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先秦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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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战国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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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辟三舍:语出《左传·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晋国大臣子犯说:“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意思是说,没有楚国的恩惠就没有晋国的今天,我们的军队后退三舍避让一下,作为对楚国恩惠的报答。一舍是三十里,三舍即九十里。原来,晋公子重耳曾经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国君主的盛情接待,曾许诺将来如果两国发生战争,“辟君三舍”。城濮之战中,晋国兑现了他的承诺,后退了九十里。后来“退辟三舍”也作为一个成语而被广泛运用。

(2)东道主:出于《左传·烛之武退秦师》。郑国使者烛之武为了说服秦穆公放弃秦、晋大军对郑国的军事进攻时,讲了许多理由,其中说道:“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是说如果秦国放弃灭掉郑国的打算,郑国就可以作为秦国东面道路上的主人为秦国出使东方的使者提供方便,这对秦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后来人们就把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的人称为“东道主”,且被广泛使用。

1.从“城濮之战”看《左传》写战争的特点。

2.谈谈《城濮之战》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3.试析烛之武游说之辞的特点。

4.烛之武列举了哪些理由说服秦穆公退兵的?

一、《战国策》的成书情况和作者

《战国策》共三十三篇,载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国的史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五年之事,主要记述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策士的言论和行动。原书分国成篇,书名又不一样,并且错杂凌乱,由西汉后期的刘向把它编校辑录成书,定名为《战国策》。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辑录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世久不传,且有遗佚,到宋时曾巩再重校补足,曾巩在其《战国策·目录序》中说:“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可见,《战国策》经过刘向的编辑润色,而又和曾巩颇有关系。

从刘向《序录》中可以看出,《战国策》不是一个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但从全书的风格比较一致这一点上来看,显然有人从选材、语言、润色等方面都做过很大的加工,但其人已不可考,有人认为大约是秦汉间人,也有人推测作者可能属于纵横家一流的人。

近人罗根泽、金德建等根据《史记·田儋列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权变为八十一首”的话,认为《战国策》是蒯通所作(见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金德建《战国策作者之推测》)。罗、金二人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作为最后的定论,理由当然也不充足,只能作为一种可供参考的一家之言。

二、《战国策》的时代特征

《战国策》一书带有鲜明而突出的时代特征。

首先,它鲜明地体现出纵横家的思想。《战国策》反映了战国时代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斗争以及风云变幻、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及军事斗争。活跃在这些斗争中的有一大批具有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智慧的策士和纵横家,《战国策》就主要记述了这些人物及其活动。尽管该书的内容比较复杂,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纵横家的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

纵横家策士是当时在各国之间奔走游说,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出现及其频繁的活动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春秋以来,社会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的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也都想统一天下。秦国首先变法改革,国势日强,打破了当时七国均势的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天下。这就威胁到了关东诸国的存在,引起了各国间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武力,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外交活动,这就在秦国与东方六国之间形成了合纵与连横两种外交方针,而且,他们认为“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两种方针的孰胜孰败关系着天下统一大局的发展。所谓纵横策士就是指从事这两种外交策略的谋士和说客。

战国时代是天下经历了长期分裂动乱而走向统一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社会斗争都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种种激烈的斗争为这些拥有智慧谋略的纵横家策士提供了展示才华、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而《战国策》的作者不仅热衷于对这些斗争的记述,而且还极力地予以夸张和渲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纵横家策士及其活动的倾情赞美,鲜明地表现出纵横家的思想。

其次,它体现了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价值观、人生观。《战国策》的作者不但对这些人物及其活动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倾情的渲染,而且在字里行间也洋溢着作者的欣赏与推崇。所写的人物个性张扬,公然鼓吹对权力势位、功名利禄的追逐,体现出与儒家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表现出与《春秋》、《左传》、《尚书》、《国语》等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究其原因,除了和作者有一定的关系外,这也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非常密切、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天下一统已是大势所趋,进入了七雄兼并战争白热化的时代,所谓“上下一日百战”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在这个以争夺天下为目的的斗争中而奉行“弃礼仪而上(尚)首功”(《战国策·赵策三》)之道,即蔑弃礼乐仁义,而崇尚战功的早已不仅仅只是秦国了。同时,在这些诸侯国的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也表现得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矛盾斗争也是愈演愈烈。这就使传统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动摇乃至崩溃,作为士人们的人生目的、人生追求当然也会因时而变,在为社会奉献出他们的才华智慧的同时,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也就成了他们认为合理的欲望和追求。由于时代的这一特点,由于这一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的需要,那些头脑清醒的诸侯、贵族、政治家们也日益意识到“得人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他们表现出了对人才空前的尊重,也拿出了空前的招揽人才的举动。诸侯贵族大量养士,以至于在整个天下养士成风。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孟尝君田文、春申君黄歇等都是以养士超过三千而闻名天下,为他们从事权力之争做人才的储备。诸侯、贵族与士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士阶层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和尊重,很少有士因为和诸侯、贵族见解不同而被杀掉。有些诸侯还积极地为士阶层提供生活的保障和著书立说、学术探讨、学术争鸣的条件和场所,如两代齐王都在齐国都城稷门附近设立学宫,召聚天下之士,或著书立说,或辩难议论,形成了甚有影响的“稷下学派”。

这种现实的激烈斗争也给士阶层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给他们的聪明才智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可胜过百万之师,他们为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以及贵族之间的权利之争奔走游说,出谋划策,他们可以“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似乎成了一股惹不起的社会力量。这种现实以及现实给他们提供的机遇,使他们扬眉吐气,使他们踌躇满志。这也增强了他们面对社会的自信心,使他们感到豪迈,也感到自负,因而也使他们的个性特别张扬。

他们也以自己的才华智慧参与着改造现实、变革现实以及各种各样的斗争,从列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倾夺乃至后宫斗争,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行踪和身影。如《楚策四·楚王后死章》记载:“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谓昭鱼曰:‘公何以不请立后也?’昭鱼曰:‘王不听,是知困而交绝于后也。’‘然则不买五双珥,令其一善而献之王,明日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楚王的王后去世了,要选立一个新的王后。这可以说也是一次政治投机的好机会,但重大的机遇和巨大的风险是并存的,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是不敢贸然举动的,而富有奇谋异智的策士自有办法。故事中的昭鱼就提出,买上五副耳环,其中一副要好的,把它一起献给楚王,等第二天看那副好耳环戴在哪位美人的耳朵上,就建议立她为王后。以此来揣测楚王的心理,当然准确无疑了。

可以看出这些策士们在各个领域中,都在运用着他们的才华智慧,创造着辉煌的业绩。在这个旧思想、旧观念、旧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正在迅速消亡和解体,财产和权力不断再分配的过程中,他们就有资格,也有理由提出他们的利益要求。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每个都个性张扬、性格鲜明、充满自信。他们或蔑视权势,乃至“直斥王前”;或面对权豪势要,不失傲然之风;或以三寸不烂之舌,左右君主,耸动诸侯;或待价而沽,或公开要价,或大讲特讲名禄地位的重要,理直气壮地表达出对名利的强烈追求。可以说《战国策》书中出现的诸如颜斶、冯谖、苏秦、张仪、陈轸、荆轲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再次,体现了新的反传统的思想观念。也正是因为新的时代和新的斗争,在《战国策》这些人物的身上,也体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呈现出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尖锐对抗。在激烈的斗争中,传统的儒家的仁义之道,显然是迂阔于事、脱离实际的,既难以解决时代的矛盾和问题,也难以适应时代斗争的需要。这些站在时代斗争前沿和漩涡中的策士们,他们清醒而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言论、行为、价值观念上,乃至人生观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现实出发,突破了儒家狭隘观念的限制,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形象、新的观念活跃在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战国策》不讲礼法道义,不崇仁爱道德,而是大讲特讲智慧谋略,权术诡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钩心斗角。这些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也赤裸裸地宣扬着与儒家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这部书历来遭到儒家的批评和排斥,这些文章都被认为是“纵横捭阖、谲狂相轻、倾夺之说”(《宋李文叔书战国策后》)。《战国策》中体现的贱视礼法仁义,专讲智谋诡诈,和塑造的一批无视权贵,不畏强暴,反抗暴君的士人形象,也因此而都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坏人心术”的著作。《战国策》也被朱熹说成是“乱世之文”。这些使《战国策》一书的流传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当然,儒家学者出于经学偏见对于《战国策》的批评也正好说明了《战国策》一书的思想特征和它的进步性。

稷下学派:战国时代,由于时代斗争的需要,人才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士阶层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和尊重,有些诸侯还积极地为士阶层提供生活的保障和著书立说、学术探讨、学术争鸣的条件和场所,如两代齐王都在齐国都城稷门附近设立学宫,召聚天下之士,或著书立说,或辩难议论,先后来到这里的学者达千人之多,被称为“稷下学派”。

(3)纵横家:战国时代,七国争雄,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首先变法改革,国势日强,打破了当时七国均势的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统一天下。这就威胁到了关东诸国的存在,引起了各国间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武力,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外交活动,这就在东方六国与秦国之间形成了“合纵”与“连横”两种外交方针,“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两种方针的孰胜孰败关系着天下统一大局的发展。所谓纵横家就是指从事这两种外交策略的谋士和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