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择吉是指在特定场景中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表达祝颂恭贺等祥瑞的意思，多为含有吉祥意义的短语。比如在喜庆时节，人们往往忌讳不吉利的话语，生怕不吉利的话语会成为现实，为此人们喜欢祝颂性的语言，以增加祥和的气氛。
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们形成的求吉纳祥的心理和意识，多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中国人在生活中都喜欢听一些让人高兴的祝颂、恭贺的话语，以讨个吉利的口彩。
吉祥的语言
吉祥语言是表达人们求吉心理的重要形式。如过年人们见面时都要说“新年好”、“恭喜发财”等互相恭祝的吉语；亲友结婚时，会恭祝新人“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等；祝寿时，对长辈要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吉语……总之，节日和其他喜庆活动中，都要说吉利话，绝对不可以说不吉利的话语，不然会遭到唾骂。
有一则民间笑话，反映出人们这种语言择吉的心态。从前，有个买卖人最迷信吉利话，而他的夫人说话又偏偏直来直去。年五更说话最灵验，常能关系到来年的运气，买卖人怕夫人说出不吉利的话，便提前嘱咐：“等煮出饺子发现有破的时，千万不能说破，要说挣了。”夫人把话牢牢记在心里。谁想这年的饺子包得结实，煮熟后一个没破。夫人揭锅一看，高兴地说：“今年好，一个儿也没挣。”买卖人听后气得大骂。
吉语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大量运用，对个人和社会有一定的益处，是家庭、社会安定团结的一种催化剂，至少可以使人获得一时的心理平衡，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愉悦。
语言禁忌
语言择吉，还表现为某些语言在特殊场合的禁用和代用，即语言禁忌。如传统年节，忌说“碎”、“破”、“死”、“扫”、“倒”等不吉利、不喜庆的用语，否则，俗以为会一年倒运。
语言的禁忌主要是避讳不吉利的字眼，能不说的尽量不说，必须说时要换个委婉的的说法。
一是利用语音手段构成委婉语，避开禁忌的音。民间禁忌离散破碎、死别离弃、破财招灾之类不吉利语的谐音，如梨说成是“圆果”，伞说成是“撑子”，缎子说成“绸子”，失火说成“走水”，破说成“挣”、“卖”，等等。
二是利用文字手段，如汉字形体、意义方面的离合特点，把一个字拆成与原字意义相关联的几个字，成为固定的隐语。例如《金瓶梅》中潘金莲常骂人为“女又十撇”，是“奴才”的拆字；广东人称“粪”为“米田共”；上海人把“痴”说成“十三点”、“听话筒”等。还有的借字形描摹事物的形状、性质，增添了生动色彩。如把接吻说成“做吕字”。还有用字形构成歇后语来委婉表达，如“王奶奶和汪奶奶——差得远”，“能底下多上四个点——熊（即窝囊）”。
三是利用词汇手段来委婉表达。如有的借用同义词，“胖”说成是“发福”；有的借用历史词汇或隐语黑话，如“侃爷”、“款爷”、“掌柜的（丈夫）”。
四是利用词法手段，如可用缩略，避开避讳字。如北京话中“扯（扯蛋）”、“吹（吹牛皮）”、“冒儿（傻冒儿）”等。也可变词为短语，如“死”——“见阎王”、“女阴”——“子孙窑”、“裸体”——“一根布丝也没穿”。
五是利用修辞手法，如借代、虚指、否定、尊称、典故、象征、比喻、戏谑、反语等来委婉表达。如山东人将办糟了事说成“不赖”、“玩得高”，称破财为“买寿”、“消灾”（反语）；四川，用刘全向阎罗进瓜的故事指傻，用旧时捐官二百五十两的典故称无能力者为“二百五”（典故）等等。
委婉语不仅出于禁忌心理，也有许多是和人们的审美情趣有关的，体现了人们避凶就吉、避恶就善、避俗就雅、避卑树尊等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
延伸阅读
王羲之妙书春联的故事
民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有关节庆语言禁忌的故事：
有一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从山东老家移居绍兴，此时正值年终岁尾，于是王羲之书写了一副春联：“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岁新景。”让家人贴在大门两侧。大家都知道他书艺超群，春联刚贴上门楣，就被别人趁夜偷偷揭走了。再写“莺啼北星，燕语南郊。”第二天一看，还是被人揭走了。
可这天已经是除夕了，无奈之下，王羲之就挥笔写下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尽是忌讳之语的对联。此举果然奏效，再也无人打对联的主意了。可第二天一大早，王羲之即亲自出门将昨天剪下的下半截分别贴好，此时已有不少人围观，大家一看，对联变成：“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邻居们看了，齐声喝彩，拍掌称妙。在禁忌语上增加了几个字就变成吉利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