求技术合作伙伴，引进先进的电子生产技术。就此来说，飞利浦可以算是最佳拍挡。飞利浦有经过近80年培育的近3000人的科研队伍，而且设备相当完善。这些成就，远非松下可以相比的。如果能够合作，松下就可以仅花2亿日元就能充分利用这支科技队伍，而且差不多等于是自家拥有，这不是相当划算吗？花这么一点钱，把世界一流的飞利浦公司雇来做事，实在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想到这些，松下坦然了许多，他心甘情愿地接受2亿日元保证金的条件。
但松下并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所有条件，对于7%，松下还是有些不平。为此，他又找到对方谈判：“我已经愿意支付2亿日元保证金。不过，希望将技术指导费降至4.5%。诚如先生所说，合作者的好坏关系到合作的成功与否，而且成功也有多少之分，有的人会有十成的成功，有的人只能有五成的成功。和我们松下电器合作，肯定能十成地成功。和支付7%而只能成功五成的人相比，虽然飞利浦只从我们公司拿走了4.5%，但实际所得远远超过前者。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这种差距。我们松下电器和贵公司合作，一定能够取得100%的成功，我们的30年的成绩标示了这一点。所以，我请阁下把技术指导费降到4.5%。”
面对松下的游说，大概对方觉得松下所说有理，居然破例地答应了。然而，松下并不就此罢休，他又提出了新的条件。松下觉得：飞利浦的技术指导可以值4.5%，那我松下电器的经营管理难道就不值钱了？对松下的经营管理，既然你们承认它的优越，承认它的意义，承认它的价值，当然也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他决定向飞利浦指出经营指导费的问题，希望对方也比照技术指导费的精神和原则，支付经营指导费。
为了能与飞利浦谈妥，松下特选堪当重任的高桥荒太郎飞赴欧洲，去和对方谈判。
高桥荒太郎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
“贵公司对我们松下电器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公司经营得法，极具潜力，就像贵公司的实力雄厚一样。相信贵公司和我公司的合作，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我认为，飞利浦的技术和松下的经营都是有价值的。我建议在松下电器给付飞利浦4.5%的技术指导费的同时，飞利浦也应支付松下电器一定的经营指导费，我们只拿3%。
“股份公司由两家合作创办，技术上接受贵公司指导，然而经营上由松下电器负责。技术再先进，如果经营不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如今，经营已成为高度专业的技术，甚至能左右企业的命运。因此，技术有价，经营同样有价。我们公司的经营有口皆碑，评价极高，而且我们对销售信心百倍，所以，我们有权向贵公司索取经营指导费。”
高桥石破天惊，飞利浦公司大为震惊。作为世界最著名的电器制造公司，别说是战败国日本的公司，就连与飞利浦有合作关系的欧洲公司，也没有一家胆敢持有这么强硬的态度。
松下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常常破天荒提出对方闻所未闻、难于接受的“非分”要求。但事实上又并非“非分”要求，最终对双方有利。
松下事先已估计到谈判进程所发生的事，在高桥启程前，便与高桥拟好一封信：
人常说日本人性急，欧洲人慢条斯理，在两家公司合作交涉的原方案拟定之前，双方领导人已多次交往，做了最大努力。因而，为了一个问题的分歧而中止谈判，未免显得不够诚心诚意，如此一来，双方付出的努力不是化为泡影了吗？
我们承认飞利浦公司的技术先进，因此愿意支付技术指导费，这样，以后双方就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提出请贵公司支付经营指导费，贵公司理应接受。
果真，飞利浦公司见高桥提出“经营指导费”的要求，准备中止谈判。但研读了这份态度诚恳而又不失强硬的信后，又回到谈判桌上，并最终达成协议。
3.舍小才能取大
小与大这一对最简单的矛盾里，包含着最复杂的辩证法。有的人视小为大，有的人视大为小，而小与大之间又常可以互相转化。悟得小大之中的真味，也就能在商圈里立地成佛了。
李嘉诚曾说过：“有时你看似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往往会变成非常有利的事。”可见，“吃亏是福”是李嘉诚待人处事的原则之一。
李嘉诚庄严宣告：“我的金钱，我赚的每一毛钱都可以公开，就是说，不是不明不白赚来的钱。”
在香港这个鱼龙混杂的竞争社会，巧取豪夺而致富的人肯定不会少。因此，金钱的多寡并非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惟一标准。
能像李嘉诚这样完完全全清清白白赚钱的，在商界中堪为楷模。
李嘉诚创造了一个神话，他的不凡业绩将载入中国和世界华人经济发展史册。
1996年2月6日，“长实”集团宣布集资53亿港元，这被舆论界看成为超人又有新行动的信号。李嘉诚的神话并未划上句号，他在内地数百亿投资，大都是长线项目。进入全面回报期，超人还渴望一飞冲天。
同时，香港回归后，李嘉诚及他的旗下公司，更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以前，李嘉诚在董事袍金工作报酬上的做法，早已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
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80年代初的年薪。
以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间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
李嘉诚20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李嘉诚的经商天才在这里表露无遗。
李嘉诚其实是小利不取，大利不放。甚至可以说是以小利为诱饵钓大鱼。李嘉诚每年放弃上千万元袍金，却获得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
李嘉诚是大股东，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股值大增，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
就这样，李嘉诚每欲想办大事，总会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的价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就共计有12.4亿港元——尚未计算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价值。
有人说，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惟李嘉诚一类的商界超人，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聪明的人，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一些人目光只会停留在眼前利益，做生意不舍一分一厘，只求自己独吞利益。恰好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了长远之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李嘉诚却正好相反，他舍弃了小利，而赢得了大利。
小利不舍，大利不来。这是定则。
人们在年轻时追逐金钱，而到老了却又被金钱所左右，这样的情况已比比皆是。但李嘉诚却认为，与金钱相比，人格魅力是金钱所买不来的，这是一笔更大的财富。李嘉诚已经年过70，对于这个年纪的人，赚钱已非最重要的事，名誉受损反而更不可忍受。但却频频有政客针对他搞事，令他感到委屈。
李嘉诚愤而为自己辩解说：“是我的钱，一块钱掉在地上我都会去捡。不是我的，一千万块钱送到我家门口我都不会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事实上，真是如此，李嘉诚遨游商海半辈子，对原则问题说一不二，哪怕大把银子堆在眼前，不动心就是不动心，这大概是李嘉诚王国多年不败的一个法宝。
例如，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勤奋、精明而著称。也有人说潮州人“孤寒”（吝啬、小器）。1995年12月1日，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港开幕，仪式完毕后，李嘉诚立即被记者包围住，有记者提到“潮州人孤寒与否”的问题。
李嘉诚说：“潮州人只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强调：“我绝对不孤寒，尤其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绝不会吝啬金钱。”
李嘉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曾兼国际城市的主席，该公司为他开200万元袍金，李嘉诚全部入长实账号。因此，李嘉诚的董事袍金上的做法，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
不久以前，李嘉诚在巴拿马国投资，拥有集装箱码头、飞机场、旅馆、高尔夫球场以及大片土地，成为当地最大的海外投资商，巴拿马政府为表感谢，拿出很多商人求之不得、一定可以赚大钱的赌场牌照，作为酬谢人的礼物，面对送上门的钱财，李嘉诚却婉言谢绝，他说：我对自己有个约束，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的。
巴拿马总理找到李嘉诚，说：“一大堆商人追着要这个牌照，我们都没有给，你这么大的投资，我一定要给你，你有三家旅馆，随便你放在哪一家都可以。”盛情难却之下，李嘉诚做出妥协，决定不接受赌场牌照，但是在旅馆外面另外建独立的房子，给第三者经营，并且由第三者直接跟政府洽谈条件，李嘉诚的公司只赚取租金，李嘉诚说：“旅馆的客人要去那儿，我不管，但是我的旅馆里，绝对不开设赌场。”用现代的生意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方法。但李嘉诚却说：“这是我的原则，原则必须坚持。”
要说关于生意场上这小与大的关系，研究得最透，运用得最为灵活自如的当属晚清官商胡雪岩。
胡雪岩行事，只要有所值，钱财、女人之类，谈笑之间便易与他人（现代商人不可依样画葫芦，不知变通）。惟其如此，人才乐于与之交往，生意才得以大盛。
胡雪岩新认识了一个堂姐阿巧，极是喜爱，有意娶她为三老婆，胡雪岩还带着“阿巧姐”远赴苏州玩耍。谁知道，苏州之行玩出花样，胡雪岩又把“阿巧姐”商品一般让给了别人。
苏州之行背后有其名堂，原来那时候官场上盛传，浙江巡抚黄宗汉即将他调。这种说法不打一处来，久而久之，大家都信了，其中最紧张的，莫过于胡雪岩他老哥王有龄，因为，王有龄在黄宗汉底下当官，虽然黄宗汉贪婪，但王有龄把黄敷衍得很好，所以，王有龄任内各项亏空，只要黄宗汉在任，都没有关系。
如今，黄宗汉即将调任，如果由其他地方调来一个素无渊源的家伙，接任浙江巡抚，那么，王有龄可就惨了。王有龄是胡雪岩在浙江官场的靠山，王氏所捅出来的亏空，多半也是因为胡雪岩生意而造成的。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弄一个熟人来接黄宗汉当浙江巡抚。
想来想去，他们想到江苏省学政何桂清（清代体制，学政掌管一省教育、科举，类似今天的教育厅长，但是，不归巡抚管辖，并且与巡抚平级）。何桂清幼年时节，曾是王有龄老家门房之子，与王家素有渊源，此人后来科场得意，和黄宗汉为同榜同年，各方面条件都适合接任浙江巡抚。
那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占领南京以后，学政大人只好离开省会镇江，暂时到苏州设府办事。所以，胡雪岩受王有龄之命，到苏州去见何桂清，说服何桂清争取那浙江巡抚职位。胡雪岩兴致颇好，居然带着新纳的三姨太“阿巧姐”同行。
到了苏州之后，两人当然是双宿双飞，同室同居。谁知道，何桂清亲自来拜访，“阿巧姐”躲避不及，和何桂清碰了个正着。这下可好，当场天雷勾动地火，干柴碰上烈火，两人四眼对上了火。胡雪岩一旁看得分明，虽然他极为中意“阿巧姐”，对此妹下了不少本钱，实在不甘心将之转送他人。但是转念一想，自己与王有龄将来前途如何，与何桂清是否出任浙江巡抚大有关系。
进一步而言，就算何桂清出任浙江巡抚，倘若交情不够深厚，自己的好处还是有限。于是，胡雪岩咬咬牙，狠狠心，跺跺脚，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何桂清与“阿巧姐”看对了眼，他胡雪岩就做个现成的月下老人，把“阿巧姐”送与那何桂清。
我们可以指责胡雪岩的薄情，但不能说胡氏对阿巧不珍爱。
有道是在商言商，为了绑住何桂清这棵大树，为了长远的利益，胡雪岩只能忍痛割爱。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虽说胡雪岩狠心，虽说胡雪岩视女性为商品，把“阿巧姐”送予他人，可如果官场上没有像何桂清、王有龄、左宗棠这样的大树罩着，那么，清代名商就没有胡雪岩这号人物，后人也不必研究胡雪岩生意经了4.帮别人的忙就是帮自己忙生意场上混久的人，多对“帮忙”二字越来越陌生：大忙不想帮，小忙不屑帮，各做各的生意谁帮谁？他们忽略了人与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准则：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帮别人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
自己可以独赚的干吗要与人分享？更不可能大头给人自己得小头，这样的生意经一般商人不会念——所以他们成不了李嘉诚。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智健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极为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将手中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役，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名声，又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成为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分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标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让朋友挣了钱，自己也有的赚，这样的事，李嘉诚最乐意做，也经常做。这一方面衬映出其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李嘉诚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在现实生活中也常看到有些商人不遗余力去“夜草”求“横财”。但中国古代还有一句有名的为商戒语叫“功自诚心，利从头来”。义者，无利而助人，正所谓利从无利中来，与我们的主题“帮别人忙就是帮自己忙”异曲同工。
我们再看看胡雪岩以帮人而自帮的生意经是如何念的。
胡雪岩做生意总把看似生意之外的一些大事放在重要地位，即使因此自己要付出一些代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杭州战后的善后赈济。杭州被清军收复的消息一传到上海，胡雪岩就立即动身赶赴杭州，参加杭州繁忙的战后赈济工作。
为了尽快稳定时局，胡雪岩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将一万石大米无偿捐献给杭州官军，用于军粮和赈济灾民。一年多以前，杭州被太平军包围，历时数月以至弹尽粮绝，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胡雪岩受当时已任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委托，冒死出城，到上海筹款购得两万石大米，又冒死将其中的一万石运往杭州。只是由于杭州城被太平军围得铁桶一般，又没有足够兵力打开一条入城的通道，胡雪岩带来的运粮船只能停在杭州城外的钱塘江望城兴叹，绝望之中的胡雪岩只好将米运往当时也刚刚经过大战劫难的宁波。胡雪岩捐献杭州的就是这批大米。
当初胡雪岩将这批大米运往宁波时，宁波刚刚被官军攻下，城中难民无数，粮食奇缺，这一万石大米刚好救急，只是当时接受这批大米的米行开价付款时胡雪岩却分文未要，仅仅提出了一个要求：这批大米算是临时出借，将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杭州收复，无论如何必须在二天之内以等量大米归还。
用商人的眼光来看，这等于将一大笔钱白白地“搁”在那里。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太平军在东南地区势头正猛，杭州收复似乎是遥遥无期。即便三五年内杭州可望收复，这么长时间，利上盘利，一石米也可能变得不止两三石了。但是胡雪岩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一方面，在他的心中，这一万石米是杭州军民百姓的救命米，虽说自己尽了力，但终归没能运进城里去救活人，他不能拿着等于是杭州军民性命的大米去赚钱。
另一方面，他相信不管怎样，杭州总有被官军收复的一天。那时，早一天运去粮食，也就可以多救活一些人，他要留着米在那里，杭州一旦收复，就可以随时启用，以防万一，到时如果粮食不凑手，误了大事，自己又会留下极大的遗憾。
胡雪岩如此行事，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是出于尽心乡梓的诚意而做出的义举。当初冒死出城采购大米，又冒死将大米运抵杭州城下，就是希望能为赈济乡梓饥民尽一份力，这诚意确实不容怀疑。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胡雪岩的为人。不过，客观说来，从商人的用心来看，他要用这一万石大米为自己能重新在杭州站稳脚跟“垫”底，也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也确实如此，胡雪岩把这一万石大米捐献杭州，立即使他在杭州士绅和百姓中名声大振，甚至还得到了倔强敢为而素有“湖南骡子”之称的左宗棠的赏识，被委以负责杭州善后事宜的重任，而在此之前，左宗棠本来是准备上奏朝廷以贪污粮款的罪名严惩胡雪岩的。在胡雪岩看来，杭州战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振兴市面。而市面要振兴，要兴旺，关键在于安定人心。安定了人心，市面也就随之安定了，不用说，民以食为天。杭州战后粮食缺乏，只要粮食不起恐慌，人心就容易安定。人心安定，市面平静，五行八作又恢复了自己的秩序，人们才能放心大胆地出来做生意……作为一个商人，能为安定市面尽一些力，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所以，对于胡雪岩来说，献出这一万石大米，“这是救地方，也是救自己”的大好事。
这也就是胡雪岩不同一般的洞察时势的眼光之所在，正因为有这样不同一般的眼光，胡雪岩总是十分热心公益，比如他定下的药店送药的规矩；比如他把典当当成穷人的钱庄；比如他要求刘庆生只要是能帮助朝廷平息战乱的事情都要做。其中都有帮助维持市面平静的存心……胡雪岩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维持局势的安定，保持市面的平静，以从稳定的局势和市面中利用自己的关系大赚其钱。
当然，局势是否安定，许多时候并不是商人可以做得了主的，也不是光靠商人就能维持得住的。但是，商人应该有帮助市面安定平静的自觉，要能够想到在可能的时候，特别是自己赚了钱，甚至赚了大钱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去做一点帮助维持市面的事情。因为，胡雪岩认为：“做生意就要这样，帮官场的忙，就等于帮自己的忙。”
一般来说，有钱人都想维持市面的平静，而穷人则有不少人希望乘乱起事，趁火打劫。历史上的人祸战乱，差不多都起源于星星之火。因此，对于商人来说，帮助维持一方市面的平静，既是帮官府和地方，也是帮自己。深明此理的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我们做好事，就是求市场平静。”胡雪岩说要做好事，绝不玩虚的，而是真的常做好事。
他对于行善做好事，常常是能做就做，而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决不吝啬。而他尽力去做的，往往都是有利于平民百姓的实实在在并且非常实惠的好事。
比如胡雪岩在湖州的大经丝行开张不久，七月里他到了湖州。一到湖州，胡雪岩就吩咐他的丝行“档手”黄仪做一件能够给人以实惠的好事：“做生意第一要市面平静，平静才会兴旺，我们做好事，就是求市面平静。现在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节，施茶、施药都是很实惠的好事。”胡雪岩向来做事果断，所以马上吩咐黄仪：“老黄，说做就做！今天就办。”
黄仪知道胡雪岩的脾气，做事要又快又好，钱上面花多花少不在乎，于是当天就在大经丝行门前摆出了一座木架子，木架子上放了两口可装一担水的大茶缸，装在茶缸里的茶水还特意加上清火败毒的药料。茶缸旁边放上几个安了柄的竹筒当茶杯，路人可以随便饮用。另外，丝行门上还贴了一张崭新的梅红笺广告，上写“本行敬送辟瘟丹、诸葛行军散，请内洽索取。”
如此一来，大经丝行门前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一上午就送出去两百多瓶诸葛行军散，一百多包辟瘟丹。负责丝行经营的黄仪深以为患，晚上专门来找胡雪岩诉苦，一怕如此下来花费太多，难以为继，二怕前来讨药的人太多，影响丝行生意。
但胡雪岩却仍然坚持照此办理不辍。他的意思很明确，施茶施药是件实惠的好事，既已开头，就要坚持做下去，再说“丝已收得差不多了，生意不会受大影响，前来讨药的人虽多，实际也花不了多少钱。第一天人多是一定的，过两天就好了，讨过药的人，不好意思再来讨。再说，药又不是银子，越多越好。不要紧！”
事实上，胡雪岩坚持施茶送药，不仅成了他的丝行收丝时节保留的节目，而且后来还扩大到药店。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出资修建码头，就是一大善举。
胡雪岩曾在杭州城里修建义渡码头，这是一个施惠于四方百姓的善举。当时，杭州钱塘江没有一座桥梁，与杭州隔江相望的绍兴、金华等统称“上八府”一带的人要到杭州城里来，必须从西兴摆渡船，到杭州望江门上岸进城。从西兴摆渡过江，不管是“上八府”的人到渡口，还是下船上岸的人进城，陆路都要绕道而行，而从西兴到望江门码头，水路航程长，风浪大，很容易出事。胡雪岩生长在杭州，这些情况当然是知道的，据说他早就有设义渡的想法，但在他发迹以前，自然不会有力量来完成这桩心愿。胡庆余堂开办之时，他的资产已达数千万两白银，这时胡雪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义渡。胡雪岩亲自查勘选址，亲自监督施工，在杭州三廊庙附近江面较窄的地方，修起一座义渡码头。让过往的人直接由鼓楼就近入城。
而且还出资修造了几艘大型渡船，既可载人，还可载渡骡马大车。胡雪岩规定，所有客船过渡，全部免费。四方百姓无不拍手称好。
据史料记载，胡雪岩的一生的确做了许多好事，有些事情都变成成规定例，比如时值战乱年景，他开设粥场，发米票，天寒地冻之时施棉衣……直到他面临破产的那一年，也没有中断。
胡雪岩做的这些好事，使他在江浙一带获得一个响当当的“胡大善人”的名声。
胡雪岩为一个“善人”的名称如此散财施善，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因为生意人将本求利，一分钱的用度总是有一分利的回报才是正理，连胡雪岩自己都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连刀口上的血都敢舔。”而且“千来百来，赔本买卖不来。”散财施善，分文不取，用自己从刀口上“舔”来的血仅仅换来一个“善人”的虚名，何苦呢？社会上，真正像胡雪岩那样赚了钱能去做好事、善事者，实际上为许多生意人所不为。
其实，胡雪岩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正显示出他的超出于一般人的见识和眼光。他做好事，无疑有他的行善求名，以名得利的功利目的，比如他自己就说过：“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胡雪岩做好事，也的确并不是与自己的生意一点联系都没有。比如他修建义渡，实际上就是与他的药店生意有关系，胡雪岩的胡庆余堂药号建在杭州城里河坊街大井巷，原来光顾药店的都是杭嘉湖一带所谓“下三府”的顾客。
义渡码头建成之后，从义渡码头进到杭州城里，必须经过河坊街。这义渡码头不仅为胡雪岩扬了名，同时也为来来往往的“上八府”的人直接到胡庆余堂购药创造了条件，等于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胡庆余堂的市场。不过，胡雪岩做好事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做生意第一要市面平静，平静才会兴旺”，因此，他做好事也是在“求市面平静”，是为他利用官场势力赚钱创造条件。
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生意人有了钱想着去做点助穷济困的好事，其实也是为自己更好地做生意创造条件。比如因为自己的帮穷济困，使一部分陷入饥寒落入困顿的人得到某种必要的救助，起码能起到一定的安定社会、平静市面的作用，为自己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5.也要让竞争对手得到好处
市场这么大，任何人有再高明的手段也不可能独揽全部的利益。既便对于竞争对手……该让的还是要让，因此在生意场上是没有绝对的敌人的。
一对狮子和一只狼同时发现一只小鹿，于是商量好共同追捕那只小鹿。它们合作良好，当野狼把小鹿扑倒，狮子便上前一口把小鹿咬死。但这时狮子起了贪心，不想和野狼平分这只小鹿，于是想把野狼也咬死，可是野狼拼命抵抗，后来狼虽然被狮子咬死，但狮子也深受重伤，无法享受美味。
试想一下。如果狮子不如此贪心，而与野狼共享那只小鹿，岂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这个故事讲述的道理就是人们常说的“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的游戏规则！
我们说，商场犹如战场，但毕竟不是战场。战场上敌对双方不消灭对方就会被对方消灭。而商场赛场不一定如此，为什么非得争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呢？
大自然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出于他们生存的需要。但人类社会与动物界不同，个人和个人之间，团体和个体之间的依存关系相当紧密，除了战争之外，任何“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都是不利的。
经商做生意也宜采用“双赢”的竞争策略，这倒不是看轻你的实力，而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如前面所说，任何“单赢”的策略对你都是不利的，因为它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除非对手是个软弱角色，否则你在与对方进行争斗的过程当中，必然会付出很大的心力和成本，而当你打倒对方获得胜利时，你大概也已心力交瘁了，甚至所得还不足以偿付你的损失。
在人类社会里，你不可能将对方绝对毁灭，因此你的“单赢”策略将引起对方的愤恨，成为你潜在的危机，从此陷入冤冤相报的循环里。
在进行争斗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而这会影响本是强者的你，使你反胜为败！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那种“你死我活”的争斗在实质利益、长远利益上来看都是不利的，因此你应该活用“双赢”的策略，彼此相依相存。
在商业利益上，讲求“有钱大家赚”，这次你赚，下次他赚，这回他多赚，下回你多赚。
何必如此贪心。
总而言之，“双赢”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相互竞争。
但显然，这种双赢的竞争策略并非现代人所发明。
胡雪岩做生意，向来把人缘放在第一位。所谓“人缘”，对内是指员工对企业忠心耿耿，一心不二；对外则指同行的相互扶持、相互关照。因此，胡雪岩常对帮他做事的人说：
“天下的饭，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只有联络同行，要他们跟着自己走，才能行得通。所以，捡现成要看看，于人无损的现成好捡，不然就是抢人家的好处。要将心比心，自己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胡雪岩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的商德之所以为人称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同行的情看得高于眼前利益，在面对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时，做到了一般商人难以做到的：不抢同行的饭碗。
胡雪岩准备开办阜康钱庄，当他告诉信和钱庄的张胖子“自己弄个号子”的时候，张胖子虽然嘴里说着“好啊”，但声音中明显带有做作出来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胡雪岩帮王有龄办漕米这件事上，信和钱庄之所以全力垫款帮忙，就是想拉上海运局这个大客户，现在胡雪岩要开钱庄，张胖子自然会担心丢掉海运局的生意。
为了消除张胖子的疑虑，胡雪岩明确表态：“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个心思，我也不会第一个就来告诉你。
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打路子。”
“噢！”张胖子不太放心地问道：“你怎么打法？”
“这要慢慢来。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一定让开。”
既然胡雪岩的钱庄不和自己的信和抢生意，信和钱庄不是多了一个对手，而是多了一个伙伴，自然疑虑顿消，转而真心实意支持阜康钱庄。张胖子便很坦率地对胡雪岩说：“你为人我信得过。你肯让一步，我见你的情，有什么忙好帮，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尽心尽力！”在胡雪岩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信和钱庄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都要归功于他当初没有抢了信和生意的那份情谊。
甚至对于利润极丰的军火生意，胡雪岩也都是抱着“宁可抛却银子，绝不得罪同行”的准则。军火生意利润大，风险也大，要想吃这碗“军火”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雪岩凭借他已有的官场势力和商业基础，并且依靠他在漕帮的势力，很快便在军火生意上打开了门路，走上了正道，着实做了几笔大生意。这样，胡雪岩在军火界也成了一个头面人物了。
一次，胡雪岩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外商又运进了一批性能先进、精良的军火。消息马上得到进一步的确定，胡雪岩知道这又是一笔好生意，做成一定大有赚头。他马上找到外商联系，凭借他老道的经验、高明的手腕，以及他在军火界的良好信誉和声望，胡雪岩很快就把这批军火生意搞定。
然而，正当胡雪岩春风得意之时，他听商界的朋友说，有人在指责他做生意“不地道”。原来外商此前已把这批军火以低于胡雪岩出的价格，拟定卖给军火界的另一位同行，只是在那位同行还没有付款取货时，就又被胡雪岩以较高的价格买走，使那位同行丧失了几乎稳拿的赚钱机会。
胡雪岩听说这事后，对自己的贸然行事感到惭愧。他随即找来那位同行，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那位同行知道胡雪岩在军火界的影响，怕胡雪岩在以后的生意中与自己为难，所以就不好开列什么条件，只是推说这笔生意既然让胡老板做成了就算了，只希望以后留碗饭给他们吃。
事情似乎到这一步就可以这么轻易地解决了，但胡雪岩却不然，他主动要求那位同行把这批军火以与外商谈好的价格“卖”给他，这样那位同行就吃个差价，而不需出钱，更不用担任何风险。事情一谈妥，胡雪岩马上把差价补贴给了那位同行，胡雪岩的这一做法不仅令那位同行甚为佩服，就连其他同行也都非常钦佩。
如此协商一举三得，胡雪岩照样做成了这笔好买卖；没有得罪那位同行；博得了那位同行衷心的好感，在同业中声誉更高。这种通达变通的手腕日益巩固着胡雪岩在商界中的地位，成了他在商界纵横驰骋的法宝。
不抢人之美，是胡雪岩做人处事方式的基本准则。他一直恪守这一准则，不仅在商场，就是周旋官场也是如此。
胡雪岩在外经商多年，尽管自己不愿意做官，但和场面上人物来往，身上没有功名显得身份低微，这才花钱买了个顶戴，后来王有龄身兼三大职务，顾不了杭州城里的海运局，正好胡雪岩捐官成功，王有龄就说要委任胡雪岩为海运局委员，等于王有龄在海运局的代理人。
对此，胡雪岩以为不可。他的道理也很简单，但一般人就是办不到，其中关键，在于胡雪岩会退一步为别人着想。胡雪岩告诉王有龄，海运局里原来有个周委员，资格老、辈分高，按常理王有龄卸任，应由周委员替代才是，如果贸然让胡雪岩坐上这个位子，等于抢了周委员应得的好处。反正周委员已经被他收服，如果由周委员代理当家，凡事肯定会与胡雪岩商量，等于还是胡雪岩幕后代理。既然如此，就应该把代理的职位赏给周委员。
这样一来，胡雪岩既避免了将周委员的好处抢去，也避免了为自己树敌。所以说，他的“舍”实在是极有眼光、有见的的高明之举。
利用同样的做人观念，胡雪岩还曾帮了王有龄一次。王有龄官场得意，身兼湖州府知府、乌程县知县和海运局坐办等三职，王有龄在四月下旬接到升迁派令，身边左右人等纷纷劝他，速速赶在五月初五端午节前接任视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建议，理由很简单：尽早上任，尽早搂到端午节的“节敬”。
清代吏制昏暗，红包回扣、孝敬贿赂乃是公然为之，蔚为风气。风气所及，冬天有“炭敬”，夏天有“冰敬”，一年三节还另外有额外收入，称为“节敬”。浙江省本来就是江南膏腴之地，而湖州府更是膏腴中的膏腴，各种孝敬自然不在少数。
王有龄四月下旬获派为湖州知府，左右手下各路聪明才智之士无不劝他赶快上路，赶在五月初五之前交接，就是为了刚上任就能大搂“节敬”。
王有龄就此事询问胡雪岩的意见，胡雪岩却说：“银钱有用完的一天，朋友交情却是得罪了就没得救！”他劝王有龄等到端午节之后，再走马上任。
胡雪岩之所以这样建议是有多方面考虑的，王有龄不是湖州的第一任知府，在他之前还有前任，别人在湖州府知府衙门混了那么久，就指望着端午节敬。王有龄当然可以在端午节前接事，抢前任的“节敬”，大面上说也是名正言顺，可是，这么一来，无形中就和前任结下梁子，眼前当然没事，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作。要是将来在要命的关键时刻发作，墙倒众人推，落井猛石下，那可就划不来了。
胡雪岩非常明白，江湖上有云：“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你吃肉来我喝汤。”这意思是说，好处不能占绝，干事情不能吃干抹净，一点后路都不给别人留。人家前任知府已经被扫地出门，心里就够沮丧的了，你新官上任之际，春风得意，总得替人家想想，送对方一顿“节敬”，自己没损失什么，却颇能让别人见情，何乐而不为呢！
胡雪岩不抢同行的饭碗，并非回避竞争与冲突，而是舍去近利，保留交情，从而带来更长远、更巨大的商业利益。
6.即使对利用和坑害自己的人也尽量不结怨
商场上最忌环环相报，你玩了我，我再玩你，最后两败俱伤。结了的怨你肯用心去解，坏事反能变好事。
有这样一件事，让我们不能不佩服胡雪岩做生意的肚量。
为了浙江防务，胡雪岩曾建议王有龄向洋人购买洋枪，而且胡雪岩与洋人已经大体议定每支二十五两银子（其中五两为中间人的“好处”）上下的购进价格。不料想，浙江炮局坐办龚振麟父子走了浙江巡抚黄宗汉三姨太的路子，横插了一杠子，以每支三十二两银子的价格与洋人签了购买一万五千支洋枪的合同。
听了这个消息，胡雪岩大为诧异。买洋枪本是他的创议，如果试用满意，大量购置，当然是他原经手来办，何以中途易手，变成龚家父子居间？而且一笔生意，每支枪起码有十二两的虚头，一万五千支就是十八万两银子，回扣还不包括在内。
以胡雪岩的为人和性格，自然是不会听之任之的。胡雪岩与朋友嵇鹤龄、裘丰言周密筹划，上下疏通，由裘丰言出面向龚家父子展开攻势，终于迫使他们就范，同意拿出五千支由裘丰言经手，每支三十二两的价格不变，但他们只要每支二两的手续费。如果这样，就等于他们让出了五万两银子的好处。
胡雪岩认为不能要这五万银子，因为这不是一笔小数，等于是剜了对方的心头肉，为了钱让对方记恨自己划不来。事实上按当时的情况也已经得不到这五万银子的好处了，因为以裘丰言经手的洋枪每支的向上报价是二十五两，好处减半只有二万五千，除掉抚台衙门的一万，实落只有一万五。就这一万五胡雪岩建议派作三股，裘丰言得两股，剩下五千给龚家父子，而自己和嵇鹤龄则分文不要，黄宗汉愿意戴多少“帽子。”
随他自定。
胡雪岩如此处理这桩生意也许会有人不理解。本来是自己的生意，被人抢去如今再夺回来，从道理上讲，这笔生意的好处胡雪岩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而且也应该拿的。再说做生意就是为赚钱，到手的钱而且应该说还是该拿的钱却不拿，自然是让人不好理解。但胡雪岩却有自己的道理，那就是钱要拿得舒服。拿了以后会不舒服的钱，即使该拿也宁可不拿。
什么钱拿了会不舒服？简单地说，就是那些拿了会留后患、会带来不良后果的钱。比如这笔军火生意中的好处，就是可能拿得不舒服的钱。因为在胡雪岩看来，龚家父子之所以最终肯剜去自己的心头肉让出五万银子的好处，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强烈攻势之下迫不得已的忍痛牺牲，拿了这笔好处，就等于与对方结下大怨，对方心怀怨恨，以后寻机报复，这也就等于虽得一钱却为自己埋下一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留下极大的隐患，实在不划算。这是一笔拿了会得罪同行、结怨于同行的钱，虽然有可拿的道理，胡雪岩也是宁可不拿，也不能得罪人。
胡雪岩的这一番考虑确实有道理。事实上在这桩生意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龚家父子本就已经对胡雪岩心存怨恨，正是由于胡雪岩的这一番化解，使龚家父子不仅知道胡雪岩的手段厉害，而且也知道胡雪岩是一个做事极“漂亮”的人物，由怨恨而至钦服并成为胡雪岩生意场上的朋友，并且马上在胡雪岩的钱庄存进八万银子的公款。
由此看来，做生意虽然是为了赚钱，但赚什么样的钱以及赚钱后果也确实是不能不谨慎考虑的。烫手的钱即使再多也不能耍，这个原则任何一个生意人都应该记取。
胡雪岩经常说：“钱要拿得舒服，烫手的钱不能用。”那么，哪些钱属于会烫手的钱呢？不同的人大概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会烫手的钱，不外乎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会触犯法律的钱，如靠走私贩毒等非法手段赚来的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钱”，肯定是烫手的钱。赚这种黑钱于法于理都不容，必将招来灾祸，受到惩罚。为身外之物而冒被囚禁甚至掉脑袋的风险，无论如何都不划算。
第二类是以损人利己为后果，靠坑害同行同业或蒙骗欺诈赚来的钱，比如龚家父子在军火生意上斜插一杠想要赚取的钱，也是会烫手的钱。这类以损害他人利益的手段赚取的钱财，本质上与前一类没有太大的区别，既违背了商场交易必须互利互惠的原则，也践踏了人自身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
而且，加害于人，必招报应，赚这种钱也会为自己种下招祸的根由。
第三类是那种既不违法同时也有正当的理由去拿，但拿了却有可能得罪同行或朋友，结怨于他人的钱。比如胡雪岩在军火交易中硬从龚家父子那里挖出来的钱。
一般来说，这三类当中，对于前两类，人们比较容易从理性上看得很清楚，而且大多数人也能明确知道并尽可能约束自己按规则办事。但对于第三类，人们则常常看不清楚，有时即使看清楚了，也常常很难主动放弃。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类钱的获取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也不是直接以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另一方面，商人图利，而且应该图利，一个优秀的商人在别人看来赚不到钱的地方都要设法挖出银子来，何况有现成的钱好赚呢？更何况还有赚这“现成”钱的正当理由呢？
这里确实需要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需要有为他人着想的自觉意识。
胡雪岩的竞争哲学是，宁失利益，不失关系。哪怕这个关系仅仅是维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因为钱失了再多也能挣回来，而一个关系一旦缺失就很难弥补，这样一个破裂、结怨的关系就如同一把宝剑悬在头顶，其不经意的一击就可能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断送掉。
其实从生意的角度讲，处理好与竞争对手的关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商业竞争遇到对手是难免的，但选择对手却与一个企业家所具有的战略眼光有密切关系。一般的企业家总是以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敌人为对手，而李嘉诚则以比自己更强的敌人作为对手，因为这样，才能使他具有蓬勃的斗智和战斗的信心。想当年，李嘉诚在房地产投资时，以号称不败的置地公司作为竞争的对手，结果一举战胜对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商业竞争的对手也可以是朋友，可以是能够精诚合作的朋友。例如1986年8月，《每周财经动向》总编林鸿筹先生在《与李嘉诚谈成功之道》一文中谈到：
“最近有人向李氏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赛时才可创下骄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似乎只有包玉刚爵士一位匹配做阁下强劲的对手，您可有以包先生为对手的想法吗？’“一般人很自然会认为李氏是以包氏为竞争的对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又有极类似的活动，例如李氏从英资手中收购和黄、港灯，包氏则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两人先后出任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两人又同时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李氏捐赠汕头大学，包氏捐赠宁波大学等。
“但李氏答复这问题时，只说他朝着个人订下的目标向前一步一步推进，从来没有居心与任何人比拼。并且，在多个场合，李嘉诚还是这样说：‘我与包先生有真诚愉快的合作。’”
7.雪中送炭强过锦上添花
道理很简单，锦上添花人人都会，只要有“花”就行；雪中送炭却要冒一定的风险……所以“添花”者人众，“送炭”者影单。惟其如此，更显得珍贵，更容易被人所感恩。
人际关系也存在着“成本”，使用方法和时机得当，则能降低成本或不用投入也可获得人心。比如，捐助、义卖、让利等等公益活动，表面上资助非盈利甚至“倒贴”的社会公益事业，“无私地。”
奉献出爱心，实际上所起的广告效应，会远远大于同等成本的“硬性”广告。并且，“硬”广告，只是让人知道，而“软”广告却在出名的同时获得好感与支持。
由于李嘉诚在塑胶业的实力及声誉，他被推选为香港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
在此任上，李嘉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至今为香港商界传作佳话。
1973年，石油危机波及香港。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香港的进口商趁机垄断价格，将价格炒到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位。
年初每磅塑胶原料是6角5仙（分）港币，秋后竟暴涨到每磅4至5港元。
不少厂家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李嘉诚其时的经营重心已转移到地产上，因此，这场塑胶原料危机，对他影响不大。况且，长江公司本身有充足的原料库存。
李嘉诚毫不犹豫挂帅救业。在他倡议和牵头下，数百家塑胶厂家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
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由国外进口塑胶原料，是因为购货量太小。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需求量比进口商还大，因此直接交易。
所购进的原料，按实价（其实并不高，只是被进口商炒高了）分配给股东厂家。在厂家的联盟面前，进口商的垄断不攻自破。
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一下子烟消云散。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还将长江公司的12.43万磅原料，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以原价转让给需量大的厂家。
危难之中，得到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
李嘉诚被称为香港塑胶业的“救世主”。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佛家更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李嘉诚救人危难的义举，为他树立起崇高的商业形象，他的信誉和声望义薄云天。信誉和声望无疑又会回馈他无尽的生意和财富。
我们且不论李嘉诚是否有更高层次的思想意识，我们就以商论商，李嘉诚此举，无疑是经商的上乘之作。
由此我们不难悟出，当业中同行需要你施以援手，而你又有能力时，你该怎么办？
落井下石，踩沉对方，你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但切不可忘记，即使你真能扼杀了对方，总会有新的竞争对手崛起。一个人不可以独霸一个行业的。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人是赚不完所有的钱的。更兼风水轮流转，何日又到你家呢？
正确的取向是，应该从李嘉诚的行为中汲取精义。救人于危难倒悬，不但赢得了人缘、信誉及声望，你的形象实际上为你日后创大业赚大钱埋下了伏笔。不仅是积善积德，就是在商言商，你日后的所得势必要超过你的付出。以李嘉诚而言，一个被称为“救世主”的人，谁不愿意和他做生意呢？
另外，如果能在作人情的过程中，把他人的利益放在明处，将自己的实惠落在暗处，不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可以获得对方的人情，可以名利双收，“甘蔗可以两头甜”。
1987年10月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飚升到历史高峰的3950点。
牛气冲天，正是售股集资的大好时机。
此前，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系四间公司——长实、和黄、嘉宏和港灯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一次集资行动。
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5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
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泻508点，造成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这场股灾毫无预兆，其突发性令全球股市行家及学者大惑大迷。
10月26日，香港股市恒指更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
当时，5家包销商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出30%以上。
根据协约规定，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与5家包销商共同对半承担其责任。也就是各负责51.5亿港元。
结果，长实系4家公司的集资计划大功告成。
李嘉诚靠他的机灵，更靠他的运气，侥幸躲过这场始料不及的股灾浩劫。
长实系上市公司市值下跌，但实际资产依旧。而包销商则欲哭无泪——他们必须承担包销的风险。
股灾中，李嘉诚首先站出来“救市”，他以大局为重，认购了数亿股票支持股市。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评价的“百亿救市”行动。李嘉诚在这次股灾中，再次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8.过河不能拆桥
过河拆桥是生意场上的畸形心态，其出发点是，反正河我已经过来了，桥也就没用了，没用的东西要他做甚？这种从目的到行为上的个人利益极端至上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掉进河里淹死。
“过河拆桥”这是商界最为常见，也是人人痛恨的做法。
要说常见，是因为这里有利可图，无非是为了垄断某方面的利益，独吞某一笔财钱，再加上法制不健全，大鱼吃小鱼，所以虽然手段恶劣，但仍不断有人这样去做。要说人人痛恨，也是千真万确，因为这种见利忘义、认钱不认人的行径，违反了人之常情，令人很难接受。
但是，“过河拆桥”者在商场上未必能春风得意。因为“拆桥”原本的目的是不愿再让别人过河，但是同时自己也断了后路，拆了桥就很难再回去了。所以“拆桥”也是断自己后路之举。拆得太多了，自己也就没有后路了，一旦遇到什么挫折，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那么就必然会破产了。
所以，“过河拆桥”并不是生意场上的妙计，至少不是长久之计。拆了桥，你可能暂时得了利，但是你却用自己名声作为代价，为了挽回声誉，你又得花气力向人们解释，为自己辩护，结果得不偿失。
在商务交际中，还是要养成“过河不拆桥”的习惯。其实，诚实、知恩图报、利益共享在生意场上是相互联系的，人人都趋于利，但是人人都在选择人。因为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发展更有保障。“过河拆桥”者为人们所不齿，所以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过河不拆桥，还要过桥修桥，过桥立碑，这样生意才能越做越大。众多成功者，人们只看到他们的生意到处扩展，而往往忽视了他们同时在到处架桥铺路。对于帮助过自己、曾经给自己架桥铺路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回报。他们不断提到这些人的名字，给这些人树碑立传。正是因为他们“过河不拆桥”，而且还要修桥立碑，所以才在生意场上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多，处处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其实，做生意的最高境界就是“架桥铺路”，既然别人为你这样做了，你就更应该以此回报社会，最后形成一个大网络，使金钱和智慧能够到处流通，四通八达。
作为官商的胡雪岩始终认为官商一体，所以在处理官事时也遵循着他自认为是公理的商道，过河不拆桥即为其中之一。
王有龄就任湖州知府之后，仕途和钱途事事顺利，谁知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搞了件意想不到的差使”。原来，新城县有个和尚，公然聚众抗粮，那和尚极为厉害，把县官都杀掉了，为此抚台黄宗汉要他带兵前去剿办。然而新城民风强悍，吃软不吃硬，如果带兵前去，说不定会激起民变。一旦事情闹大，必不能善罢甘休，王有龄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在众人都拿不出什么好办法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名叫嵇鹤龄的候补知县主张“先抚后剿”，主意出得相当高明。
但任凭王有龄劝说，作为不二人选的这个人就是不肯去。最后还是胡雪岩出马终于劝动此君功成之后，上面许诺的功名却始终下不来，让此君着实气不过。
后来一打听，胡雪岩马上明白了：
巡抚黄宗汉要2000两银子的好处费，偏偏此君性倔，不肯出。
对于胡雪岩来说，只有知道了症结所在，那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了。
胡雪岩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很有信心地对正为此事心焦的王有龄说：“雪公，我请你缓一缓，快则明天，迟则后天，请你去见黄抚台，肯定有结果。”
还是老办法，胡雪岩马上封好几张数量不一的银票，用嵇鹤龄的名义送到巡抚衙门。果然是钱能通神。第二天，巡抚衙门就来人请王有龄前去。
谈到为江南大营筹饷的事情时，本来态度模棱两可的黄宗汉主动对王有龄说：“你湖州方面，关系甚重，通省的饷源，主要的就靠你在那里。我看，海运局你还真有点兼顾不到了！”
见抚台大人这样说，王有龄不由心里直犯嘀咕，莫非抚台有了人选，如果那样，嵇鹤龄岂不是就落空了？万一换一个不相干的人，立即就得办移交，海运局的亏空，除非能找一笔钱补上，否则立马就会原形毕露，那可怎么得了？
“那个姓嵇的，我看倒有点才气。”
听到这一句，王有龄马上明白胡雪岩已打通了关节，赶紧答道：“大人目光如炬，凡是真才，都逃不过大人的眼睛。”
这一声恭维，相当得体，黄宗汉瘦削的脸上有了笑容，便用征询的口气说：“让他接你的海运局，你看怎样？”
“那是再适当不过。”王有龄乘此机会答道：“嵇鹤龄此人，论才具是一等一。有人说他脾气太傲，也不见得。有才气的人，总不免恃才傲物，不过所傲者，是不如他的人。其实他也是颇懂好歹的，大人能够重用此人，我敢打包票，他一定会感恩图报，让大人称心如意。”
最后一句话，意在言外，不尽外乎公事妥帖，也包含了巡抚的腰包。当然，黄宗汉哪里需要他的“打包票”，胡雪岩的银票可比王有龄的空口“包票”更管用，所以他点点头说：
“我知道！你就回去准备交卸吧！”
胡雪岩的一番如此这般，虽则费了自己两千两银子，但过河之后能补桥，也算了了自己一桩人情债。当然，后来掌了实权的此君没少为胡雪岩的生意撑腰，这恰是胡雪岩做事磊落的回报了。
9.夹着尾巴做商人
在商为求利，尾巴翘得高高的，便容易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再说了，做生意不比孔雀选美，谁的尾巴高谁是冠军。
如何才能做好生意，这是许多人向李嘉诚请教的一个问题。对于这种问题李嘉诚的回答是保持低调。所谓保持低调其实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夹着尾巴做人。
什么是夹着尾巴做人呢？就是要以一种谦虚和合作的态度去与人打交道，谈生意也是一样。正如李嘉诚自己公布的生意秘诀一样：“最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不同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是我引以为荣的事。”
不仅在做人方面保持低调，李嘉诚在教育孩子方面同样也是谆谆告诫。李嘉诚是个宽厚且开明的父亲，虽然他看不顺眼儿子的打扮，但他不强求儿子。他希望的是儿子有出息，能够干大事业，至于个人的生活品味和作风，只要不太出格就行了。李泽楷独立门户创办盈科，李嘉诚赠予他的一句箴言是：
“树大招风，保持低调。”显然李泽楷以后的行为，完全有悖于这句箴言。李嘉诚是否批评过儿子呢？我们就李嘉诚接受传媒专访对儿子的评价来看，他并没有指责李泽楷这一点。
成名以后，李嘉诚的经商谋略、行为方式，成为人们评价和模仿的对象。但这种低调的哲学却不太被人们接受，这是十分奇怪的。不管怎样，李嘉诚仍然保持了他的一贯低调作风，例如当年李宅办理李泽钜的婚事时，在李泽钜去接新娘之际，李宅门口聚满采访的记者。李嘉诚破例邀请记者参观李宅花园。李宅高三层，李嘉诚本人住三楼，李泽钜与王富信则在二楼构筑爱巢。李嘉诚站在草坪上说：
“一层才2000平方英尺，不算大呀……长实集团公司起码有100个伙计（职员），他们住的地方不比这里差……你们。
（记者）去过多少富豪家宅，好多都靓过我这里。”
对于传媒有关李家深水湾大宅大肆装修的报道，李嘉诚矢口否认，强调只用了约3个月，“这里20多年都没有认真装修的，即使装修一番，也要好好装修呀，是吗？”其实，公家娶媳，本是大出风头之日，李嘉诚却一如往昔处事小心的作风，这没有十分强烈的自我约束意识是做不到的。
实际上夹着尾巴做商人，不仅仅是指谦虚的态度和低调的处事风格，更重要的是做事不能太绝，所谓得理也得让人。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无论竞争多么激烈的对手，竞争过后都会有联合的可能。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不要做得太绝，要给人留条活路。同样之理，在待人做事方面，没理不要胡搅蛮缠，得理也要让人。这就是俗话说的“为人不可太绝”的道理。
胡雪岩在做人方面有一点很令人钦佩，那就是即使完全有能力置对手于死地，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他也绝不把事情做绝。
胡雪岩到苏州办事，临时到“永兴盛”钱庄兑换二十个元宝急用，谁知这家钱庄不仅不给他及时兑换，还凭白无故地诬指阜康银票没有信用，使他很受了一点气。
这永兴盛钱庄本来就来路不正。原来的老板节俭起家，干了半辈子才创下这份家业，但四十出头就病死了，留下一妻一女。现在钱庄的档手是实际上的老板，他在东家死后骗取那寡母孤女的信任，人财两得，实际上已经霸占了这家钱庄。此外，永兴盛的经营也有问题，他们为了贪图重利，虽然只有十万银子的本钱，却放出二十几万的银票，已经岌岌可危了。
胡雪岩在这家钱庄无端受气，自然想狠狠整它一把，起先他想借用京中“四大恒”排挤义源票的办法。京中票号，最大的有四家，招牌都有一个“恒”字，称为“四大恒”。行大欺客，也欺同行。义源本来后起，但由于生意迁就随和，信用又好，而且专跟市井小民打交道，名声一下子做得极盛，就连官场中都知道了它的信誉，因此生意蒸蒸日上。“四大恒”同行相妒，想打击义源，于是出了一手“黑”招，他们暗中收存义源开出的银票，又放出谣言说是义源经营困难、面临倒闭，终于造成挤兑风潮。
胡雪岩仿照这种办法，实际上可以比当年“四大恒”排挤义源时做起来更方便也更狠。浙江与江苏有公款往来，胡雪岩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将海运局分摊的公款、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浙江解缴江苏的协饷等几笔款子合起来，换成永兴盛的银票，直接交江苏藩司和粮台，由官府直接找永兴盛兑现，这样一来，永兴盛不倒也得倒了，而且这一招借刀杀人，一点痕迹都不留。
不过，胡雪岩最终还是放了永兴盛一马，没有去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他之所以放弃报复，主要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是这一手实在太辣太狠，一招既出，永兴盛绝对没有一点生路。
另一个考虑则是这样做法，很可能只是徒然搞垮永兴盛，自己却劳而无功。这样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胡雪岩也不愿意做。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胡雪岩为人宽仁的一面。说起来这永兴盛既来路不正又经营不善，实际是一个强撑门面唬人的烂摊子，即使将它一击倒地，大约也不会有多少人同情，可能还为钱庄同业清除了一匹害群之马。即使是这样，胡雪岩还是下不得手去，足见他所说的“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并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确确实实是这样去做的，这其实可以看作是胡雪岩的一条经商准则。
事实上，对于生意人来说，这样考虑也是十分必要的。俗话说“给人一活路，给己一财路”，从商者都应该把目光放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