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宋室南渡，牡丹的主产区落入金人之手，牡丹栽培与玩赏之风尚也一度趋于消歇。宋金和议之后，南北对峙格局基本形成。南宋偏安江南，几十年中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沉寂多年的牡丹栽培与玩赏活动又开始进入人们（主要是皇族及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不过终南宋一个半世纪，从未出现过类似于北宋洛阳或陈州那样盛极一时的场面。南宋时期，彭州虽然盛产牡丹，有“小西京”之号，但偏于一隅，并没有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浙江、江苏及江西境内部分地区也出产牡丹，但大都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杭州城的牡丹栽培相对集中，但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牡丹玩赏活动。只有南宋中后期的文人士大夫对于牡丹玩赏活动似乎热情不减，但这种热情的外表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愁苦与焦虑，掩盖不住他们对中原故土的思念。这使得南宋的牡丹玩赏活动与前此各代大不相同。
南宋牡丹玩赏活动根据主体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宫廷牡丹玩赏活动；二是群众性的牡丹玩赏活动；三是文人士大夫的牡丹玩赏活动。这三类中，后宫牡丹玩赏与群众性牡丹玩赏活动之规模远不如北宋之盛，但文人士大夫的牡丹玩赏活动却相当兴盛而且意味深长，成为南宋牡丹玩赏活动中最具时代特征的部分。
一、宫廷牡丹玩赏活动
与历朝统治者一样，南宋的最高统治者也兴建了一些宫殿园囿，作为政余休闲享乐之用。如高宗退处德寿宫后，孝宗为其修建了许多亭台楼榭，各植奇花异卉供其颐养天年。吴自牧《梦梁录》卷八载：“德寿宫在望仙桥……西有古梅，扁曰‘冷香’。牡丹馆扁曰‘文杏’，又名‘静乐’。海棠大楼子扁曰‘浣溪’。”周密《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条下列有：“堂：钟美（牡丹）；亭：德寿宫静乐（牡丹）。”
当然，据《宋史·地理志》可知，南宋时期皇家宫殿园林之修造相当简省，远不如北宋后期（特别是徽宗朝的建设）。不过，杭州据湖山之胜，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园囿，宫廷宴赏游乐活动未必仅局限于后宫。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九“园囿”条描述杭州园囿云：“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而最高统治者们就是在这些人工的或者天然的园囿中休闲享乐。对此，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武林旧事》皆有记载。
《贵耳集》卷一云：
慈宁殿赏牡丹。时椒房受册，三殿极欢。上洞达音律，自制曲赐名《舞杨花》，停觞命小臣赋词，俾贵人歌以侑，玉卮为寿。左右皆呼万岁。词云：“牡丹半坼初经雨，雕槛翠幕。朝阳娇困倚东风，差榭了群芳。洗烟凝露向清晓，步瑶台，月底霓裳，轻笑淡拂宫黄。浅拟飞燕新妆。杨柳啼鸦昼永，正秋千亭馆，风絮池塘。三十六宫，簪艳粉浓香。慈宁玉殿庆清赏。占东君、谁比花王。良夜万烛荧煌，影里留住年光。”此康伯可乐府所载。
寿皇使御前画工写曾海野喜容带牡丹一枝。寿皇命徐本中作赞云：“一枝国艳，两鬓东风。”寿皇大喜。
《武林旧事》卷二“赏花”条云：
禁中赏花非一，先期后苑及修内司分任排办。凡诸苑亭榭花木，妆点一新，锦帘绡幕，飞梭绣球，以至裀褥设放，器玩盆窠，珍禽异物，各务奇丽。又命小珰内司列肆关扑，珠翠冠朵，篦环绣段，画领花扇，官窑定器，孩儿戏具，闹竿龙船等物，及有买卖果木酒食饼饵蔬茹之类，莫不备具。悉效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赏梅，芳春堂赏杏，桃源观桃，粲锦堂金林檎，照妆亭海棠，兰亭修禊，至于钟美堂赏大花，为极盛。堂前三面，皆以花石为台，三层各植名品，标以象牌，覆以碧幕，台后分植玉绣球数百枝，俨如镂玉屏，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别以银箔间贴大斛，分种数千百窠，分列四面。至于梁栋窗户间，亦以湘筒贮花，麟次簇插，何翅万朵。堂中设牡丹红锦地裀。自殿中妃嫔以至内官，各赐翠叶牡丹，分枝铺翠牡丹，御书画扇，龙涎金盒之类有差。下至伶官乐部应奉等人，亦沾恩赐，谓之随花赏。或天颜悦怿，谢恩赐予，多至数次。至春暮，则稽古堂、会瀛堂赏琼花，静侣亭紫笑，净香亭采兰挑筍，则春事已在绿阴芳草间矣。大抵内宴赏，初坐、再坐、插食、盘架者，谓之排当，否则但谓之进酒。
又，卷七详载淳熙年间孝宗与高宗（时称太上皇帝）及太后宴游事：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车驾过宫。恭请太上太后幸聚景园。次日，皇后先到宫起居，入幕次，换头面，候车驾至，供泛索讫，从太上太后至聚景园。太上太后至会芳殿降辇，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辇，并入幄次小歇。上邀两殿至瑶津少坐，进泛索，太上太后并乘步辇，官里乘马，遍游园中。再至瑶津西轩，入御筵，至第三盏，都管使臣刘景长，供进新制泛兰舟曲破，吴兴祐舞，各赐银绢，上亲捧玉酒船，上寿酒。酒满玉船，船中人物，多能举动如活。太上喜见颜色。散两宫内官酒食，并承应人目子钱。遂至锦壁赏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约千余丛，各有牙牌金字。上张大样碧油绢幕，又别剪好色样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就中间沉香卓儿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约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进酒三杯，应随驾官入内官，并赐两面翠叶滴金牡丹一枝，翠叶牡丹沉香柄金彩御书扇各一把。是日，知阁张抡进《壶中天慢》云：“洞天深处，赏娇红轻玉。高张云幕，国艳天香相竞秀。琼苑风光如昨。露洗妖妍，风传馥郁，云雨巫山约。春浓如酒，五云台榭楼阁。圣代道洽功成，一尘不动，四境无鸣柝。屡有丰年，天助顺基，业增隆山岳。两世明君，千秋万岁，永享升平乐。东皇呈瑞，更无一片花落。”赐金杯盘法锦等物。又进酒两盏，至清辉少歇，至翠光登御舟，入里湖，出断桥，又至珍珠园。太上命尽买湖中龟鱼放生，并宣唤在湖买卖等人，内侍用小彩旗招引，各有支赐。时有卖鱼羹人宋五嫂，对御自称东京人氏，随驾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仍令供苑应泛索。时从驾官丞相赵雄、枢密使王淮，参政钱良臣，并在显应观西斋堂侍班，各赐酒食翠花扇子。至申时，御舟捎泊花光亭，至会芳少歇。时太上已醉，官里亲扶上船，并乘轿儿还内。都人倾城尽出观瞻，赞叹圣孝。
上述记载表明，南宋最高统治者也有玩赏牡丹的活动，但后宫牡丹之种植显然没有多大规模，牡丹之玩赏也没有形成制度，远不如北宋（尤其是中前期）之盛。
二、群众性牡丹玩赏活动
南宋偏安江南，中原作为牡丹的主产区，已沦入金人之手，故北宋时期曾经盛极一时的洛阳、开封、陈州等地的群众性牡丹玩赏活动，也成为黄粱一梦，不可复睹。唯杭州和彭州等地，由于早在北宋时已广泛栽培牡丹，故还能略睹京洛遗风，然其盛况则大不如前矣。
（一）杭州
杭州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民风民俗方面对于北宋都城开封有所继承。开封城中居民暮春时节有赏花之举，杭州亦有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暮春”云：
是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荼蘼、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当此之时，雕梁燕语，绮槛莺啼，静院明轩，溶溶泄泄，对景行乐，未易以一言尽也。
吴氏所记之盛况，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颇为相似。
（二）苏州
范成大《吴郡志》卷三〇云：
牡丹，唐以来止有单叶者。本朝洛阳始出多叶、千叶，遂为花中第一。顷时朱勔家圃在阊门内，植牡丹数千万本，以缯彩为幕，弥覆其上，每花身饰金为牌，记其名。勔败，官籍其家，不数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为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钱。中兴以来，人家稍复接种有传洛阳花种至吴中者，肉红则观音、崇宁、寿安王、希迭罗等；红，淡红则风娇、一捻红；深红则朝霞红、鞓红、云叶及茜金球、紫中贵、牛家黄等，不过此十余种，姚、魏盖不传矣。
元陆友仁《吴中旧事》载：
吴俗好花，与洛中不异也。其地土亦宜花，古称“长洲茂苑”，以苑目之，盖有由矣。吴中花木，不可殚述，而独牡丹、芍药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贵重焉。旧寓居诸王皆种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唯蓝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号“万花堂”。尝移得洛中名品数种，如玉盘白、景云红、瑞云红、胜云红、玉间金之类，多以游宦，不能爱护，辄死。今唯胜云红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长文给事、成居仁太尉、吴谦之待制家种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发运家亦有五百株，如毕推官希文、韦承务俊心之属，多则数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习以成风矣。至谷雨为花开之候，置酒招宾就坛，多以小青盖或青幕覆之，以障风日。父老犹能言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今之风俗不如旧，然大概赏花则为宾客之集矣。
从范成大、陆友仁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苏州牡丹栽培的简明历史，一览苏州牡丹玩赏风尚之大概。
（三）彭州
南宋牡丹，以彭州最为著名，群众性牡丹玩赏活动也以彭州为最。彭州牡丹早在北宋即已闻名，宋室南渡之后，中原沦陷，彭州遂取代洛阳、陈州成为当时牡丹栽培与玩赏的中心。这一点详载于陆游《天彭牡丹谱》：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其后花稍衰，人亦不复至。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今惟三并李氏、刘村母氏、城中苏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余力治亭馆，以故最得名。至花户连畛相望，莫得其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桥上下，花尤超绝。由沙桥至堋口，崇宁之间，亦多佳品。自城东抵濛阳，则绝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种，然著者不过四十，而红花最多，紫花、黄花、白花各不过数品，碧花一二而已。（《花品序第一》）
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帟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在寒食前者，谓之火前花，其开稍久，火后则易落。最喜阴晴相半，时谓之“养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语。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观，不敢轻剪，盖剪花则次年花绝少。惟花户则多植花以牟利。双头红初出时，一丛花最直至三十千。祥云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两千。州家花时，以花饷诸台及旁郡，蜡蒂筠蓝，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岁常得饷，然率不能绝佳。淳熙丁酉岁，成都帅以善价私售于花户，得数百苞，驰骑取之，至成都，露犹未晞，其大径尺。夜宴西楼下，烛焰与花相映，影摇酒中，繁丽动人。（《风俗记第三》）
根据《天彭牡丹谱》，我们可以了解到，彭州地区牡丹之栽培与玩赏，在南宋时期是相当繁盛的。
不过南宋毕竟只是偏安政权，牡丹主产地也早已落入金人之手，虽然民众仍能于牡丹玩赏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享受，或者能从中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形势毕竟大不如前。故陆游在《天彭牡丹谱》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以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异时复两京，王公将相筑园第以相夸尚，予幸得与观焉，其动荡心目，又宜何如也？
天彭之花，远不及洛中；天彭之花圃园囿，更无法与两京王公将相之名园相比。这些话或许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但与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所描述的洛阳花时盛况以及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描绘的开封暮春时节举城皆欢的盛况相比，南宋彭州、杭州的群众性牡丹玩赏活动显然要逊色得多。
三、南宋文人士大夫牡丹玩赏活动
就外在形式而言，北宋文人士大夫与南宋文人士大夫牡丹玩赏的主要地点以及具体形式并无根本差异。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牡丹玩赏活动主要在自家园林中进行，或者在适宜牡丹生长的地方政府所在地的官署中进行，南宋文人士大夫的牡丹玩赏活动也主要在这些地方进行；北宋文人士大夫喜欢对花饮酒，在饮酒的过程中赏花，南宋人也是如此；花开时节，北宋文人士大夫之间互相送花送酒，在玩赏过程中对牡丹进行吟咏，南宋人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南宋人诗序词序中了解大量信息。
比如洪适有《次韵村店得牡丹》、《次韵景庐喜得安州牡丹》、《和景庐咏新得歙县牡丹》、《得洛中牡丹》、《盘洲杂咏·牡丹》诸诗，可知洪氏兄弟曾在自家园囿种植和玩赏牡丹；陆游有《新晴赏牡丹》、《栽牡丹》、《剪牡丹感怀》、《赏小园牡丹有感》诸诗，并作有《天彭牡丹谱》，可知其一生颇留意于牡丹；辛弃疾有《念奴娇·赋白牡丹和范廓之韵》、《最高楼·杨民瞻席上用前韵赋牡丹》、《鹧鸪天·祝良显家牡丹一本百朵》、《临江仙》（只恐牡丹留不住）等十一首牡丹词，可知辛弃疾不仅经常玩赏牡丹，而且在自家园林中栽培过牡丹。其他如范成大、杨万里、周必大、张栻、许及之、楼钥等许多南宋政坛、文坛著名人物，都有牡丹诗记自己与同僚在他们的私家园囿中玩赏牡丹的活动。他们玩赏牡丹的热情与唐人和北宋人差不多。在南宋文人士大夫中，尤以张钅兹之牡丹玩赏活动最为豪侈，周密《齐东野语》载有当时士大夫在张钅兹家玩赏牡丹之事：
张钅兹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纟亘悬之半空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真有挟飞仙溯紫清之意。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伎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复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在私家园林中举办如此豪华奢侈的牡丹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南宋人对于牡丹玩赏活动热情未减，但南宋文人士大夫玩赏牡丹时的心态与北宋文人士大夫却有根本不同。他们的牡丹玩赏活动笼罩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即北宋灭亡、中原沦陷的惨痛现实。这使南宋文人士大夫的牡丹玩赏活动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深刻的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具体表现为南宋文人士大夫将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对沦入异族之手的中原故土的思念，以及对山河破碎的惨痛经历的反思，与牡丹之玩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们创作的牡丹诗词中，中原之念、亡国之痛、故国之思、黍离之悲是最重要的主题。（详见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