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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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最难描画文人脸――脸谱是角色的写照,绝不等于演员的全部真实

1934年的十月底,鲁迅先生写了一篇谈脸谱的文章。当时,国民党的文宣机构,控制舆论,甚为严紧,出版单位都得将文稿事先送审,而后付印。先生此作,递上去以后,即被检查官员禁用,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枪毙”了,更文雅一点的说法,便是“无疾而终”。但隔了一年之后,先生编《且介亭杂文》集,又将此文收入集中,并未引起官非,而且,先生还在书后的《附录》中,讲到了被禁的始末。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编书允许,但刊物上不准面世,禁刊而不禁书,这种执法的不一致性和不一贯性,让人感到蹊跷。也许审刊的官员,那天消化不良,或者痔疮犯了,而觉得什么都别扭,因之影响他的判断?另一位审书的官员,可能在百乐门跳舞跳得开心,或者在杏花楼喝酒喝得痛快,网开一面,先生不但可以编进集子,并可以将当时标榜不左不右的“第三种人”拉出示众。

现在将红铅笔划杠的“犯忌”文字,抄录如下:

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先生这段话,充其量,不过是顺笔而至的小小幽默罢了。若是连这点玩笑都在箝制之列,作家大概只有上吊一途了。至于这位检查官如此大惊小怪,细细分析,也无非:一,中国人普遍缺乏幽默感;二,而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中,又以道学家为最;三,而假道学一旦当上文字警察,往往特别的假正经。于是,就出现了《脸谱杂臆》这样一桩低能儿制造的文坛公案。

凡低能儿,都不会承认自己智商不高,为证明其这一点,所有这类低能儿,都喜欢挑错,都热爱挑错,以显示自己的高明。每挑出别人的一错,立刻眼睛中发出一点呆亮,这时候,你会觉得他傻得可爱。

因此,我不禁联想,这位检查官说不定是一个混迹文坛的不得意的小文人,说不定是混在先生崇拜者当中,不出色也不冒尖的一个,说不定是作谦逊状,作恭谨状,在聚精会神地听先生演讲的假装出来的热血青年,说不定是先生旧日的同事,早先的朋友,或者什么来路不明的“革命党人”,说不定是可以跟先生拍拍肩膀,喝喝老酒的书店老板。脸谱,或者面具,遮住那张真实的脸,先生不是上帝,不可能看透,在《后记》中,认定这位检查官为“第三种人”。

我看未必。

三十年代的文坛,已是历史,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坛,我是亲身经历过来,文人之对于文人,其实是最不相容的。尽管面容很亲热,握手很给劲,但到算计你的时候,下刀子是一点也不手软的。直到今天,我七十有余,对侪辈还是不能奢言了解二字。

脸谱这东西,永远是角色的写照,但绝不等于是那个演员的全部真实。

“第三种人”,苏汶即杜衡之流,作为国民党门下的一名清客,这可能性是有的。但要让他当检查官,天天伏案,日日审读,字里行间,发现异端,我估计这班老爷们不一定肯俯就。无论在前清,还是民国,为文字狱吏,也非一个草包干得了的。这是有大本事,有大才华者不屑为,有小本事,有小才华者也不易为的特殊行业。只有那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人才肯干。

在旧日中国,这类假道学兼伪君子,最适合,也最乐意去干这份差使。

鲁迅的小说《肥皂》,那位四铭先生,就是典型形象。因为他实际上拥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要给大街上那个为母乞讨的,长得有点姿色的孝女写旌表诗的极其光明正大的脸;另一张是用肥皂咯吱咯吱地将她浑身上下洗一遍,然后拖她上床行周公之礼的极其卑鄙龌龊的脸。他有权利看不惯他认为礼崩乐坏的一切,他有资格申斥所有未能兴灭继绝的人物。看他正面的脸,是《四进士》中标准的儒雅须生宋世杰,可背面的脸,可能让你吓一跳,是《挑滑车》里的穷凶极恶的金兀术。这是奇怪的组合,然而在这块土地上,却能合二为一,天衣无缝。

他要来管你,你就完了,你看他的儿子,活得多可怜,怎么也不是。

中国的道学,与西方社会里的神父、牧师、修女、救世军不同,人家有宗教信仰。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做得虔诚。而像四铭先生这类货色,狗屁信仰也没有,善是绝对的伪善,恶却是百分百的真恶,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满足,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红灯区里的风化警察,揩妓女的油,要妓女的钱,然后又将妓女关进班房。

无论是活着的道学家,还是死去的道学家,除极少数为真道学外,大部分皆为假道学。包括道学家的老祖宗朱熹,也有形迹可疑之处。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庆元三年,沈继祖劾朱熹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执柯,娶刘洪之女,而奄有其身后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若是果真如此,这张既贪财,又好色的脸,和那张配享孔庙,谥封文正的脸,也很难吻合在一起,然而千百载来,莘莘学子,谁不捧读他的《四书集注》那块“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呀!

只要蒙上了假道学这张面具或脸谱,最高调,也最投机;最装圣洁,也最卑污;最冠冕堂皇,也最男盗女娼;最无耻,也最能假正经;最龌龊,也最能作光明磊落状。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出道学家、出伪君子的地方,他们之所以适宜生存,而且如鱼得水般的快活,就因为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吃人礼教,给了他们这种戴着道德面具,来审判你的自由。这个不行,那个不准,这样犯规,那样禁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条条框框,如蚕之于茧,绳箍索拘,如囚之于囿。中国文化的厄运,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没完没了。

不过,这位低能的检查官,用红笔杠先生的文字时,固然有其维护反动统治的秩序纲常,所谓党国利益的着眼之处。但我更相信,如此这般的小文人,如果能找到大师的麻烦,那一份精神得到大满足的内心窃喜之状,就像老鼠掉进米坛子似的得其所哉。我明里奈何不得你,暗里我却是可以将你摆平的。先生,恕我对你无礼了!

16世纪,莎士比亚为他有股份的玫瑰剧场写剧本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审查官,竟是御膳房的主管。我们的剧作家,不知多少次在他那里蹭饭讨酒,然而并不了然剧团将他的大作呈审,那些令他不止一次吓出冷汗的批语,居然出自这位胖得可爱的大厨子的笔下:“你还要你的脑袋不要?”“是不是你的屁股痒了想挨揍?”

于是,先生所言:“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看来也有其不尽识人的难处。文坛,有的时候,挺像一场假面舞会。你见到了,但你等于没有见到,你看到了,但实际不是你想看到的脸。你跟他握手了,但你不知道到底握着谁的手,你握着对方的手了,但你也猜不透另外一只手,握着的是快刀,还是鲜花。

这其实也等于你我文人串演的一场《三岔口》罢了。

说到脸谱,或者面具,实在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艺术。在原始社会中,这是用于宗教祭祀,或者用于娱乐庆祝的面部装饰物。据民俗学家考证,脸部涂绘颜色,源自文身,至今犹可在非洲或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岛屿的部落,重大集群活动中见到。时下的足球迷,在脸上画出所崇拜追随的球队徽记,恐怕很难说不是人类的返祖现象,若是循着时光隧道回窥远古,说不定此刻韩日世界杯的疯狂,与数千年前亚玛孙热带丛林中的食人部落庆典的欢乐,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中国,先有面具,后有脸谱。四川成都以北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发掘出来四五十个铜质的面具,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上,绘制的巫师乐舞场面,每个舞者的脸上,都戴有面具,距今也有两千年之久;在江西境内,仍有一种叫“傩”的地方戏,戴着奇形怪状的面具演戏,简直就是中国古老戏曲的活化石。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中国戏剧历史之悠久,中国人对于表演艺术的强烈兴趣。在封建社会里,有的朝代,从皇帝到臣民,都是戏剧爱好者。很有几个帝王,因为热衷于业余演出,不理朝政,最后成为亡国之君。

鲁迅先生翻译的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随笔《思想,山水,人物》,特别谈到了中国人的表演才能,他认为,中国人几乎都具有演戏的天赋,这种冷峭的说法,当然,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戏剧,自唐宋以来,确实是大发达过的。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个司马丞相。’”

试想,皇帝和他的宠臣,时不时地登台串演,彼此插科打诨,那么,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载,当时的汴京城中,演员之多,名角之多,行当之多,戏班之多,从北宋的汴梁到南宋的临安,勾栏瓦舍,倡伎俳优,是整个宋代相当发达的服务行业和娱乐行业。元曲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积淀上,才得以辉煌。

远在宋之前,从唐人孟郊诗《弦歌行》:“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从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宠,常侍左右。帝或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可见戏剧演出,成为一时风尚。诗中所说的“染面”,文中提到的“自傅粉墨”,都系绘制脸谱之意。赵佶的扮相,能够酷似其祖宋神宗,看来在脸部勾勒线条、曲弧、图案、色块的方法,也就是脸谱,代替固定不变的面具,成为主要的戏剧化妆手段。

脸谱,在戏剧舞台上,主要作用是夸张,惟恐你看不见和看不清,惟恐不能充分完全地表达出人物性格。而在人生看台上,尤其在文人的假面舞会上,则绝对相反,主要作用却是在掩饰。生怕你看清看透,生怕你从脸部表情窥见其内心。

脸谱曾经在中国舞台上风行一千多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兴的现代戏剧艺术更崇尚真实自然,脸谱遂成为传统,成为琉璃厂卖给外国游客的工艺品,逐渐衰弱,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遗憾。我想,古老艺术的没落,很大程度上与工业社会的飞速进步有关,定型化、模式化的脸谱表现手段,已不能反映纷繁万象的现代生活,和复杂多变的人类思维过程。

古代艺术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人类的面部表情定型下来,成为京剧和戏曲的脸谱。这些脸谱反映农耕社会中的古人,忠贤奸愚,一目了然,美丑善恶,大致可辨,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写照。“五四”以后的艺术家,便没有这份好运气了,今人的脸,连造物主都望洋兴叹,把握不住,简直如万花筒那般,变幻莫测,不知深浅,扑朔迷离,瞬息万变,拿起一支笔,在脸上便无从下手。有时候,你会啼笑皆非地发现,画猛虎,为走狗,画魔鬼,成天使,画的是西门庆,出来了柳下惠,画一个王八蛋,竟是位救世主,呜呼,一张无所适从的脸,哪里还有个谱呢!

应该说,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之中,只有一张脸,确实是不行的。

在人类社会中,只有植物人的脸部表情,才永远不变,才永远那副似死又活,似活又死的面孔,如果我们看到的,全是一张张这样的脸,那是相当恐怖的事情。正常人惟其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交流时,同一张脸上出现不同的变化,这世界才显得丰富、复杂、多样,而有生气。

但是,脸部表情有变化,是好的,变得太多太快,以致照相机的快门都跟不上,那就不好了。尤其“自傅粉墨”,将真实的、本来的面孔隐藏起来,则更令人望而生畏。生活在文人这个圈子里的吾等芸芸众生,有时,你当真觉得像是参加了一场假面舞会,有一种目迷五色的错失感。

于是,我想起法国的都德,他所遭遇的一张揣摸不透的脸。他是写名篇《最后一课》的,与莫泊桑同为《蒲塘夜话》一个创作集体中的法国作家。1942年太平洋战争快要爆发前夕,那时已成“孤岛”的上海,学校老师让学生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如何燃起我们小孩子的爱国之心。我记住了这位作家,因为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读过他的作品,是那样震撼了我。

他是一个好客的法国作家,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访问巴黎的时候,曾经是他家的座上客。他们一家人,包括他太太和孩子,都很喜欢屠格涅夫,甚至亲切地称呼为“米加”或者“渥洛卡”什么的。那时的俄国人,特别是贵族,以说法语为荣――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开头几章里,你可以一睹莫斯科客厅里的法语时尚――所以,以吃法式大餐为荣,以穿戴法国衣饰为荣,以时不时地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散步为荣。屠格涅夫当然与时下口袋里揣着绿卡的某些中国文人的崇洋媚外,不尽相同,但他喜欢巴黎,喜欢都德和他的一家人,那张脸,是这样写着的。

都德把他家的门向这个俄国人打开。作家屠格涅夫也相当敬重这个法国同行,不是文学的缘故,两个人不可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他们互相表示对于对方文学成就的钦敬之意。都德说过:“小时候的我,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可以进去。”屠格涅夫也认为:“准确有力地表现真实,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观点如此接近而又相似,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亲吻,一杯又一杯地斟酒、干杯。

屠格涅夫后来便常在巴黎了,成了都德一家人的好朋友。都德也为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位俄国作家而高兴,还在他的随笔《巴黎三十年》里,讲述了他与屠格涅夫的真挚友情和互相倾慕的文字交。后来,屠格涅夫死后,都德无意中,发现屠格涅夫对他文学评价极低,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于是感到很伤心,那是一张多么真挚诚实的面孔啊!

屠格涅夫是伟大的俄国作家,但他的性格,与托尔斯泰差点闹到要决斗;他的脾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赫尔岑相继绝交;他的多变,又一个一个地跟这些文学巨人恢复友谊,握手言欢,接着,一言不合,继续决裂。其种种行止,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要是那位法国人,了解到俄国人这张谁也说不准的脸谱,也许关起门来,自饮自酌,那快乐恐怕并不比假面舞会差到哪里去的。

不过,我们值得额手称庆的,就是川剧的“变脸”艺术,仍处于知识产权保护阶段,尚未到人人都可以拜师求艺的程度。如果哪一天,大家都掌握了顷刻之间红脸、黑脸、青脸、鬼脸地翻来变去,那文人的假面舞会,就该比京剧多谱同台的《十八罗汉收大鹏》,还要热闹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