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逸群
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一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阴谋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甚至接近白痴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是不断发展，互相联系的（互相影响、促进、制约、互为因果），其间轻重、缓急、主次等又不断在转化。任何一个有才能、有经验的人，都不可能对任何事物的各个方面都认识得很透彻。因此他提出的办法，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又不能拿到实验室去解剖，或作定性、定量分析，也不能放进培养剂，或试管里观察其变化，等试验成功了然后实施。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提高和加深认识，不断改正错误，克服困难，而取得进展。其次，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精通各方面的事事物物；就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也不可能都是最正确的，最符合客观情势的。有时外行人的意见，会比内行人的高明得多。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这是从几千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所以聪明的领导人不是专信自己，而是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
“开四门，达四聪”，这就是真正的英明领导。
列宁说过这样的话：要求政治领导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聪明的领导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及时发觉错误，及时改正，不让错误发展（大意）。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留下很多格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三千六百年以前，仲虺告诫成汤，不勉其无过，而勉其改过。二千六百年以前，诗人歌颂周宣王中兴君臣，不称赞他没有缺点，而称赞他们能纠正缺点。（“衮职有阙，唯仲山甫补之。”说穿龙袍的国王做错了事，靠仲山甫纠正它。直译是：龙袍上有破洞，靠仲山甫补它。）最大的善是能够改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没有过错，不是更好吗？但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周人宣布商纣的罪状，说他“予知自圣”。
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是圣人，就是招致亡国杀身的大罪恶。国君如“言莫予违”（人人都服从，无人违拗他的话），就会亡国（“一言丧邦”）。《荀子·尧问》上有一段话：“诸侯自为得师者王（言行稍有不当，就有人指责），得友者霸（有人规过责善，常听到批评），得疑者存（不盲从，要求再考虑），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无人批评，只听到“伟大”、“英明”等颂声）。把有没有人批评国君的错误，批评的严厉或缓和，作为国家存亡兴衰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或许有些过甚其辞，但所说的道理是很对的（虽有些片面），不能因其夸大而加以忽视。
人之常情，总是喜欢听表扬而不喜欢听批评的。否则表扬和批评就失去作用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掌握极大的权力，喜怒爱憎可以决定他人的荣辱祸福。因此，他每天听到阿谀奉承的话一定很多，听到批评他的错误和缺点的话一定很少，而直率严肃的批评则终年难得听到一二次，甚至几年也听不到一次。只要国家没有消亡，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勇气真诚地接受批评，认真而果敢地改正错误，则阿谀奉承者必日益多，而敢于进逆耳忠言者更少，甚至绝迹，从而闭塞耳目，一任奸佞摆布，有如从悬崖直滚而下，粉身碎骨而后已。
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都能容忍其臣下把他比做桀纣（有如今人说相等于袁世凯、蒋中正和希特勒），他们都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
唐德宗猜疑忌刻，对进忠言的人，虽承认他说得有理，却认为他想猎取忠直之名，故意张扬君过，动机不良，可恶可鄙；而对卢杞这个大奸臣，因善于揣测窥探意向，工于迎合，又擅长为皇帝文过饰非，则十分信任。卢杞曾以全家百口担保朱批不反，后来朱举兵反叛，德宗逃出长安，流亡凤翔、奉天时，对卢杞还是言听计从。明世宗在严嵩一伙愚弄下，相信自己是圣人，一切用人行政都办得很好，一心只想做神仙，一听到杨继盛、沈等人说“严嵩蒙蔽圣上”，就勃然大怒，处以极刑。因为严嵩教会他的想问题的逻辑：做皇帝的是圣人，圣人才配做皇帝，圣人是无所不知的，不会受蒙蔽的；杨继盛等说“严嵩蒙蔽圣上”，就等于说他不是圣人，不配做皇帝，大逆不道，非杀不可。
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树立起绝对权威，既使最高领导人生活在无数面凸镜包围之中，只看到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又利用领导的信任封锁别人的口，于是领袖成了偶像，群众只配崇拜偶像，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了。
谁能事事时时都一贯正确，不犯错误呢？只能从宗教徒的迷信中找到上帝、神仙、佛。中世纪的宗教会议决议“教皇对圣经的解释绝对正确，不得怀疑”。因教皇是神的化身。
五十年见闻中，有这么几个人物，可以作为“照妖镜”，特别是听到过分称颂时可以对照一下：一个是“从未犯过错误”的饶漱石，一个是“一贯正确”的林彪，一个是“天才的领袖”陈绍禹（见1938年武汉报纸），还有一个“发明”两句口号“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程度”，因而得蒋介石逾格信任的叫周佛海。
个人崇拜的因果也就可以显得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