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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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魏晋风度的文化意蕴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汉末至魏晋期间名士的遗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它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魏晋名士的众生相,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写的是真人真事,为魏晋名士立传,它是研究魏晋风度最真实、生动、丰富的原始资料。

何谓“风度”?《辞海》云:“风度指人的言谈、举止、态度。”《现代汉语词典》释为:“美好的举止姿态。”所谓“魏晋风度”(也叫魏晋风流),即指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是魏晋名士外在容貌、举止、言谈、风姿、态度和内在精神、气质、个性、才华、气度的有机统一;作为一个美学名词,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个性特征、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和象征。魏晋风度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和人格理想,在当时和后世都被人们所仰慕模仿,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首先,魏晋风度是个人风度,标志着个体生命的价值受到了重视。魏晋之际社会黑暗,战乱频仍,杀戮、瘟疫、灾荒等使人口剧减,人民痛苦不堪,名士亦少有全者。人们感到以往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有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而只有人的生命和价值,才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先秦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是从早期奴隶制社会对鬼神的愚昧崇拜转向对人的地位、价值的肯定;那么,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则是使人的个性从两汉繁琐经学、虚伪名教和迷信谶纬之中解放出来。人物品评,看重的是个人的价值,独特的个性,超群的容貌、智慧、才情和风度,强调的是“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人物品评中的大量事例,说明魏晋时期已把个体的人和人格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这在中国美学史上,不能不说是审美意识的一大进步。

其次,魏晋风度是一种反常的风度,是在历史转折期的动乱年代,一群愤世嫉俗的名士所做出的怪诞出格的行为举动,带有强烈的叛逆性。魏晋时代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魏晋文人为了充分展示他们的独特个性,在生活中表现出各种狂放的举止,怪癖和奇异行为,诸如服药、学驴叫、长啸、饮酒时裸体等等。这种种怪异行为,虽然美丑并杂,但在背后都掩藏着魏晋文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反映了魏晋文人在恶劣环境中复杂的心态。刘伶嗜酒如命,裸呈傲世;阮咸不拘礼法,甚至与猪共饮。他们借助五石散的毒性和酒力,任诞放达,特立独行,以一种反常的行为与虚伪名教和礼法之士相对抗,在黑暗的年代放射出奇异夺目的生命光彩。他们表面上风度潇洒,其实内心十分矛盾痛苦。阮籍一方面蔑视礼法,纵酒放达,一方面为了避祸全身,“未尝臧否人物”。魏晋风度这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叛逆精神,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魏晋风度又是一种哲学风度,以玄学作为其哲学基础,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最高精神境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汉末黄巾起义不仅摧毁了腐朽的东汉帝国,而且也打破了“独尊儒术”的禁锢局面,思想界转而从道家思想和外来佛教中寻找新鲜养分,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于是老庄抬头,玄学兴起。汤用彤先生指出:“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玄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飞跃——即由汉代的宇宙论转向魏晋的本体论。从政治哲学来说,希望君主以道家的“无为而不为”之道治理天下,不触犯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门阀世族的利益。从人生哲学来说,玄学的“目的是在对人格理想作一种本体论的解释或建构,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自由。”这种人格理想是绝对自由、不受任何束缚的,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之境。魏晋名士不像庄子那样,只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把这种境界落实到行动上和日常生活中。他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张扬个性,任诞放达,回归自然,思想解放,体认自我,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那种自由洒脱、清远玄澹、超尘绝俗、风神飘逸的人格之美,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束缚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美的丰碑,代表了中国人文精神中特有的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魏晋风度作为一代美学风范,其文化意蕴是非常丰富而精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刘义庆毕竟是站在当时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的,魏晋风度是一种贵族风度,《世说新语》不收陶渊明,是因为其家族没有取得被世家大族认可的社会地位和名望,表现出明显的门阀世族的偏见。《世说新语》所津津乐道的遗闻轶事,很多内容表现了统治者的残忍本性和奢靡腐烂的生活,嵇康、阮籍等人的任诞放达,也离不开特有的历史语境,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现代眼光加以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