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是元代一位杰出的杂剧作家。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推举其为元曲四大家之首，明代贾仲明《录鬼簿》赞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直至被推为“中国戏曲之父”，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近现代以来，关汉卿研究立足传统的治学，开始运用文化、哲学、心理等方面的新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将关汉卿提升到与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同等的地位，而关汉卿研究也成为继《红楼梦》研究之后的又一显学——“关学”。回顾百余年来的关汉卿研究，主要围绕他的籍贯、生平、作品进行了颇为详细而全面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关汉卿的籍贯与生平
关汉卿的籍贯，学术界有大都、解州、祁州三种不同的说法：元钟嗣成《录鬼簿》记作“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记载；清乾隆二十年所修《祁州志》卷八《纪事》有“关汉卿故里”条，称关汉卿是“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以上三说，各有所据，今人或依此，或信彼，迄无定说。赞同“大都说”者，认为《录鬼簿》有明确记载，其说又出现最早，比较可靠。至于《析津志》所记“燕人”说，论者与“大都说”无甚差异，因“其所谓‘燕’，并非泛指古燕国广大地域，而是沿用辽代燕京旧称，明指元代京师大都”。作为“大都”说的修正意见，周贻白、顾肇仓、蔡美彪、王雪樵、王纲等认为关汉卿祖籍应为解州。一文则提出了一种试图把大都、解州、祁州诸说统一起来的新方案：“关汉卿解州出生，汴梁做官，祁州退隐，大都嘲风弄月以及晚年南下楚湘江浙，最后归葬祁州。”关汉卿的生平，见于元人记载者多十分简略。如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自序》仅将其置于“一新制作”的“关、郑、白、马”之首，肯定其对于元杂剧的创始之功。钟嗣成的《录鬼簿》仅有“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巳斋叟”的简单记载。元末人熊自得《析津志》亦有云：“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久矣。”其他如陶宗仪的《辍耕录》、杨维祯的《宫词》、贯云石的《阳春白雪·序》等，也只记载了一些零星的逸闻琐事或戏曲材料。于是，他的生平又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围绕关汉卿生平与仕历的长期争论，到5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高潮。争论的问题除了上述籍贯问题外，主要集中在关汉卿的生卒年代及是否做过“太医院尹”等。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归纳以下三种：其一，认为关汉卿生年在1210-1230年之间，卒于1300年之前，或为金之遗民。近代学者王国维首倡关汉卿生于金末说。而关汉卿是否曾为“太医院尹”引起争论。蔡美彪认为“尹”字实际为“户”的误写。他在《中国通史》第七册第七章指出，关汉卿“在元朝没有任过官职，《录鬼簿》说他是‘太医院户’大约是系籍医户”。多数主张关汉卿生于金末的学者仍对其曾任“太医院尹”持肯定性意见。只是对其任职是在金末还是在入元以后，分歧较大。其二，认为关汉卿生于金末，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虽由金入元，但不能算作金朝遗民。这种看法是由胡适率先提出。其三，认为关汉卿生于金亡后的蒙古时代，根本与金朝无涉。冯沅君在《古剧四考跋·才人考·关汉卿的年代》一文中提出关汉卿的生年“似应放在1240年左右”。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通过大量的考证，得出结论说关汉卿“其生当在蒙古乃马真后称制元年与海迷失后称制三年之间（1241-1250），其卒当在延岉七年以后，泰定元年以前（1320-1324）”。与籍贯和生平相连贯的关汉卿的名号问题，也曾引起学术界长期的纷争。争论的缘由是《录鬼簿》“号巳斋叟”与《青楼集》“关已斋”、《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等记载中“巳”“已”“一”诸字在形音义上的差异。经过长期争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9-1241），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亦说祁州（在今河北安国）、解州（在今山西运城）人。其户籍属太医院户（一说为太医院尹）。南宋灭亡之后，关汉卿曾游杭州、扬州。还创作散曲《大德歌》，“大德”为元成宗年号（始于1297），可知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大德初年。
二、关汉卿杂剧作品的考订与研究
根据各本《录鬼簿》的记载及其它有关材料，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67种，今存18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蝴蝶梦》、《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单鞭夺槊》、《单刀会》、《绯衣梦》、《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其中有五种，学术界尚有争议，即：《裴度还带》、《陈母教子》、《单鞭夺槊》、《五侯宴》、《鲁斋郎》。他的散曲有的仅存残篇，遗留下来的至少有70多篇。关汉卿的杂剧研究，在20世纪到21世纪初在元杂剧研究中，始终是重头戏。在学术大师王国维等的倡导下，研究者们努力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和研究方法，突破元明以来仅局限于曲文鉴赏、本事考释、文献整理的旧学局限，在关汉卿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全国主要报刊发表关汉卿研究的专论700余篇；出版研究专著、关剧选集校注近40种。徐子方《关汉卿研究的百年评定与未来展望》一文中把20世纪关汉卿研究分成三个时期，并对21世纪初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时期：20世纪初至1949年。研究论题已涉及目前所能达到的诸多方面，并初步形成规模，但主要体现在文学史教科书的有关章节和报刊的专题论文之中，作品集成与专著尚未出现。”20世纪初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拉开了戏曲研究的序幕，书中把关汉卿推为“元人第一”，同时对其保存下来的杂剧作品进行了认真而全面的考订清理。随后关汉卿在戏曲史和文艺史上如何定位成为焦点。最早专题论文由日本学者青木正儿1921年在《支那学》第1卷第6期《元代杂剧的创始者关汉卿》开启先河。关汉卿的生平研究成为热点。这一阶段研究涉及领域较多，已经从随笔杂感的方式初步进入系统理论研究。王季烈、孙楷第、郑振铎、隋树森、赵景深、顾肇仓、傅惜华、吴晓玲、王季思等在整理元人戏曲文献、考察元剧作家作品等基础工程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第二时期：1949年至1966年。研究到达了空前的规模，资料建设和学术专著更是从无到有。论题虽在相当范围内受到泛政治化的干扰，但成果不无创新。关汉卿影响扩展到了世界。”建国之后，关汉卿研究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期。发表专题论文150篇，参与研究者达120余人。1958年左右形成关汉卿研究的高潮，这年发表论文有98篇。在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关汉卿作为伟大的戏剧家列入世界名人行列。这时王季思、吴国钦、徐子方等一大批研究专家重点关注关汉卿的生平、作品思想内容及社会意义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较多的人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作品的反抗性和人民性比如强调《窦娥冤》的反抗专制暴政。关汉卿的历史地位随着政治气候的变换由50年代的赞颂到60年代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宣告第二次关汉卿研究的结束。文革期间，仅海外对关汉卿的研究得以继续。“第三期：1976年至今。研究已初步科学化，也正逐步打破封闭，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但也因此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入和提高的问题。”7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摆脱了“左”的思想干扰，恢复了关汉卿研究应有的学术品位，关汉卿研究的领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取得较为可喜的成就。研究者突破传统的思路，引入现代戏剧理论，把关氏研究与文化学、文字学等相联系，有意识地把关汉卿置于世界格局中进行观照。同时出现了综述性的文章对关汉卿研究现状作总结。邓斯博的《20世纪关汉卿研究述评》从关汉卿生平、作品考辨和文本解读两方面勾画了上个世纪关汉卿研究的重点和轮廓。王艳霞的《近25年来关汉卿研究述评》把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关汉卿研究现状作了总结。具体分成四个方面：关汉卿生平研究、杂剧散曲创作和艺术成就、《窦娥冤》研究、关汉卿人生观以及人格观评价。在文献整理方面，代表作当推王学奇等的《关汉卿全集校注》。
关汉卿始终是戏曲史家关注的焦点人物，而关剧的研究也一直处于戏曲研究的前沿位置。目前学者们比较注重通过关氏作品中人物群体分类来探知作品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对关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本文试图对关氏作品中人物的主要类型，即女性、恶人、英雄形象进行全面的分析，进而探讨其中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关汉卿的人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