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经诗人屈原加工创制而形成的一种新诗体。此名最早出现于《史记·酷吏列传》，所以学者多认为始于汉初。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者“辞赋”。汉成帝时刘向校书东观，曾编辑屈原全部存留作品合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怜伤屈原之作各一篇，并自己所作《九叹》一篇汇为一集，取名《楚辞》。从此，“楚辞”便兼有了诗体和楚辞专集两种含义。《楚辞》本身便不是一个由一时一地甚至一人所作的统一性的文本。严格地讲，楚国的语言文字是异于统一后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语言文字的，所以从楚国传唱的“楚辞”到汉儒编纂的《楚辞》间，尚有一个准“翻译”的过程，而这亦可以视作是一种改写。也就是说，我们今日所见之《楚辞》，至少已经过了楚地民间与汉代文人的双重改造。按姜亮夫先生的意见：“《屈赋》文体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体制：一是《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一类，二是《九歌》一类，三是《天问》一类。《离骚》的语法结构与先秦文体大致相同，是先秦文学的一般形式。《九歌》则语法特殊者至多。”宋人黄伯思溯楚辞命名原始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楚辞》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
刘勰《文心雕龙》指出“《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涵养沾溉了后来的诗人、辞赋家，“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可谓不易之论。
从汉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屈原并从事对《楚辞》作品的辑集、考订、注释、评论工作，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并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专门学科——楚辞学。汉至唐是古代楚辞学的形成期。义理类研究有王逸的《〈楚辞〉章句》、音义类研究有道骞的《〈楚辞〉音》、考证类研究有郭璞的《〈楚辞〉注》、评论类研究有刘安的《离骚传》。唐至清则为其发展期，各类研究沿前期走，又使其更趋完善和成熟。但其范围基本局限于《楚辞》作品内部之文字训诂与思想评判两端。文字训诂虽为通读原作扫清了文字障碍，但对原作中涉及的历史、民俗、宗教诸问题，显然无法解决。至于评论类著作，其本意在于揭示屈赋精神，然而，或因其受儒家思想束缚、评论时多有偏颇，或从个人不幸遭际出发，致使《楚辞》评论成了自我情感之注脚。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创了拟骚诗风，亦开启了汉代学者、诗人对屈原既敬佩又有所不理解的评论倾向，多少表现出隔代的神往与隔膜。刘安奉命作《离骚传》成为楚辞学史上第一个注本，今仅存51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留给我们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形成了整个封建社会评论屈原的基本倾向：即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推崇与向往。根本原因在于屈原追求的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典范、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而另一方面，封闭的封建社会给文人提供了与屈原相类的生活环境、风云际遇和价值取向、追求方式。他们易与屈原的行为和思维相契合，从而采用屈原的进取模式与消释模式。
简而言之，古代《楚辞》学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章句训释为特征的汉唐阶段，以义理探求为特征的宋元阶段，以追求新解为特征的明清阶段。第一阶段以汉代为主，代表著作为王逸的《〈楚辞〉章句》。现当代的许多新注、今注，往往源于王氏。第二阶段以宋代为主，代表著作为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为后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本，又为后人探寻屈原之生命意识、生死观、死亡意识起步。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的头号主题。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自杀的人性主题，他的选择绝非一时的冲动或某种迷信的盲从，而是自我意识和理性的情感抉择。朱熹的《〈楚辞〉集注》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对屈原批评的掩护下，发掘屈原忠君爱国的个性与思想，颇为中肯。朱熹也是最早彻底以文学眼光来看待楚辞的。朱熹还注意从作品整体去把握意象、探求艺术方法，如说：“《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毛泽东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礼物，就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关注。古代《楚辞》学史的第三个阶段为明清阶段，从章句训诂、发明意旨到各逞臆说。代表著作有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真正代表《楚辞》学史第三阶段学术成就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则是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蒋氏自序中称自己“独于离骚，功力颇深”，又云：“以余穷愁之身，而沉没于骚，岂不然乎。”他绘成地图五幅：即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其次，蒋氏对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索，亦具说服力。如关于《九章》写作时地，一般以为作于江南、作于沅湘之野，蒋氏考证的结果是，《惜诵》、《抽思》、《思美人》皆作于楚怀王时，与《离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涉江》、《哀郢》以下六篇，作于顷襄王时，写作地点在江南。蒋氏此论，为后人判断《离骚》作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现当代学者詹安泰、金开诚、马茂元、胡念贻、浦江清、孙作云、戴志钧等学者，或采用其说，予以引申、发挥、补充；或者殊途同归，其结论与蒋氏相同或相近。最后，蒋氏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内在意蕴的阐发，亦精辟中肯，令人激赏。
现代学者们多用全新的观点来研究《楚辞》。1905年，刘师培在《南北文化不同论》中认为《楚辞》代表南方文化，重创造力、想象和幻想，与北方重现实不同。章太炎写过《诗经始论》一文，强调文学上从北方到南方，从《诗经》到《楚辞》发展的连续性。谢无量还比较二者优劣，认为《诗经》劣于《楚辞》。郭沫若依据新的考古成就论证南北文化都是商文化。姜亮夫认为楚文化是周文化的分支。梁启超则认为，南北文化相互吸收、交融，产生了《楚辞》文化。陆侃如提出屈原和宋玉是周代中期文学的代表。
《楚辞》是以屈原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所以，研究《楚辞》，必须首先研究屈原。大概起源于人们对于战国史籍、先秦文献只字未提屈原，从感情到理智双方面都难以接受。关于屈原的生平资料，最早而且权威的是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专篇，并载录《渔父》、《怀沙》两篇。另有《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亦分别提到屈原，但与本传所叙说法不一。以致屈原的生卒年代、放逐次数和时地、作品篇数及创作时间等，均没有明确记载或说明。由于屈原生平史料的匮乏与歧异，造成后人研究的巨大困难，有以传说为信史者；有从屈原作品中发掘其生平事迹者，如蒋天枢、谭介甫、张中一；也有怀疑屈原有无者，如廖平、胡适、朱东润等，如朱东润引用《后汉纪》，申述《楚辞》的作者是刘安，因而引起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场论辩，郭沫若还专门写过两篇驳斥文章。如屈原的生卒年，林庚说屈原活了41岁，蒋天枢说屈原活了78岁，前后相差37年。一般认为，屈原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因为屈原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因此又有着种种不同意见。还有的认为是道、法、阴阳家等等。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列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学术界掀起《楚辞》研究热潮。1982年，由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等单位联合发起，在湖北秭归屈原故乡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1983年，又由辽宁师院主办，在大连召开了屈学研讨会。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在湖北江陵召开。其后，中国屈原学会连续举行。它标志着《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有组织的阶段。由于《楚辞》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一般的纪念介绍的文章已很少，研究向新、深、细方面发展。如对《楚辞》心理学、美学、民俗学、文化学、民族学，比较研究、研究史的研究等成了新的天地。然其重点仍是集中在传统的学术范畴内。如生平（生卒年、流放次数、路线、地点、职事、列传等），作品篇数与真伪，作品的具体问题像《天问》中的历史、科学、绘画等的文化蕴含等。在研究史与比较研究、影响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不断爆发出热点，如屈原否定论批判、爱国主义、屈原之死、浪漫主义、外来文化与方法运用等，使《楚辞》学研究不断增色。
然而《楚辞》研究仍有不少遗留问题，有待进一步去作钻研。以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楚辞》，留下了许多令人神往而又望而却步的谜团：比如，先秦史籍为何不载屈原其人？《楚辞》是如何从战国传至汉代的？屈原作品为何从来没有点到先秦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等？屈原作品的艺术水平之高，如异峰突起，其发展线索极难描述等等。而且《楚辞》研究主要的争论观点有：其一，屈原被放逐方面：由于《屈原列传》传得模模糊糊，以至专家意见不能统一：认为一次的有郭沫若、姜亮夫、刘永济、聂石樵、林庚、金开诚等。认为二次的有游国恩、陆侃如等。认为虚张声势故意装成放逐以抗秦救国的有蒋天枢、张中一等。认为未遭放逐的有郭瑞林等。其二，屈原为何等样人？孙次舟认为是文学弄臣；闻一多认为是站起来的文化奴隶；斯维至认为是清白的人民诗人；冯俊杰认为是一个带有思想家气质的诗人。其三，屈原投江原因有：殉国说；伏清白；为政治理想破灭；尸谏；心理障碍等。其四，端午传说：民间为纪念屈原，起于南朝萧梁；闻一多说是龙的节日；张心勤说端午是古代“恶日”，六朝以前端午除了纪念屈原，还纪念介子推、伍员、曹娥等；刘德谦于1983年说端午即夏至。其五，《九歌》的性质有：祭神歌；求生长繁殖之歌；爱之歌；阶级斗争之歌；人生感喟之歌。其六，《招魂》招谁的魂？屈原招怀王；屈原招自己魂；宋玉招楚襄王；宋玉招屈原等等。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从屈原的生平到作品，从宏观到微观，到处充满着争议，初学者往往在各种观点中比较、抉择、认同、申述。
《楚辞》研究的课题还很多。由于年代久远所造成的文字语言上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当时流行于楚地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真相还很模糊；作品写作的时、地问题，还有争论；某些篇章的真伪问题，认识还不统一，等等，而在《楚辞》的文学评价问题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讨。比如，《楚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包括《楚辞》作者生平、思想研究；《楚辞》作品的诠释与研究；骚体文学发展状况研究；《楚辞》研究史的研究等等，但漫长的古代研究史，基本上局限于前两项，即《楚辞》作者与作品研究。所以还留给今人许多未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