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崔、张爱情的“西厢”故事由来已久，曾被许多代文人用不同文体演绎过，“西厢”故事因此也成为了表现不同爱情婚姻观的母体题材。在诸多不同体裁的故事演变过程中，作者分别赋予了剧中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借此以表现主题。《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董西厢》（即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西厢》（即王实甫《西厢记》）是“西厢”故事演变最为重要的三部作品，剧中人物均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莺莺传》是最早记述崔张爱情故事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张生却是一个始乱之，终弃之的爱情变节者，在玩弄过莺莺的感情后还将之称为“妖孽”，以所谓的“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个听来冠冕堂皇实则无耻之极的理由抛弃了莺莺。而《莺莺传》的作者元稹（即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张生原型）最后却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以一个记载此事警示后人的面目示人，着实令人齿冷。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原型可能也并非出身高门望族，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个风尘女子。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莺莺传》所写的崔莺莺绝非宋人王性之所言的大世族崔氏之女，认为“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实无可疑，”因为“惟其非名门之女，舍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也正是因为出身寒门，莺莺最终还是难逃被弃的可悲命运。在这个文人个个力求通达仕途，跻身上层的功利型社会中，在张生经历了冲破礼法，狂热追求后，仍是将无尽的痛楚留给了弱势的莺莺。这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绵绵无尽、令人不胜唏嘘的情愁，为后来人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平台，来承载他们各自的爱情理想。
《董西厢》的出现结束了《莺莺传》的悲剧，以大团圆的结局代言了几百年来人们对于崔张爱情故事的美好寄寓，剧中人物形象随着剧情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老夫人、红娘等边缘人物在剧中地位的提升，他们的存在也不再是可有可无，对于剧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崔母在《莺莺传》中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而在《董西厢》中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治家严肃但同时又对女儿疼爱有加的相国夫人，是一位对崔张爱情起了一定阻挠作用的封建家长，由此形成了渴望冲破封建婚姻制度藩篱、追求爱情自由的青年一代，与看重门第、维护家族利益，循故守旧的封建家长之间互为对立的矛盾阵营的雏形。而作者在红娘角色的塑造上更显得可贵，突出了她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了其热心助人的性格特征，为《王西厢》中光彩照人的红娘形象提供了很好的创作蓝本。其次体现在张生形象的改变，这也是最为关键之处。张生由一个始乱终弃的无行文人变成了一个用情专一且有始有终的痴情种子，直到最后中举得官仍没有变心，对莺莺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深情。莺莺的变化则首先体现在其身份地位方面。门阀制度自唐五代之后已面临崩塌，莺莺相国小姐的身份便不再受张生最终是否另娶高门而遭到怀疑和挑战，如此一来就更能展现莺莺在追求婚姻自由方面所体现出的坚强与坚决，使其由一个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面前只敢怨而不敢怒、忍气吞声的弱势女子变为敢于突破婚姻制度束缚，反抗包办婚姻而随情人私奔，且出身高门，身世显赫的贵家小姐，更容易使得人物性格突出，反抗意识强烈。此外，《董西厢》中更是增添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以及郑恒这个争婚丑角，且将与张生有旧的“蒲将之党”和廉史杜确合二为一。这些人物的设置使得整个作品的剧情更为曲折，增添了很强的戏剧性，人物面貌更加清晰。再加上作者有意识地将崔张二人塑造成才子佳人的典范，迎合了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投合了众多观众的审美趣味，为“西厢”故事的进一步流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董西厢》在主题思想、人物性格等方面做出的改变，在故事推广方面做出的贡献，为《王西厢》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为其搬上舞台进行再创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是真正的“为王前驱”。
《王西厢》的出现，也许我们只能用“惊艳”来形容。他让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文化日益衰落，文人地位急剧下降的元代，也能创作出如此之优秀的作品。随着《王西厢》的登场，董解元塑造人物的缺陷立刻就凸显出来：首先，老夫人的形象不够典型。《董西厢》中的崔夫人虽然被确立为崔张二人在追求爱情自由道路上的对立者，但其实她并没有起到太大的阻挠作用，甚至有时还会让读者觉得老夫人通情达理，知恩能报。譬如当老夫人得知崔张二人已生米煮成熟饭时，虽然暴怒，却很为自己的女儿着想，专为此事征求莺莺意见，问她道：“事已如此，未审汝本意何似？愿则以汝妻生，不愿则从今断绝。”老夫人怕的是女儿因一时的情难自禁而失足成恨，怕她误入歧途而覆水难收，告诉她愿嫁则嫁，不愿则就此作罢。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仍是很有人情味的，感觉老夫人是很有民主作风的。且在征得女儿的同意之后，崔夫人第二天便向张生主动请婚，对张生说道：“昨不幸相公殁，携稚幼留寺，群贼方兴，非先生矜悯，母子几为鱼肉矣！无以报德。虽先相以莺许郑恒，而未受定约。今欲以莺妻君，聊以报，可乎？”这番话说的委婉恳切，使人觉得老夫人是知恩报德之人。更为重要的是，老夫人许婚之后并没有逼迫张生进京赶考，博取功名。是张生自己难以抛却功名利禄，认为“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而主动要求进京应试的。从这两点看来，老夫人其实并没有对崔张二人的结合起到太大的阻挠作用。其次，张生和莺莺的形象不够理想，有些地方甚至是很不合理的。譬如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两厢相斗之时，张生初时只是负手作壁上观，直到僧众伤亡惨重，莺莺被逼要跳阶自杀，他才站将出来拍手大笑，硬是等到老夫人来哭求于他才肯说出自己的退兵之策。虽然他早已让法聪和尚突围求援，但总是难免给人留下临危要挟的不好印象，惹人反感。再如张生跳墙赴约被拒之后情绪低落，竟拉着红娘要权做夫妻。老夫人悔婚之后他也不来据理力争，反而自己在想郑恒的父亲是一代贤相，与其子争夺一妇人，似涉非礼。这样一来张生当初在见到莺莺后的神魂颠倒、意乱情迷，不惜一切而渴望得到的爱情似乎瞬间就如水月镜花一般消失殆尽，而莺莺在其心中的地位也迅速下降，仅仅成了“一妇人”，着实与理不合。而在莺莺这个角色的塑造上，《董西厢》依然存在着不小的缺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作者并没有很好地把握崔张爱情中“情”这个关键，把二人所有大胆的、与礼教不合的行为建立在“情”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剧中看到莺莺对于张生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多的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想法之上的，由报恩报德而引发出了后继的爱情。如此一来便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使得莺莺本来有可能是反映其决心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情与理的矛盾变成了其封建礼教观念和报恩报德思想的矛盾冲突，削弱了剧中人物对于不合理制度的反抗意识。另外，在红娘一角的塑造上与《王西厢》相比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本身作为红娘这个角色在剧中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是非心，敢于直言，热心助人的形象，且董解元似乎有意识无意识地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塑造的，可在第一次传书递简之时，只是被莺莺打了“一照台儿”，就立刻吓得“精神失措，手足战慄”，连称死罪。远不如《王西厢》中的红娘机灵勇敢，有胆有识，自然也削弱了红娘一角在剧中所起到的作用。总之，在《董西厢》的人物塑造方面确实存在着诸多缺陷，但也正是这些缺陷留给了王实甫更为广阔的发挥才情、随心创作的空间，使我们时至今日仍能徜徉在几百年来古人心中最为完美却又是可望不可及的爱情理想中。
《王西厢》在人物建构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王实甫塑造了一对漠视功名，真诚相爱的有情人。张生在见到莺莺之后，把所有的什么中举得官、功名利禄全都抛出了九霄云外，如果不是最终老夫人威胁张生，说崔家三辈不招白衣女婿，逼迫他进京赶考，他可能真的会忘却此行的目的而安卧温柔乡了，这和《董西厢》中的张生在无人逼迫的情况下自己强烈要求进京赶考博取功名自然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而这一点在莺莺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在“送别”一折中她唱到：“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不愿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拆鸳鸯两下里。”这和《董西厢》中大唱“专听着伊家，好消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帔”的莺莺是截然不同的，至少在个人的思想气质和精神追求方面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在《王西厢》中，二人真正的是将他们的爱情放在了第一位。此举使得整篇作品的反抗意识更加强烈，人物形象也更加突出，升华了他们的精神境界，提高了作品的审美趣味。其次，王实甫明确了老夫人封建势力代表的身份。《莺莺传》中的老夫人形象是可有可无的，对崔张二人的结合没有起到任何的阻挠作用，对于剧情的发展也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而《董西厢》中的老夫人则是一个治家严肃，但又通情达理的母亲形象。到了《王西厢》老夫人的形象就大为不同了。作者是有意识的要将其设置为崔张二人的对立面，作为一个封建卫道者的形象出现，使整部作品出现了清晰的基本矛盾，明显的戏剧冲突，也使得在《董西厢》中未能充分发挥的反对不合理制度的主题得到发展。王实甫最后一个在人物建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崔莺莺主角地位的突出。无论是在《莺莺传》还是在《董西厢》中，张生都是作者论述的中心，是整部故事的第一主角；而在《王西厢》中，崔莺莺一角成为了王实甫最好的反映其反封建思想的人物载体。作者通过一系列莺莺欲拒还迎、犹豫不决的表现，将一个自小深受封建闺阁文化影响的高门小姐如何突破封建礼教束缚，勇敢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描写得扣人心弦，通过莺莺一连串外在内在的斗争，凸显了礼教制度对于人的思想钳制，很好地服务了作品反对不合理制度的主题。
正是王实甫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赋予了作品新的主题，新的思想，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合情合理、有血有肉，《西厢记》也随之成为了几百年来家喻户晓、历久弥新的经典爱情故事。下面让我们通过对剧中主要人物的逐个解读，更好地去投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享受先贤留给我们的百年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