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的清王朝当中出了数不清的贪官，也出过一些廉吏。贪官污吏害国害民，为百姓和正直之士所切齿痛恨。清官居其位而又不贪其利，他们大多是尽心尽力当差办事的典范，自然应该为人所景仰。大凡贪官，能以好的下场为自己的人生结局的人很少，但作为清官，同样未必能得善终。贪官与廉吏的悲喜命运让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实（因其真实而更显残酷）不能不掩卷长思。
一时的贪欲毁了一生的清名
有的人是为贪而官，贪就是他当官的目的。还有的人也想、也曾踏踏实实地做事，当一个清清白白的好官，但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而官当得越大人就会面对更多的诱惑。把持不住的人便奋不顾身地跳进贪欲坑里而不能自拔了。
恒文，满族，乌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年，以生员（俗称秀才）身份起任宫廷笔帖式。笔帖式为清朝各衙署中负责文书工作的低级官员，例由旗人担任。八旗子弟在科举道路上受挫之后，若想出任文职官员，大多数必须由笔帖式为起点，其中才干缺乏者，终生担任此职也不稀罕。恒文头脑灵活，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属于此职中的佼佼者，因办事能力突出，不断得到上司赏识与提拔，历四次升迁，做到五品的兵科给事中。给事中一职官品虽不高，但它却是朝中官员谁也不敢忽视的重要职务，因为给事中与监察御史一样，具有向皇帝建言、进谏及稽查政务、弹劾官员等特权。此后，恒文官运亨通，先后出任甘肃平庆道道员、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等职，成为掌管一省财赋和民政的地方长官。恒文从一名生员踏入仕途，用了20余年的时间便当上二品地方大员，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这在当时讲究资历、靠论资排辈才能升官的情况下实属不易。他在担任贵州布政使期间，因为对西北战事有所建言，从而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十月，恒文被调任直隶布政使。时隔一年多，即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升任湖北巡抚。由于恒文会办事、能力突出，在位期间，能着力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深受乾隆皇帝宠爱，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署湖广总督、任山西巡抚，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二月三十日由山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
在出任云贵总督之初，恒文比较注意对属下的约束。他清楚地知道贪污、索贿是犯罪行为，势必会受到朝廷的严惩。他曾上疏弹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结果经朝廷查办属实后，沈迁被处死刑。按理说，恒文自身应该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不会重蹈覆辙。如果这样，以恒文在官场上的能力，他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升迁。可是，结果恰恰相反，他没能抵制住来自黄金的诱惑，在贪欲的膨胀下，他陷入犯罪的深渊。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三月间的一天，恒文在与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闲谈中，提到云南的物产情况。郭一裕说，云南的物产以黄金最为贵重，他本人即拟购买一些黄金，制作4个金手炉作为贡品。恒文本来打算买一些当地土特产进贡给皇帝，听到这里怦然心动，当即与郭一裕一拍即合，两人商量分头收买黄金，以便打造黄金制品给皇帝进贡，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广开财源。云贵两地虽有金矿多处，为我国重要的黄金产地之一，但贵州黄金产量却很少，当地价格也较为昂贵，不易收购。恒文和郭一裕作为本省的最高长官，为了自己的私欲，借口备制贡品，按商定的办法向他们的下级派购黄金，黄金收购上来，却不按市价付给银两。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却只给10两银子。这实际上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府州县官员对恒文的做法极不满意，但既然总督执意如此，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怕得罪上司，同时，也不愿意吃哑巴亏，他们只好按照所购黄金的数量，按此价把负担转嫁给商民。这就使得各地商民人声鼎沸、怨声载道。恒文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在到各州县“巡阅营伍”的过程中，纵容家人赵二向州县官员索要“门礼”。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找到了巴结上司的途径，便趁机大量贿送金银，希望得到恒文的赏识和提拔。还有一部分官员，迫于总督的淫威，也不得不大肆送礼，希望能讨到顶头上司恒文的欢心。此时的恒文早已把礼义廉耻抛到了脑后，彻头彻尾成了一名欲望无穷的贪官。
多行不义必自毙。恒文的贪污罪行是怎么暴露的呢？是由于云南巡抚郭一裕的告发。郭一裕和恒文沆瀣一气，同坐一条船，他为什么要告发恒文呢？说来一点也不奇怪。郭一裕为官本不清廉。他本来已经按分工地区向属下官员口头下达了购买黄金的指标，也是按低价付给银两。但他没有想到恒文的贪欲是如此之大，明目张胆地四处勒索，毫无收敛。当时，各地商民除愤愤不平外，还有人联名和个人具名上报州县购买黄金不按市价付银，向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衙门呈递辞状。另外，有些州县官员也对恒文和郭一裕低价收购黄金、巧取豪夺的举动表示了强烈不满。郭一裕看到群情激愤，大有蔓延之势，深感不妙。他想，以低价收购黄金一事因他而起，如果此事行迹一旦败露，上面追查起来，自己岂不因此倒霉。为了使自己从此事中解脱出来，郭一裕急忙将自己经手收购的州县按市价补足银两。郭一裕为了争取主动，使自己早日脱掉干系，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连夜加班，赶写了一个奏折，对总督恒文低价收购黄金、纵容家人收受门礼的罪行进行了揭发。乾隆皇帝收到郭一裕参奏恒文的奏折后，颇感意外，认为“恒文历任封疆，受恩最重，当不应如此”。虽然乾隆皇帝半信半疑，但此事有关朝廷统治根基的稳定，他丝毫不敢怠慢，立即委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会同贵州巡抚定长秉公严审此案，并强调对此案中应撤销职务、免去职务的官员，一面撤、免职务，依法查办提出判决意见，一面报告朝廷。刘统勋与定长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审明案情，据实复奏朝廷。朝廷在接到报告后，于当年六月初二日颁发处理此事的谕旨。谕旨中说，恒文身为总督大臣，自应廉洁奉公，督导属下，但竟命令下属购买黄金，短发金价并纵容家人收礼，实在辜负皇帝圣恩，即令撤销恒文的总督职务并逮捕审问。在审问过程中，恒文供述了制作金手炉向皇宫进贡，为此短少价值向属员官吏下硬指标派购黄金等事宜都是与巡抚郭一裕共同商议决定的实情，就连金手炉的样式图也是郭一裕提供的。郭一裕因此被立行革职，经审讯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九月二十日，朝廷根据钦差大臣与定长所报告的情况，下达了处理恒文的谕令：恒文身为封疆大臣，不能正己廉洁，以向朝廷进贡为名，短价向下属勒索，中饱私囊，经查抄仅恒文的昆明任所资财已至数万两，恒文非素封之家，到昆明任职还不到两年，朝廷的俸禄除了应付每年的正常开支，及往来盘费外，即使极为节俭吝啬，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资产。可见其平日贪赃情况极其严重。如果恒文能够廉洁自律，其家仆怎敢肆无忌惮地向州县等勒索门礼？若说恒文家仆向进见总督的下级官员等人勒索门礼，是恒文受蒙蔽所致，那么购金短价，接受下级官员馈送，难道也是家仆的主意吗？况且恒文也非昏聩无能之辈。就是说，恒文贪赃之事，决非只有这两年，也不是最近两三年才有的事，而是由来已久，只不过是没有被发现而已。为了惩治贪污，肃清吏治，即派侍卫三泰扎拉丰阿星夜赶赴押解恒文的路途驿站，就地向恒文宣读皇帝谕令，赐恒文自尽。
恒文一案中，除郭一裕被撤销职务，发往军台效力，恒文管门人赵二被处死刑，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外，其他被赵二勒索的56名州县官员及临安府官员均受到了相应的处罚。考查恒文等贪官贪污受贿的原因，无外乎内心的贪欲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作为一名深受朝廷信任、重用的封疆大吏，恒文心存侥幸心理，敢于以身试法，决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官吏贪污已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
贪官之贪费尽心机
官员只要动了贪污的歪心眼儿，就会想方设法找到贪的歪路子。贪官的一大利器就是心肠硬，赈灾用的专款他照样敢贪，以万人之苦聚他一己之私。贪官还往往最小气。造下的亏空不能不弥补，他费尽心机让下属、让老百姓替他掏钱，即使冒着被查实法办的危险，自己绝对一毛不拔，这种精神真是“可歌可泣”。
王亶望，山西临汾（今属山西）人，江苏巡抚王师之子。由举人捐纳知县，被派往甘肃，曾任山丹、皋兰等县知县。选授云南武定知府，后任甘肃宁夏知府。累迁山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王亶望被调往甘肃任布政使，主持捐监。捐监，即捐纳监生，清代此项内容始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到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成为定例，规定：民间生员捐米1000石，可送监读书，捐送的谷物收入地方国库，以备荒年赈济。生员捐谷后即可得到监生的资格，由此取得一次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资格。这样既可为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提供一条向上爬的渠道，扩大清朝统治的基础，又可利用捐监解除清朝地方财政的困难。
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施行，捐监已是弊病重重。特别是甘肃省，由于官员舞弊，捐监已失去它原有的意义，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不得不停办。但甘肃地瘠民贫，又经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人民只有靠官仓接济才能勉强度日，捐监一去，无疑使官仓储备受到影响。无奈之下，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二月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恢复捐监旧例，乾隆只有准许，但仅限肃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酒泉、高台两县）、安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玉门市及安西、敦煌两县）等范围。为减少弊端，乾隆特调王亶望前往负责。
王亶望八月到任，十月就向乾隆皇帝报告说，至九月底，共捐监生19017名，收各色粮82.7568万石，除动用粮20.6428万石，实储各色粮62.1157万石。开捐不过半年，王亶望主持不过三个月，所收捐的粮石数就有如此之多，着实让乾隆高兴了一阵，并鼓励王亶望继续努力。但反过来，乾隆开始有所怀疑：甘肃人窘困者多，怎么有两万人捐监？如是外省商民前往甘肃认捐，那为什么不在本地，而舍近求远呢？如果是外地商人所为，那外地商人又怎能从别处搬运粮食到甘肃？如果是在当地购得，那当地又怎么能有如此多的粮食？假使半年就收80余万，一年应有160余万，这么多粮食势必增加储存的困难，时间一长，陈腐的粮食怎样使用呢？乾隆皇帝担心地方官借捐监之名，行折色（将捐粮数量折成银两）、浮收、包捐、侵占、勒收之实。乾隆将以上的问题发给陕甘总督勒尔谨。勒尔谨奏称，王亶望未将开捐的年月说明白，时间可能更长。同时保证现在捐监的多是外省商民，以卖货之银就近购买粮食捐监，粮食是本地富户的余粮，就是这些监粮与甘肃应储备的常平仓粮519万石的数量相比还相差甚远。在勒尔谨的解释下，乾隆的疑心稍释，但仍提醒勒尔谨等人，既然负责此事，努力妥善处理就行了。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次年，乾隆南巡，王亶望为迎接皇帝，大肆铺张。乾隆很不高兴，就对王亶望说，此次南巡是为调查民情，并非游山玩水，你像现在这样，点缀灯彩，华缛繁费，朕是不赞成的。并告诫他以后不要这样。这年八月，王亶望母亲去世，他奏请治丧百日后，自备资费在海坛专办工程，得到允准。后来，浙江巡抚李质颖为此事参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以及办理海船接受商人贿赂等事，乾隆命阿桂等调查，最后的结论是此事是由二人意见不和而致，“王亶望尚无情弊”。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正月，钦差大臣大学士阿桂等奏参浙江杭嘉湖道王燧贪纵不法一案。因王亶望当时为浙江巡抚，王燧为其平常信用之人，乾隆于二月命将王亶望与王燧留心查访看二人有无“交通情事”。王亶望初闻风声，预感大难即将临头，急忙呈请罚银50万两，以充修建海塘公费之用。乾隆虽答应王亶望所认罚银，但对其银两的来路开始怀疑，催督阿桂严加查访，但苦于无证据，只有作罢。
此年三月，勒尔谨因镇压回民起义不力，被革职交刑部查办。在抄家时，发现其住所及京师资财仅值银7000余两，而在他的一个家奴家中即抄出银两2万多。乾隆感觉其中必有问题，令阿桂留心密访。更为奇怪的是，甘肃继任布政使王廷赞虽守城有功，但当勒尔谨出现错误时，却随同观望，迁延误事，如此行为必有原因。于是乾隆降旨福崧调补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来京陛见，并命阿桂将其在任所所办之事详细调查。王廷赞一看事情不好，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五月初，便奏请自认交银4万两，以资甘肃兵饷。
王廷赞的交银举动不禁使乾隆想到王亶望，同为甘肃布政使，为弥补罪过，都自愿出资。但这些银子来自何处，王亶望的银子如果是浙江巡抚任上得来，早就会有人举报了，所以肯定是在甘肃任内所得。乾隆马上又想到，甘肃捐监肯定是违规之举。
正在这时，清朝派往甘肃视师的阿桂、和珅等人的奏报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先行的和珅在奏折中说到一入甘肃即遇阴雨，后来阿桂在奏折中也提到“大雨竟夜”，而甘肃近几年的奏报几乎都是“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乾隆马上明白了，甘肃省地方官因折收监粮事年年假报旱灾，上下一气冒赈作弊。他立刻命令阿桂与新任云贵总督李侍尧查明真相，据实汇报。于是，王亶望也从浙江海塘工程拿解刑部。
六月中旬，王亶望、勒尔谨、王廷赞被分别解到刑部大堂审讯、对质。王亶望只承认折收监粮一事，并狡辩为“是因报捐者少，不得已而为之”；勒尔谨、王廷赞则互相推诿、搪塞。
因为没有证据，王亶望等人才敢如此顽固。乾隆于是下令：从历任道府查起。六月二十一日，阿桂发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王亶望任内收捐监6.3万余名，而这一年赈灾动用粮食达170余万石，数目均超过以往任何一年。阿桂断定其中必有情弊，王亶望难逃干系。六月二十七日，阿桂等开始严审被参革的历任道员，原任平庆道道员福宁在严刑下，开了口。据他供称，开捐之初就收折色，并未交粮，王亶望将所收银两交兰州府存贮，而发给各县的数量或多或少，均由王亶望一人做主，各州县领回的“监粮”，并未买补归仓，放赈时各地的受灾分数均由王亶望议定，并未亲往灾区察看，放赈也不监视。
按清代救灾放赈的规定，地方受灾后应按三步进行。首先是报灾，报灾有时间限制，夏灾不过七月，秋灾不过十月。其次是勘灾，地方官要实地勘核受灾情况，确定成灾分数。清代规定，受灾6分至10分者为成灾，5分以下不成灾。先由灾民自己呈报，形成勘灾底册，然后查灾委员按此踏勘，并将勘实报灾分数田亩于册内注明。待全部勘完，即逐级上报。第三是放赈，即按查实名单将赈灾款或粮发放到灾民手中，发放时各州县管事人员必须亲自到场，发放完毕要造册、盖印，以备日后上司抽查，并将赈灾情况刊示晓谕。
阿桂又将审讯的突破口放在书吏身上，因为报灾散赈必有书吏经手。于是将皋兰县民户房等人传讯，加以严刑。户房招认自己还存有散赈点名清册，是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放赈后县令烧毁名册时户房有意留下来的。清册虽然残缺不全，但零星记载了当时放赈时的实放数目。与上报的册子相比，册内所记载户口名数悬殊，且上报册中记载的赈数是8分本色2分折色，但点名清册中则全放折色。捐监时按市场粮价收银，放赈时则按部价折给老百姓，这一收一放就出现了利差，再加以实放户数与向清政府上报的户数不符，又出现一大差额。这两者的巨大差额必然有浮冒产生。
在这些证据下，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六月，王亶望被押解到京并被送往热河行宫，乾隆亲自审问。王亶望这才供出了他任甘肃布政使时折监冒赈，从中渔利的犯罪事实。
王亶望调往甘肃之初，报捐的非常少，他于是与陕甘总督勒尔谨商议：捐多则谷多，但本省地瘠民贫，买谷很难，结果就造成现在少有报捐的情况。不如将本色改为折色，然后再令各州县用捐银买谷归仓，这样既保证了官仓储备，又解决了报捐者少的问题。这样各州县全以收银抵粮，收银后也没有买粮还仓。官仓的粮食没有增加，但增加仓廒的钱照旧申领，王亶望明知这是借添建之名侵蚀公款，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起共批准添建仓廒的奏请26起，报销银十几万两。在散赈时，王亶望明知州县官虚报灾情、灾户以多报销银两，他却以州县对他好的就让其多报、对他一般的则不准其多报为原则。王亶望和各州县官开始在这种共同贪污的办法中尝到了甜头。
王亶望在确定受灾分数时，按事先规定的分数让各州县填报。各州县为多报受灾分数，纷纷向王亶望送交银两。皋兰县知县程栋每年给他送银2万两，供他花费。有一年为使王亶望能赶在上冻时将房屋盖好，程栋竟令工匠用热水和泥，费银2万两；金县知县邱大英，任内曾被勒索1.14万两；平番知县何汝楠，被勒索18000余两……被王亶望勒索的州县官员不胜枚举，就连他本人都供认，自己得过属员银两甚多，所以外人编个顺口溜为：“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确如所言，没有银子，要见其面都难。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三月，巩昌府知府潘时选赴布政司衙门求见未果，送上1000两银子，才见到王亶望。为了遮人耳目，王亶望收钱的方法很多，如邱大英曾将银两放入食物中送入；西宁县知县詹耀磷则将银两放入竹篮中送入。王亶望后来竟然令各州县在省城设立“坐省长随”，遇有勒索即可由坐省长随迅即通知各州县。王亶望在甘肃期间勒索的财物不计其数，当他升任浙江巡抚时，古董、皮张、衣服等物数百骡驮，满载而去。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命将王亶望所有家产查抄入官。王亶望在原籍的各项银两、土地、房屋、铺面等一切资财共估值银9.8548万两。王亶望在浙江任所资财有现银9.0851万两，金叶9两3钱，金器2959两，银器1364两，金珠宝玉衣物等560箱，其他资财合10400两。查抄王亶望名下资财，除珠宝玉器衣服及田产等项不计外，所有查出金银数目及铺面估价银数约有108.7448万两之多。
七月，刑部以王亶望上下分肥、捏报灾赈、肆意开销、得赃不计其数、勒索属员、馈送银两盈千累万等罪名，“拟斩请旨即行正法”。最后经乾隆批准，王亶望被处死，其家属11人被发配伊犁充当苦差。
为惩治贪污，与王亶望案所有有牵连的官员，也受到严惩。勒尔谨赐其自裁，王廷赞论绞。按照《大清律例》，侵盗仓库钱粮1000两以上即可判为斩决，按照这一标准，甘肃冒赈案内侵冒银数1000两以上道府州县各级官员共有119人，甘肃省整个官僚集团基本烂掉。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为了稳定起见，不得不将斩决的条件由侵冒银1000两以上改为20000两以上，10000两以上者改为斩监候，10000两以下者再根据轻重分别处理。
最后，甘肃冒赈案总共处死及拟死者50余人，现任、前任各官被革职拿问者82人，11名赃犯之子被罚往伊犁做苦工。
王亶望甘肃冒赈案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个亏空二百万两的贪污大案
200万两白银，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很难估算出具体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贪污的欲望和治贪的努力在交锋中此消彼长，但风气已成，又岂是查处一两个大案就能解决的呢？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富察氏，四川总督文绶之子，初为刑部主事，迁郎中，后外派山东任按察使，不久升任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文绶任陕甘总督，奉命审查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勒索属吏案，但徇于私情，没能照实际情况陈述，被罢官，戍边伊犁。国泰上书为其父求情，并请求从父戍边以赎父罪。乾隆帝因此对国泰印象颇佳。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国泰被提升为山东巡抚。
对于国泰外放做巡抚，朝廷中许多人并不放心。军机大臣阿桂等曾先后密奏皇帝，认为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为京官。正如朝中大臣所担心的那样，国泰的确性情乖张。由于他八旗出身，父亲为封疆大吏，从小就放浪不羁，与和珅关系甚密。身为大吏，对手下没有礼貌，稍不满意，动辄喝斥。再加以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江苏金坛人，乾隆亲信、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在后面溜须拍马，为赢得国泰的欢心，有时竟长跪奏事，国泰更加狂傲。面对大臣的密奏，乾隆帝即传于易简来京询问。于易简有意包庇，为国泰极力辩护。乾隆问于易简国泰有无不法行为，于易简回答说，国泰并无不法行为，只是对属下管教过严，由此可能导致一些闲言碎语。乾隆又问，国泰屡次保荐济南知府吕尔昌（后任安徽按察使）有无徇私勾结之嫌，于易简回答说并无勾结徇庇之事。乾隆认为于易简的回答“诚据实之奏”，于是两次下谕告诉国泰，没有不法之事，无需调动，但要注意对属下宽严适中，令其警惕改悔。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御史钱沣上奏弹劾国泰以及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官员、贪污银两，并强调说，国泰遇有升迁，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这一弹劾震惊了京城。乾隆读了钱沣的奏疏后，也非常吃惊，因为自己曾对国泰如此信任，如果情况属实，自己便有失察之过。乾隆立即下谕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及钱沣等前往查办和处理。
国泰案，最重要的是怎样寻找突破口。在乾隆看来，仓库亏空不难查实，只要和珅等对比印册一一查对，不难水落石出。但属下贿赂国泰以求美差的罪状却最难求得证据。乾隆将突破的目标指向吕尔昌、叶佩荪二人。吕尔昌时任安徽按察使，是国泰极力提拔之人，在山东任职期间，受国泰惠顾甚多，以致步步高升；叶佩荪时任湖南布政使，刚由山东按察使升迁而来，对其山东任职期间的上司——巡抚、布政使的情况断难推诿不知。乾隆传谕二人，令其将山东所有见闻逐一据实速奏。
国泰听说皇帝派和珅等前来山东查办的消息后，知道事情不妙，赶快设法弥补。他自称有交各州县变卖物品的银两存放在济南府库，让于易简挪移顶补历城县的4万两亏空。其实，这些银两是国泰向本地商人临时勒借来的。和珅等抵达济南后，即查仓盘库。和珅令抽查现银十几封，就认为盘查已经结束，并无亏空，准备起身回去。钱沣细心观察，发现每锭银数量多少不等，银色不对，立即建议将库封存。此后钱沣又了解到此银乃借商银以充府库的情况，等第二天开库查验，确实与帑银不符。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故，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使历城县亏空帑银4万两之弊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国泰的问题已非常明白。和珅只有据实奏报，称先将历城县库盘查，查出该县知县郭德平亏空银两4万两，而且有挪移掩饰的嫌疑。接着询问国泰，有无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的情况，国泰全部承认。
国泰升任山东巡抚后，由于于易简的阿谀奉承、包庇回护，愈来愈骄横，为了需要，公开向属员摊派勒索，并美其名曰“帮费”。由于国泰是皇帝信任的人，又有和珅袒护，于易简是乾隆喜欢的大臣于敏中的弟弟，同省官员俯首听从，敢怒不敢言。仅冯埏任济南知府期间，国泰就贪得通省属员银8万余两。
乾隆看到国泰的犯罪情况后大怒，命和珅将国泰、于易简押带来京，其余冯埏、郭德平等各员革职拿问，刘墉、钱沣继续在山东追查此案。后经查实，又发现东平、益都、章丘三州县，也出现亏空情况。经新任山东巡抚明兴查访，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200万两。对此，国泰等人强调，由于王伦起义，各州县不得不“以公使钱佐军兴”，于是亏及仓库。乾隆认为王伦起义不过一个多月，即便是说镇压起义事情紧急，也不能亏空200万两。退一步讲，即使亏空了，也应将实际情况加以报告。国泰等人对亏空200万两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信服。乾隆认为国泰、于易简罔上行私，视诸属吏亏帑忍之不问，与王亶望等的罪行相同。
至于山东各州县的亏空，乾隆最后只能以限期设法弥补的办法来解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五月初，吕尔昌被押解至京，但他担任济南知府时经手勒取银两的数目并未见记载，这可能是吕尔昌没有交代，也可能是史书没有记载。但按照吕尔昌的迁升速度推论，这期间国泰勒索数量当不在8万两之下。即使以两倍于8万两计算，国泰在山东任内勒取银两也不过30万左右，那么其余亏空的170多万两银跑到哪里去了？自然落到了各府州县官员手里了。
难怪山东国泰案发后，乾隆派和珅等出京查处时，一再强调，要把此案搞得像甘肃冒赈案一样。看来乾隆对当时官员的整体情况是很了解的。如果以大清律例贪污1000两即要问斩的话，这140多万两赃银，得处死多少官员？乾隆到此也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啦，以限期补足作为了结。由此可见，乾隆朝之所以贪污之风不正，最主要的就是朝廷在处理这些案件时过于宽纵。
以进贡见长的总督李侍尧
以进贡见长，以进贡而为总督，又以进贡而身陷囹圄，这就是曾经备受皇上宠信的封疆大吏李侍尧的官场之路。从另一个角度说，像李侍尧这样的官员，不正是以一己之好恶而用人的乾隆帝一手培育出来的吗？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其四世祖李永芳，明代铁岭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为抚顺地方最高长官，后投降努尔哈赤，并娶他的孙女为妻。李侍尧的父亲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
乾隆初年，李侍尧以荫生授印务章京。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乾隆初见李侍尧，便夸他为“天下奇才”，擢副都统。由于皇帝的赏识，李侍尧很快转为户部侍郎，署广州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授两广总督，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被召入京师，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公元1763年）年授湖广总督，加太子太保。后历任工部尚书、云贵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官至从二品。
李侍尧为官20年，以进贡见长而备受瞩目。他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任热河副都统起至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进贡次数有档可查的达120多次，高的年份竟一年进贡9次。
进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贡品成为天子与诸侯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臣子取悦于皇帝的主要手段之一。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例贡，第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个人向皇帝进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乾隆时期，只有下列6类人拥有这种权利：一是皇室亲贵，即亲王、郡王、贝勒；二是中央各部院大臣，包括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三是地方大员，如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四是织造、盐政、关差；五是致仕大臣；六是衍圣公。另外还有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如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来华西洋人等。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八月二十三日，李侍尧第一次给皇帝进贡，贡品为“仙鹤一对，画眉四笼，梅鹿三只”。虽然贡品不多，但乾隆皇帝比较喜欢，尽管热河副都统的贡品并未列入进献方物的范围，还是“奉旨著交总管阿敏尔图，鹿三只着人送往香山”。
李侍尧进贡有名，即使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他与山东巡抚国泰的贡品在同僚中最优。下面是他在几次重要时刻进献的贡品。
万寿贡是贡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皇帝或是皇太后生日时进的贡品，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生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进献的贡品为镶金万年如意等30种，其中21种采自广州、苏州，9种为外国货。十一月，皇太后80寿辰，李侍尧备置贡品90种进献。
土贡为常贡、例贡，主要为地方土特产。一般来说品种、数量、规格均有定数，李侍尧进献土贡往往增加数量和种类。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李侍尧调任云贵总督，按例云贵总督进土贡仅有9项，而李侍尧到任后增加象牙2对，茯苓2对，琥珀根朝珠20盘，玛瑙朝珠20盘，孔雀膀1200披。
传办贡，是皇帝亲自传谕按自己的意见置办的贡品，其承办人多为织造、盐务、关差等皇帝的亲信，获此殊荣的外官极少，而李侍尧却不止一次地获此殊荣。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十二月十一日，时任广东将军的李侍尧与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向皇帝进献的贡品为：紫檀楠木宝座一尊，紫檀镶楠木御案一张，紫檀楠木屏风一座，紫檀天香几二对，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镶金洋景表亭一座……乾隆对李侍尧等的贡品非常满意，并传谕道：“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虽然时间紧，价格高，李侍尧还是设法将皇帝喜欢的东西弄到，准时进献：大小自鸣钟13架，金镶洋景钟一架。另外还有洋漆盒、推钟、洋规矩、洋烟壶盒、珍珠等贡品一大宗。
李侍尧为向皇帝进贡真是绞尽脑汁，对他来讲，土贡好办，但各种金银制品、玉器、古玩、书画、洋货等，就难办得多了，既要花钱又要寻觅。为此李侍尧费尽心思，或派亲信家人于广东、广西、苏州、扬州等地携银采买定做，置办妥当后运回府中，或分批运回京城，等凑齐后再进献。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初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派把总带银3000两，送交粤海关役满经承章兆麟在广东代购宫灯、贡扇等物，购齐后，实用银3082两多。同年十一月，云南东川府知府陈孝升丁忧回原籍苏州守制，李侍尧交给其银5870多两，令其置办玉器等物。第二年九月，又派孙允恭领银23870余两，往苏州采办古玩、玉器等物，孙允恭分三次买回。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三月，咨补临安府河西县典史顾廷煊还未到任，李侍尧知道他是苏州人，派给他的第一件公差就是到苏州置办龙袍、龙褂，共花费银2000余两。乾隆四十三年至乾隆四十四年间，李侍尧三次托人带银前往广州，让广东知府李天培等帮办金器等物，共送去银1万两，作为工费银和购物银；从云南送去金1220多两。李天培用这些银两为李侍尧置办的东西有：金塔一座、金挂屏二扇、金花瓶一对、紫檀塔座屏架、塔顶珍珠六串，还有洋绸缎、洋棉各若干匹。这些物品于乾隆四十四年八月运京交李侍尧家人备贡。另外，李侍尧在广东还大肆置办硬木木制家器，这些家器的用料大都为进口的紫檀木、花梨木、红木等，价钱昂贵，像紫檀木几乎是以轻重论价。
为了博得乾隆皇帝的喜爱，李侍尧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但随着置办贡品种类、批次的增加，他也逐渐地产生贪婪之心，贪赃钱财、截留贡品。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正月，原云南粮储道海宁来京陛见，即传出李侍尧在滇的贪赃劣迹。风闻这些传言，乾隆皇帝传谕将海宁交军机大臣严讯。其实，对于海宁的言论，乾隆皇帝是半信半疑的。海宁是前任总督明山之子，他的告发不得不信，况且乾隆对李侍尧借办贡肥己是有所考虑的；但是李侍尧毕竟是“贡优奇才”，深得皇帝的喜爱。无奈之下，乾隆还是下谕，令和珅等为钦差大臣往云南查办。十五日，乾隆皇帝出宫，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南巡。
正月二十七日，京中户部尚书英廉也得到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的口谕。李侍尧在北京有三所住处，共有房140余间，其东西两所为儿子冠军使毓灵、三等侍卫毓秀所住。毓灵、毓秀正随同乾隆南巡，只有家眷留京。中间一所为李侍尧自用，由于家眷都随李侍尧住在云南，平常无人，家中事务由家人连国雄等二人照管，此时房屋正翻盖修理。另一家人正在李侍尧的弟弟、松江提督李奉尧处办事，李侍尧京城住所只有连国雄一人。最后，搜出现银5000两、驳回贡品若干，以及家具等物。审讯连国雄未有任何结果。
在南巡途中，军机大臣又传讯了李奉尧、毓灵和毓秀，三人均表示，李家世受国恩，父子兄弟仰沐圣恩尤无伦比，做事极为小心，李侍尧当无此等事情。如果海宁所告属实，不但李侍尧罪无可赦，即将我等一并治罪亦属分所应得。
到二月初十，案件有了重大突破。李侍尧由京回滇的折差刘凤翼、张曜等人在常德府被截拿，经贵州巡抚李湖严讯，二人供称：上年十一月奉李侍尧之命送银5200两并玉器10件回京，且管门家人张永受也托带7000两银子回京。李湖认为张永受作为一个家人，不可能积蓄有如此多的银两，其中必有问题。乾隆知道此事后，命和珅等在滇严讯张永受，并将其解京。
三月初三，英廉经过严讯连国雄等人，将李侍尧托送的5000两银及10件玉器并张永受的7000两银子等事基本弄清。英廉认为，张永受等人银两均是依主之势勒索诈骗而得，例应尽数入官。英廉又查得，张永受在京以其妻弟名义购置的田产约值万金有余，张永受承认这些都是在李侍尧处当差时，收受贿赂所得。
与此同时，二月二十六日，和珅等密提张永受审讯，张永受供出了李侍尧命他收受官员馈送的详情：
乾隆四十二年，李侍尧调任云贵总督，当他接见管理乐马银厂的通判素尔方阿时，就告诉他：既然你管理银厂，以后需要帮助我些银子，每月一二千两也不多。素尔方阿点头称是。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李侍尧派家人张永受进京修理房屋，素尔方阿闻讯即备银5000两奉上。从此李侍尧便一发不可收拾。为修理北京的房屋，李侍尧授意张永受将署中珍珠变卖。说是变卖，实是明诈买珠之人。一颗卖给同知方洛，索银2000两；另一颗卖给昆明知县，索银3000两。后来二人知是总督假此勒银，均将珍珠作为礼物送还李侍尧。李侍尧就是用这种办法共筹集修房银23000两。
李侍尧在云南时，还把目光盯向云南钱局。云南钱局由臬司汪圻经管，有铸钱炉20座，每年定额铸铜钱98000余串，其中94000余串用来搭放兵饷，5400余串作为工匠的工食费用和铸钱的炭火开支，后者被人们例称外耗钱。这些外耗钱基本上是铸钱过程中的不合格产品，大都外形残缺、厚薄不一，按规定应该销毁重铸，但用这些残缺的铜钱作外耗钱，每月可以多余铜钱三四十串，应付一般性开支足够了。对于外耗钱，虽然违例，但只要总督不追究就没有什么问题。李侍尧上任后，对钱局铸钱之事显得特别关心，并多次刁难汪圻。汪圻知道其中原因，便备置3柄金如意送上，但李侍尧并不满意，让张永受传下话来说，每年必须奉上例银5000两。为了表示对汪圻的不满，李侍尧还当面将汪圻送的金如意掷还。当李侍尧准备到苏州置办贡品时，李侍尧将此事通报同僚，汪圻首先领会，立即将3柄金如意变卖，凑银5000两送上。其他官员也不敢怠慢，素尔方阿送银3000两，临安府知府送银2000两，署东川府知府送银4000两，道员庄肇奎送银2000两。
三月初七，和珅等查审李侍尧，李侍尧对张永受所供各情供认不讳，当即革职拿问，解京质审。
李侍尧所有资财被查抄，查抄出的物品共有901项：各类珍珠10项，共2000余颗；金器13项，重5463余两，其中仅金如意就有24柄；朝珠600余盘；洋货44项，包括洋钟、洋表、洋水法人物箱、玉器等共1000余件。另外，还有各类名人手卷、画轴、墨迹200余轴、册。李侍尧在京房产中的一所143间房屋查抄入官，赏给和珅。与李侍尧贪污有牵连的官员也一并受到查办。
四月初三，和珅等以侵盗钱粮1000两以上即判斩监候的惯例，拟判李侍尧为斩监候。乾隆帝要大学士九卿核议具奏。大学士九卿最后核议结果为：李侍尧身为总督不思洁己奉公，在任内营私舞弊，任意贪婪，种种劣迹是为臣僚所公骇愤，仅照侵盗钱粮1000两以上斩监候例拟斩监候，如此判罪刑不准，应比照监候从重正法。
对于李侍尧的处理，乾隆皇帝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严办吧，李侍尧在总督中最为出色，并且他的贪赃大多与办贡有关，并不是完全肥私；轻办，督府贪婪之风日盛，吏治腐败，乾隆皇帝又确实想以此案制止贪婪日盛的势头。左右为难之下，乾隆决定由各省督抚大臣议论处理办法，这在乾隆的一生中是唯一一次用督抚大臣议定的办法来决定封疆大臣的命运。在乾隆命令各总督议定的上谕中，先将李侍尧的功劳列举一番，再将李侍尧的贪污情节叙述一遍，用意十分明显。
上谕发出后，有的大臣认为应从重严办，有的则首尾两端，一会儿为李侍尧求情，一会儿又要求处死李侍尧。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真正揣摩到皇帝的用意，他直抒己见，说到了乾隆帝的心里去了。闵鹗元认为，李侍尧历任封疆，其办事之勤干为中外所推服。对于自己的错误，庸碌者以善于掩盖而幸逃法网，勤能者以猝经败露而不待时。李侍尧属于后者，其情似有可悯。根据清代“八议”的规定，李侍尧符合议勤、议能的条件，功过相抵，可否稍宽一线，不立予处决。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十月初三，乾隆以闵鹗元的意见下谕，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这样，李侍尧就保住了性命。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贪官“集大成者”，他身居高位，深受皇恩，贪污受贿手法触目惊心，聚财富可敌国，连皇帝也不及他富有，他的家产比泱泱大清王朝10年的财政总收入还要多，他的宝藏连皇家都在其下，可以说他的贪污行为和贪污数量都空前绝后，堪称中国第一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和珅。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受家庭环境条件的影响熏陶，他内心不可避免地刻下了金钱和权力的烙印。
和珅的先世噶哈察鸾，在清朝初年就投到努尔哈赤的麾下，随军征战，家族历代直到和珅的高祖尼牙哈都立过战功。和珅的父亲常保授一等云骑尉爵位。和珅在19岁时，承袭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
乾隆中叶时，和珅被父亲送进清廷内务府主办的咸安宫官学读书。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八旗子弟的学校，教学设施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学生主要学习满、汉文翻译。和珅在这所学校里读了10年书，粗通四书五经。学生时代和珅就表现出生性乖巧，见机行事，能说会道，有些小聪明，他又在名师的指导下学会了诗词歌赋，这对他以后在仕途的发展起到不小的作用。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年方20岁的和珅，风华正茂，一表人才，被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正黄旗满洲都统英廉看中了，遂把最娇爱的孙女嫁给了他。有了这样一座大靠山，和珅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不久，和珅在英廉的推荐下，被选充拜唐珂（满语，意为执事人），在乾隆皇帝的銮仪卫里当差。这差事虽然地位不是很高，但能接近皇帝，一旦得到垂青，即可飞黄腾达。
一日，乾隆帝突然要出行，仓促间黄龙伞却找不到了。皇帝有些生气，借用《论语》上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欤？”在场的銮仪卫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和珅应声用《四书》上的一句话变通应答：“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循声看去，觉得和珅仪表堂堂，出语不凡，且声音洪亮，不觉有些赞赏，对身边随行人员说：“若辈之中，安得有此解人。”一路上皇帝问和珅一些四书五经上的问题，和珅对答得不错。乾隆对他另眼相看，很是欣赏。
巧言令色、世故圆滑的和珅，鞍前马后的竭尽全力为皇帝效劳，逐渐博得乾隆帝的喜欢和信用，很快当了皇帝仪仗队的总管。随后又升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宫中的一些琐碎事务，都交由他管理。
和珅升为御前侍卫之后，常常随侍在皇帝身边，因而对皇帝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心理、好恶等等，了解得十分清楚。由于他善于揣摩、逢迎，日益得到皇帝宠信，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累进官阶，事管得越来越多，官做得越来越大。到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和珅已升为御前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稍后，又授予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和珅成为朝廷赏戴一品朝冠的显赫人物，进入了乾隆的权力中心。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和珅被皇帝派往云南省，负责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和珅在办案的过程中，工于心计，精明强干，不仅查清了李侍尧贪赃枉法的事实，而且还顺藤摸瓜查出云南省吏治混乱、各州县财政亏空严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深得乾隆帝的赞赏，和珅尚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乾隆又任命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
和珅回到北京，向皇帝细述云南状况，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治理办法，乾隆帝极为满意，再次晋升他为御前大臣兼镶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帝意犹不足，爱屋及乌，将和珅尚未成年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丰绅”为满语“福泽”之意），招为年龄最小的小公主固伦和孝公主的驸马。
和珅从一个小小的校尉，仅用十多年时间，就跃居与宰相一般的高位，成为皇亲国戚，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仕途奇迹。
和珅官居高位，又是皇亲国戚，身价百倍，无人可比，威风凛凛。他有恃无恐，开始飞扬跋扈，横行无忌。当年十月，他旋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十一月，兼任代理兵部尚书，十二月，乾隆帝又委命他管理户部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权力越来越大。
和珅身兼数职，有如宰相权势，在朝廷上和同僚中可以说是荣盛至极，权势熏天。和珅用他手中越来越大的军、政、财、文等大权，欺上瞒下，为非作歹，贪赃枉法，盗窃国库，干起祸国殃民的勾当。
和珅是个贪婪之徒，从他步入仕途之时就开始聚敛财富。
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他贪婪的胃口越来越大，直至发展到为所欲为，毫无止境。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乾隆时期贪污受贿之风盛极一时。
和珅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又兼任崇文门税务监督，管理户部三库，及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官职，这些都是肥得流油的衙门。崇文门税务，是清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源，和珅担任税务监督8年，有无数财富流入了他的腰包。户部主管财务，兵部负责军需供应，和珅一手遮天，大权独揽，大肆贪污，有无数财富进入了他的私囊。
和珅得意忘形，贪婪之心大可吞天，各地以至外国送给朝廷和皇帝的贡品，他都敢窃为己有。一次，和孝公主的异母兄弟七阿哥，不慎打破了乾隆帝喜爱的一个碧玉盘。七阿哥怕父皇怪罪，请和珅帮忙。和珅先是推诿不管，后来七阿哥送了他一串硕大的朝珠。和珅看了很满意，这才把家藏的一个十分相似的碧玉盘拿给他，让他趁皇帝不注意换上。这个碧玉盘要比七阿哥打破的那个好上许多倍，所以，七阿哥拿到碧玉盘后感慨地说：和府要比皇家富多了。
和珅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在查案办案的过程中，收受的贿赂数不胜数。各省的金库渐斩变空了，和珅家的金库却盖了一座又一座，可金银珠宝多得还是盛不下。
和珅家中各种珍奇异宝数不胜数，家奴们已不把一般金银放在眼里。有一次，陕西抚台派员押送20万两银子，送到和珅的府第。和珅府上的内监问：“是哪一档货色？”护送人回答：“是足色的纹银。”内监连看都不看一眼，说：“像这样一些粗货往哪里放！”只好让人收入外库。和府金银多得放不下，他们只愿收那些价值千金的珍珠细软。
乾隆帝执政时间很长，晚年怠于政事，连年用兵，大兴土木，大搞巡游，每年开支超过亿万之巨，这些事情他都委任和珅来筹办。和珅就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他利用手中大权，大量向地方总督、巡抚、藩司、道台等索取钱财。这些官员都怕他借故陷害，为了头上乌纱帽的安全，甚至还有人想借此巴结和珅，就转而向下级和地方敲诈勒索，索要财物。这样上行下效，层层勒逼，形成了贪污受贿的恶性循环，一时官吏贪污盛行。
另外，和珅还独揽军机处大权，他行文各省，要求凡是给皇帝的奏折，都要先向军机处提交副本。这样，各地大员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利，就这样被和珅给剥夺了。他们不得不对和珅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和珅在兵部核算军费报销时，如不向他贿赂，他就借故不予报销，弄得各级将领也不得不克扣军饷，用以行贿中饱，致使军政贪污之风日甚一日。
和珅索贿受贿的胆量很大，数量骇人听闻，仅是两淮盐政政瑞一人，先后就送给和珅贿赂40万两银子。各地督抚进献给皇帝的贡物，乾隆帝仅能收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全被和珅吞入私囊，所以他家的大珠、手串、宝石比皇宫里的还要个头大、质量好、数量多。
和珅把他搜刮来的钱财，大肆挥霍浪费，过着极其豪华糜烂的生活。从后来清查他的家产账单上看，单就衣服一项，就有貂皮、狐皮几千张，其他皮毛不计其数；另有绸缎库2间；各种服装5300多件。“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豪华奢侈。
和珅有三处美丽的花园。其中淑春园美轮美奂，最为豪华，装饰如皇宫。淑春园是在乾隆初年修建的，位于北京西北角海淀一带。到了乾隆晚年，和珅权倾朝野，富可敌国，又对淑春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改造。他掘地为湖泊，叠石成山林，修建成一座山水相间、楼阁如云、雕梁画栋、嘉树奇卉、风景秀美的园林。内部建筑仿照圆明园的布局，园内遍布名花异草，房屋式样仿照大内宁寿宫的建筑，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修筑淑春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是相当惊人的，仅园内一座太湖石，就花费了数千金才从南方运来，以致后人发出“曾移奇石等黄金”的感慨。
和珅既贪财又好色，拥有许许多多的姬妾，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有一次大的庆典活动，和珅仅仅为妻妾们买鲜花就用了数万钱。在众多妻妾中，和珅最宠爱的有两个，一个叫长二姑，一个叫吴怜卿。和珅为了讨好吴怜卿，专门给她建了一座小楼，起名为迷楼。后来和珅被抄家时，吴怜卿看到已是家破财尽，于是上吊自杀。
和珅盘剥的手段很多，家中使用了大量的家奴和婢女，并且利用职权，大量使用公役人员。仅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家干活的就有1000多人。和珅的一些奴才们也狗仗人势，和主子一样欺压百姓，结交权贵，敛财纳贿，挥霍无度。和府管家呼十图，时称内刘，在和珅垮台后，抄没家产时内刘家资也有十多万金。
和府大总管刘全，仗着主人的权势，家中造房100多间，抄没家产时家中有20多万金。许多王公大臣也没有刘全家宅富阔。刘全盖起的房子，金碧辉煌，胜似皇宫，被御史曹锡宝参奏。和珅对此恨之入骨，连夜派人通知刘全，全部拆毁重盖，当钦差大臣查看现场时，刘全以无罪免审，而御史曹锡宝却因诬告罪而被罢官。
和珅对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不满足，他虽然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但毕竟是臣子，与宫廷生活相比还有不够气派的地方。为了满足私欲，每至深夜，和珅就在灯下穿戴上皇帝的服装，把窃来的朝珠挂在脖子上，对着镜子，来回踱步，直到过足了皇帝瘾，才很不情愿地脱下来。
和珅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大片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墓修得如皇陵一般，人们称之为“和陵”。可笑的是，和珅死后没有享受到，白费了一番苦心。
和珅长年横行霸道，贪赃枉法，搜刮民财，暴敛财富，早就引起朝廷许多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但由于乾隆帝对他宠爱有加，一味庇护，使众人有所顾忌。再加上和珅红极一时，官居高位，党羽遍布，一旦发现谁对他不满，就横加打击，轻者丢官，重者有生命危险，简直就是和珅的一统天下。人们如履薄冰，敢怒不敢言，凡涉及和珅的事，都讳莫如深。
乾隆帝85岁时，为帝已60年。他按照即位时的誓言，自己在位决不超过爷爷康熙帝61年之限，决定退位，传位于第15子、36岁的颙琰。乾隆帝只是将此想法告诉了和珅一人。和珅听罢喜上眉梢，为争新宠，他不惜泄露机密，派人给颙琰送去一柄象征吉祥、喜庆的金玉如意，暗示天大的喜事就要降临，想通过泄密来取悦于新帝，以表示自己有拥戴之功。和珅此举无用，因为颙琰从内心里一直厌恶和珅，只是隐忍不发。
乾隆死后，嘉庆帝开始亲政，和珅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早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嘉庆帝初即位，就对和珅的贪婪面目看得清清楚楚，只是碍着老皇帝的面子，没有动手，并且在表面上继续宠信和珅，还晋封他为公爵，表示尊重老臣，使和珅没有丝毫察觉。当乾隆帝一死，他很快就向罪恶累累的和珅开刀，决意要惩罚他。
嘉庆帝首先向全国发出一道谕旨，对将帅懈怠、军事连连失利及官场中的种种恶习深表不满，要求各级将吏振作精神，整顿纲纪，并下令内外大臣指责朝政弊端，检举大臣不法行为。
在嘉庆皇帝的诏示下，嘉庆四年正月初五，江南道监察御史广兴、兵部给事中广泰、吏部给事中王念孙、御史胡季堂等人，立即上疏劾奏和珅弄权舞弊等种种罪行。嘉庆皇帝借水行船，初八日即传旨，将和珅革职下狱，指派王公大臣联席审讯，并抄了和珅的家产。
正月十七日，嘉庆帝宣布查抄清单，查出没收和珅家产109号、83号还没估价，单就已估价的26号，即合银22400万两。天下皆惊！查抄的东西中，除金、银、玉等大型器物几百件之外，还有金银元宝各1000个，生沙金200余万两，赤金480万两，白银940万两，洋钱58000元，银号42座，当铺75座，古玩铺15座，所占地亩8000余顷。
和珅家产中无奇不有，总数简直无法计算，直到后来梁启超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才得出结论：和珅全部家产折合白银8亿两之巨，比清王朝10年的总收入还要多。
和珅通过各种卑鄙手段，所贪污和搜刮来的财富，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为7000万两银子。当时清朝的一品大员，正式年俸只不过白银300多两，禄米100余石，仅此而已。和珅当政20年，其财产竟超过国家20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以上，这真是太令人惊奇。
清廷没收了和珅这笔巨财，只有少部分划到户部，绝大多数都拨归内务府，由宫廷享用了。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
清朝之腐败，也并非没有清官，但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少。不过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也能坐到督抚的高位，实在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天下第一廉吏”的确不那么好当，那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同侪的排挤。
康熙皇帝很注重培养清官，奖励清官，并把清廉作为选官的第一标准，为图以廉吏事迹激励百官，澄清吏治。康熙年间最著名的清官就是于成龙。
于成龙，山西永宁人，顺治年间就当了广西罗城知县，这时他已经45岁了。临行，他对朋友说：“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而已。”罗城地处深山，县衙设在丛林之内，每天问民疾苦。任内他“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康熙六年，升为四川合州知州。十三年二月，擢任武昌知府，后任黄州府知府。吴三桂军占踞湖南时，煽动湖北数县叛乱响应。于成龙曾往麻城“单身入贼寨，谕胁从者免罪，贼众遂降”；当时叛军号称十万，清朝的援军都去了湖南，有人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因为黄州是关键之地“誓死不降，亲冒矢石，率众拼杀，剿抚兼施，瓦解叛军”24天后，平定黄州，从而全力支援了荆州大军。十四年秋天，黄州，于成龙大灾“大施赈济，全活数万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后来升任福建按察使。赴按察使任时，数万百姓哭声如江潮。他在按察使任内，廉洁奉公，升布政使。十九年，迁直隶巡抚。上任支持廉洁官吏，劾奏贪黩县令。康熙得知，于十年二月初五在懋勤殿亲自召见他，表彰于成龙清官第一，殊属难得。勉励他要保持节操，并赐他御制诗等，嘉其廉能。于成龙提出蠲免钱粮要求，康熙无不应允，意在支持。同年为江南江西总督。
于成龙感激皇帝知遇之恩，非常勤奋，剔除积弊，治事每“至风改操”。微服私访，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史载他好微行私访，罪犯生怕碰到他。除了治吏地方以外，于成龙生活也很简朴。每天吃粗米、蔬菜，民间称为于青菜。遇到荒年，就用屑糠杂米为粥，不仅自己食用，还用以待客（属吏）。有人上书诬告他，但康熙特诏留任。二十三年，兼管江苏、安徽两巡抚事。四月十八日，于成龙去世。将军等大僚看他遗物，“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二”，康熙闻讯，感慨非常，说：“于成龙因在直隶居官甚好，特简任江南总督。闻补授后，成龙居官不及前任，峦行。至病故后，始知居官廉洁，甚为百姓所称。或成龙梗直，与之不合者挟仇谗害，造作属下欺罔等语”。康熙还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傅，谥清端，让他的一个孩子进了国子监，还亲自为他写了“高行清粹”四字。
由于康熙皇帝奖励清官，为官吏树立榜样，扶正抑邪，官吏走正道，因此清官不断涌现。
几年之后，康熙又发现了一个叫于成龙的人。称为小于成龙，此人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七年，任直隶县翌年，署滦州知府。十八年，升通州知州。他并无什么著名事迹。但老于成龙细心察吏，觉得这个人可以，就上书推荐他。不久，康熙任命小于成龙为江宁知府。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宁，证实小于成龙廉洁，特地予以嘉奖，赐轴，传谕小于成龙：“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毋有改操，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朕之意。”当月超升其为安徽按察使。十二月返京见小于成龙的父亲、原任参领于得水，赐貂裘，称赞他教子有方，令继续勉励儿子“殚心竭力，始终如一”。并指出汉军当官的人不像以前了，去外面当官的时候带过多的仆人，扰民生事，不遵法度，以此告诫小于成龙要始终如一。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小于成龙又升为直隶巡抚。在辞行时，康熙问：“直隶是靠近京师的重地。应该以何事作为当务之急呢？”小于成龙答：“奸恶之徒倚仗八旗名目窝藏匪类，管理的官员心里明白却不加追究。要是我上任后还有这样的人，就依法治理。”这句话说中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康熙非常满意。小于成龙确实有所作为，上任后，发现捉拿盗贼的关键在于推行保甲法。就连上奏章，康熙同意了他的意见。二十六年，康熙因为于成龙廉能称职，诚心爱民，洁然自守，本旗卫门上也不去巴结，特意下旨嘉奖，加太子少保，并赐马、银两等。后升至河道总督，廉能始终如一。病死之后，康熙赐祭葬，谥襄勤。
“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
能被康熙皇帝亲书“天下第一清官”，这是多大的荣耀，也说明了张伯行的清正是在当时确实得到了公认。在贪污成风的清朝官场上，保持清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需要道德的力量，勇气的力量，抵挡任何艰难困苦的毅力的力量为后盾。
张伯行，字孝先，号怒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他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在此后的近40年宦海生涯中，曾先后担任过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户部右侍郎、仓场总督和会试总裁等职。无论在哪儿，他都“力求有益于民生国计”，“贻千百世生民之福”，并做出了显著成绩。因此，素以居官清正而名扬朝野，被皇帝和百姓共同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张伯行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当时，济宁一带正闹饥荒，百姓背井离乡，四处乞讨，苦不堪言。张伯行在上任途中看到这番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让侍从将自己随身所带的钱物，不时地施舍给最困难的人。到任后，又立即下令开仓，赈济灾民。据史载，当时仅汶上、阳谷二县，就发放救济粮两万多石。他还让亲属从自己老家运来一些钱米，制作一些棉衣，送给那些饥寒交迫的灾民。但是，藩司却控告他擅动仓谷，理当撤职；他毫不悔恨，并坚信“仓谷为轻，民为重”，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朝廷核查后，并没给他任何处分。
张伯行升任福建巡抚后，除了继续关心民间疾苦，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树立好的社会风尚。当他得知当地百姓视瘟神为“五帝”，并为之遍修庙宇，“祷祀昼夜不绝”时，立即下令将所有的瘟神塑像毁掉，还将祠庙改为义塾，供贫苦人家的孩子在里面念书。
张伯行任江苏按察使期间，扬州曾有6名秀才赏花吟诗，诗中出现了讽刺昏庸官吏的句子。扬州知府自认为写的是他，便忌恨在心，命人将那六位秀才告到了巡抚处。巡抚出于官官相护，决定革去六秀才的功名。张伯行得知此事，马上了解有关情况，极力为六秀才辩解，终于使他们保住功名。
张伯行就任江苏巡抚的第三年（公元1711年）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苏乡试舞弊案：由于两江总督噶礼受贿五十万两白银，致使“平日不通文理”的两个人中了举，而真正的才子们却名落孙山。苏州数百名举子一气之下，将贡院门口匾额上的“贡院”二字改成了“卖完”；又把财神庙里的财神像抬入学宫，放在孔夫子圣像对面，以讽刺这次乡试为“惟财是举”。
张伯行迅速了解了有关情况，写上奏报给了康熙帝。康熙帝十分重视，即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会同噶礼、张伯行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在审理过程中，一涉及噶礼时便进行不下去。张鹏翮、赫寿二人还想放过噶礼，而单单处理其他人。张伯行异常气愤，不顾一切地上疏弹劾噶礼，并要求停止会审，将噶礼革去官职，交大理寺审查。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张伯行的上疏还没送到朝廷，竟被噶礼以重金买了回来，紧接着他反咬一口，七拼八凑地捏造了张伯行七大罪状，告到了康熙帝那儿。康熙帝令人审讯，人人惧怕噶礼权势，无不曲意阿附噶礼，从而使案情趋于复杂。康熙帝出于多种原因，遂将张伯行和噶礼一并解职，同受审查。
然而，主审官们上奏的案审结果是：噶礼无罪，张伯行纯属诬告！幸亏康熙帝是位明智的君主，及时地驳回了他们的“妄议”，并表示：“朕自幼读书，研究性理，如此清官，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何所赖以自安？”那些主审官们这才转过舵来，拟恢复张伯行原职，罢黜噶礼。康熙闻奏，立即允准。
当张伯行和噶礼一起被解职时，扬州百姓主动罢市，数千人围着他所居住的公馆痛哭失声。第二天，又有一些人拿着水果蔬菜献给他并哭着说：“大人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大人要走了，请收下我们的一点心意。”张伯行无奈，只好收下了一块豆腐和一束蔬菜。
当康熙帝宣布张伯行继续留任的消息传到江南，江苏百姓欢声雷动，家家都在大门旁贴了一条红幅，上写：“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士民还扶老携幼，一齐涌向圆妙观，焚香结彩，拜谢皇恩。与此同时，福建省的老百姓也“皆奔号呼吁”，以示庆祝。而那些身在京师的江南人，则主动集合，多达万人。他们拿着香，双膝跪地，启奏上苍：宁愿减去自己一年的阳寿，也祝愿明君康熙帝长寿万万年，以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意！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张伯行病逝，享年75岁。雍正帝鉴于他为官清正、恪勤供职，特赠他太子太保，谥号“清恪”。福建、江苏、山东的老百姓，还都为他立祠祭祀，并誉之为“天下第一清官”。
雍正时代的三大清官之一田文镜
雍正为什么下大力气治贪，因为贪污的人心不正，首先拿人嘴短，徇了私就必然枉法：其次贪欲无限，贪一点就想着要贪两点，到最后什么钱都敢伸手，以至于除了贪污的门道其他一无所长。相反，不谋私利的人才能一心一意办真事。田文镜就是雍正时代一心办事并且能办成大事的清官。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山西很多州县都久旱不雨，颗粒不收，百姓啼饥号寒，纷纷外出乞讨。然而，该省巡抚德音和布政使森图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但匿灾不报，反而向朝廷吹嘘这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紧催征钱粮，以致人怨沸腾。
正巧，身为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受命去告祭西岳华山。当他途经灾区时，亲眼看到了“黎民饥馑”的惨状，心中十分不安。尤其是听说德音和森图昧着良心搞浮夸，更是怒不可遏。他一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习俗，毅然将灾情做了详细记录，一回京便汇报给了雍正帝，并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帝深信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是“直言无隐”，立即将德音、森图交吏部查议，同时派田文镜赴山西赈济灾民。
田文镜赶赴山西后，一面停止向百姓征收赋税，一面出官帑向邻省籴粮发给百姓。这时，山西的邻省陕西，其督抚主动送米上万石；而邻省直隶，却以山多田少为由禁止粜米。为解燃眉之急，田文镜再次上疏陈情，请雍正帝帮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雍正帝当即下谕直隶巡抚，命他以大局为重，“缓急共济”，积极支援灾区。同时，也将此情通报给了各省督抚。
从此，山西的赈灾事宜进展顺利，使灾民获救者计达八十多万。田文镜不但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受到了雍正帝的赏识和提拔。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正月，田文镜被调任河南布政使，接着又很快升为河南巡抚。
担任巡抚后，田文镜遵照雍正帝的旨意，首先开始清查亏空和整顿吏治，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史书上说，他“查核豫省亏空”时，“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其间，若发现贪污受贿或玩忽职守者，轻则“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重则立即“揭参”，决不留情。据统计，在他任内前两年，就劾罢属员多达二十三人。显然，这一举措深受百姓乃至正直官员们的欢迎和拥护，但保守势力却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向雍正帝密奏他“刻薄”，并指使党羽对他进行诽谤和攻击。但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一切照常进行。
早在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百姓深受其苦。他上任后，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确认这与河堤长年失修相关：由于河堤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无雨则旱，大雨成灾。于是，他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堤，所用劳力由各州县分派。还提出“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缙里民，一体当差”。
田文镜的这一政策本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只有地主才有田“半顷或二顷”。而地主富豪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方上又一向享有特权，自然不愿和百姓等同起来“一体当差”。于是，他们挑动了一些人赶赴巡抚衙门去控告，强烈要求维护儒户、官吏的特权。基于当时正值乡试的前夕，他们还发起学子们罢考，一时间搞得中原大地乌烟瘴气。在此严峻的情势下，河南的学臣却袖手旁观，“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简直还有些幸灾乐祸。他“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如此一来，田文镜也颇感“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他“捐弃身价，不避嫌怨”，毅然将带头闹事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闹事者见此，一个个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乱来。于是，考试照常进行，动乱迅速平息。而各处堤工，也均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
雍正帝得知此事的前前后后，非常高兴，他赞扬田文镜：“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随后，授他为河南山东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接着，又加太子少师衔。
过去，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地方，经常有盗匪出没，扰得百姓不得安宁。田文镜担任两省总督后，马上组织两省力量联合行动，很快便解决了当地治安问题。
接着，田文镜又发现山东省仓库全有亏空现象，而且大都是挪用新钱粮，掩盖旧亏空。对此，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是：知府、知县离任时，务必将其所辖州、县仓库的钱粮全部补齐，差额部分由他们从其俸禄中赔偿，然后才能调到新的任所。
为利于综合治理，田文镜在详细了解山东各州县有关情况后，还建议朝廷对部分行政区域进行了新的划分。例如：将东昌府的属地高唐州划为直隶州，管辖济南府所属的禹城、平原、陵县、临邑四个县；濮州为直隶州，管辖东城、范县、朝城三个县；兖州府所属的东平州为直隶州，管辖陈阿、平阳、寿张、阳谷四个县；济宁州管辖的钜野、嘉祥县改属曹州等等。朝廷认为他设计合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施惠百姓，遂批准了他的方案。
田文镜享年71岁。死后，雍正帝特赐祭典将他安葬，谥号端肃，还下旨在河南省省城建立专祠祭祀他，并准许他入祀该省的贤良祠。
满门清廉的张英父子
几代为官者易，几代皆清者难，而清代大学士张英，却是一家三代清官，而且其父子两人都曾经位至宰辅之位，从而成就了清朝一段清官佳话。
张英，字敦复，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康熙年间中进士，曾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由于精明强干又清正廉洁，一直深受皇帝宠信。
张英一向力求节俭，从不奢侈浪费。平时，每顿饭最多是两荤两素，而且只吃八成饱；穿的，也常常是那些旧衣衫。他认为，当时京城一桌酒席往往超过几十两金子，完全是为了讲排场、摆阔气，有百弊无一益，理应革除。所以，他几乎从不应邀赴宴，更不主动地设宴待人。对于时兴的看戏风，他也不感兴趣。他曾多次表示：与其把钱花在请客看戏上，倒不如拿去救济贫困急难的人，让别人也和自己分享其利、共享其乐。
对于过生日，张英也历来不讲究。但当他60岁大寿时，他的夫人却破例地费起心思来。照她的计划，是专门雇个戏班子，唱一场“堂会”，并设宴款待那些前来贺寿的亲朋好友。张英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劝夫人取消这一计划，而用这笔费用做成100件丝棉衣裤，施舍给行走在路上的穷人们。结果，老伴依了他。当他看到饥寒交迫的陌生人那种喜从天降的欣喜样子，心中自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觉得，他这个生日过得最有意义、最愉快。
张英告老还乡后，仿照名人陆梭的方法，将一年的费用分成了12股，一月用1股。每天他都在食用方面尽力节省。到月末时，算出一月所剩余的钱，将它单独放在一个地方保存着。一旦发现谁家生活困难，或是遇有特殊情况急需用钱时，便主动地拿出来接济他们。
张英还深有体会地对人说：一个人每天多做一两件有益于他人的好事、实事，其乐趣要比每天享受丰厚的食物好得多。
在张英生活的时代，无论达官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吉日良辰。有一次，他偶尔在忌日的那一天穿了朝服出门去。刚走了不远，旁边有个人大声向他喊道：“今日是忌日！”他一听，急忙转回家换掉了朝服。
事后，张英经常向其家人说：我虽然不认识那个人，但心里却很感激他。张英还就写道：“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对自己没有丝毫损失，但对别人却是有益的。人们常说，同是鸟类，一听鸾凤的名字就欢喜，一听猫头鹰的声音就讨厌，这是因为鸾凤能给人带来福音，而猫头鹰却给人带来灾祸；同是草木，人们见了毒草就避开，而见了人参茯苓则当成了宝贝。这是因为毒草能害人，而人参茯苓有益于人的健康。”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人若能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益于人，彻底戒除有损于人的事，那么，人们就会盼望他如盼鸾凤，珍爱他如同珍爱参苓。”
基于此，张英更加注重起自己的道德修养，几乎也做到了“每日三省吾身”。而且在博览群书中，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更加仰慕。白居易晚年时将官职、名利看得很淡，不论升迁、贬黜、留京、外放，都心平气和，处之泰然，尽其所能地多为他人谋利益，从而赢得了普天下一片赞扬声。张英鉴于白居易取字号为“乐天”，也特地为自己取号为“乐圃”，以示学习白居易。
张英晚年曾立了一份家训。主要内容只有二十个字，即：“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翻译成白话，则是“认真读书的人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尊敬；谨守田产的人永远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为了求福而做好事的人一辈子不至于覆灭；而善于交朋友的人，则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利于“律身训子”，张英还围绕着这二十个字做了一些论述。
首先，张英认为：读书可养身心。他引用《尚书·大禹谟》中的话，强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来说明人心很容易变坏，而良好的品德却不容易培养起来。他指出：人生碰到的不如意的事很多，即使白居易、苏东坡和陆游那样名传千古的人，也都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甚至受尽了折磨。所以，不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怨天尤人，应当从读书中去增长见识，去陶冶情操，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永葆愉悦的心态，并赢得世人的尊敬。
其次，张英主张将“耕读”作为长久之计。他说：一般讲来，人生最快乐的事有三个方面，即高贵、富裕、多子多孙。然而这三个方面，能够妥善处理就是幸福，不能妥善处理就完全会成为累赘，甚至被这种累赘所拖牵得精疲力尽。高位，令人迷恋，但同样也是遭人责备的处所，忌恨嫉妒的根源，利害得失的关卡，辛劳苦楚聚集的中心。富裕，必然招至亲戚的请求，穷人的怨望，仆人的奸骗和大小盗贼的算计；而多子多孙，一旦对他们教育不好，惹出的乱子则更大更多。接着，他列举了许多居乡耕读的好处，告诫子弟们不要思慕城里的繁华，不可妄求所谓的功名利禄，而应当在家边耕边读。这样，将无忧无虑，自得其乐。
在谈到“积德者不倾”时，张英勉励后辈们要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并启发他们学习鸟中的鸾鸟和凤凰，草木中的人参和茯苓。还说：这样的人，必定受天地保佑，令鬼神敬佩。
对于“择交者不败”，张英论述得更为详尽。他说：一个人读完书，有了妻室，建立了家庭，渐渐远离了父母的教诲，离开了塾师的管束。这时，往往是交友的开始，也是同朋友打得火热的时候。然而，由于刚刚迈入社会，思想还不成熟，又缺乏各方面的经验，如果有行为不端的人插入进来，没有不被带坏的。一旦上了他们的圈套，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强调指出：“在选择朋友、交际往来这方面，我看到的和亲身经历过的，最为深切。那些阴险毒辣的人如毒酒入口，如毒蛇咬人，千万不可深交，一与他们交上朋友就很难脱身，无法挽救，更是这四个方面最重要的问题。”
也许是张英教子有方，他的儿子张廷玉28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后来升为军机大臣；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也在20多岁参加殿试时，被雍正皇帝钦点为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也任职南书房、军机处，并成为当时著名清官，颇有其祖、其父之遗风。
张廷玉，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他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4年后，入值南书房。此后，历任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雍正初年，晋升为大学士，接着又兼任军机大臣，一直到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致仕为止。前后任官50年，堪称“三朝元老”。
康熙皇帝晚年时，官场内部尔虞我诈，许多人都在利用手中之权营私舞弊，胡作非为。而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和升降，权力极大，在此为官者更是索贿受贿成风。张廷玉担任吏部左侍郎后，首先表示要“绝苞苴，杜请托”，自己以身作则，同时也严格要求属吏。
当时，吏部有位书吏张某，凭借朝中有人，在写内外官的考核评语和升迁意见时，从不实事求是，而全凭个人好恶。有关资料还就此记载道：“中外官屡受其毒，人呼‘张老虎。’”对“张老虎”的卑劣行径，许多人都敢怒而不敢言。
为整顿吏风，张廷玉刚上任便决定从“张老虎”这儿入手。不久，他抓住了“张老虎”的把柄，决定从严惩处。消息传出后，“张老虎”在朝廷内的后台纷纷出动，有的亲自找张廷玉说情，有的派人向张廷玉施压。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少好心人也都劝告张廷玉手下留情，网开一面。而张廷玉却毫不动摇，依旧软硬不吃，并最终使“张老虎”伏了法。
张廷玉的杀一儆百，立刻产生了明显效果：过去横行霸道的大小官吏无不夹起尾巴，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上压下了。一些正直之人都对张廷玉由衷地敬佩，并称他为“伏虎侍郎”。
尽管张廷玉降伏了“张老虎”，震慑了不少人，但吏部长期滞留下的腐败恶习并未根除。那些“黠吏”们一有机会，仍以各种手段敲诈地方官员。
有一次，张廷玉正在衙内办理部务，某司郎中拿来了一份外省送来的公文，对他说：据书吏反映，该文将“元氏县”误写成了“先民县”，按照公文制度的规定，应当驳回原省，并严肃追究来文部门渎职责任。张廷玉接过那份公文一看，笑了笑，随手退给了那位司郎，让他再仔细看看。那司郎翻来覆去看了好一阵子，并没有看出什么其他问题。张廷玉遂指着“先民”二字说：“若‘先民’写‘元氏’，则外省之误；今‘元氏’作‘先民’，乃书吏略添笔画，为需索计耳。”说罢，立却传书吏上堂。
事实同张廷玉所分析的完全一样：那书吏原是位贪赃枉法之徒，他见外省来送公文的人没向他送礼，遂忌恨在心，便偷偷地在原文上将“元氏”改成了“先民”，并反咬一口。所以，当张廷玉严厉讯问他时，他不得不从实招来。勿庸赘言，张廷玉也随即给了他应有的惩罚。
此后，张廷玉的机敏干练迅速传开，吏部大小官员再也不敢凭借手中的权力乱来了。史书上也为此写道：张廷玉到吏部不久，就使得“铨政肃然”。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在乡试、会试中均属佼佼者。雍正十一年（公开1733年）三月，他又参加了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呈皇帝亲览定夺。雍正帝看罢他的卷子非常高兴，随即钦点为一甲三名，即探花。当开卷后得知新科探花竟是张廷玉之子，雍正帝笑逐颜开地对人说：“大学士张英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还说：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随后，立即派人将此喜讯通知张廷玉。
出人意料的是，张廷玉闻讯后深感不安。他认为：儿子还年轻，少年得志并非好事，还应激励他继续奋进；再就是天下寒士众多，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儿子而耽误了其他人的前程。于是，他急急求见雍正帝，恳求将儿子改为二甲。
照清代科举制度，殿试后按三甲取士：一甲只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同进士出身。只要被选中一、二、三甲，都可称为进士；但一甲三人可立即授官，成为翰林院的修撰或编修，这是未来步步高升的重要台阶；而二、三甲则需选庶吉士，一般是在数年后才能当官；即使当时被授官，也只是去做州县地方官。
雍正帝见张廷玉请求将儿子名列二甲，还以为他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卿家“忠尽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立即跪在地上，恳求道：“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鼎甲。但臣家已备沐恩荣，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雍正帝见他再三恳辞，“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了二甲一名。不过，在张榜公布的同时，雍正帝又为此事而特颁谕旨，专门表彰了张廷玉代子谦让的美德，并号召天下人知之、学之。
张廷玉享年84岁。死后，谥“文和”，并同鄂尔泰一起配享太庙，成为当时独一无二获此殊荣的汉族官员。
清正精干的晚清大臣王茂荫
作为官员，只是清廉还不行，尸位素餐，办不成事的官员一样害人不浅。而王茂荫就是一个既清廉自守，又精练能干的大臣。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国家之福。
王茂荫，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道光壬辰（公元1832年）进士，历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和礼部右侍郎等职。在晚清吏治腐败的情况下，他算是官员中清正精干的一员。
据史载，王茂荫自幼刻苦好学，严于律己，为人也很忠厚。他“髫龄入塾，晨入暮归，或起稍迟，同学有先入塾者，其必哭泣自责”。长大后，与人论及处世，又常说：“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成。”
王茂荫居京做官数十年，一直保持着清俭朴约的作风。史书上说：他“携眷属至京师仅一年余耳，其余月日，皆孑身独处”。其间，在北京宣武门外有个歙县会馆，他将那儿当成了家。这种恬淡、寡欲的生活，是在朝大臣中罕见的。有关资料还载道：在他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不但不贪不占，反而将自己的俸薪常常用以救助贫苦人，致使其“家未尝增一瓦一陇，粗衣粝食晏如也”。在故乡，他的家坐落在一条小弄堂里，门口只有两个石鼓，根本不像官家的住宅。直到他去世后，也只是遗下一个祖传的普通住宅。他的后裔们在当地无任何田产，不得不长期以变卖书籍为生。
也正因此，史学家缪荃孙在纂录《续碑传集》时说：“海内称大臣清直者，必曰王公。”
王茂荫刚正不阿。他平时关切时弊，在担任御史期间“忧时最切”，常常说些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当时，咸丰皇帝大部分时间携带嫔妃住在京郊圆明园，很少过问朝政，廷臣们也都不敢劝阻他。王茂荫却多次“犯颜谏劝”，直言不讳。有一次，咸丰帝又准备避开京城耳目，悄悄去圆明园。王茂荫听说后，立即写了一封名为《请暂缓临幸御园折》的奏章，说：“今日公私之困亦至极矣，此时惟闻圣躬忧勤节俭，尚可慰饥军。”咸丰帝发现他那“未成之事”竟被王茂荫“揭穿”，一气之下，亲笔批道：“道路传闻，率行入奏，殊非进言之道。王茂荫身任大员，不当之无据之词登诸奏牍，着交部议处，原折掷还！”
尽管如此，王茂荫仍不气馁。不久，他又针对咸丰帝拒谏而造成“臣下众口缄言”的局面，再次上书说：“前之言者见多，而今之言者则见少，盖臣下敬畏大威，非诱之使言，即多有不敢言者……臣等有难言之隐，盖慑于圣怒而见斥者。”好在这一次咸丰帝没有恼火，还装出了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赞许他“持论切当，与朕心相符合”。实际上，这是因为太平天国的义军已席卷了南方多省，咸丰帝基于“时事危急”，不得不敛容止怒而已。
王茂荫在道光朝曾任户部司员。他见清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遂“历考古来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积思十余年”，并于咸丰元年（1851年）向政府提出了《条议钞法折》，希望进行货币改革，以便有所补救。咸丰帝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擢升他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成为清政府财政和货币事务的主管官员之一。
按照王茂荫的方案，是由政府发行一种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纸币，并要“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意思是：要严格防止通货膨胀。但在实际运行中，朝廷却不顾他的本意，不考虑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也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只求如何缓和政府的财政危机，减轻政府眼前的负担。结果，由于大量印发钞票，出现了王茂荫一开始就担心的货币膨胀。
其间，为及时扭转时局，王茂荫也提出过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但一个也没有被采纳。相反，一些王公大臣还将货币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统统加在了王茂荫头上。刚愎自用的咸丰帝也将王茂荫一顿怒斥，随后将他调离户部。
王茂荫遭此打击，心情十分郁闷。虽然不少知己对他予以同情，但更多的是看风使舵的小人说他“咎由自取”。他迫于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境遇，于咸丰八年引疾以退，移寓于广渠门玉清观外一处小房子里。
咸丰死后，慈禧太后与议政王奕主持朝政。他们为了安定局面并美化自己，陆续起用了一批颇负盛名的先朝老臣。由于王茂荫素以“志虑忠纯，直言敢谏”著称，遂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侍郎御史，第二年又调补吏部右侍郎。可是，王茂荫却因长期积虑成疾，身心俱惫，在同治四年（1865年）病故。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王茂荫当年的货币改革方案却被俄国使节传到欧洲，引起了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一个附注中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饬。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可是，王茂荫不但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而且受到了马克思的密切关注。
刚正清廉的彭玉麟
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国家还有什么事干不好呢？彭玉麟就是这么一个既不爱钱又不怕死的主儿。彭玉麟是不该要的钱不要，该要的钱也不要；能得罪的人敢得罪，得罪不起的人照样得罪。像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在晚清官场也能生存，实在让人惊诧莫名。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据史载，他十六岁丧父，“族人夺其田产”，欺凌其孤儿寡母，万般无奈，母亲将他和弟弟彭玉麒叫到身边，含着眼泪说；“此乡不可居。你们都是男孩子，为了避祸，各自远走高飞吧！”从此，兄弟二人分别离家出走。
彭玉麟几经周折到了府城，一边给人做工，一边刻苦读书，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中了进士，做了官。于是，他将母亲接到身边尽心孝敬，同时多方打听弟弟的下落。但是，直到老母亲去世后，他才得到彭玉麒的消息。
彭玉麟越是思念弟弟，越增加了他对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刻骨仇恨和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和爱抚。朝廷见他忠君爱民又聪敏精干，使其官职不断升迁。时至咸丰末年，已成为位尊权重的兵部尚书。
同治初年，彭玉麟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抚长江水师。其间，他整肃军纪，惩治贪顽，平反冤狱，曾经一天就罢免、关押、处死管带以上的水陆将领一百多人，并由此而声震天下。
有一次，彭玉麟在晚饭后又微服私访。待走到一家门口时，忽然发现一位白发老人在痛哭。一问，才知道他的儿子因去茶馆听说书，管带令他让座位，他行动慢了点而遭毒打，抬回家不到两天就死了。老人基于那管带是当地一霸，又是附近最大的官，情知告状也没用，只好对天哭泣。彭玉麟听罢，立即给了他十两纹银，又问明那茶馆位置，独自走进茶馆中。接着，他捡正中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两个水兵各提一个大灯笼，一前一后地护送管带进了茶馆。当管带走到彭玉麟座位前，抓起茶壶往地上一扔，对两个水兵说：“把这个臭老头子赶出去！”话音刚落，彭玉麟便被拽着衣领推出门外。
第二天，彭玉麟下令召那管带前来听差。管带赶到后，一眼便认出这位钦差大老爷原来是被他赶出茶馆的“臭老头”，不禁大惊失色，连忙伏地请罪。彭玉麟冷笑一阵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一个小小的管带竟也如此作威作福，斩了！”那管带得到应有惩处。
彭玉麟巡视到合肥时，没有上岸，而是下榻于自己的坐船上。一天，一个乡民在岸上喊冤，彭玉麟将他叫进船中。一了解，原来是那人的妻子被合肥李公子抢去了。而这位李公子，正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侄子。彭玉麟略加思索，即令营官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李公子。李公子还以为彭玉麟看在自己伯父的面子上而给他特殊的关照，便兴高采烈地来到船上。彭玉麟先把那乡民叫到面前，继而问李公子是否抢了他的妻子。李公子顿时大惊，但转念一想，彭玉麟与自己的伯父曾一度交往颇密，也就不在意地回答道：“芝麻大的事，何劳世伯大人介意！”彭玉麟又问那人的妻子现在何处，李公子说：“她没福气，三天前投井自尽了。”彭玉麟顿时拉下脸来，喝令左右：“斩了！”
当刀斧手将李公子绑赴岸上即将行刑时，恰好被赶来参谒彭玉麟的合肥知府、知县们遇到。他们一边大喊“刀下留人！”一边上船求彭玉麟饶他不死。彭玉麟怒斥道：“你们身为地方父母官，却不为民做主，还不回衙听参，等候治罪！”
知府、知县刚离开，安徽巡抚又来求见，彭玉麟清楚地知道，这巡抚是李鸿章的心腹干将，一定也会竭力求情的。于是，速令中军前去监斩，自己则出船去迎客。当宾主刚刚坐下，李公子的人头便被献了上来。
彭玉麟一向执法如山，以“刚直之名满天下”。但史书上又说：他“然亦多情人也”。他的“多情”，集中表现在同乡亲、友人的交往上。
彭玉麟的老母去世后，他多次回乡祭扫母坟。每次回去，“皆布衣、青鞋，不设舆从”，没有一点“官架子”。见到家乡父老，也总是主动向前打招呼，并与他们亲切攀谈，就像故友久别重逢。
在善待他人的同时，彭玉麟还大力为家乡兴办慈善事业。据地方志，他资助本县学田合计白银2000两，宾兴费银合计2000两，育婴堂公费2000两，修县志银5000两，独建船山书院银12000两，衡清试馆银10000两。仅此6项，共计白银33000两。此外，京师或各省省直湖南衡水会馆，只要有募捐活动，他也资助，而且一出手即达千两白银之多。对本族年迈之人，他还经常给馈赠；对穷苦乡民，则计人口多寡定期关照。
为处理好亲友、邻居的关系，彭玉麟对其家丁要求甚严，不许他们败坏自己的名声。有一年过节，彭玉麟突然想吃鲜鲤鱼汤，便让厨师去购买。那厨师几乎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市场，也没找到一家卖活鲤鱼的。恰巧，此事被一位姓洪的隐士发现，他便将自家养的一尾鲤鱼送给了那厨师。厨师欣喜异常，一边道谢，一边付钱，可是洪氏说什么也不收。厨师非常为难地对他说：“彭大人有令，买东西不给钱者，斩。您要是不收钱，我只能把鱼退给您！”洪隐士一听，对彭玉麟更加敬佩，便说：“请你回去禀报彭大人，洪某这条鱼不是送给彭钦差，而是送给彭义士的！”那厨师无奈，只好拿着鱼回到府中，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彭玉麟当时欲言又止，而第二天一早，则派四位差官带着他的名片和重礼去洪家致谢。此事迅速传遍四邻，一时成为佳话。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彭玉麟时任安徽巡抚兼管当地驻军。有一天，一位壮年男子找到军中，声称自己是彭玉麟的弟弟。彭玉麟闻讯马上出迎，果然是20年未见面的弟弟彭玉麒。兄弟俩久别重逢，百感交集，不禁抱头痛哭。彭玉麟这才知道，弟弟经过千辛万苦后，流落到豫陕一带做买卖。从此，他对弟弟“护爱甚笃，与其共寝食”，彼此自有说不完的话。
然而，由于彭玉麒多年经商，接触的人良莠不一，赚钱的道五花八门，虽然人还正派，但养成了两大毛病：一是挥霍，二是吸毒。基于他惯于挥霍，所以他对兄长十分简朴的生活很不理解，便问他为什么这样清苦？彭玉麟便耐心地给他讲其中的道理，还同他一起“忆苦思甜”，回顾少年时代的艰难。出于对胞兄的敬仰，彭玉麒也只好同哥哥过一样俭朴的生活。但他“久客州县，服洋烟成瘾”的毛病，却使他实在难以忍受，有时不得不躲到一处解解馋。
有一次，彭玉麒趁哥哥因公外出，又偷偷抽起鸦片来。正当他吞云吐雾昏昏然，没料到被仆人发现，报告给了彭玉麟。彭玉麟一听，勃然大怒。他认为：若不改掉这一恶习，将百弊俱来，谈何兴家立业？何况自己早已命令军中禁烟，而他却率先违令！于是，当即升堂，将彭玉麒押到阶下，挥去满面泪水，令手下人打了他四十军棍。接着，又痛斥了一番，将他“斥出之”。临了，还严肃地警告他：“不断烟瘾，死无相见！”
彭玉麒经受一阵痛打，顿时遍体鳞伤。他连滚带爬地跑到一个存身处，不禁抚今追昔，左思右想。尽管浑身上下疼痛不止，他却一点也不怨恨哥哥。相反，他觉得哥哥无论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爱，还是对他的恨，都源于为他好。因此，他“感愧自恨，卧三日夜，濒死，竟绝不更服”，终于彻底戒了毒。于是，他又来见哥哥，并主动承认了错误，还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彭玉麟止不住热泪盈眶，遂向前与他再一次抱头痛哭，从此，“复好兄弟如初”。
又通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彭玉麟进一步发现并总结了弟弟的优缺点。他综合分析比较后，劝弟弟不可久留军营，而应该去继续做生意，以勤劳致富，还具体帮他选择了“行盐业”。彭玉麒言听计从，愉快地重返商场。
后来，彭玉麒在实践中研习理财之道，结果左右逢源。他贱买贵卖，薄利多销，讲究快速，与时争利，很快便“致赀巨万”。他发家致富后，想送哥哥一笔钱，但彭玉麟“一无所取”。于是，彭玉麒接济贫穷，“恤贫笃义，乡人流落江淮者，悉收恤资之，岁散万金”，并由此而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人。与此同时，彭玉麟也因教育弟弟走上正路而受到更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