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陈兰彬与晚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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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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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彬与晚清外交》一书是我退休前就计划写的一部书稿,但一直没时间完成。退休后在没有太多牵挂、较为集中的时间以及平和心境下写就而成,而且比预定的时间还要早。对我们这类人来说,写书并无他求,只是既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不写真有点可惜。写书的过程中,有时反而感到带给自己超负荷的透支:苦思苦想、挖空心思、彻夜难眠、绞尽脑汁、刻骨铭心、疏忽家人、远离朋友……。然而,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每天坐在电脑前触碰键盘,推敲自己想做的事,自视为最大的享受,是一种快乐。

我之所以执著地要完成这本书有诸多原因。其一,测试一下自己退休后有没有毅力和恒心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要测试自己的智力是否也退休,自己是否行进在“老年痴呆”的路上。其二,写此书的目的并非为陈兰彬树碑立传,而是有更深层的考虑,因为陈氏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史无前例事件。他是第一位率领幼童赴美的留学生监督,第一位中国驻美公使,第一位受清政府派遣赴古巴调查华工的中国官员,他在华盛顿建立第一个中国驻美使馆,在旧金山、夏威夷、古巴建立第一个中国领事馆。他的活动反映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突破,体现了近代中国在外交上迈开艰难的第一步,这就是写此书的价值所在。但是,过去没有一本陈兰彬的专著,基于此,我要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其三,关于陈兰彬的资料比较分散,目前发掘得很不够。我曾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尽其所能深挖资料,后来又有机会在香港大学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学术访问,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又通过馆际互借的方法,寻找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所藏的有关资料,似乎对陈兰彬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自己学习历史已经几十年了,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下,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其四,经过史料的鉴定,觉得以往对陈兰彬的评价欠缺公允,有些史料分析不符合当时历史的现状,甚至有些说法一直以讹传讹。为此,我想写一本尽量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书。

我尽我所能,十分投入地写成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用史料说话,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也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所说,让我们更加走近历史。同时,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坦诚自己的看法,但并不渲染自己的观点,更不会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2008年12月,在广东省吴川市召开“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章开沅、张海鹏等著名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根据发掘的新史料,用新的视野写出了有分量、高质量的论文,对陈兰彬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会后,我根据新的史料又就陈兰彬的一些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并写成《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初稿,并请丈夫林家有教授为我把最后一关。

相依相伴了四十多年的老伴,从来都是我的文稿的第一个读者,也是第一个挑剔者,他总是能找到文章的致命伤,或是能在啰里啰嗦的文卷中,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加以概括,我一直很欣赏他的那份本事。但是,这次他审查我的初稿时却出现了状况。连续的出差参加学术会议,完成他自己的书稿,审阅别人的书稿,已经耗费了不少精力。之后,当他看完我的书稿最后一章时,突然因劳累过度胃出血而住院,最后一章是在医院里看完的,这令我深深内疚和不安,幸好老天爷眷顾,一个多星期后他病愈出院,才除掉了我心头上的负罪感。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刻都为我国历史富有深厚的、沉淀的文化积累而震服,为先人跋涉的足迹所感动。现在看来,出国留学、派官员出国处理外交事务,均是正常的活动,但在闭关锁国的局限下,走出国门就需要勇气,我们的先人在知识准备不足,国内外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开始了解世界,与各国打交道,实在不容易。历史走到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晴空万里,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历史,因为那一幕幕的历史启迪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人奋发、催人向上,让我们牢记历史,放眼未来。

梁碧莹

2009年国庆节写于中山大学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