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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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北宋牡丹玩赏活动之地理分布

北宋牡丹玩赏风习与唐代相比,有很多新的特点,牡丹栽培与玩赏的中心由长安转移至洛阳,人们对于牡丹的热情更加高涨,牡丹玩赏活动趋于大众化、经常化和制度化,成为北宋宫廷礼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对于牡丹的关注上升到学术和思想的高度。可以说,北宋是牡丹玩赏活动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牡丹文化的丰富期。南宋偏安江南,牡丹主产区沦入异族之手,故南宋人的牡丹玩赏远不如北宋之盛,然南宋人于牡丹玩赏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定民族文化心理,却特别值得我们去理解和体认。可以说,南宋是牡丹玩赏活动的衰变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牡丹文化的深化期。

作为一种观赏型花卉,牡丹在北宋的栽培和玩赏主要集中在洛阳,其次则开封皇家园林有之,再次则浙江一带有之。除此之外,陈州、彭州也开始培植观赏型牡丹,其中陈州牡丹北宋时已相当知名,彭州至南宋时更取代洛阳成为牡丹栽培与玩赏的中心。与此相反,作为唐代政治中心的长安,由于地缘因素,经济、文化急剧衰落,其牡丹由此而不再知名。

一、洛阳

洛阳牡丹在唐代已知名,但不及长安之盛。晚唐昭宗以后,迁都洛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即东移。北宋定都开封,而以洛阳为西京。北宋中前期,洛阳牡丹盛极一时。

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阳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天下之第一也。

牡丹非生长于洛阳一地,但洛阳牡丹之较其他地方远为著名,除其气候条件适合于牡丹生长外,更多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洛阳一直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晚唐五代以后,更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这里商业繁荣,城市发达,文化娱乐极为兴盛。洛阳素为人文荟萃之地,北宋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曾在这里做官或长期居住,他们或向宫中贡入牡丹取悦于人主(如李迪、钱惟演);或召集牡丹花会(北宋时洛阳有万花会),与士民同乐;或自己侍弄花草,怡情养性(邵雍、司马光等许多文化名人皆有此举,《洛阳名园记》、《邵氏闻见录》等备载之);或关注爱花民俗,为牡丹制谱作记(欧阳修首著《洛阳牡丹记》,其次有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在他们的影响下,宋人制作花谱成风,其他地区不仅有牡丹谱,且梅、兰、菊、芍药等皆有谱)。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活动,使洛阳牡丹玩赏之风习迈越唐代之长安而达到了极其繁盛的境地。

二、开封

开封为北宋首都,为便于皇室成员观赏牡丹,皇家园林如金明池、琼林苑等处皆有种植。北宋开封皇家园林牡丹栽培与观赏之情形,在宋人笔记小说中有大量记载。

宋王巩《闻见近录》云:

太祖一日幸后苑,观牡丹。

宋孔平仲《谈苑》载:

赏花钓鱼,三馆唯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太宗时,李宗谔为校理,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聊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载:

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

宋程俱《麟台故事》载:

仁宗每著歌诗,间令辅臣、宗室、两制、馆阁官属继和。天圣四年四月乙卯,内出后苑《双头牡丹芍药花图》以示辅臣,仍令馆阁官为诗赋以献。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载:

洛阳牡丹号冠海内。欧阳文忠公有谱言之备然。吾狂病未得时,尝侍鲁公,入应宣召延福宫赏花内宴,私窃谓海内之至极者也。……吾又见二(疑作“贡”)父言,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至今传以为盛事。

宋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载:

上于后苑曲燕,步于槛中,自剪牡丹两朵,召公亲戴。有中贵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选赐相公,已于别从择下花,请相公躬进。公乃取花,因酌酒一卮同献。上大喜,引满,以杯示公,从臣皆荣公。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驾方幸琼林苑,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大门牙道皆古松怪柏,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占。苑之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冈,高数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诸军出郊合教阵队。

开封皇家园林牡丹之栽培与观赏,从太祖一直延续至徽宗;其形式则包括观赏、吟咏、赏赐臣僚等。其中,赏花钓鱼更是北宋时期一种制度化的牡丹玩赏活动,本章将对此作专门论述。但由于开封无栽培牡丹传统,其牡丹栽培与玩赏之范围和兴盛程度较之洛阳远为逊色。

三、杭州

杭州牡丹,自中唐开元寺僧惠澄移植,白居易、徐凝、张祜等人题品之后,即已知名,五代及北宋时牡丹犹盛。宋初释仲休尝著有《越中牡丹花品》,序云:

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绝丽者三十二种,始乎郡斋,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里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丙戌岁八月十五日移花日序。

据仲休所记,则在北宋之初,越人对于牡丹之好尚,不亚于唐时之长安及北宋之洛阳也。

又苏轼有《惜花》诗(吉祥寺中锦千堆)自注云:

钱塘吉祥花为第一。壬子(1072)清明赏会最盛,金盘彩蓝以献于坐者五十三人。夜归沙河塘上,观者如山。尔后无复继者。今年,诸家园圃花亦极盛,而龙兴僧房一丛尤奇。

苏轼熙宁年间为杭州通判,亲见杭州吉祥寺牡丹之盛,故有不少篇什咏及。然诚如欧阳修所言“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其兴盛程度亦远逊于洛阳。

除杭州之外,江浙一带广大地区也都有牡丹栽植,如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云:“牡丹自吴越时盛于会稽,剡人尤好植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欧阳文忠公初官洛阳,遂谱牡丹。其后赵郡李述,著《庆历花品》,以叙吴中之盛……”范成大《吴郡志》载:“苏州朱勔家圃在阊门,植牡丹数千本。”龚明之《中吴纪闻》亦云:“(朱勔)盘门内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王十朋《会稽三赋·风俗赋》云:“甲第名园,奇葩异香,牡丹如洛。”又,王禹偁有《长洲种牡丹》(长洲在今苏州);吕夷简有《西溪看牡丹》,范仲淹有《西溪见牡丹》,两者为前后唱和之作,系吕、范先后任职海陵(今泰州)西溪盐场时所作;范仲淹又有《和葛宏寺丞接花歌》,作于江南;梅尧臣有《牡丹》,诗云“洛阳牡丹名品多,自谓天下无人过。及来江南花亦好,绛紫千红如舞娥”;邱濬有《仪真太守召看牡丹》(仪真即今江苏仪征);张方平有《两浙张兵部秋日牡丹诗次韵》;苏轼有《常州太平寺观牡丹》;李纲有《黟歙道中士人献牡丹千叶面有盈尺者为赋此诗》。陈与义《牡丹》有“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杨万里《咏绩溪道中牡丹二种》咏及绩溪“丝头粉红”、“重台九心淡紫”两种名贵牡丹。综上所引,可知两宋时期江南一带牡丹栽培已相当普遍。

四、陈州

宋张邦基《陈州牡丹记》云: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政和壬辰春,予侍亲在郡,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色如鹅雏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许,柔葩重叠,约千百叶。其本姚黄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晕缕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缕之。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以蘧篨作棚屋围幛,复张青帟护之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予亦获见之。郡首闻之,欲剪以进于内府,众园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变易者,不可为常。他时复来索此品,何以应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为辞,乃已。明年花开,果如旧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据张氏所言,陈州牡丹是否超过洛阳,不得而知,但其种植之普遍、品种之特异、赏花之情状确实非同一般。其花农称为“园户”,种植“动以顷计”,可知其为养花专业户,则陈州园艺业之发达于此可见。张氏所记,已是北宋末年的情形,他所参照的花谱(似即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也问世较早,所反映的并非极盛时期洛阳牡丹栽培玩赏的情况。欧阳修自己在诗中也曾感慨道:“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最好潜溪绯。”(《洛阳牡丹图》)又,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欧公作花品,目所经见者,才二十四种。后于钱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余种。然思公花品无闻于世。宋次道《河南志》于欧公花品后又增二十余名,张峋撰谱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颜色容状,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访于老圃,得种接养护之法,各载于图后,最为详备。韩玉汝为序之而传于世。大观政和以来,花之变态,又在峋所谱之外者。而时无人谱而图之。”因此,张氏所谓“洛阳牡丹之品……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于北宋末或为实录,于整个北宋来看,其栽培与玩赏应远逊于洛阳。

五、彭州

宋陆游《天彭牡丹谱》云: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其后花稍衰,人亦不复至。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由沙桥至堋口,崇宁之间,亦多佳品。自城东抵濛阳,则绝少矣。

据陆游的记载,彭州牡丹初盛于僧院,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及玩赏,但牡丹种植尚不普遍,牡丹院之牡丹一衰,牡丹玩赏之风即歇;至徽宗崇宁、宣和间,一些专事花卉艺植者从洛阳引种至天彭,从而掀起了牡丹栽培及商贸活动的热潮,使“天彭之花,遂冠两川”。

六、益州

宋张唐英《蜀梼杌》载:

后蜀广政五年……三月,宴后苑,赏瑞牡丹,其花双开者十,黄者三,白者三,红白相间者四。从官皆赋诗。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瑞牡丹”条云: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枢密直学士任公中正张筵赏花于大慈精舍,时有州民王氏献一合欢牡丹,任公即图之。时士庶观者阗咽竟日。

从以上两则材料可知,五代时期益州即已种植并玩赏牡丹。

以上所列,是北宋比较著名的牡丹栽培与玩赏之地,其他地方,比如大多数适宜牡丹生长的地区,如同州、常州、鄜州、安州、海陵、永阳等,也都或多或少地种植过牡丹,但规模都比较小,未产生重大影响。而洛阳之牡丹为天下第一,则是宋人共识。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陈师道《后山丛谈》云“花之名天下者,洛阳牡丹,广陵芍药耳”;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云“洛阳牡丹号冠海内”;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云“今洛阳牡丹遂为天下第一”;陆游《天彭牡丹谱》云“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云“天下第一: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此谓天下第一,不仅仅是就牡丹的种植规模和品种多寡,更重要的是就其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和士民好尚而言的。洛阳牡丹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能达到天下第一,除了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北宋之后,洛阳陷入异族之手长达二百四十年之久,其间洛阳的经济、文化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摧残,洛阳牡丹亦因之而凋敝,沉落不振。这显示出牡丹之栽培与玩赏风习,与时世之变迁关系极为密切。此是后话,暂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