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五年前，我曾在《文汇报·笔会》写过一篇《“我化”》，今天突发怪想，想起了这个题目——《“化我”》。
我曾将《“我化”》中的“我”，解释为近似“中体西用”中的“中”，而在“化我”中，需要解释的不是“我”而是“化”。在这里，“化”，取融化、消灭、化解、融溶的涵义。当然，这里的“我”，也不就是安立志，而是作为个体、自我的抽象。
那么，“化我”，能将“我”“化”到哪里去呢？那是一个极好听、极逻辑的所在——“我们”。
将“我”化入“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好简单言说，《随笔》今年第三期刊登了两篇有关“我们”的文章，一是何满子的《踵邵燕祥辨“我们”》，一是筱敏的《札米亚京的现实》。前者讨论的话题，笔者也曾涉及过，在此不赘。后者提到札米亚京的作品《我们》，读来很有些意思。在札米亚京这篇自称为“新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作者讲述的是，在未来的某个年代，有一个名叫“惟一国”的极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者预告了“我”的意义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我的整体——“我们”。在这个“惟一国”里，没有“我”的位置，只有“我们”是至上的，作为“我们”的最高代表，则是“至高恩座”，而“我”都化成了围绕在“至高恩座”周围的“号码”。
在这个“惟一国”里，体现了“我”的东西，比如个体生命、个人权利，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就是一粒砂石，只是垒砌金字塔的“原料”。这个以“我们”为特征的“惟一国”，就是由千百万面目模糊的“我”堆叠而成的硕大无朋的金字塔，塔尖上矗立的是神一样的“至高恩座”的绝对意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九九五年底在《读书》上读到的刘军宁那篇很有名的《毋忘“我”》。提倡“忘我”的动机旨在“化我”。在中国传统伦理学里，“我”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我”等于“个性”，等于“自私”，等于“贪欲”。于是，在古代的自称里，凡是涉及第一人称的地方，就只好使用“在下”、“鄙人”、“奴才”这样自轻自贱的字眼。由于漫长岁月的熏陶，终于使“我”名声败坏，也才提出了许多“化我”的思路和做法，“忘我”、“无我”、“小我”中的“忘”、“无”、“小”，也都是“化”的近义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哪怕这里的“我”，还是自治、自律之“我”）没有权利而存活，“我”存活的价值只在于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
与“我”相对应，“我们”则是极其荣耀的。“我们”等于“组织”，等于“单位”，等于“集体”，等于“社会”，而这些名义都是冠冕堂皇，不可亵渎的。正因如此，“我们”才演变成为化解了“我”的乌托邦。“化我论”所要求的人，是不思考、无感觉，不判断、只待命的“肉体”，其实质是要其交出生命和思维，只作为“鼠标”式的工具而存在。且不说某一时期，由“红色乔太守”乱点的“革命鸳鸯谱”曾成时尚，即就“史无前例”的时代而言，“愿作革命螺丝钉”，曾作为“革命者”引以为律的目标，“拧到哪里都无怨言”；“愿作革命一块砖”，也曾是“小将们”刻意追求的境界，“东西南北任尔搬”。由此可见，对于“我”的化解，正是所有以“我们”自居的独裁者的衷心希冀。“有了众人的忘‘我’，才有埃及的法老、中国的帝王、德国的希特勒的不忘‘我’。”（刘军宁语）
我对埃及的法老不知其详。在故国，中国的臣民，将“我”化解为一堆“草民”、“蚁民”，因此，在皇上眼里，看到的只是一片匍匐的屁股；在德国，该国的“公民”，将“我”化解为一堆抽象的“符号”、“号码”，于是“我们”才真诚地呼喊：“元首，我们属于您！”
但从这句口号，人们却会发现，由鲜活生动之“我”化入的混沌模糊的“我们”，名义上是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帮派，实质上也是“我”，是一个特指的“我”。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我”——“我们”——“我”。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对芸芸众“我”之否定；从“朕即国家”来推断，否定了“我们”的“我”，无疑于“陛下”、“元首”或“至高恩座”。处于“完成阶段”的这个“我”，并不是前面那个“我”的简单重复，当然更不是什么进步和提高，而是倒退和跌落。即通过对所有“我”的化解，而强化了的一个特定之“我”。
札米亚京将他描述的未来社会称之为“惟一国”，涵义甚深。“惟一”道出了实质，但与其说是“惟一国”，倒不如说是“惟一我”。多么可悲的否定之否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