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自报家门，说破天我也不相信，眼前这位老者，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周文骏。
时光倒退四十年，那个时候，周老师才二十五六岁，正是人生中的大好时光。那个时候的他，眼睛黑黑的，亮亮的，身材高高的、挺挺的，举手投足间，是城里人特有的气质。尤其是他上课时的妙语连珠，常常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周老师的家在七百里外的省城，这里没有一个亲戚，因此他的业余时间，大多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变化，引起家长们的极大欣慰：这下子好了，伢子遇上好老师了。
然而好景不长，大约一个多月后，周老师突然几天没露脸，回来后，已是判若两人。虽然他仍像过去那样认真备课上课，却常常语无伦次词不达意。虽然他仍像过去那样注重仪表，却常常不是纽扣错了位，就是鞋子不配套。最明显的就是每当他说出一个成语，总会提醒我们“好词语，快记下来，还有五分钟就下课了”。而他所说的五分钟就下课，却往往是一堂课的开始。这样的次数多了，我们就怀疑起来。经过打听，周老师的精神果真出了问题，原因是他热恋了多年的女友，因为他立志乡村教育，断然离他而去。
听到这个信息，我们很为周老师难过了一阵子，不过时间一久，就渐渐淡化了。以至后来周老师再说“好词语，快记下来”时，立马有人接口“还有五分钟就下课了”。
看到我们桀骜不驯的样子，周老师很是痛心，连连叹息：唉，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老大徒伤悲啊！多年后想起这个场景，我才醒悟到，周老师当时尽管神智不很清楚，但教书育人的使命却时刻镌刻心中。
周老师爱学习，这在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他的床头，各种书籍足足堆有一尺高。一有空闲，周老师就会捧着本书细细研读。遇到不懂的问题，也会不耻下问。
生病后，周老师的学习热情丝毫不减。一次，周老师在菜市场看到一个村人在卖木瓜，就虚心向他请教。周老师生于城市长于城市，识不全农作物也是正常的事。那个村人却不理解，欺骗他说是“小亮子没把手”。我们这里称提水用的小木桶为“小亮子”。“小亮子没把手”意即“饭桶”。周老师被人戏弄全然不觉，还喜滋滋地告诉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得知原委后我们捧腹大笑，从此，“小亮子没把手”就成了周老师的别号。
不久，文革开始了，凡是有点职务的老师，一夜之间全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周老师虽然不属于革命对象，但由于他的特殊情况，也未能逃过一劫。
记得那是一个雷电交加的夏日，我们班的同学正三个一团五个一伙的窝在教室里闲聊着，校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目见到了很不满地说，看你们懒散的样子，哪里像个革命小将，有闲聊的功夫，还不如开个批斗会鼓舞鼓舞斗志。班长说，昨天我们刚刚开过批斗会，学校里的“当权派”都不知被我们斗过多少回了。那个红卫兵头目听罢眼珠子一转说，那就换个人吧，我看周文骏挺合适，他不是被贫下中农称为“小亮子没把手”吗，你们就从这里下手，好好挖挖他的剥削阶级思想。于是就有人行动起来，有的负责去揪人，有的负责写标语、糊高帽子、布置会场。不一会，周老师就被几个高个子同学反扭着胳膊推进教室，而这边的准备工作也已进入尾声。
当同学们强硬地给周老师带上高帽子，挂上木牌子，并责令他低头认罪时，周老师还是一脸的茫然。
从那以后，周老师的身体就更糟糕了，眼睛里不再有神采，脊背也弯了下来。之后不久，周老师就离开乡中，到一个边远的村小任教。再后来听说小学生也不能教了，就改行干起了勤杂。
时间如流水般“哗哗哗”，一下子就流过了几十年。这期间，我参过军，当过记者，做过编辑。前不久，经过公推公选，又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就职前，我把可能会造访的人一一排了个遍，唯独没有想到周老师。说句老实话，隔了四十年的光阴，周老师早已消失在我的脑海深处。
欣慰的是，周老师虽然苍老得厉害，神智倒是正常了。从他迟迟疑疑的叙述中得知，直到文革结束后，周老师才经人介绍同一位离异的妇女结了婚。如今儿子已大学毕业，因为金融危机，一直没能找到工作。听说自己的学生当上了副市长，就急急忙忙找了来。
听罢周老师的话，我当即点了头。我不是个无原则的人，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当年的无知和无聊。
见我点了头，周老师的眼睛蓦地一亮，随即，一颗硕大的泪珠滚了出来。我惊诧了，要知道，即便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我也没见周老师流过一滴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