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面对理学的束缚，汤显祖高举一个“情”字，以“情”对“理”，大张旗鼓地宣扬男女之情的正当性。所谓“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认为“情”是与人的生命相始终的。
所以，汤显祖的“至情”论，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汤显祖的‘至情论’主要源于泰州学派，同时也渗透着佛道的因缘。”并进一步指出：“业师罗汝芳、亦师亦友的达观和尚、素所服膺的李卓吾先生，在汤显祖思想与人格的形成过程中矗立起三座丰碑。”另外，也从家世渊源对其思想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仙风道骨的隐居传统、寻幽爱静的家庭祖训，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汤显祖的人生选择。祖父40岁后隐居于乡村，并劝慰孙儿弃科举而习道术；祖母亦对佛家经文诵读不倦。”同时认为：汤显祖“之所以没有偏执于仙佛一端，也与仙理佛旨的左右牵引所形成的相对平衡有关。徘徊出入在儒、释、道的堂庑之间，使得汤显祖更加洞彻事理，更能从容构建自己的‘至情’世界观并在戏剧创作中予以淋漓尽致的演绎和张扬。”又认为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
汤显祖对情的理解，以万历十四年罗汝芳南京讲学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汤显祖13岁即从大儒罗汝芳游，在思想上受罗汝芳影响甚深。罗汝芳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的三传弟子，在任云南参政时，因阐扬泰州学派理论而被罢官。万历十四年前，汤显祖虽任性率真，但仍本着经国济世的愿望，欲求兼济天下。他的诗酒风流也只是一般文人骚客的追逐声色，是他在《秀才说》中所谓的“血气未定，读非圣之书。所游四方，辄交其气义之干，蹈厉靡衍，几失其性。”所以罗汝芳指责他“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了了？”经过反思，才“知生之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杰之士是也，非迂视圣贤之豪。”由此可知，汤显祖虽然主情，但在万历十四年之前，其情乃是与晚明无行文人一般无二、无补于士行的自省、无补于个人道德体系建立的纵情声色，泮涣悲歌。提及早期汤显祖的泮涣悲歌，不能不提及晚明心学走到极端后的恶劣影响。心学由“致良知”的心之本体，到泰州学派的狂狷，再加上李卓吾狂禅教主外在肆行的倡导，已完全失去了自控与自省的能力。加之当时政治黑暗、经济发展、城市昌盛，多数士人沉湎于狎妓、娈童、燕饮的放纵中，将“情”简单地与“食色”等同起来。这种因心学一脉而来的思想变革，将追求自由与性情张扬到了极致后，或流于虚空，或流于纵情，已超越了道德与世俗所能容忍的底线。
经罗汝芳提醒之后，汤显祖终于认识到，情字不仅仅是“食色之性”这一生命最本初的要求，从而将自己对情的追求提升到自我价值的实现的高度，即豪杰之士、圣贤之豪的生生之仁。万历十四年后，他重新构建了自己对“情”的理解，并逐渐看穿官场本质，最终于万历二十五年辞官归隐，并创作了千古奇文《牡丹亭》，达到了他以情主志的高峰。由此可见，汤显祖的“至情”论的确主要源于泰州学派。
至于“情”的内涵，又有不同的说法。就拿最具有代表性的、写情的《牡丹亭》来说，有说情欲的，如陈庆惠的《〈牡丹亭〉的主题是肯定人欲，反对理学》，直言“《牡丹亭》是写人欲的戏，杜丽娘情欲的萌动和这种情欲的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是《牡丹亭》的灵魂所在。”有说双重意蕴的，即“情爱”和“自然性爱”，如张海鸥的《〈牡丹亭〉的双重文化题旨》；有说多重意蕴的，如何姗、罗嗣亮在《〈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一文中指出：“汤显祖所谓的‘情’便是一种放大的情，具有多重意蕴，包括情欲、情爱、亲情、友情在内的许多情，都是‘情’的表现。”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外，都作于万历25年他辞官之后，此时的汤显祖，已看破官场的黑暗与世情的虚伪。从“临川四梦”来看，前期的《紫钗记》与后期“三记”在思想上已完全不同。即使是《紫钗记》创作本身，从《紫箫记》到《紫钗记》，也有着极大的变化。
《紫箫记》写于汤显祖第三次落第时，此次落第全因张居正而起，故而对汤显祖并无太大影响，反而加强了他笑傲王侯的气概。在取材于《霍小玉传》的《紫箫记》中，有大量卖弄才情的骈骊文字；同时，作者将自己平素冶游放荡的生活写进剧中，并以此自矜；作品中对男女情色与游侠任气的描述，使文风浮夸而绮丽。故而此时的剧本只是一般的爱情作品，称不得出色。十年后，他在南京任间，将《紫箫记》改为《紫钗记》，此时的改动已不是简单的剧情关目的变动，他突出了霍小玉的痴，黄衫客的侠，鲍四娘的义，这些以俗世情义为核心的侠义观都是不为传统礼教所容的。作者此时已开始深刻思考现实政治的丑恶与黑暗，并将此升华到哲学的高度，即对礼教的反抗。但在《紫钗记》中，情的力量仍旧很薄弱，最终赖以成事的不是情痴霍小玉，而是上通宫掖的侠客黄衫客。可见作者虽然对以情主志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仍将希望寄托于政治力量，抑或说是圣明天子。
一般认为，《牡丹亭》的成书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即汤显祖辞官归隐临川后，这时，汤显祖已认识到“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故而《牡丹亭》本就是为情张目。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感情，突兀也罢，缥缈也罢，皆由情而发，没有丝毫的矫揉。甚至，杜丽娘的青春的觉醒也完全因为自然的感召。在纯粹本能情欲的渴望中，杜丽娘做了一场香艳的梦，便因梦生情，生而死，死而生。这种由原始情欲促成的感情，因为脱离了一切的世俗观念，脱离了世俗的一见钟情，而变得纯粹且透彻。将情欲归复为人之初的本位，并上升到统一一切的形而上的高度，是《牡丹亭》超越其他才子佳人故事的根本之处。当以杜丽娘为代表的“情”面对以杜宝太守为代表的“理”时，情终于占了上风。虽然作品最终仍是天子赐婚大团圆的结局，但此时的天子赐婚与《紫钗记》的结局相比，分明是理对情做了让步。这也就是汤显祖赖以确立自己“主情”理念的代表之作。
理欲之争，在晚明争论颇多，汤显祖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所以到了《南柯记》、《邯郸记》，剧中主人公便是肆无忌惮的放纵，最终使人生趋向了虚幻。两部剧本的荒谬人生的描述，其实是情欲失去约束后的悲剧。
汤显祖的思想观点并非哲学层面的系统而有深度的观点，但主情之说，却是晚明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关于汤显祖的“至情”论，以及汤显祖的“至情”论与其创作的关系，仍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华玮的《世间只有情难诉——试论汤显祖的情观与其剧作的关系》、许艳文的《论汤显祖戏曲的言情观——兼论明清戏曲的发展》、左东岭的《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邹元江的《情至论与儒、道、禅》、刘军华的《论汤显祖“情”之哲学的文艺思想》、李克和的《汤显祖的唯情论艺术观》、刘松来的《〈牡丹亭〉“至情”主题的历史文化渊源》等。
学术界关于汤显祖的思想研究，一般地认为杂糅儒、释、道。学者们多从汤显祖的家世、受业过程、交游以及创作入手，来分析其思想及其成因。
汤显祖出生在四代读书习文之家，5岁能属对联，10岁即学古文，14岁补为诸生，21岁以排名第八的成绩中举，儒家经国济世、兼善天下的理想是他最初的人生追求。但他的祖父40岁后隐居乡村，好老庄、喜谈神仙，并劝慰汤显祖弃科举而习道术；祖母笃信佛教，一生诵读佛家经文不辍。在南京任职的后期，汤显祖又与著名禅僧达观相识，成为挚友。加上进士考试中屡遭挫败，当时官场腐败，汤显祖的思想逐渐发生着变化。达观赐汤显祖佛号“寸虚”，汤显祖自署“清远道人”，其中皆有佛道渊源。
明清两代学者对汤显祖及其作品中儒、释、道思想的评说，对后世关于汤显祖思想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明代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中所说的“《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从汤氏“四梦”着眼，言虽简括，意却透彻精辟，不仅揭示了“临川四梦”的意旨，也透漏出了汤显祖思想的复杂性。也有直接对汤显祖思想进行评价的，如王季烈《楋庐曲谈》的“义仍晚年，忏绮情而耽仙场，悠然有出世之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对汤显祖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也缺乏新意。直到戏剧研究家吴梅、青木正儿等，在他们的论著中才开始对汤显祖的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吴梅在其《中国戏曲概论》中论及汤显祖《南柯记》时，说这部作品是“畅演玄风。为临川度世之作。亦为见道之言。”
青木正儿认为汤显祖晚年“咏歌自适，悠然有出世之志。”并进一步指出其“四梦”之旨：“《邯郸》以道教为归宿，《南柯》以佛理一贯，同悟人生为一梦。此盖作者以晚年心境托之游戏之笔而发之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承此说，认为《邯郸》、《南柯》二记“寓意相同，一归于道，一归于佛，那都是作者借以指示富贵功名的虚幻。”
徐朔方在他的《汤显祖集》前言中，系统分析了汤显祖的老师、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对汤显祖思想的积极影响，和汤显祖闲居南京时同顾宪成为首的“清议派”人物的来往；还从汤显祖30岁就在南京清凉寺登坛说法，与达观和尚神交颇久，指出其所受佛教的影响比道教要深。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汤显祖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的父亲是个严正的儒者，祖父却好老庄、喜谈神仙，‘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序》），这两方面都对他有所影响。少年时他曾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汝芳，罗氏接近于禅学的哲学观念和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立场对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任职南京的后期，汤显祖与著名禅僧达观相识，成为挚友。差不多时，他读到李贽的《焚书》，深表倾慕。相隔多年，在辞官以后，他和李贽曾相会于临川。李贽和达观在晚明思想界人称‘二大教主’（《万历野获编》），他们的影响对汤显祖思想的成熟有着重大意义。总的说来，汤显祖的人生态度有两点是最显著的：一是积极用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在屡遭挫折后，难免一佛、道虚无之说看待现实，视尘世为梦幻，而这种虚幻感又并不能完全排除他内心的愤激；一是沿着李贽所代表的方向，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桎梏。”
另如郭预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持同样的观点。从汤显祖少年时师事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非常崇拜比自己年长20余岁的思想家李贽，在辞官后的第二年，在临川与李贽相会；与名振东南的佛学大师达观为挚友等方面剖析了汤显祖的思想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