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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到14岁就结束了，后面的日子都在苟延残喘。
只有在童年和少年，每一天都是新的，生活向他们展示了无限的丰富与新鲜，什么都是第一次。第一次见到蚂蚁，第一次遭逢暴雨，上帝仿佛精心安排了每一件事物和孩子们见面的时间和内容。在你没见过蚂蚁的时候，蚂蚁难道不值得你顿足惊喜吗？这个小小的、六足的昆虫忽东忽西地从草地上爬过，不知所终。孩子因此而大欢喜，和它说话，并期望它回答。然而它不语，又不知所终。不止蚂蚁，天上的云朵、枝上的鲜花、河里的流水、嘀嗒的钟表都不语，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时间中演化变幻，使孩子们变为诗人，感叹追究。这样的日子多么快乐，让孩子在世界的丰富性里了解自己。当所有的“新”都结束的时候，如同一部精彩的长篇也结束了，这个时候大约在14岁。
只有少数人能够使这种“新”持续下去，他们握住了上帝的手，使自己不断能看到“新”，保持儿童拆表的那份激动和纯洁，譬如爱因斯坦、毕加索、希梅内斯和李白等等。其他的人则要在14岁左右纷纷下车，落户到一个不再新鲜或即使新鲜却不再激动的陈旧的世界上，重复、敷衍、周旋，关闭了与上帝交流的门。我说的“与上帝交流”，当然是人与自己遭逢的种种喜悦。因此你看不到一个40岁的人鬼鬼祟祟地拆一只马蹄表，也看不到一个50岁的人趴在地上观察小草的生长。我宁愿把这种情形分为“人生”与“后人生”两个阶段。
在所谓“后人生阶段”，即上帝离开了人的阶段，你会看到青少年常常愤怒。所有的神迹都消失了，即所有的新鲜感都结束了，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生活。这个世界的逻辑是尊卑、顺逆、荣辱、进退。他们被迫接受大量的所谓“知识”，譬如一个字写10遍，譬如用9年的努力去升所谓高中。9年？世界杯才4年，研究生课才3年，抗日战争才8年，而一只叱咤山林的老虎从生到死的寿命也不过15年。而孩子上了高中又怎么样呢？多数并未怎么样，依然故我。人们究竟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呢？不知道。或许还是罗素说得对，人的寿命太长了，人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应付这个寿命而设置的。但挥霍一个孩子的人生比挥霍一个老人的人生更可惜（不是说寿命，而是说创造力）。只要提一个问题就足以把人问住：孩子们不上学去做什么？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更令人目瞪口呆：孩子们如果不上学，谁来管他们？
我们明知道自己很愚蠢，但还是愚蠢。
而上帝向我们所作的手势，譬如柔软的草芽竟从硬土里钻出来；刺槐无休止地放出香味；旋律，和谐饱满令人心驰神往的旋律；色彩和线条对我们的诱惑，在14岁之后，我们大多视而不见了。
2
因此，我们应该来听听孩子们的话。
一方面，我们这些“后人生”的人期待“人生”的人把他们的喜悦传达过来，仿佛为板结的土地浇一瓢清水。孩子们离上帝最近，他们是人生喜宴富有的老饕，即使带些残羹也令我们惊喜，让我们这些早就不拆表的麻木人发现快乐，即拆表的快乐。
另一方面，孩子作为独立的人实在应该获得表达的立场。我一直认为，孩子除了是基因的受者之外，实在是与你绝不相同的人。你是教育者么？教育孩子的何止是父母与老师，蓝天白云、痛楚欢欣、电视书籍、挫折困顿对他们的教育岂不更大。你是抚育者么？无论从资源的角度还是从保障的角度，孩子的抚养者是全社会而不止于父母。如果从对孩子的贡献而言，比父母排名更前的应该是弗莱明与爱迪生，难道青霉素与电视机比给孩子喂饭的作用小么？但我们在教育以及抚养的诸环节中，的确是最大的责任者，有时这种责任使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同时，我们是最爱自己孩子的人。这种爱与责任常常使家长恍惚到忘记了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以及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我有时觉得，父母和收藏家多么相似，据有珍品，观察市道。但孩子——虽然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和氏璧——并不在乎你的品鉴与把玩，他们不是辽白瓷双耳海马，也不是黄花梨木高几，他们是另一个人。我们的错误在于：由于我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爱，就要求孩子必须比我们强；由于我们提供了基因（所谓血缘关系），就不允许孩子站在与我们不同的立场。事实上，人，这个称号远远高于基因、责任或资源之上，他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具有选择的全部自由。因此，我们在潜意识里对承认孩子也是“人”这一点感到痛苦。人们宁愿在儿子们满脸胡髭豪饮的时候，或女儿们怀抱婴儿换尿布的时候恍然自语：孩子们长大成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云云。
实际上，这很庸俗。如果允许我说得刻薄一些，这里透着一些交换。用爱交换孩子的恭顺，用呕心沥血交换孩子的与众不同。在父母的爱与责任中，不能不说无私，但真正的无私是不求回报的，包括望子成龙这么一种崇高纯洁的回报。你知道“望子成龙”这四个字有多么沉痛，它戕害了孩子多少天真与乐趣，使他们多么畏葸，多么麻木，多么战战兢兢。当这种无私的爱的份额膨胀到把孩子独立人格挤瘪的时候，你还能说这种“爱”是无私的吗？
常常地，我在熟人中看到笑吟吟地走来一对父子或母女，他们不仅相貌（基因！）相同，动作、表情、思维方式乃至话语系统都毫无二致。我所想的是，他们为什么拼毕生之力培养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呢？如果这种教育模式是可以被赞许的，你就甭想指望社会进步了。
然而就我而言，也常常担忧孩子与我不同的种种想法，因为我把握不了这种想法，又怕孩子为此步人歧路。因此，在这篇文字中，我很大程度是在批判我自己。
那么，让我们常常听听孩子的话，而不要因为年龄上的优势或基因上的优势威压他们，或者摆出“我倒想听听你能说出什么”的架式。
在孩子们的话里，即便听不到玄妙的大道理，也能得知他是与你绝不相同的另一个人，可以进入他们的时代，分享他们的喜悦和忧伤，这已经足以让人喜悦，也让人震惊。
如果——姑且这样设想——让十四五岁的孩子写一本书，把他们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对父母包括对所有的父母来说，就等于进入一个新世界，我甚至想用“财富”这个词来形容。
因此，孩子们要写的，必定是真诚的，这是与成人写作的最大区别。
3
以上这些话是由我女儿鲍尔金娜写的这本书所引发的。
鲍尔金娜从小就喜欢写作，大约是她从小就看我写作，以为人大约都是要写作的。
但我对她的文字热情一直采取低调的姿态。一是所谓文路荆棘，不忍其受苦；二是我希望女儿在繁劳的学业中尽量去做让身心放松的事业，譬如她痴迷于欧美流行音乐，水准已不在电台DJ之下了。譬如她画画、唱英文歌、醉心NBA与国奥队、滑冰与游泳。我鼓励她去做离上帝最近的事，单纯、率性、快乐。
我想到她小时候在花园漫步，手指着蜜蜂而忘情，那神态令人感动。
然而鲍尔金娜仍然在写作，包括日记、书信和一些文章。而我用读者而不是父亲的眼光阅读她发表过的文字，感到她写得朴素而诚实。鲍尔金娜从小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并痛恨所有虚伪。而朴素证明她要说的话，内容更重于形式。这比青少年易有的无病呻吟的文字病要好，这一点我当然是欣慰的。
然而，我受出版社委托通读这本书之后，所受到的震动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当然也超出我在前面说过的那些感想。我想不到她能以如此真诚犀利的锋刃挑破布满灰土的生活厚幔，所谓“文学”一词在这里是虚弱的，因为孩子们写东西时没考虑过文学，更没考虑过文坛。既然没有这一层“文学”的隔膜，就可以清澈地看到她和朋友谈心时的晶莹心态，大胆、放肆、纯洁。看到我们所忽略了的人生艰窘时，她所表现的痛心，看到她被扭曲的愤怒，看到她对老师一往情深又带有调侃意味的赞美，看到所谓早恋，看到发愤、沮丧、辛苦与得意，看到一个“新新人类”的泼辣和温婉女孩的盈盈情怀。
由此，我想起诗人张洪波说过的那句话：我相信这套书的读者不仅是孩子，更多的还是家长。而我相信，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会欣喜地接受这本书，因为它不虚伪，没有大人的包括出版商的“策划”，像进入一个疯吵胡闹的女孩聚会。我也相信大人（包括家长和上大人）也能从中受益，因为你听到的是你孩子说的真率的无饰的心语。孩子都是一样的，只是多数孩子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写一本薄薄的书。这就是他们要说的话。
对鲍尔金娜来说，我还是希望她不写书，平静而快乐地过一个女孩儿的生活，像当年手指着蜜蜂，看这金黄的东西如何嗡嗡，惊讶树叶为什么一下一下在风中哗动。她眨着黑眼睛想，想的都是上帝所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