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学峰
范卫平老师的大作即将问世，受他嘱托，我有幸在这里发表一点看法。
首先，作为一个见证人，我深深感到，这是一部凝聚了作者多年心血的成果，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它，似乎都有些不够。卫平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已有二十多年了。2004年9月，他入选人事部“西部开发高科技人才特殊培养”计划，来北师大访学两年。在此之前，他已是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发表过一些很有见地的学术文章。在访学的两年中，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听课和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常常提出一些新颖的见解，和大家讨论。本书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关于“乐体文学”的看法，就是在那时提出来的。访学结束后，卫平回到工作单位，继续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探讨，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部著作，就是他长期探讨而取得的成果，是经过多年的不懈研究累积而成的。
同时，这又是一部勇于提出独立见解，创新性很强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提出了“歌体文学”、“乐体文学”和“诗体文学”的概念和“文体在活动中生成”的命题；中篇从乐体文学的视角对《诗》《骚》进行了个案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下篇对“音声相和”的乐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命题涉及先秦文学发展中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澄清了此前人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
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关于“乐体文学”、“歌体文学”和“诗体文学”的区分，这也是卫平在访学期间就多次和我们讨论的问题。按照卫平的看法，乐体文学产生于人类的礼乐文化活动，《诗经》和《楚辞》是其代表，它们“是为着敬天礼地、祭祖祀神、记述历史、彰显功德、凝聚族群、倡明伦理、教化人众、传承文化、显扬文明、沟通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承担着构建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具有政治化、宗教化、道德化、伦理化、神圣化、仪式化的特点，其文本形态是相对定型的经典”。歌体文学产生于人们的声歌活动，它“承担着宣泄情绪、抒发感情、沟通人我关系、传递生活经验、平衡社会心理的文化功能，是社会心理的显在形式，具有情感化、生活化、大众化、世俗化的特点，其文本形态是散漫无际的歌谣”。关于“诗体文学”，卫平以汉末魏晋时期士人宴集咏歌、酬唱应和的文化活动中所产生的作品为例，认为“其文化功能界于乐事活动、乐体文学和声歌活动、歌体文学之间：或侧重于前者的功能，突出‘诗言志’的特点，指向于意识形态的构建；或侧重于后者的功能，突出‘诗缘情’的特点，侧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和社会心理的表达”。关于区分三体文学的观点，是卫平的创见，它非常符合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我们考察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某些学者即已注意到歌体与乐体的区别。《吕氏春秋》一书有《古乐》篇，其中从远古时代的“葛天氏之乐”，一直讲到历代之乐，包括尧之《大章》，舜之《九招》《六列》《六英》，禹之《夏籥》，商之《大濩》，周之《清庙》《大武》和《三象》。不难看出，这些作品都是各时代礼乐活动的产物，它们都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形式，有特定的器乐来演奏。而此书又有《音初》篇，其中列举了孔甲氏的《破斧之歌》、禹之时的《候人歌》和有娀氏之女所唱的“燕燕往飞”。这几篇作品，都是作者即兴而歌，表达个人特定情感的，是不配乐而唱的徒歌，相当于卫平所说的“歌体文学”。《吕氏春秋》的作者对上述两类作品或称为乐，或称为音，置于不同的篇章，可见在其心目中它们是有所不同的。古代诗歌就是从这两类不同的作品中发展起来的。当今学者论及古代诗歌的形式，往往笼统地讲诗与乐的结合，而不顾及它们所用的是何种乐。当讲到诗歌起源时，人们又只是强调早期诗歌与歌谣的关系，而忽略了用于礼乐活动的早期乐歌。卫平的观点无疑能启发我们更为全面地看待上述问题。
从上述观点出发，卫平进一步考察了先秦诗歌的发展，纠正人们在这一领域的模糊认识。他指出：“先秦诗学研究，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认为《诗经》、楚辞皆源自歌谣；二是认为楚辞由《诗经》发展而来。这种基于朴素民本思想和自然时间观念的诗学观，将先秦诗歌史理解为按时间顺序、自下而上、从前往后、自然进化发展的历史。譬如，传统观点认为，屈原被谗放逐，忧愁幽思，为‘抒愤自见’，采用楚民歌形式，汲取散文笔法，继承发展《诗经》的比兴手法，打破了四言格调，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创造了楚辞这一新诗体。”而实际情况则是：“歌谣、《诗》《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活动中生成，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形成了不同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规范，那种认为《诗》《骚》源自民间歌谣、楚辞由《诗经》发展而来的观点，忽略了声歌活动与乐事活动、歌体文学与乐体文学的不同，忽略了《诗》《骚》、歌谣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态，忽略了文体是长期实践后的约定俗成。”这种看法，显然更符合先秦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卫平又进一步指出：歌体文学和乐体文学是两种不同样态的文学，并没有孰先孰后的产生顺序。他说：“并非先有声歌活动和歌体文学，而后才有乐事活动和乐体文学，而是共时性存在的。它们在各自的文化活动中生成并发展着。所以，当乐事活动消歇、乐体文学（如《诗》《骚》）定格为经典之时，声歌活动和歌体文学并不因之而消歇。反之也然，声歌活动和歌体文学的繁盛，并不能说明乐事活动和乐体文学也同样繁盛。孟子的‘诗亡说’，是对春秋时代乐事活动、乐体文学消歇的客观叙述，并非指声歌活动和歌体文学的消歇停止。”孟子曾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从春秋中叶至孟子的时代，民间的歌谣一直不断产生，因此人们对孟子的说法产生疑问。如果我们用“乐体文学”和“歌体文学”相区分的观点来理解孟子的话，疑问便迎刃而解。原来孟子所说的诗是指属于乐体文学的文人之作，这类作品在春秋之后显然是随着礼坏乐崩而消歇了。
在卫平的书中，像这样能够给人启发的创见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上面一例。从中足以看到卫平在学术上的深湛功力和不懈追求。
去年八月，我参加学术会议，来到卫平工作的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学校地处甘南地区，那里汉藏混居，有很多藏族的学生和老师。由于政府的重视，学校新建了校舍。宽敞的校园，崭新的楼房，其教学和科研的环境简直令我们羡慕。美中不足的是图书资料还不够充裕。卫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年复一年地辛勤耕耘。走出校门，不远处就是当周草原，远远望去，白云在蓝天上飞翔，牛羊在草地上漫步，时时能听到牧人的歌唱；而不远的地方，就是合作寺（米拉日巴佛阁）；夏河还有著名的拉卜楞寺。在这里，每天都有虔诚的信众举行宗教活动。在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上，卫平自然会有独特的感受。他的某些学术观点，例如关于《离骚》和《天问》的看法，就受到这种生活氛围的启发。卫平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都献给了这块热土，他也从中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那广袤而丰美的甘南大地啊，愿在你的怀中，卫平永远获得灵感的源泉。
2012年5月于京北龙泽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