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以善用人为自己的强项，是必须的成功法则。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人尽其用，让你的事业难以有效地拓展开来。怎样用人呢？答案是：“用能人！”
胡雪岩的领导心智是：善待所有可用之人，用宽心容人之过，一旦看准可信之人就给他们放权。
1.把大局装在心中一个人不能没有大局观念，更不能在不起眼的地方拔不出来，而应看准大局，做出一番大事。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胡雪岩也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他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驾驭时局，胡雪岩正是驾驭时局的典范。一方面，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为其成功奠定了一个前提环境。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十八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不包括六百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十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九十二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奠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汉朝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守道、默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由而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了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事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可以看出，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时局有独到的把握和应对，这也直接决定着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2.真正把人才当人才
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一分钱一分货，用人也是一样。
胡雪岩收服人心的方法，除了以诚相待、信则不疑、用之不拘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财“买”才、以财揽才。他筹办阜康钱庄之初，急需一个得力的“档手”。经过考察，他决定让原大源钱庄的一般伙计刘庆生来担当此任。钱庄还没有开业，周转资金都没到位，胡雪岩就决定给刘庆生一年二百两银子的薪水，这还不包括年终的“花红”。而且，一经决定，他就预付刘庆生一年的薪水。当时住在杭州，保持每顿荤、素都有，冬夏绸、布皆备的生活水准，一个八口之家一个月吃、穿、住的全部花销也不过十两银子出头。不用说，一年二百两银子，实在是高薪延聘，连刘庆生都感到这实在是太慷慨了。
胡雪岩的这一慷慨，也着实厉害得很。
首先，它一下子打动了刘庆生的心。当他气派的将二百两银子的预付薪水拿出来的时候，刘庆生一下子便激动不已，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这意味着胡雪岩的慷慨一开始就让刘庆生心悦诚服了。
其次，胡雪岩的慷慨也一下子安定了刘庆生的心。正如胡雪岩为刘庆生打算的，有了这一年二百两银子，可以将留在家乡的高堂妻儿接来杭州，上可孝敬于父母，下可尽责于妻儿，这样也就再无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能倾尽全力照顾钱庄生意了。而且，手里有了钱，“心思可以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不用说，就是此一慷慨，胡雪岩便得到了个确实有能力，也的确是忠心耿耿的帮手，阜康钱庄的具体营运，他几乎可以完全放手了。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商人，在开辟一项新的业务，或做一项新的投资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大把的钱来，但在延揽人才上却做不到如胡雪岩一样的慷慨大方。这倒并不是完全因为这些人真如阿巴公似的吝啬，而是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看似合理的想法，比如他们认为人心并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与雇员之间的交往，只要待之以诚即可，不必在乎付酬的多少；再比如他们认为雇员报酬多寡应当以经营效益的好坏来定，所谓个人收益与经营效益挂钩，效益好雇员可以多得，效益不好雇员自然不该多得。
这些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运作中也确实会有收效。但往深处看，这其中却隐藏着极大的留不住人才的危机。要延揽人才、收服人心，待之以诚当然是必须的，但如何显示自己的诚意却大有文章可做。生意场上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和交往原则，不能简单地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照套，这是一个常识。用人于商场搏战就是用人给自己挣钱，别人可给你挣来大钱你却不肯付以重酬，你的诚意又何从显示？而以经营效益为付酬多寡的依据，则更是一种不能待人以诚的做法。因为第一，以效益好坏为付酬多寡的依据，实质上是以自己所得的多寡来决定别人所得的多寡，这本身就给人一种你仅仅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的印象，难以待人以诚；第二，经营效益的好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市场的好坏以及你作为老板决策的正确与否，都将是影响经营的直接原因。因此，以效益为付酬依据，不可避免地会将由不为人力所左右的客观因素或自己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转嫁到雇员身上，这也就更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待人以诚了。
胡雪岩招揽人才就从来是不惜出以重金，在他看来，以财揽才就如将钱买货，货好价必高，值得重金揽得的人也必是忠心而得力的人。他说用人和买物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话是糙点但理却不糙。同时，胡雪岩也从不以自己生意的赚赔来决定给自己手下人报酬的多寡，无论赚赔，即使自己所剩无几甚至吃“宕账”，该付出的也绝对是一分不少。比如他的第一笔丝生意做成之后，算下账来，该打点的打点出去，该分出的“花红”分出去之后，不仅自己为筹办钱庄所借款项无法还清，甚至还留下了新债务，就他自己来说，等于是白忙活了一场。但该给自己的帮手或合作伙伴古应春、郁四、尤五等的“花红”，仍是爽快付出，没有半点犹豫。胡雪岩在生意场上有极响的够交情的名声，无论黑道红道都把他看作是做事漂亮的场面人物，愿意帮他做事或与他合作，这与他的不惜重金礼聘、以财揽才是分不开的。
而且，更可贵的，胡雪岩在对人的问题上从来不吝惜钱财，显示出他对人的一种真正的尊重。比如胡雪岩的胡庆余堂设有“阳俸”、“阴俸”两种规矩。“阳俸”，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退休金。胡庆余堂上自“阿大”、档手，下到采买、药工以及站柜台的伙计，只要不是中途辞职或者被辞退，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后，仍由胡庆余堂发放原薪，直至去世。而所谓“阴俸”，则是胡庆余堂的雇员去世以后给他们家属的抚恤金。这当然是针对那些为胡庆余堂的生意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雇员。胡雪岩规定，这一部分雇员去世以后，他们在世时的薪金，以折扣的方式继续发放给他们的家属，直至这些家属们有能力维持与该雇员在世时相同的生活水平为止。如此优厚的待遇，胡雪岩的这些规矩，对于那些雇员们的影响，也就不问可知了。
我们通常说“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得金凤凰”。对于留住人才来说，道理却是一样的。
3.放手让下属去做
胡雪岩用人的三要是“要勤、要快，事情只管多做，做错了不要紧！有我在错不到哪里去了。”
阿珠的父亲老张在妻子和儿女的鼓动之下，接受胡雪岩的延聘，回到湖州开丝行。老张本来就是一个老实本分、没有经见过什么场面的人，回到湖州既不知道怎么打开局面，也不敢拉开架式，就连胡雪岩几番催促，要他赶紧寻找一间气派宽敞而临街的房子搬家的事，也一拖再拖，直到胡雪岩二下湖州，他们一家还住在地处偏僻深巷的狭窄老屋里。老张不肯搬家，一是考虑搬家是一件麻烦事，需要时日，二来更是因为怕搬家之后，架式拉大了，弄得轰轰烈烈，而自己却照应不来，以后难以收场，因而也下不了决心。胡雪岩就此开导老张，胡雪岩告诉他生意上的事，贵在勤、快二字，如今时日已在四月末，离开秤收丝没有几天了，更是要抓紧将该办的事尽快办好，不然就真的要误事了。事情只管多做，不要瞻前顾后、犹疑不定，也不必事事都等着东家来拿主意，想到了就自己做主去做就是了。“做错了不要紧！有我在错不到哪里去。”
胡雪岩的这番话虽然主要是在鼓励老张，其实也是他在用人上一直奉行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即放手使用、用而不疑。一般来说，除非是那些必须他拿主意的关系生意前途的重大决策，在一些具体的生意事务的运作上，胡雪岩总是放手让手下去做，决不随意干预。比如即使在阜康钱庄开办之初，当他认定自己延聘的钱庄档手刘庆生可以料理生意事务之后，也几乎是完全放手让他去做。他只是规定了几条大的原则，诸如只要是帮朝廷的忙，即使亏本的生意也可以做；放款要看对象，不能将款子放给到太平军占领的地方去做生意的商人等等。其他的事情，则全部由刘庆生自己做主。而生丝销洋庄的生意，他也差不多将找买主、谈价钱、签协约等一揽子事务都交给了古应春，而自己则把精力投入到刚刚开始的军火生意上，正是在第一桩生丝生意紧张运作的时候，他还好整以暇地到湖州为郁四解决家事问题，到苏州解决了松江漕帮与其他帮派的冲突。
从商务运作的角度看，放手让自己的帮手做主办事，其实是十分必要的。商场如战场，竞争激烈且瞬息万变，所有的机遇几乎都是稍纵即逝。因此，搏战于商场之上，就必须牢牢把握一个又一个的机遇。不能及时抓住机遇，要想获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用说，要抓住机遇，既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更要有果断的决策和迅速的行动。而要做到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也并非易事，它不仅要求决策者具有如此的素质，许多时候更需要那些手下人有敢于任事、创造性地开展具体事务运作的能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果那些伙计们光知道事事看老板的脸色、等着老板的指令来运作，而不能放开手脚发挥自己的能量，当老板的不仅会在事事躬亲的繁忙中累杀，而且必定会因为办事者的犹豫延误，放过许多可一不可再的机会。
而就识人用人而言，放心放手，实际上也是延揽人才、使对方诚心办事，且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将事情办得圆满的一个重要前提。生意场上，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当然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伙计的主要职责，就是圆满完成东家交给的任务。但这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仅仅只是发号施令与遵守服从的关系。伙计只有具备条件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才可以真正达到用人的目的。不用说，如果用而不能放手，被用的人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他的能量也就没有办法得以发挥，事实上他也不敢让自己的能量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人都需要有一种成就感，即使被雇佣时也不例外。而且，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是希望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才干，使自己能够在一种成就感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这样的人，如果不能放心放手地使用，以至于让他总觉得自己没有一点能够显示自己的能力的主动性，使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无法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想留住他诚心为自己办事，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是人才，往往都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放手用人，允许犯错误，使人才得到真正的锻炼，这是成功的商界中人必须遵循的规则。
4.能饶人，就饶人
胡雪岩在经营过程中，是非常注重“面子”的作用的。同样，他也十分注意维护别人的面子，一个人的信誉破坏了，对大家都不利。所以他坚持“得饶人处且饶人”。
胡雪岩出道的时候，就显出这种气度。王有龄用胡雪岩捐助的五百两银子捐官成功后，回到杭州，得知胡雪岩为此丢了饭碗，落拓不堪，他当时就要还上信和钱庄的五百两银子，为胡雪岩洗刷恶名。他弄清了借据的内容，利息算法，立即就在海运局支出六百两银子，要去了了这笔账。他穿上官服，吩咐跟班备轿，让人准备鸣锣喝道，要和胡雪岩一同前往。按他的想法，自然是要以自己的威风，为胡雪岩扬一扬名，顺便也替他出一口恶气。
但胡雪岩却拒绝了。他并没有得理不饶人，而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一想。他不去的理由很简单，信和钱庄的“大伙”就是当初将他开除出信和的张胖子。如果此时他和王有龄一同前往，势必让张胖子非常尴尬，大失面子。而如此张扬而去，传扬开来，张胖子在同行、在东家面前的面子也没有了。这是胡雪岩不愿意的事情。他不仅不与王有龄同去，而且还叮嘱王有龄捧信和几句，也不要告诉他们已经见到了胡雪岩。这使王有龄对胡雪岩的做法不禁赞叹道：“此人居心仁厚，至少手段漂亮。换了另一个人，像这样可以扬眉吐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弃？而他居然愿意委屈自己，保全别人的面子，好宽的度量！”
王有龄理解了胡雪岩的用心，单独去还这笔借款时，也做得漂亮。他特意换上便服，也不要鸣锣开道，且将官轿换成一顶小轿到了信和。由于信和当初就将这笔五百两银子的款子当作一笔收不回来的死账，因此他们也没把胡雪岩代王有龄写的借据当一回事，不知随便扔到哪里去了，此时王有龄来还钱，居然遍找不到。当钱庄张胖子将此情况据实相告之后，王有龄不仅没有为难他，而且二话没说，拿出该还的连本带息五百五十两银子，只要求对方写一个已经还清的笔据，至于原来的借据，以后找到，销毁就是了。
这一出了清旧账的戏确实“演”得漂亮。正像王有龄所想的那样，胡雪岩本来就受了冤枉，且不仅为此丢了面子，而且丢了饭碗，以至落魄潦倒到给人打零工维持生计。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洗刷恶名，换上一个人，大约真的不会肯白白放过这次为自己挣回面子，让自己扬眉吐气一回的机会。但胡雪岩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保全别人的面子，难怪王有龄会打心眼里佩服他：“好宽的度量！”
在对待吃里扒外的朱福年时，胡雪岩还是牢牢记住“饶人一条路，伤人一堵墙”的道理，使这件事处理得极为漂亮。
5.一定要善待可用之人
在没有竞争的压力、看不到利害攸关与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多安于现状，乐以忘忧，往往不知居安思危而危险自至，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不过，在胡雪岩身上就没有那么多的现成饭、平安果可吃了，因为他是商人，他要在市场的风险与竞争中谋求发展，他需要人才，也离不开人才的使用。因此，投到他的门下，就要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量。
谈生意，要动嘴；做生意，要动手；跑生意，要动腿。生意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操作性很强的事情，是智力才识的高度运用。没有良好的才识，在商业活动中是难以立足的。可以说，做生意既是才识的发挥，也是智力的竞争，对于经营者来说，重要的是能拥有为我所有、所用的一批各方面的人才。
胡雪岩以其天才般的眼光，认识到人才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因而不惜代价地挖掘、笼络人才。他眼里的人才，首先是要眼光好。所谓眼光好，就是能运用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敏锐地观察、捕捉信息，抓住机遇，大胆迅速地做出恰当的判断。只有如此，才能在充满风险、复杂多变的生意场中占据主动地位。但眼光手腕两个方面都做到家的人才是很难得的，正如“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除了要有高智商的良好素质外，还要久经沙场、见过世面，在商场的搏击中积累了经验，磨练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不凡身手，能处变不惊，反应敏捷，举重若轻，有运筹帷幄的本事。
要靠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人才，舍得花力气、花心思去实际考查，去为自己找到真正的人才，也就是要“看了人再用”。生意场上的竞争凭借的既是财力，更是人力，用人不当，受害的一定是自己。
胡雪岩在创业之初，就特别注意自己考查选用人才。而且，他对于人才的考查既细心周到，手法也很是不俗。比如他聘用刘庆生做自己阜康钱庄的“档手”，就很用了一点心思。刘庆生在跟了胡雪岩之前，只是大源钱庄一个站柜台的伙计，身份其实很低。胡雪岩本来就是杭州城里钱庄行当里的人，在聘用他之前，自然是认识他的。但也仅仅只是认识，实际并没有太多的了解，终归只是从表面印象感觉他是一个可造之才罢了，胡雪岩此时想要用他，自然要来一番考查。胡雪岩考查他的办法很别致，他知道刘庆生是余姚人，找来刘庆生之后，一开始只和他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地大谈余姚风物，又从余姚扯到宁波，由宁波扯到绍兴，闲扯了个把钟头，也没有进入正题，把刘庆生弄得云山雾罩莫名其妙甚至有些懊恼。好在他本来就有极坚忍的性情，也能够耐心地听胡雪岩“瞎扯”。其实，胡雪岩也正是以此考查刘庆生的忍耐力；然后借闲谈问刘庆生钱庄方面几个问题，以考查刘庆生临场应变与对本行的熟悉程度；似乎在不经意中还问到杭州城里钱庄的牌号，借此了解刘庆生的记忆与观察能力。刘庆生对答如流，显示出不凡的本事。经过这一番巧妙的考查，胡雪岩才最后断定此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眼光与能力，也才决定大胆予以使用。
胡雪岩确有一番收服人心，化敌为友的大本事，这是他能够纵横商场，把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的重要原因，这当然也确实是他的“大本钱”。
6.不会用人只能误事
用人要凭自己的眼光去看，不能只看面子，这是胡雪岩在选用生意帮手时十分注意的一个原则。
他对刘庆生的使用是如此，对阿珠父母即老张夫妻的使用也是如此。他自己出钱请老张下船到湖州开一家丝行，本来也有帮帮老张的意思。胡雪岩喜欢阿珠，甚至还动过娶她做小的念头，照说有这一层关系，也不必费心去考查了。但他还是经过一番周密考察才决定用他们，因为无论如何，湖州的丝行关系到他将要涉足的生丝生意的发展。胡雪岩通过问话，引老张之妻向他“侃”了一通养蚕、缫丝、茧丝买卖、蚕丝品种优劣等方面的情况，令胡雪岩开了眼界，觉得老张之妻虽是常人之妻，也有着不凡的见识。同时，胡雪岩不仅看出他们的能耐与眼光，也是本着他们的老实本分这一点的。有眼光、本事，但奸猾狡诈之徒，难以驾驭，易出问题。老实本分，才可靠，才能对自己竭尽全力。老实可靠，也是胡雪岩任用人才的一个前提。这才最后决定自己出钱，聘老张当老板。说是聘老张做老板，实际是老板娘主持生意。
“你看了人再用，不要光看人家的面子，人用得不好，受害的是自己。”这是胡雪岩让刘庆生为阜康钱庄物色帮手的时候嘱咐刘庆生的话。胡雪岩用刘庆生的时候，是着着实实看了再用的，而到刘庆生去找帮手时，他又如此嘱咐刘庆生，可见他对“看了人再用”是多么地重视。
阜康银号业务发达后，在通都大衢遍设分号，据陈代卿《慎节斋文存》记载，每当胡雪岩雇佣号友时，“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这样，一则使雇员专心致志，二则使他们感恩戴德，干起活来，自然更卖力。
企业内部员工的劳动态度、技术水平、熟练程度各不相同，如果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势必造成平庸而怠惰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才高而勤奋者不能脱颖而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建立一种赏罚分明以最有效地开发、利用人的才能和专长的竞争激励机制。在胡庆余堂，胡雪岩也通过行赏用罚进行有效的管理。他行赏罚以实绩为依据，处以公心，罚，不回避管理层，如前述辞退背后进谗的副档手；赏，不忘记普通药工。
工资收入、职位晋升是激励手段之一。当时，叶种德堂有个切药工业务上功夫过硬，人称“石板刨”，但因脾气耿直火暴而得罪人，在叶种德堂呆不下去了，经人介绍，来到胡庆余堂后，胡雪岩不但没因他有“牛脾气”而另眼相看，反而按能定赏，给“石板刨”高工资，还提拔他当了大料房的头儿。胡雪岩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刺头”，也不赏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人是有感情的社会动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石板刨”见驰名朝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竟如此器重自己这个在叶种德堂受气的小人物，怎不感其知遇之恩而加倍效力呢？
胡雪岩对有功者，特设“功劳股”，这是从盈利中抽出的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给对胡庆余堂有贡献的人。功劳股是永久性的，一直可以拿到本人去世为止。有位叫孙永康的年轻药工就曾获得此项奖励。有一次，胡庆余堂对面一排商店失火，火势迅速蔓延，眼看无情的火焰扑向胡庆余堂门前的两块金字招牌，孙永康毫不犹豫地用一桶冷水将全身淋湿，迅速冲进火场，抢出招牌，头发、眉毛都让火烧掉了。胡雪岩闻讯，立即当众宣布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
在旧时代，企业主为了拢住雇员的心，一般舍得施以小恩小惠，但唯利是图的本性又使他们大多有“吃我一餐，听我使唤”的心理，所以，当雇员年老体弱之后，业主普遍采取扫地出门的态度，任其冻饿不肯援手，而这会使在职人员心生前途渺茫、得过且过之感，因为眼下老弱者的下场就是他们将来生活的写照，胡雪岩正是看到这一点，设立了“阳俸”和“阴俸”。所谓阳俸，就像现在的退休金，发给老弱多病无法继续工作的人。而阴俸如同现在的遗属生活补助费，是职工死后，按照工龄长短发给其家属的生活费。当然。不是人人可得阳俸和阴俸，须以对胡庆余堂有过贡献为前提，含有论功授益的意义。虽然，阳俸、阴俸成了胡庆余堂不小的一笔开支，但收到了解除员工后顾之忧、促使人们争强好胜的客观效果，由此激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所转化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所支出金额。
需要指出的是，胡雪岩建立激励机制并不只限于物质刺激，他还用“仁术为本”、“造福冥冥”等精神因素来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用信任下级、赞赏先进、融洽关系等管理手段强化员工的能力、巩固他们的积极性。
由于胡雪岩主动关心员工的物质利益，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奖优惩劣、赏勤罚懒的激励制度，所以，胡庆余堂吸引了各种人才，像前面提到的“石板刨”从叶种德堂投到胡庆余堂门下后，从二十二岁一直干到七十七岁。整整为胡庆余堂效力五十五年！
我们常说钱要花在刀刃上。生意场上，得力而忠实的帮手其实可说是刃上之刃；为了招揽人才，当然更需要也更值得花钱了。
7.能容不容之人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一个人如果才识过人，必将令他人显得平庸，这种才识一旦付诸行动，就会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获得别人得不到的成绩，使得与别人的平衡关系被打破，造成与其同僚的不同，这样难免引起周围人的妒恨。平庸之人不会有什么作为，也不会对周围人的利益构成威胁，因而他是不会引起旁人的嫉妒的。
胡雪岩脑子中始终有一个观念：“不遭人妒是庸才”。反过来推理：遭到人们嫉妒的多是能干之人。因此，他选人的时候，并不限于别人对某一人才的评价，却对那些在别人口中颇遭非议的人物更加注意，因为他知道，成就大业之英才，往往是不见容于人。从这里也可看出他识别人才的简单有效的方法，也可以看出他不拘世俗、较之一般人远为宽阔的眼光。
胡雪岩的“不遭人妒是庸才”的人才观，首先就在他自己身上反映出来。胡雪岩从学徒做起，因办事利练，快速擢升，其锋芒之锐，当即引起了同事们的不安与嫉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在老板面前诋毁胡雪岩，说他如何如何办事无能，又如何如何欺上瞒下，总而言之，咬定胡雪岩是个心术不正的人。
这些谣言传到老板耳中，亏得老板也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他知道什么叫“行出于众，人必非之”的道理，对这些谣言也不大往心里去。
由此，胡雪岩得出结论：“不遭人妒是庸才”。
古应春是上海洋场的“通事”，也就是外语翻译。他一表人才，洋朋友多，对英国人尤其熟悉，英语翻译水平很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混迹洋场，却十分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对中国人内部的互相争斗、让洋人捡便宜的现象很不满。比如和胡雪岩一见面，他就讲了一件很让他不能平静的经历。有一回洋人开了两兵轮军火去下关贩卖，价钱都谈好了，就要成交时，有个中国人会洋文，跑去告诉洋人，说洪秀全的军队正急需洋枪火药，多的是金银珠宝。这样洋人就翻悔了，重新谈价，价格就涨了一倍多。直到此时，古应春心中还是恨意难消。他对胡雪岩说，中国人总是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恨洋人的，事事掣肘，怕洋人的，一味讨好，自己互相倾轧排挤，洋人脑筋快得很，有机可乘，决不会放过。这类人最可恶”。
胡雪岩从古应春的言谈态度中推知他必是遭同行倾轧排挤，有感而发。同时，他也正是从这里看出古应春是一个难得的可为自己所用的人才。不遭人妒是庸才，受倾轧排挤的，大致能干的居多。古应春的能干，胡雪岩从他的说话、见解就可以想见了。此意一定，胡雪岩就提出了与古应春合伙与洋人做生意的要求，惺惺惜惺惺，古应春自然也是十分乐意。此后胡雪岩与洋人做军火交易，比如同英商哈德逊谈判，以合适的价格及时地买到两百支枪、一万发子药；生丝销洋庄，比如第一笔几万包丝在上海卖给洋人、一举赚得十几万两银子，古应春都功不可没。
一次，胡雪岩私自把钱庄的钱借与王有龄。事情传开之后，老板又气又恨，按规矩，出了这种事，肯定是把胡雪岩赶出“信和”，毫无言语可讲，但老板想到胡雪岩是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又于心不忍。
这时，钱庄的伙计可不依了，平素他们恨透胡雪岩，却苦于无机会施以报复，如今遇此良机，他们怎肯放过？于是成天在老板面前怂恿，说胡雪岩如此无法无天，这次不把他赶出钱庄，说不定会留下后患，要是别的伙计也竞相效仿，那钱庄还不得早晚关门？
老板一听，知道胡雪岩犯了众怒，自己即便有心留他下来，只怕他以后的日子也难过。于是狠下心来，把胡雪岩赶出了“信和”。胡氏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便是失于“人妒”之中。
然而后来又怎样呢？胡雪岩跟随王有龄，控制了浙江海运，赚了数十万的银子，他们把这笔钱不存在别人那里，而偏偏存在“信和”，信和老板这时才发觉自己干了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虽然自己当时已知胡氏是个人才，却碍于众人的非议，不敢把他留下来，如今看他短短几年之内，竟然拥有万贯家财，自己真是有眼无珠呀。始知遭人妒者，才是英才。
而胡雪岩尚未创业之时资助王有龄，也是出于这种观念。王氏一介书生，科试不第，捐官无路以至于穷困潦倒，却不肯放下读书人的志节与骨气，遂遭市井人耻笑。惟胡氏不以人短而非之，他看出王有龄“骨相清奇，必富贵相”，将来必将有所作为，是以不顾别人的非议，冒险赠金，事实证明胡氏的判断正确无误，王有龄得此资助终于发迹，而胡氏也终于由此踏上发财致富之坦途。
因此，胡氏发迹后，用人时，特别注意“不遭人妒是庸才”这一句话，为自己，也为别人发现了许多人才。
王有龄在湖州府上时，统辖的一个县城发生了民变，乱民杀了县官，攻占了县城，竖起大旗，自称“无敌大王”。消息传到湖州，王有龄大为恼火，召集幕僚，征询办法，手下幕僚大都言剿。王有龄也支持这种意见。
然而手下有个叫司马松的幕士却反对这种办法。他认为，如今官兵久不训练，不知拼杀之事，乱军风头正劲，不与之相争才是上策。否则，一旦官兵失败，只怕四处的乱民都会响应，况且民乱事出有因，当以“抚”字为上，既可安抚民生，也可平定民乱。
司马松这个人平素寡言少语，又贪小便宜，衣着服饰乱七八糟，很叫同僚看不起，王有龄也有些烦他，只因他是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来的，才没把他辞掉。本来平日在他人眼里，司马松便是一个不可造之才，无足轻重，今日见他未出兵便先言败字，很是气恼，不予理睬，派了个营官领了一千人马去镇压乱军。
事情果然不出司马松所料，一千官兵在半途便中了埋伏，死伤大半，别处的饥民见官兵如此不堪一击，便也纷纷起来闹事，响应“无敌大王”。
王有龄大惊失色，召集众幕僚，再商对策，众幕士说来说去，都没找出个好主意，而欲寻司马松，却发现人已不见，告假养病在家，请之不去。
胡雪岩听完王有龄的叙述后，认定司马松就是平乱所需的英才。他解释，司马松面相端正，属善良忠直之辈，眉间英气凝聚，有传世之才，行动愚钝，大智若愚，不表于色，心计必定极深沉。他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那日献计用抚不用剿，确实为计深远，非一般人所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平素藏而不露，到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大展才智，才是中用之人，其所以隐忍不发，不愿为王氏效命，是因为王有龄以寻常眼光对之，未发现这一人才而已。
事实上，司马松命中多难，他是个遗腹子，未出生爹便死了，全靠他母亲把他辛辛苦苦养大，后来又替他娶妻。谁知他老母又一病不起，过了几年，妻子留下几个儿女，跟他人私奔了。这下，司马松简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既照顾老母，又要照顾孩子，欠了债不计其数。有位朋友见他可怜，便通过种种关系把他介绍到王有龄的衙门，一直不受重视，颇有怀才不遇之感，这一次他给王有龄出计献策，王有龄刚愎自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使他大为恼怒。
胡雪岩了解这一切之后，特地登门拜访，为司马松还清旧债，驱去债主。临走又留下五百两银票，以备司马松日常开支。
归后，胡雪岩见到王有龄，将司马松之困窘备说详细，又劝王夫人以养婢赠与司马松为续弦。
这一切令司马松感激涕零，翌日前来拜谢，胡雪岩便把王有龄的意思告诉他，司马松一听，也不多说，主动要求去与乱民谈和。
司马松果然厉害，舌战乱民，很快就瓦解了乱民的斗志，乱民各自散去。王有龄闻讯大喜，奏明朝廷，朝廷念司马松有功，令他就在民变的县城就任县令。司马松在任上，治理有方，很快就把人心平定，生产发展上去，一时间政通人和。
此时王有龄才意识到：“司马松素日在同僚中倍遭非议，原来果真是奇才！”
胡雪岩不以人非而非，独具慧眼证实了他“不遭人妒是庸才”的人才观的高明。
8.大胆放手，绝对放心
胡雪岩作为一名在市场的风险与竞争中谋求发展的商人，他需要人才，也离不开人才的使用。事实上，胡雪岩特别善于调动自己手下人才的积极性，尽可能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能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用人上，确实有许多奇计，而这“奇计”之一，就是对下属给予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商场如战场，竞争激烈，危机四伏，机遇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及时抓住机遇，事后悔之晚矣。要抓住机遇，就要动用运用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敏锐地判断，果断地决策，迅速地行动，以高效率的工作占领生意场上的有利山头。但这种高效率的取得，并非易事，除去才识眼光的因素，还存在心理素质的问题。就老板而言，要冒蚀本破产的风险；对伙计来说，不能不看老板的脸色、考虑老板的愿望来行事。老板伙计各有顾虑。这是一般的常情。但如此一来便会放不开手脚，也便容易失去许多很好的机会。所以，作为老板，就要给予下属充分的授权，让他们能独立发挥自己的能力。
胡雪岩与众不同，他敢于开拓，敢于出奇招，做常人不敢想、不敢做的生意，而且他谋事周到，对生意中的各个环节、各个节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认真考虑推敲一番，因而往往能出奇制胜，大获其利。一旦看准了，便大胆果断地行动，是胡雪岩的作用。然而光有他一个人的高效率是不行的。他还必须带出一批人，这批人的工作要能与他的作风相适应、相一致，能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独当一面，具有独立判断决策的能力，并能迅速付诸行动。胡雪岩用人上一直信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放手使用、用而不疑。
一般来说，除非是那些必须他拿主意的关系生意前途的重大决策，在一些具体的生意事务的运作上，胡雪岩总是放手让手下去做，决不随意干预。在阜康钱庄开办之初，当他认定自己延聘的钱庄档手刘庆生可以料理生意事务之后，也几乎是完全放手让他去做。他只是规定了几条大的原则，诸如只要是帮朝廷的忙，即使亏本的生意也可以做；放款要看对象等等。其他的事情，则全部由刘庆生自己做主，具体事务放手让他去做，决不随意干预。刘庆生果断认销二万“官票”就是一例。“官票”是朝廷新发行的纸钞，目的是购粮征饷镇压太平天国。“官票”的发行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使自身贬值。但朝廷、衙门强行向杭州各钱庄派销价值二十五万两银子的官票。三十三家小同行、包括阜康在内的九家大同行在一起议论此事，各钱庄纷纷叫苦、推诿，不满意于先缴六成现款、其余四成两个月后缴清的派销条件，主张用多少、缴多少。而刘庆生此前已与胡雪岩谈过关于官票的事情，胡雪岩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但告诉了他自己做生意的一个宗旨，即只要能帮朝廷的忙，即使赔本买卖也做。有这一个宗旨，刘庆生也就放开了，首先主动为阜康钱庄认销值二万两的官票。这一行动，使阜康这块招牌，在官厅、在同行中，立刻就很响亮了。胡雪岩得知也极是高兴，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将钱庄的生意交给刘庆生了。这就是他用人不疑的结果。
不仅如此，至于生丝销洋庄的生意，他也差不多将找买主、谈价钱、签协约等一揽子事务都交给了古应春，而自己则把精力投入到刚刚开始的军火生意上，正是在第一桩生丝生意紧张运作的时候，他好整以暇地到湖州为郁四解决家事。
从商务运作的角度看，放手让自己的帮手做主办事，其实是十分必要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果那些伙计们光知道事事看老板的脸色，等着老板的指令来运作，而不能放开手脚发挥自己的能量，当老板的不仅会在事事躬亲的繁忙中累杀，而且必定会因办事者的犹豫延误，放过许多不可再来的机会。
放心放手，用而不疑，也是招揽人才，使对方诚心办事，且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将事情办得圆满的一个重要原则。生意场上，老板和伙计的关系当然是“东家”与雇员的关系，伙计的主要职责就是圆满地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但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并不意味仅仅只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伙计只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才可以真正达到要用人的目的。不用说，如果用而不能放手，被用的人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他的能量也就没有办法得以发挥，也不敢让自己发挥。更重要的是，人都需要有一种成就感，即使被雇佣时也不例外。而且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是希望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才干，使自己在一种成就感中获得心理满足。这样的人，如果不能放心放手加以使用，他的才干无法得以发挥，要想留住他诚心为自己办事，也是不可能的。
在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他更懂得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必要；而在现代社会，现代人更加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对人才的充分信任与尊重，比直接的物质奖励更加有价值。同时，信息的瞬息万变也决定了下属独立决策的必要性。因此，能否对手下员工做到放手使用，用人不疑，是今天的老板们能否得到才智之士的重要因素。
9.以情动人最管用
胡雪岩对下属的管理，不仅仅是物质鼓励，更多的是感情投资。他深知“得人心”的重要，对下属总是设身处地地关心照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祸福同当。他曾对手下的人说过：“我请你们帮我的忙，自然当你们一家人看，祸福同当，把生意做好了，大家都有好处。”
他非常注意对自己下属的感情投资，他全心帮助郁四处理家务，他细心筹划玉成古应春和七姑奶奶的婚事，他撮合阿珠姑娘与“小和尚”的姻缘，他为漕帮解决困难……所有这些，都是在做感情投资。而这些感情投资收回的“利润”，便是他有了这一大批眼光手腕都相当不错的人全心全意地帮他。
胡雪岩深深懂得，要得到真正的杰出之士，只凭借钱是不能成事的，关键在于“情”“义”二字，要用情来打动他们。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法，为朋友王有龄追揽了一名得力的助手嵇鹤龄。
却说王有龄做官以来事事顺利，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接手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任务。新城有个和尚，公然聚众抗粮，抚台黄宗汉要王有龄带兵剿办。然而新城民风强悍，吃软不吃硬，如果带了兵去，说不定会激起民变。候补州县里有个叫嵇鹤龄的，主张“先抚后剿”，主意很是不错，但是他恃才傲物，不愿替别人去当这送命的差使。尽管嵇鹤龄穷得叮当响，可是他就是不谈钱，不哭穷。胡雪岩自觉非说动嵇鹤龄不可。刚好嵇鹤龄新近悼亡妻，于是胡雪岩穿上袍褂，戴上水晶顶子大帽，坐上轿子，带上随从，径直前往拜访。
胡雪岩找到嵇鹤龄的家，声称来拜亡人，要嵇鹤龄出见。无奈嵇鹤龄以素昧平生为由，拒不出见。
站在庭院里的胡雪岩早已料到嵇鹤龄会采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但他还准备着一步棋。只见他款步走到灵堂前，捧起家人刚才点燃的香，毕恭毕敬地行起礼来。这一招确实够厉害的，因为依照礼仪规矩，客人行礼，主人必须还之以礼。嵇鹤龄无奈，只好出来，请胡雪岩入室相坐。
待一坐下来，胡雪岩便展开了他那练就得炉火纯青的嘴皮功夫，说了一阵恭维、仰慕之类的话。嵇鹤龄听了这些话，清高的傲气也就消减了一半。
“嵇兄，还有点小东西，是王大人托我面交给你的，请笑纳。”说着，胡雪岩掏出了个信封，递了过去。
嵇鹤龄接过信封，掏出来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叠借据和当票底根，只是上面盖着“注销”的印戳，或写着“作废”二字，不是废纸，又是什么呢？
原来这些都是胡雪岩通过自己在钱庄、当铺的熟人做的手脚，给嵇鹤龄取出来的。
嵇鹤龄被胡雪岩的言谈和举动所打动，言语之间也就缓和下来了。
嵇鹤龄知道胡雪岩是王有龄倚重的人，刚刚见到他时还心生戒备，但在胡雪岩这一番事情做完之后，不仅戒备防范之心尽数解除，相反还对胡雪岩生出一种由衷的佩服。
此刻日已近午，胡雪岩便请嵇鹤龄出去摆一碗。嵇鹤龄家中没有内助，四处杂乱无章，凌乱不堪，只好主随客便。于是进屋换了布衫，和胡雪岩携手出门了。
数日后，嵇鹤龄在王有龄的安排下，亲赴新城，结果不负众望，大功告成。他协同地方绅士，设计擒获首要各犯，解送到杭州审讯法办。抚台黄宗汉已经出奏了保案，为有功人员请奖。只是作为首功之士的嵇鹤龄却只给了一个明保。胡雪岩深知其中有鬼，回去封了两万银票给黄宗汉的老家汇去。然后通知王有龄可以去见抚台了。抚台当面答应王有龄调任后的浙江海运局差使，由嵇鹤龄接任。事情至此，一个本来难解的难题终于成了皆大欢喜的局面。
可以看出，胡雪岩用非常高明的手段收服了嵇鹤龄。他的做法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从感情上打动嵇鹤龄。嵇鹤龄丧妻未久，除不多的几个气味相投的知己朋友之外，还没有多少人来吊唁，胡雪岩对于他的亡妻的真诚祭典，以及由此见出的对于嵇鹤龄中年丧妻的不幸的同情，一下子就打动了他。第二，帮在实处。嵇鹤龄一直没有得到过实缺，落魄到靠着典当过活的地步。帮在实处，便见真情，使嵇鹤龄更没有理由不感动。而且，更绝的是，胡雪岩知道嵇鹤龄有一种读书人的清高，极要面子，是决不肯无端接受自己的馈赠的，因此，他为嵇鹤龄赎回典当的物品，用的是嵇鹤龄自己的名号，并且言明，赎款只是暂借，以后嵇鹤龄有钱归还时，他也接受。这样，不仅为嵇鹤龄解决了实际的困难，而且也为他争回、保住了面子。有此两端，我们也就难怪嵇鹤龄这样一个十分傲气的读书人，会对胡雪岩这一介商人的行事作为刮目相看了。十六不动声色却有震撼力十六、不动声色却有震撼力领导管理时要有喜怒不形于色的控制力，千万不可随意爆发自己的火气。这就是说，以一种不动声色、舍而不露的心智运筹自己的计划是一种求稳式管理手段。
慈禧的领导心智是：尽量多考虑大小难题，采取多种手段稳固自己。
1.坐在背后操纵人“双簧戏”的特点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一动一说，配合协调。假如坐在背后的那个人不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去说，前面动的人就会乱了手脚。这种方法用在操纵对手方面则可称之为“背后术”。
慈禧“休息”后，住进颐和园静心养性表面上不问国政，实则光绪帝在朝廷用人行政上，仍随时禀承慈禧太后，不敢稍加违抗，其“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
光绪帝的大婚，朝廷上下热闹了一阵子，大礼将成，光绪帝亲政的日子也就到了。1889年3月3日，光绪帝大婚后的第五天，行朝见礼，光绪帝在朝堂上接受了文武大臣的庆贺。3月4日，光绪帝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在慈宁宫接受光绪帝率群臣三跪九叩礼，光绪帝很快还宫，旋即又出御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随后，光绪帝再御太和殿，乐作，皇帝升座；乐止，鸣鞭三；王公百官行礼，并宣诏颁行天下。
从这一天起，光绪帝正式开始了亲政。在光绪帝亲政后的第一个诏书里，他提到：以后遇到重大事情，仍要请示慈禧太后懿旨。就在宣布亲政的当天，光绪帝当着众王公大臣的面向慈禧太后宣誓：亲政之后，谋国行事都“率由旧章”，决不更改以往颁行的章程。慈禧太后是有心人，她记住了光绪帝的这些话，这为她以后干预朝政和教训光绪帝找到了借口。
慈禧太后宣布“休息”之后，开始住进颐和园以颐养天年。早在1888年的5月起，慈禧太后便开始断断续续地住在颐和园了，光绪帝婚后，慈禧太后先在宫内住了一段时间，不久之后便移居颐和园，游山玩水，并常召梨园戏班入颐和园演戏娱乐。但清王朝的行政大权仍然被慈禧太后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光绪仍是处于无权地位。
戌戍变法时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见袁世凯，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荣禄把这两件事均密告慈禧，慈禧态度大变，加紧为发动政变做准备了。
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时，已被慈禧严密监视，袁世凯进言：“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光绪帝“为动容”。但是一言没发。
袁世凯退下后急忙回津，到天津时已是黄昏，直奔荣禄府第，谒荣禄，迫不及待地尽泄内情。荣禄当夜电告慈禧。慈禧勃然大怒，于翌晨匆匆返宫。召光绪帝愤怒地斥责道：“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高声地骂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这一天，即八月初六日，慈禧御便殿召庆王奕、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这些王公大臣跪于案右。光绪帝跪于案左。同时设竹杖于座前。
慈禧疾声厉色地讯问光绪帝：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皇帝战栗不已，不知所对。
慈禧把如剑的目光转向跪在地上的王公大臣们。看着这一群老迈昏愦的亲信，她气不打一处来，怒气冲冲地训斥道：
“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易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察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唯恐有奸人蛊，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必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
王公大臣们匍匐在地，默默承受，不敢应对。
慈禧又把犀利的目光移向了皇帝，恶狠狠地质问道：
“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
一言不发的皇帝觉得应该做点申辩，便战战兢兢地说：
“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竟敢申辩，嚣张已极！慈禧益发愤怒，声音更加冷厉地说：
“难道祖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皇帝吓得魂飞天外，只顾战抖，不知如何应对。
慈禧穷追不舍，厉声问道：
“汝知之乎？抑同谋乎？”
皇帝听不太清，又不敢问，又不能不答，便胡乱地答道：
“知道。”
慈禧不依不饶：
“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帝随口应道：
“拿杀。”
这其实是一场不准辩白的审判。法官是慈禧，罪犯是光绪帝。
当天，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谕旨，昭示朝廷内外，慈禧实行“训政”。旨曰：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同日，又发谕旨，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旨曰：
“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八月初七日，慈禧又单独审问皇帝一次。
八月初八日，光绪帝率百官在勤政殿恭贺慈禧训政。慈禧又把勤政殿变成了审判庭。这一次，慈禧变了招数，让群臣质讯皇帝，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被告，威风扫地。慈禧将从皇帝书房中及康有为寓所中查抄的奏章、说帖等件，命群臣质询，逐条审讯。其中有杨锐、林旭依据皇帝的旨意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的信函，慈禧大怒，追问皇帝。皇帝不敢承认，推托说这是杨锐的主意，与己无涉。慈禧又追问围园弑母之谋，皇帝推到了康有为、谭嗣同身上。慈禧极为愤恨，当即下旨，捉拿维新党人。旨曰：
“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
同时禁皇帝于瀛台。瀛台，位于北京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之一的南海。四面环水，北架一桥以通往来。瀛台多树，主体建筑涵元殿位于瀛台的中心。瀛台本是皇室避暑和游览的胜地，但自此以后却变成了囚禁光绪帝的囹圄。光绪帝除了每天被拉去早朝外，便不得自由出入了。慈禧把原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一律撤走看押，另派其心腹太监二十余名监视皇帝。皇帝成了被软禁的囚徒。
慈禧以训政之名，行亲政之实。形式上太后与皇帝并排坐着，像二位君主。但奏对时，皇帝不许说话。有时太后示意皇帝说话，他才勉强说上一、二句。光绪帝成了真正的木偶。这次第二次训政，实则是慈禧太后的第三次垂帘。
2.拿出狠招治人治心
治人不可丢“准”、“狠”两字，这样才能惩一儆百。
慈禧虽然取得了最高领导权，但面对的却是一个烂摊子，为摧毁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慈禧斩杀了何桂清，以明官纪。
何桂清，云南昆明人，道光进士。历任编修、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等官职。
1859年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军务张国梁所统率的江南大营以长墙围困天京，天京危急万状。1860年1月底，李秀成仿效围魏救赵故智，决定采用奇袭杭、湖，然后回师反攻江南大营的战略，以解天京之围。1860年5月5日江南大营全军溃败，天京解围。和春、张国梁俱死。常州是两江总督何桂清住所，他在此专主饷事，拥兵自卫，坐视不救。陈玉成部欲攻常州，何桂清见大事不好，企图逃走。这时，江苏按察使查文经、江苏布政使薛焕、江南盐巡道英禄、江南粮道王朝纶猜摸何桂清心理联衔禀请退保苏州。这实质是“显系见事已危急，意在同逃”。何桂清得禀大喜，这下子可有了堂而皇之逃跑的理由了。他即想逃往苏州。
在逃跑前，他先把父亲和两妾秘密送往通州，然后张榜禁止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听说何桂清要逃跑，绅民耆老数百人，当晚手执香烛赴辕门跪请留常。次日，何桂清亲率部队将逃，绅民顶香跪留者很多。何桂清出不去，“何师怒，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
何桂清逃向苏州，苏州巡抚徐有壬不让进城，并上疏奏劾何桂清。咸丰帝大怒，谕旨将何桂清革职拿问，解京严审。何桂清走常熟，常熟也不纳。后来他声言借兵助剿，逃到上海。咸丰帝上谕将何桂清褫职逮问，但是一拖两年而没有办成。主要原因是咸丰帝北狩和辛酉政变，最高领导者无暇过问此事。
现在政变已大功告成，慈禧太后一再强调整饬政纪，严肃官常。在此情况下，何桂清一案又被提起。
当时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都是何桂清的旧时属吏，因何桂清的举荐才达到今天的地步，所以都极力包庇何桂清。他们合疏上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罪”，但言官不饶。给事中郭祥瑞、卞宝第等上疏，追究何桂清罪责。慈禧太后下令于同治元年（1862）五月将何桂清逮入刑部狱。
入狱之后围绕着如何处治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负责总办秋审的刑部直隶司郎中余光绰是常州人，对何桂清十分愤恨，而他恰好负责此案。他认为仅依据“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是不够的，又加上何桂清击杀执香跪拜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拟斩立决。此议一出，上谕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讨论，讨论结果同意刑部决定。这样看来，是可以定罪了。
不曾想，突又发一上谕：“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是有意为何桂清网开一面，抑或是就杀一大臣事，意在引起一场争论，以便造成更大的震动，产生更大的影响？
既然上谕命再议，有人就以为是想为何桂清减刑，便乘机为何桂清翻案。或一人自为一疏，或数人合为一疏，共约十七人上疏为何桂清申辩。其中职务最高、资格最老的是大学士、礼部尚书祁藻。他援引嘉庆帝谕旨：“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作为理由，意在为何桂清开脱。其他如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佑、陈廷经、许其光、李培佑等都纷纷上疏为之求情。一时形成了一个较强大的声势。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私交甚厚，有的是不明是非，有的是兔死狐悲，有的是见风使舵。
面对着这股狂风，御史卞宝第不听邪，独上疏抗论。他针对老臣祁藻疏，痛加驳斥。他认为，道光年间提督余步云、咸丰年间巡抚青麟都是以失陷疆土而被处决的，那时你身为军机大臣为什么一言不发，而单对何桂清如此偏爱，究竟是为什么？卞宝第的上疏传下来，闻者皆以为快。当时太常寺卿李棠阶又上一密疏：“刑常大政，不可为谬议所挠。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振作中兴将士之气？”
这道密折对慈禧和奕影响很大，使他们下定决心要处决何桂清。
但是何桂清申辩，说他之所以从常州逃到苏州，是因为江苏的司道要求他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他引出薛焕等四人禀牍为佐证。这是何桂清能捞到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了。
慈禧和奕表现出了很大的耐性。慈禧太后通过同治帝之口又发下上谕，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曾国藩很快上疏道：“苏常失陷，卷宗无存。司道请移之禀，无容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衡。”这就明确表明他是赞成重治何桂清的。
听了双方的意见之后，慈禧太后经同治帝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862年12月12日）发布谕旨：“向来停止勾决年份遇有情罪重大之犯，例由刑部开具事由，另行奏闻，请旨正法。乾隆年间，屡奉谕旨，如三十六年，系停勾年份，而官犯王钲等罪无可逭，即予正法。正案可稽。本日刑部具题朝审情实官犯一本内，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犯，自常州节节退避，辗转逃生，致苏常等郡全行沦陷。迨奉文宗咸皇帝严旨拿解来京，犹敢避匿迁延，迟至两年，始行到部。朝廷刑赏，一秉大公。因廷臣会议，互有异同。酌中定议，将该犯比照带兵大员失陷城寨本律，予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已属法外之仁。今已秋后届期，若因停勾之年，再行停缓，致情罪重大之犯，久稽显戮，何以肃刑章而示炯戒？且何以谢死事诸臣暨江南亿万生灵于地下？何桂清著即行处决。派大学士管理刑部周祖培、尚书绵森，即日监视行刑。”
这个上谕清楚地说明了何桂清犯的是弃城逃跑罪，此点是明确无误的了。另一条罪状是避匿二年之久。大臣会议意见不一致，后来采取了折中意见，即斩监候，秋后处决。本来这一年正是停勾之年，有的人幻想可以再缓一缓。但慈禧太后决定立即斩掉何桂清，以明官纪。颁下谕旨，于同一天杀了封疆大吏何桂清。
有人认为，慈禧杀何桂清是为了翦除奕的羽翼，并说，何桂清同奕的岳父桂良早就“拉上了关系”，因此，奕才照顾何桂清。其实，军机大臣桂良也是主张杀何桂清的，而且更坚决，他的意见是斩立决。在处决何桂清问题上，看不出慈禧同奕有明显的分歧。
3.大动作产生大效果
大动作可以产生大效果。
甲申易枢后，慈禧占尽便宜，却骂起盛昱，说他“利口覆邦”，欲加慈治，慈禧的这一动作非同小可。
一天，慈禧太后又颁发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就组成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的军机处。因此次变动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或“甲申朝局之变”。
在发布上述决定的同时，慈禧又发一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这就是说，醇亲王奕成了幕后首席军机大臣。
盛昱上折的本意，认为军机处有错误，但请求给以处罚，而不是要求撤职的。此外，从题目上说是全面评论军机处，而实际锋芒主要是指向李鸿藻的，批评他听信张佩纶的话而保荐唐炯和徐延旭，才导致越南战场的溃败。
现在盛昱看到慈禧利用自己的奏折，将军机大臣全班尽撤，并撤去恭亲王奕的一切职事，大非自己的本意。后来，他又得知新班底由礼亲王世铎为领袖，其余军机大臣为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他将新旧对比，认为新军机人选远不如原军机。于是又上一封奏折，专为恭亲王奕开脱，请慈禧格外开恩予以录用，但作为陪衬，也拉上了李鸿藻。
慈禧见到盛昱的奏折后，大骂盛昱，说他“利口覆邦，欲使官家不任一人”。将奏折撕裂，掷于地上，十天后，御史丁振铎又上疏历陈往事，企图说动慈禧回心转意。
同日还有庆亲王奕的上疏。奕被罢黜后，他的职权分别由世铎和奕担任。奕自认无论在才力和资望各方面都无法与奕相比，同时也认为礼亲王世铎也无法与奕相比。慈禧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也不公开奏折。
军机处的改组完成之后，慈禧又对部院大臣进行了调整。李鸿藻的吏部尚书一职由礼部尚书徐桐接任，礼部尚书由左都御史毕道远接任，景廉的兵部尚书一职由理藩院尚书乌拉喜崇阿接任，理藩院尚书由左都御史廷照接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则由吏部左侍郎昆冈、祁世长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由贝勒奕管理，内阁学士周德润、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后亦在总理衙门行走。此外对八旗都统也都做了更动。
慈禧在不到半月的时间内，大规模改组政府，完成了清廷最高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
4.急需一批挽救危险的人才人才之多少，直接决定一个集团的内部力量有多大。凡不重视人才的，都会产生内部疲乏的现象，也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相反，敢于重用人才，就能强化一个集团与人较量的实力。
慈禧推出一系列新政，开始重视人才，认识到了“欲振兴中国，挽救危难，人才是亟需的”。这是以人才为政事之本。
在慈禧太后的旨意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官制
1901年7月，清政府应帝国主义的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为适应新政的需要，1903年设立练兵处，1905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来改为民政部），在此之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等多余的衙门。
从唐代沿袭下来的传统的六部建制到这里完全的瓦解了。但是这种裁旧衙门、添新衙门的做法丝毫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有革除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种种弊端，整顿吏治则流于一纸空文。
第二，改革兵制
1901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武举，命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并且决定裁减20%到30%的绿营兵和防勇，建立按照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人的训练方法、使用洋枪洋炮的常备军。1902年，继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练好北洋常备军一镇，大约有一万二千五百人，张之洞也练好湖北常备军七千人，成为全国练兵的样板。
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后来还制定了按照省份分配的办法。但是除了袁世凯编成的北洋陆军六镇外，各省由于财力物力的限制，大部分没有完成，直到清朝灭亡，总共练成十四镇多一些。
这些新编的常备军泛称为新军。由于新军军官多选用国内外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对士兵要求有某些文化知识，从而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准备了某些条件，最终使新军成为一支反清的力量，这是慈禧太后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三，改革学制
主要包括停止科举、设立学堂、奖励留学三项内容。学堂是培养人才之地，欲振兴中国，挽救危局，人才是亟需的。所以对兴办学堂，慈禧给予了高度重视。她认为“人才为政事之本”，“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
在此思想指导下，她又积极地颁令实办。京师为四方注目之重心，故此必须先行一步，表率全国。所以慈禧指出“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为此，特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其“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张百熙就任后，积极筹划，未及月余，便上呈了他的办学意见。
即一为预定办法，其办法是将学习内容分为两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隶艺科。”为了速出人才，他认为应推行“速成教育法”，即“于预备科之外，再设速成一科，速成科亦分二门，一曰仕学馆，一曰师范馆”。
二为附设译局，他认为“欲求中国经史政治诸学，非藏书阁不足以探讨之资，欲知西国政治工商等情，非译书局不足以广见闻”。因此建议，“惟欲随时采买西书刷印译本，更宜设分局于上海”。
三为广购书籍仪器。四为宽筹经费等。对此建议，慈禧明确批示：“著及认真举办，切实奉行。”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推行后，致使京师大学堂无论从规模、学制、质量上均较前有大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
在整顿兴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地方学堂也次第兴办。1901年8月，清廷明谕全国：“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
既有京师大学堂做表率，又有政府为督办，至1905年，不仅京师大学堂卓见成效，而且“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达数万所之多。在此基础上，清廷又设了学部“以资重率而专责成”。
新政初行，人才亟需，这是科举制度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1902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明令全国：“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此谕颁出不久，又有新诏：“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会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剽窃。”为了堵住科举选仕之路，慈禧又规定：“自明年（1903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常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这样，仕官之途不再是科举，而是由学堂肄业。至此为止，自隋朝以来一千余年的科举制被正式废止了。
第四，兴办商务、矿务事业
慈禧新政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兴办商务、矿务。商务、矿务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清政府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兴办商务、矿务尤显重要。因此，慈禧对此较为重视。在责令各地实力兴办商务、矿务的同时，又于1903年成立商部，加强对商务、矿务的领导。
随后又由商部陆续制订颁发了许多有关商务的章程，使商务、矿务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四川的商务与矿务就有较为突出的成就。1899年四川就已奏准设立了商务局，招商开办商务，然而“因风气未开，商情不免顿阻”，至1900年以后，经实力兴办，方有“矿务大兴”局面的出现。仅煤矿一项，如重庆、邛州、泸州、隆昌各煤矿陆续开办。商务更有发展，如仅商务局下设的白蜡公司一家，“计两年四个月共收解银五万六千余两，较前增至十余倍”。重庆仿西方之法造烟卷，“大批运销上海”，所制洋蜡“颇能合用，若更精益求精，当可抵制洋货”。全国其余各地，商务、矿务兴办且有成效者不乏事例。十七没有人才，难以抗衡对手十七、没有人才，难以抗衡对手在各种竞争和较量中，人才总是第一位的。“没有人才，即没有抗衡力”，这是任何领导都应当须知的管理之道；特别在真正的关键场合，谁拥有更多的人才，谁就会占得主动，这也是任何领导都应当须知的。
李鸿章的领导心智是：最大限度地训练人才，以便强化将来竞争之力。
1.强化自己的应对实力领导要在关键时候，强化自己的应对实力，否则就会减少自己的强势。这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关键，当然，也是不能被占略了。李鸿章就在这一点是有较强的势力，因为他深知“内力之强是实力之最大保证”。
建立海军，加强海防建设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李鸿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实现军事“自强”的一项重要内容。1874年春，日本派兵3000人，突然在台湾南部登陆。清政府因海防空虚，不敢抵抗，只好接受西方列强的“调停”，赔银50万两以换取日本撤兵。由于这一可耻的妥协，引起全国上下对海防的关注，一时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迭起。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奕，提出“紧急机宜”六条，主要内容仍不外是设厂造船、购买最新式武器和建立海军等等。原任江苏巡抚丁日昌还提出一个《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与此同时，我国西北边疆也发生危机，由于英、俄两国加紧对新疆的侵略，左宗棠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正准备率大军入疆，收复失地。海防与塞防同时吃紧，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清廷将奕提出的六条“紧急机宜”，并附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交付沿江、沿海地方大吏讨论。左宗棠所辖虽非沿江、沿海地方，因他主持西北军务，又“留心洋务”，清廷亦命他参加讨论。在讨论中，“主东南海防者则谓宜缓西北，主西北塞防者则谓宜缓东南”。于是引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从“筹饷”和“中国目前力量”出发，反对用兵新疆，主张“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二者并重。最后，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光绪元年）5月3日，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30日，命李鸿章和沈葆桢（时任两江总督）分别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内提取4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
李鸿章筹办海防，首重沿海陆防。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聚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为使陆防可恃，他认为必须做到：（1）沿海各防营，必须破除分讯制度，化散为整，所用武器，应尽弃“旗绿营弓箭、刀矛、抬鸟枪”，一律改为最新式的后膛枪炮；（2）各海口，要仿照洋式修筑沙土炮台，所用炮位，“务在及远，愈远愈妙；务在能中，不中不发”；守口营兵，不必多，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炮台兵路，屯扎大支劲旅，以备游击，临事时后路声援稍壮，前敌军心益固。此外，他还根据希里哈的《海防新论》，进一步提出沿海重点设防之法。他认为，中国兵舰甚少，沿海袤延万里，欲求自守，只能择“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师门户，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但能守此两处最要次要地方，即使他处有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而以前两次鸦片战争，我所以失事者，皆因未如此设防之故。
其次，李鸿章重视陆防，但他并不是那种旧式的陆岸守口主义者。他认为，若仅凭陆防而无海军，则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叹；苟有海军为洋面游击之师，则可以“化呆着为活着”，遮护南北各口，防敌军沿海登岸。因此，他主张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地，用铁甲船、水炮台保护水面，兼顾陆海两方面的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
再次，李鸿章的海防战略设想，并不止于“自守口岸”，还想进一步“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以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他说：“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如津沽得此锁钥，渤海即可形成“重门叠户之势”，而津沽便可“隐然在堂奥之中”。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他认为：烟台与旅顺“中隔海面尚有二百四十余里之遥”，其中岛屿星罗棋布，敌船处处皆可闯入，筹防之法，“但当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具体办法是“以铁舰御敌之铁舰，以快船御敌之快船，再以鱼雷艇数十艘，密布各岛，伺便狙击，方可制胜。”这里，李鸿章虽然对创立海军应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他为了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主张采取“以战为防”的攻势防御思想，较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以岸防为主，以守为战的防御思想，显然在海防战略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复次，李鸿章海防战略的最高目标是扬兵大洋，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海上如练成大支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艘，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为此，他反对用“海防衙门”名称统筹海军，认为“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察敌情”，因而力请“设海部”，授予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不使他部得掣其肘。
以上是李鸿章筹办海防的战略设想。依照这样的设想，他先于北洋各口陆续添置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自制或购买西式大炮分列于上，派淮军分别驻守，并不紧要口岸附近之处，屯扎大支劲旅，无事时集中训练，有事时专备游击。与此同时，积极展开筹建海军的工作。
在李鸿章筹办海防之前，清朝没有近代化的海军，只有旧式外海水师，用于“缉捕海盗”，不能临于大敌。1862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曾派总税务司李泰国到英国买船组织舰队，但买回的这支所谓“阿思本舰队”开到中国后，李泰国、阿思本妄图把它控制在英国侵略者手中，清政府只好令其驶回英国变卖。此后，清政府即转向设厂造船来兴办海军。截止1874年为止，计福建船政局造成轮船15艘，江南制造局造成轮船5艘，加上从国外购买的10艘船，共30艘轮船。但这些船只吨位很小，装备陈旧，只能用于沿海巡缉，根本无法抵御外国的海上侵略。所以，清政府决定要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实际上这次工作是从李鸿章筹办海防时才真正开始。
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对筹建海军提出四项建议：一是以购船为主建军。在海防危机之前，李鸿章亦主张设厂造船兴办海军。1872年，他针对朝野因造船质量不高，糜费太重，主张暂停制造的意见，曾极力辩争说：“左宗棠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今欲我数年创造之船，遽敌彼百数十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精益求精，未必其终不逮也。”及海防危机发生，乃改变初衷，遂建议朝廷变换方针，说“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此项建议，虽出于当时形势所迫，但对此后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却带来不良影响。二是强调购置铁甲大兵船。他针对丁日昌在《拟海洋水师章程》中提出成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的建议，除了同意丁日昌三洋兵船“合共四十八艘”的意见外，鉴于日本所以敢于发动侵台战争，惟恃有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力主“北、东、南三洋各有铁甲大船二号”，“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并根据中国已造成20艘兵船，可抵一般兵船之用，强调应先购铁甲，“有余力再置他船”。三是各要口须添设一、二艘水炮台船，即小型炮舰，亦称蚊子船，以“辅助岸上炮台，四面伏击，阻遏中流”。四是裁撤各省旧有水师之红单、拖罟、舢板、艇船，即以各船修造养兵之费，“专养轮船，以免糜费，而资实用”。1875年，清廷在《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中，除了对第四项建议未予考虑外，基本上同意了李鸿章的其他建议，不过指出，“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但是在三洋海军筹建过程中，铁甲船一直搁置五、六年未办。其中原因，主要是一些亲王大臣们反对，他们说：“洋人铁甲船，经费太巨，即使得力，海洋辽阔，必得若干铁甲船，始足弥缝其阙。此船一办，每年一切耗用必多，倘积久机关不灵，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所以，从1875年（光绪元年）至1879年，李鸿章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仅从英国阿摩士庄兵工厂订造8艘小型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南、镇西、镇北），以备守口之用，另由该厂订造2艘巡洋舰（超勇、扬威）。同期，福建船政局又造船7艘，江南制造局造船2艘，均为一般兵船。
虽然清政府筹办三洋海军的方针已定，但限于财力，工作无法齐头并进，只能有所侧重，于1879年5月又决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同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并渐有窥伺台湾、朝鲜之意。有鉴于此，清廷始令李鸿章速购铁甲船，以为伐谋制敌之计。李鸿章遂致函驻德公使李风苞，令其在欧洲各国船厂访询铁甲船图式，以便订造。恰在此时，总税务司赫德，忽然向总理衙门提出一个所谓“海防条陈”，痛诋铁甲船糜费无用，建议清廷只购蚊子船和碰船，分成南北两队，海疆防守即可无虞，并要清政府雇用西人，重其事权，任命他为总海防司，企图攫取中国海防大权。当时总理衙门颇为其说所惑，致函李鸿章、沈葆桢征求意见。沈葆桢坚决反对赫德出任总海防司，李鸿章则谓“赫总税务司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多不以为然。谓其即有利权，又执兵柄，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经沈葆桢、李鸿章极力辩争，总海防司之议始作罢论。至于购办铁甲船一事，李鸿章说：“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1880年，他派江南制造局徐建寅（科学家徐寿之子）会同李风苞在英、法、德奔走访问，最后终于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了两艘6000匹马力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和一艘2800匹马力的钢甲船（济远）。在建造过程中，李鸿章接受原来委托赫德所购舰只质量低劣的教训，为保证质量，派专员和生徒到该厂学习，并检查督造，凡不合规格者要重新返工，期于船成学亦成。
先是，1879年11月，李鸿章以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炮舰来华，北洋船只渐多，即奏请将淮军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暂任督操。不久，沈葆桢死于两江总督任所。从此，海军的一切规划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日常工作。1881年9月、10月，由英国订造的镇中、镇边两艘炮舰以及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也先后驶回。这样，北洋海军加上原有的练船、运输等船，已拥有14艘船只，初具规模了。于是，李鸿章奏改三角形水师旗为长方形海军旗，并奏请以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在此前后，福建海军和南洋海军（系指原丁日昌所称的东洋海军）也先后购备了一些船只，但包括北洋海军在内都还没有达到成军阶段。不久，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北洋海军在成军阶段主要是增加质量较高的新舰。自1885年以后，共购进舰艇13只，这些舰只在当时来说，都是较为先进的战舰。由于派专人督造，质量一般也都比较好。1887年，6艘鱼雷艇造成驶抵中国。同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也告工竣，李鸿章派邓世昌、叶祖硅、林永升、邱宝仁出洋接带，于1888年4月安抵天津大沽。这样，北洋舰队加上原有的舰只已拥有大小军舰25艘，终于在同年9月正式宣布成军了。
北洋舰队在成军的同时，正式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内多酌用英国法”，勇营、绿营旧制亦兼收并蓄于其中，条目巨细，十分正规。章程关于舰队编制的规定：计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全军设提督1员，以统辖全军；设总兵2员，分左右两翼，为邻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312员，凡委带舰艇者称“管带”。提督设衙署，总兵以下各官，住在船上，不设衙署。各舰逐日小操，按月大操；立冬以后，全舰队赴南洋，与南洋舰队合作训练；每三年钦派亲王大臣与北洋大臣出海检阅一次。小操又称“常操”，主要是训练阵法。阵法共100余式，每种阵法都包含有集中与分散两种因素，可以化集中为分散，也可以变分散为集中，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可以做到变化无穷。
此外，北洋舰队还聘用数量不定的洋员，主要是担任教习、驾驶、机务、炮务等技术性的工作。
李鸿章作为北洋舰队的最高领导者，不仅掌握着舰队的指挥权，而且还掌握着舰队的人事权，甚至连朝廷对北洋舰队的命令，也只有通过李鸿章才能发出效力。
李鸿章在筹组舰队的同时，对海军基地的基址曾进行过多次勘察，最后选定了旅顺和威海卫。他说：“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又说：“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但因威海卫工巨费繁，李鸿章决定先经营旅顺口，于此建设船坞及海岸炮台，作为战舰收宿之地，并兼蔽奉省和保卫京畿。
旅顺、威海基地相继建成，威海卫即为北洋舰队的永久驻泊地，旅顺则为北洋舰队维修保养之所，两地各设提督衙门，均为北洋海军重地。就防御体系看，威海、旅顺恰似人之双臂，环抱渤海，形成对京畿的钳形防御网，李鸿章所谓天津以旅顺、烟台（现改为威海卫）为“锁钥”的海防设想，终于得以实现。
在海军和海军基地建设的同时，海军的各种后勤保障机构，也相应地建立起来，如海防支应局、军械局、船械局、储医施医总院、养病院等。其中以兴办各类军事学堂尤为重要。李鸿章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他说：“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才之所自出”，“查泰西各国水师强盛，皆以学堂为根基。”为此他在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培训后，又在国内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学堂。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以留学回国的严复为总教习，并聘任洋员授专业课。1885年创办天津武备学堂，以培养能通晓西法的淮军中下级军官。1890年，为便于学生就近学习驾驶、鱼雷、水雷、枪炮等技术，又在刘公岛创办了一所威海水师学堂。此外，为了培养急需的水雷、驾驶、管轮、枪炮等专门人才，还先后创办了大沽水雷学堂，旅顺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水雷学堂，威海枪炮学堂、水雷学堂以及山海关武备公所等。所有这些学堂，不仅为海陆培养了相当一批军事和技术人才，而且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2.看准的人才，就委以重任做任何事都离不开人才，没有人才是绝对寸步难行的。李鸿章的“领导学”中显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因为他相信：“看准的人才，就要以责任。”
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了极点，而上海更为突出。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而不顾。通过全面了解，李鸿章在1862年致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上海十年来大发公家财者，要数吴、杨、俞三人最为突出，其丑恶名声已远近皆知。”吴指的是吴煦，字晓帆，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初以捐纳历任江苏嘉定等县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勾结反动官绅与英、法、美等侵略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1858年冬，升任苏松太道，后升署江苏布政使，兼管上海海关事务。此人一向媚外，多次勾结外国侵略军入上海设防，以阻击太平军，为人狡诈，爱财如命，贪心特重，名声极坏。杨指的是杨坊，字启堂，浙江鄞县人。初在上海以贩卖鸦片致富，因勾结洋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而升任苏淞粮储道，综理“夷务”。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天国为敌，并以其女嫁华尔为妻。此人与吴煦沆瀣一气，“挟夷自重”，控制了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俞指的是吴煦、杨坊的心腹俞斌，他与金鸿保、闵剑一起，充当吴、杨二人搜括民财的得力干将，上海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李鸿章虽然对这种情况作了调查了解，主观上很想把江苏一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风气扭转过来，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初到上海，强龙难斗地头蛇，但为了求得淮军的生存，他采取了“有选择地加以惩治”的办法，尽自己的能力对吏治进行了一番整顿。他在《奏保郭嵩焘片》中向朝廷表白了自己的基本意见：首先设法把那些盘据重要部门、控制实权的“贪诈同党”撤换下去，代之以“亲近人贤，匡所不逮”的人员，以便把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早在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动身赴上海之际，他的老师曾国藩就明确告诉：“不把吴煦去掉，政权就不能做到统一，上海的事情就不能办理好。”通过对上海的实情分析考察，李鸿章决心把吴煦、杨坊之流作为首要打击目标，作为整饬江苏吏治的突破口。在奏准革除吴煦身边数人职务的同时，采取海关与厘金分途、以厘税协济饷需的政策，虽仍由吴煦掌管上海海关，但职权大大削减。1862年11月，李鸿章又下令免去吴煦苏淞太道一职，另委当过上海县令，“熟悉了解洋人情况，才能出众，善于筹饷”的长沙人黄芳接任。与此同时，又先后荐举道光进士，曾任知县、知府的被绅民称之为“刘青天”的河南太康人刘郇膏为署理江苏按察使、布政使。
为了使江苏一省的军、政、经济全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为了将江苏一省的吏治整顿一番，在以惩治吴煦、杨坊为突破口之后，李鸿章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建立和不断充实自己的幕府，把他的同乡、同学、亲朋好友都集结在他的身边。李鸿章幕府中的重要人物大多由奏调或从属吏中特委兼办。一般幕府人物或由函招、或由札委、或自来投效，或辗转推荐而来，形式多种多样，人才也五花八门。他们的职务都受李鸿章奏派督导；他们的地位既为私人宾席，又可以随时因功奏保升迁，授以实缺；他们的薪水大半由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不是完全的官俸，也不是来自于李鸿章个人的腰包。这一点，大体上与曾国藩的幕府相同。但李鸿章幕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把一个人的能力放在首位，不太看重功名和地位，很少聘请道学先生和文学侍从。从而被聘入李鸿章幕府的人，一般都能各有所能，专长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在襄办营务方面才能出众的有钱鼎铭、冯桂芳等；在办理文案方面非常出色的有凌焕、周馥等。在征收厘捐和购制洋人军火方面，不仅人数较多，而且一般都较精明干练，廉洁自守，其主要人物有先后主持江苏牙厘总局和淞沪厘局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等；有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有主持军火购制的丁日昌、冯光等。这些人中，最受李鸿章器重的是丁日昌、王凯泰、郭柏荫3人。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系贡生出身，广东丰顺人。1859年任江西万安知县，不久入曾国藩幕府。李鸿章赏识其才，早在援沪之初，他就向曾国藩请求调到他的身边来，没有结果。1862年，丁日昌奉命到广东提督昆寿军营“协助筹办战守，督办火器。”李鸿章又趁机向广东方面咨调，被拒后又于1863年专折奏准调来上海经理军械火器的购置和制造。丁是一个洋务方面的特殊人才，曾介绍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参与筹设上海机器局，是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的一个得力助手，或者说是李鸿章幕府中的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幕僚。王凯泰，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进士。1863年经李鸿章奏准襄办营务处、江苏牙厘局后，办事“开明精细”，也是李鸿章幕府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郭柏荫，字弥广，号远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进士。1853年奉命在籍举办团练，授郎中之职，1863年被李鸿章以“老成雅望”来到上海以僚属用，先后署理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兼办厘务，在李鸿章幕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3.放开眼光，大量培养人才
什么领导，能否放开眼光，关系到决策的长短。因此，领导的眼光往往直接及能在决策是否合理、长远。李鸿章领导之道是：把目光盯在长远处，大量培养可用之才。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还积极主张送学生到海外培训。他说：“西洋制造之精，实源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叠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船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赴西厂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为此，早在1871年他就会同曾国藩奏请朝廷批准，于次年派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这是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至1875年，先后派出4批，共计120名。学习出色者有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
1876年，他又派遣淮军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随同洋教习赴德国学习陆军。次年初，又会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奏准，选派福建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
同年，第一批赴欧学生出国。在法学习制造的多分赴各矿厂学习开采及冶炼、冶铸工艺诸法，均得到文凭，学成后并游历英、法、比、德各国新式机器船械各厂。赴英学习驾驶的，先入格林尼次官校，后陆续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非洲、印度洋等处操练排布迎拒之方。离船后又专请教习补授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均领到船长文凭。在这批留欧学生中，学习制造出色者有魏瀚、陈兆翱等，学习驾驶出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等。此后又派遣了两批。
1885年，李鸿章鉴于学习制造的学生，原定学制3年为期太促，“所学不全”，建议改为6年；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仅有两个月在大兵船上实习，“阅历亦浅”，建议每年改为6个月在船上实习，以增加阅历，但原定学制3年不改。
总之，为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做了许多努力。注意“权由我操”，“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譬如，1870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时，即在该局”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辞退。不久，又将金陵机器局主持局务的洋员马格里辞退，用较为内行的中国人龚仰遽指挥调度。十八求实是最令人尊敬的品质十八、求实是最令人尊敬的品质作为领导，不能以虚夸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管理工作，否则就会让自己“飘”起来，从而失去下属的信任之心。因此一定要牢记“求实”两字，只有工作更出色，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张之洞的领导心智是：做人必求实，不能空洞无物，更不能说而不做。
1.在关键时刻不能退缩退缩有两种情况：一是能退缩，二是不能退缩。前者指一种安身法，后者指一种挺身术。当一个人没有必要与对手发生碰撞的时候，可以选择前者，反之要选择后者。尤其对正气在身的人而言，更应该合理选择。
在张之洞看来，做人要有正气，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不能退缩。张之洞就是正气一身，不畏惧对手。这是智慧和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
1879年他为“东乡惨案”上书鸣冤，陈述真相，使多年的沉冤一朝昭雪。
1875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发生民众的抗粮斗争。在咸同年间，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在四川横征暴敛。除地丁银外，增加了津贴、捐输和其他杂税，东乡本是川东一个地瘠民贫的穷县，地丁银加上各种税捐也增加了近10倍。该县负责征收钱粮的局绅同官吏相互勾结，百端勒索，民众痛苦不堪。1875年6月，东乡农民聚众请愿，向官府提出清算粮账、减轻负担。知县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护理川督文格得报后，严令官兵镇压，提督李有恒率官兵驰赴东乡，对无辜百姓实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冤死数百人的大惨案。东乡民众含冤不平，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御史吴镇等川籍京官得知惨案真象，联名参劾文格，清廷迫于舆论，将孙定扬、李有恒革职，文格也自请处分。朝廷另派山东巡抚丁宝桢督川。丁宝桢上任后仍试图将此案大事化小，不了了之。1878年，张佩纶上书弹劾丁宝桢，请复审东乡一案。朝廷不得不另派告老回乡的前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东乡复查。李经过明查暗访，基本弄清了事实真象，只得据实奏明。朝廷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为钦差大臣赴川复审。两人到川后，官官相护，结果仍是维持原判。
东乡冤案的平反以张之洞的上疏得到了转机。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正遇上东乡惨案发生。当他按试到东乡县属绥定府时，应试的东乡童生都不按试题做文，“试卷所书，悉为冤状”。所以他对冤案的真象比较了解。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张之洞一天之内连上了三折，表示要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他详细地叙述了惨案的始末，指出了百姓抗粮的原因。他说：“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并举出四川地方官大量苛征勒索的事实：“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粮民交纳者，先完杂费，继完津捐，然后许完正赋。杂费不完串票不可得，无串票则官得治以抗粮之罪，其术亦巧而毒矣。”他还指出，“案悬四年，两被京控，三经纠参，两易督臣，三奉查办”，而最终却“舍首恶而不诛，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因此“关系极大，不独一蜀”，是有关维系清廷统治的大问题。请求朝廷为了长远利益，严惩制造东乡惨案的罪魁祸首。张之洞的奏折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在清廷中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清廷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反叛”，下令惩处有关官员以平民愤：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斩刑；前护理川督文格革职，川督丁宝桢降四品留任，其余有关知府、总兵、局绅或革职，或充军，沉冤得以昭雪。张之洞也由此而声名大著。
2.把决心做的事做到底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并不是一定都能做到。显然，做到之后皆大欢喜，意味着成功，反之可能会垂头丧气。张之洞的特点是：只要自己想做，就决心把事情做到底、做成功。
张之洞雄心勃勃，希望通过布、纱、丝、麻四局的建立，在湖北形成一套用洋机器生产的纺织工业体系，给社会带来效益。这种敢作敢为的性格，是张之洞的特点。
早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在筹办铁厂的同时就酝酿建广东织布局，并拟以向闱赌商派捐的办法来筹款，第一年派捐四十万两，第二年派捐五十六万两。银子还没有收上来，张之洞便奉调武昌。接任的李瀚章不愿办铁厂，也不想办织布局，于是张之洞将铁厂连同织布局一起迁到武昌。因为湖北经费紧张，必须仰仗广东的银子，张之洞遂与李瀚章商议，粤鄂共办织布局，广东省以九十六万两银子捐款作为股份入股，但李瀚章对织布局能否赢利没有信心，反复磋商后同意拿出五十万两银子入股。张之洞不得已在湖北东挪西借，又凑了三十万，才将英国机器的订购款付清，机器前一年已运到武昌来了。但一则缺经费，二则忙于铁厂、枪炮厂分不过心，于是这些机器便只好领进仓库。这下好了，有了八十万盐课和二百万洋款，张之洞如虎添翼，更加放开手脚了。他从中拿出五十万两银子来，立即在武昌城文昌门外兴建厂房。
接下来，张之洞便着手创建纺纱厂。湖北天门、潜江一带历来便是有名的产棉区，所产棉花量多质优。民间纺纱工艺粗糙费时，好棉花却得不到好的使用。那年有人向张之洞建议，棉花是湖北一大财富，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织布局办起了，棉纱便有了固定的销路。用湖北的棉花纺湖北的纱，用湖北的纱织湖北的布，再将这些布匹向各省销售。纺纱、织布两局都赢了利，又可以补贴铁厂和枪炮厂，还可以办别的事，这是一条正经八百的生财致富之道。于是挨着织布局的旁边，一座规模宏大的厂房又动工兴建了。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发展，张之洞越来越感到洋务人才的短缺。他和蔡锡勇等人商量，在铁政局旁边兴建一所洋务学堂，取名自强学堂。聘请蔡锡勇兼任学堂总办，以陈念为提调、梁敦彦为总教习，聘请所有从美国回归的留学生为教习。自强学堂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科。以方言为基础科，方言科以西文为主，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因为布、纱、丝、麻四局的原料均来自乡村，农学已成为一门必须讲究的大学问，又因为铁厂和枪炮厂急需一批操作工，张之洞又相继办起湖北农务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
这期间，炼钢炉已安装好，枪炮厂的机器也全部从美国、德国等国家运来，铁厂和枪炮厂名副其实地投产运行了。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北的重工业、轻工业从无到有勃然兴起，新式学堂由少到多全面兴办，以汉阳铁厂为代表的湖北洋务事业如一股大潮，冲击着一向保守闭塞的荆楚官场士林、城镇乡村，引起各界震动，从而使得两湖风气大变。它又如一道虹霓，闪耀着七彩光亮，高悬在江汉天穹，备受朝野内外、东西南北的瞩目，成为时论舆情的热点、府衙廛市的谈资，或誉或毁，或慕或嫉。总之，都不能轻觑小看，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后来张之洞又着手兴办既济水电公司，在这之前，有很多人，特别是外国人都盯着在武汉发展水电事业的高额利润，但是张之洞驳回了洋人办水电的申请，理由明摆着，这里的银子不该给洋人。以后三拨申请的虽然打着中国人出资的招牌，走的却是暗中吸收洋股的路子。张之洞查明后，一概驳回。后来有一拨申请时过了关，动工后又被查出空手道后头玩洋股的花样，照样让它停篙摆桨，上岸回家。后来，宋炜臣主持创办的既济水电公司得到张之洞的批准和“政策倾斜”，其原因很简单：它确是中商自己投资，而且资金到位。
同样有名的“纱布丝麻四局”的创建，也是出于“保护利权”的考虑。四局之中，最先开办的是布局。当洋货输入，大受国人欢迎的时候，一般士大夫会有多少人想到事关国家利权？而张之洞早在担任两广总督时就奏请建立织布局。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窃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办机器自办。”
纱局、丝局、麻局的相继诞生，无不是为着增产增效。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武汉纺织工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没有它的滥觞，就没有武汉作为全国继上海、天津之后第三大纺织工业基地的地位。
1890年，张之洞提出在湖北北部架设电线，他说，长江水线虽然经过武汉，但线路偏在南部（包括宜昌、沙市）。襄樊属“楚边重镇”，与陕、豫界连，与省城陆程700里，水程近千里，呼应不灵。张之洞奏请由上海电报局集资在襄阳、武汉之间架设电线，邻省可贷款1万两做周转资金。当年架通，并延至老河口长458里。同年，又开始架设从沙市经益阳、长沙至湘潭的湘鄂路线。张之洞另在省内架设了宜都至长阳、施南至利川等线路。此外张之洞还在武汉三镇设立电话局，后改为电话公司。湖北省的近代电讯事业在张之洞督鄂期间有了长足发展。
大型企业固然是张之洞所热衷兴办的，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中小型企业，张之洞也积极提倡。如在白沙洲办湖北造纸厂，在汉阳赫山办湖北针钉厂、湖北官砖厂，在下新河办湖北毡呢厂，在兰陵街（现解放路）办武昌皮革厂，在汉口办湖北模范工厂、贫民大工厂等等。1908年，张之洞还鼓励和资助宋炜臣创办燮昌火柴厂。
3.守住“谨慎”两字
领导做人需要牢记“谨慎”两字，一步一步地走稳自己的脚步，否则就可能会冒失，会造成终身大错。张之洞认为做事需谨慎，否则就会遭到算计。谨慎处世，不让人抓住把柄，以免后患无穷。
立宪事关根本政治体制改革，牵涉到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之洞“善趋风势”，赞成立宪。在清末的督抚大臣中，他是对立宪政治考察较早，认识较深的人物之一。
从人际关系看，张之洞与立宪派有着广泛的联系，其幕僚赵凤昌、郑孝胥等是立宪派的骨干人物，郑孝胥还担任了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张之洞与立宪派领袖张謇关系也较密切，曾互访商谈立宪大计。张之洞于1909年临终前口授遗折，推举吏部尚书陆润庠、法部尚书戴鸿慈可以继其相位，又举前两广总督岑春煊继其军机大臣，这些均为积极主张和策划立宪之人物，其遗折中还有“立宪为维新之本，不可视为缓图”等语。
张之洞主张立宪法、设议院的态度是明朗的，要求也是迫切的，其谨言慎行并未掩盖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这点还可以从时人的评论中得到佐证。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说，庚子以后，“预备立宪之风乃大盛。废科举、试特科、引用留学生、设资政院及省咨议局，以为君主立宪张本；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新外人耳目。凡此诸端，胥由张之洞、袁世凯合折奏请，或赞同办理”。此话大抵符合史实。
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的第二天，便颁发了改革官制的谕令。命载泽、荣庆、奎俊、铁良、徐世昌、陆润庠、袁世凯等诸大臣共同编纂改革官制方案，又令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等督臣派司道大员进京随同商议。在恭王府设立编制馆，确定编制机构和人员，最后由奕、瞿鸿、孙家鼐总司核定。总原则是参仿君主立宪国的官制厘定，先从行政、司法各官开始。最后制定的京朝官制是：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对此项重要改革，慈禧阅后认为，军机处自雍正年间由内阁分设，“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他各部依次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海军部、法部、大理院、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都察院，并设资政院、审计院、军咨府。
接着，又编定地方官制。分两层办法，第一层为各省设行省衙门，督抚总理政务，略如各部尚书，藩臬二司略如各部丞；合并各司道局所，分设各司，酌设官，如参议者领之，司以下设曹，以五品至九品官分掌之；每日督抚率属官，定时入署，共同商议各事；各府州县公牍直达省；每省设高等审判厅，受理上控案件，行政司法，各有专职。第二层办法是：督抚经管外务、军政，兼监督一切行政、司法；布政使管民政，兼管农工商；按察使专管司法方面的行政，监督高等审判厅；设财政司，专管财政、交通；学、盐、粮、关、河各司道仍照旧制。
地方官制改革方案电达各省后，各督抚反映意见不一，有的主张采用第一层办法，如岑春煊、赵尔巽、程德全等。有的主张用第二层办法，如锡良、陈夔龙等。有的则主张第一、二层参酌使用，如杨士襄、庞鸿书等。各自又提出了一些实行时的困难，如财力不足、人民程度低及司法独立不易等。
张之洞对地方官制改革的方案提出了诸多异议，基本持反对态度。他在1907年1月2日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的电文中说：“此次官制之应如何改定，自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蹶、政事丛脞、人心惶扰。”因而主张缓进、审慎行事。如他不同意裁撤知府，认为“一府所辖，少则四、五县，多至十县，各县距省遥远，极远者至二、三千里，赖有知府犹可分寄耳目，民冤可申理，灾荒可覆勘、盗匪可觉察”，因而撤知府“势有难行”。又如合并各司道一事，他认为各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合为一署“无此广大廨舍能容许多官吏，能存许多案牍”，再如各省高等审判厅一事，他认为“一省之中臬司即为高等审判厅矣，另设一厅何为”，至于第二层办法，他认为“尤多窒碍之处，民政以警察为大端，乃臬司分内事，今乃不属臬司而属藩司，理财乃藩司分内事，今乃不属藩司，而又别立财政司……藩、学、臬、运、粮、盐、关、河权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议改变则尤可不必矣”！总之，他认为改革官制各条，“似不尽与立宪关涉，窃谓宜就现有各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目前先从设四乡谳局选议绅、董事入手，以为将来立宪之始基，如能实力奉行，此尚是达民情、采公论之实际，亦可稍慰环海望治之心”。同年2月6日，他再次致电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和袁世凯，对设高等审判、地方审判和司法独立问题“不胜骇异”。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尽开通，爱国者固多，而持破坏主义、志在乱国者亦复不少。方今革命党各处蠢动，沿江沿海伏莽繁多，凡内地获一乱党，必有海外学生联名干预，甚至外人出头保护……裁判各员中难保无学术不纯、心思不端者，每遇拿获逆党，必将强引西律曲贷故纵，一匪亦不能办，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冀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中国糜烂、利归渔人，是本意欲创立宪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谋。”因此，他主张艾十年以后再推行高等审判。他还表白说：“窃惟立宪，良法也，美名也，谕旨预备立宪固海内臣民之所欣愿，洞略晓时局，尤望其早见实际者也……此电尤于裁判司法独立一节不惮苦口力争，非阻立宪也，盖深盼立宪之局之必成者，莫洞若也。”
综上所述，从张之洞对官制改革的态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张之洞在理论上认识到立宪乃大势所趋，必须推行，但在实际上又顾虑重重，主张稳妥缓进；他对中央官制改革没有提出多少异议，而对地方官制改革却诸多非难，并认为有些改革与立宪无关，从中体现出其矛盾心态和具有难言之隐。
4.恪守该恪守的一切有人贪婪，不守法度，只是一味地膨胀自己的私欲，这种人是离人心而去的。大家皆知，做人应当恪守原则，这样才能树立好形象。
张之洞就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以中庸做人为原则。张之洞曾对僚属归纳自己“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竟睹成功者，真徼幸也”。“真徼幸”是表面文字，内心对于治术精到的真得意，才是实际思想。“中庸”本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礼记》又加以发展，不仅以中庸为最高美德，而且以中庸作为处理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宋儒程颐、程颢解释：“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张之洞可谓尽得“中庸”精髓。他有诗曰：
舌以柔而存，齿以刚而亡，健顺贵兼济，祸福岂有常，精金能屈伸，百炼仍无伤，君子有卷舒，帝王有驰张。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之不爽。”裁汰练军、勇营，不可“过骤”，“裁兵不裁官，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办新教育，先从改旧书院始，“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无鱼，人察者无徒”，“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卫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台，亡国如秋荼，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他以“中庸”谏主：“高论不启蒙，强谏不悟主”，“既遇讳疾人，岂御药酒苦，强教欲觉迷，徒受按剑侮，知心一言善，戾时三策腐”，“躁隐两不佯，叩鸣视所舆”。他甚至这样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张之洞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维护自己的廉正形象。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他都颇得人望，“一时称贤”，在民众心目中，大体保持了廉洁清正的声名。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于谆谆告诫之间，相当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风：
良民颂声载道，公事无瑕可指，虽有强宗、讼棍，彼何能为。至于绅士之十分狡狠者，若自揣力不能锄去而降伏之，则亦不能不略用笼络驾驭之法，免致挠我政事……既不恋缺，更可放手办事，专心为民，即使将钱漕赢余减去大半，亦不过与无缺等，尚落得口碑载道，万家尸祝也……州县处处克己恤民，劣绅何从挟持煽动哉。侄能禀请减成征收，又能捐巨金办缉捕破重案，已是探骊得珠，闻之深为欣慰，勉力为之，必然与地方日臻浃洽……须知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这一长篇自白，道出张之洞数十年为官治民的经验之谈，勾勒出他作为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心态，不可用“求虚名”一言以蔽之。诚如张之洞所言，为官清正所获得的“声名功德”固然属于为官者，而其功其德却造福于百姓，“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5.双管齐下，才能各个击破
一个人要想有所收获，单凭一两下功夫是微不足道的，必须双管齐下，才能各个击破。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以及暂时代理两江总督期间是长江沿岸教案接二连三地频繁发生的时期，张之洞运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使事件最终都得以比较合理的解决。
先是1891年6月武穴教案。武穴位于鄂赣交界的长江口岸，属湖北黄州府广济县管辖，设有武黄同知署，1876年被辟为启航港，清政府在此设立洋关，雇用外国签手（即海关检查人员）常驻。此后，外国传教士纷纷来此传教。
6月5日晚，广济县天主教徒欧阳理然肩挑4名幼童从武穴街上走过，被屠铺帮工郭六寿看见，便上前盘问。据欧阳理然称：“幼童是从广济县附近收来，将送往九江法国天主教堂。”当时，芜湖教案发生后，长江各地风传教堂“迷拐幼孩，残害幼儿”，或挖眼制药；或虐杀幼童稚女，取其红丸，以炼丹药等言。郭六寿联想至此，于是和众人一起将欧阳理然扭送官府。正在此时，欧阳理然所带的4名幼童中，有一名因病饿死去，众人于是谣传死孩将被送入武穴卫斯理循道会福音堂。一时众怒汹汹，千余群众聚于该福音堂前，向堂内投掷石块。时堂内包、白两教士分赴外地有事，仅留眷属、小孩等守堂。纷飞的石块打中堂内燃烧的煤油灯，引起大火，女眷们携小孩外逃。前来救火的武穴洋关签手柯林及一位外地来此传教的英国金教士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事发后，法舰、美舰各一艘从九江驶往武穴。
外逃的洋眷在武黄同知顾允昌等保护下于次日被送上路过的洋航“德兴”轮，“德兴”轮抵汉口后，洋眷即前往英国驻汉口领事处诉称事件始末。英国领事嘉托玛立即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严惩凶手”，旋即英国政府也声言，如不满足英方要求，就联合法、德一起，自行处理这件事。张之洞在接到武穴地方官府的禀报及英国领事照会后，很快抽调水陆精锐部队，部署在各个地方，既防止外来入侵，又震慑不明真相的闹事者。另一方面他又命令江汉关道派轮船驶往武穴，将金教士、柯林的尸体运回汉口妥善安置。另外，又派候补知府裕庚前往明查，命令文武水陆各营严防滋事，照会驻武汉各领事，让他们通知“各教堂暂勿收养婴孩”。
武穴教案发生后，广济知县彭某即派兵拘捕疑犯23人。裕庚驰赴广济后，即会同黄州知府李方豫及广济知县审办，判处为首者郭六寿等二人“正法”，从犯6人“分别监禁枷示”。
尽管张之洞接收英领事嘉托玛的照会后，立即明确表示“力任保护、缉凶”，并在实际中也这么做了，但英方并不满足，他们肆意讹诈。对此，张之洞做了坚决的抵制。英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故杀，放火抢劫”，并要求将那些旁观哄闹者一一拿办。张之洞驳斥说：哄闹混殴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他拒绝拿办围观者。嘉托玛又派费、梅两个教士前往广济做观审委员。费、梅二人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强调该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平日蓄谋而成，并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要求将首从各犯全都严办，张之洞一一据理驳复。费、梅二人又以教堂曾向武黄同知求援三次未允、马口司巡检不肯收留洋眷为由，要求按谋杀罪分别予以撤职查办。张之洞驳称：武黄同知本非地方正印官，手下并无兵勇捕役，所以根本无法制止当时的事态，而且根本没有差役不肯救护洋人之事，而该同知收留洋妇洋孩在署中住宿一夜，这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保护之实。
由于英国政府的挟制，总理衙门致电张之洞，要他“设法速结，免生枝节”。最后，双方议结如下：（1）郭六寿等二人正法，胡东儿充军，胡视生等3人各杖200，流放到3000里之外的地方，田福儿等4人分别处以流、徙、杖刑；
（2）马口司巡检陈培周以“保护不力”被撤职；赔付柯、金2人恤银各1万两，教堂“由官修复”，赔偿损失2.5万两，合银4.5万余两。
武穴教案议结不过两月，鄂西重镇宜昌又爆发教案。芜湖、丹阳、武穴等地教案发生后，宜昌风声紧张，反洋教揭帖到处张贴。张之洞命令宜昌地方军政官员“务须严切提防，万勿大意”。
9月1日，饭铺老板游某丢失幼子，鸣锣寻觅，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后来一位法国天主教圣母堂雇工告诉他，他的孩子现在在该堂，游某于是在9月2日这天带人前往圣母堂，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孩子。正在交涉时，堂外已有成群的人聚集，纷纷斥责教堂拐卖幼童，“有喊打者，有喊烧者，势如潮涌，声如山崩”，堂内修女急忙派人报官。此时，有十多个围观者“执短木棍，盘辫扎腰，在前吆喝”，带领众人冲入圣母堂，寻找其余被拐幼童。忽然，紧邻的美国圣公会教堂中一苏姓教士向人群开枪，击伤一人，愤怒的人群立刻闯入圣公会教堂，苏姓教士等人仓皇逃走，众人放火将圣公会教堂焚毁，又在圣母堂点火，堂中7名修女及巴姓教士（分属法、德、美三国）被人打伤。附近河街教堂也被焚烧，宜昌的英教士、英侨住宅及正在兴建的英国领事馆等七八处建筑有的被焚烧，有的被哄抢。
事发后，宜昌镇总兵罗揞绅、知府逢润古等当即率兵前往弹压，护送洋人登上停在江边的轮船，并将受伤修女、教士妥善护理。又派兵保护各洋行、税务司、领事馆及传教士、外侨住宅。
宜昌教案涉及面很广，教堂之外，还有外侨住宅及领事馆，国家则有英、法、美等国。张之洞得知后十分焦急，连忙电函逢润古等“务将启衅放火之人缉拿讯取，此节最关紧要”。逢润古等人力加伪饰，复电称：此案系民人找寻幼童、洋人开枪伤人而发，圣公会、圣母堂及洋人住宅系洋人理亏心虚、纵火自焚的。张之洞复电要求核查，一再嘱咐“千万不可饰以却”，并派候补知府裕庚乘船奔赴宜昌查办。当张之洞得知圣母堂内幼童并没有被人挖目割肾之事发生后，电责逢润古等人所报不实，又派荆州道方恭钊赴宜昌确查。他说此案关系到法、英、美等国，不能拿它当寻常地方小事来对待，不可谎报搪塞……如果想虚词推诿，企图大事化小，不但没有好处，还必定会耽误大事。
9月10日，德国公使巴兰德联合英、法、美、意、比、俄、日、西等9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敦促清政府迅速处理此案，英法两国并派军舰从汉口上驶。英国领事趁机再次提出湖南全省通商之事，试图要挟，被张之洞拒绝。但张之洞担心各国以此为借口，联合起兵，于是多次致电方恭钊、裕庚等人查拿凶犯，并说，如果查不到首犯，就必须像江南各案那样，严格追查地方文武官员的责任。在张之洞的严责下，宜昌地方官员在宜昌、沙市、汉口等地捕获12人，分别处以“徙、流、充军”等惩罚。10日，开始交涉赔款问题，最后，议定赔偿法国教堂银10万两，英、美分别为6万多两。
晚清办理外交者，皆以处理教案最为棘手。张之洞的做法无疑就高明了许多。他上能得到朝廷的称赞，下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外能使列强无话可说，甚至有苦难言，内能赢得舆论的支持，被称为有民族气节。他在处理广州，长江沿岸等地教案过程中，事先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事后面对外国领事、主教的讹诈，据理反驳，义正辞严，终于使其奸计狡谋未能得逞。争是一种志气，张之洞不可无争之气，否则难为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