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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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等了14天

1954年,又一个深秋,将爽朗的秋风送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毛泽东在书房办公,两堆文件都垒得有一尺高。他左手夹烟,右手抓笔,阅读文件时眉头稍稍聚拢,全神贯注,容不得别人打搅,否则,毛泽东也要发脾气的。烟灰缸里已经堆出尖来,卫士进来给他加了水,倒了烟灰,并把烟掰断几支,半支半支地插入烟嘴。毛泽东在稍事休息之后,拿起总参送来的敌情通报。

毛泽东起身踱步,仰着脸,像在思索。

人民海军自组建以来,虽然有了很大发展,并在台湾海峡护渔护航、近海作战方面有一定的突破,但也只是利用有限的海上力量,对台湾海军的骚扰和进犯给予回击,并未重创或击沉他们的大型舰只,更未主动出击,给台湾海军以致命打击。相反,蒋介石虽然不停地撤帅换将,却并未停止对大陆沿海诸岛的进犯,而且出击的大多是大型战舰,令我方无奈。

从不信邪、富于挑战精神的毛泽东,早就想寻机敲打一下蒋介石,教训教训其不要跟美国主子走得太远。

毛泽东思绪落定,快步回到办公椅上坐下,猛抽了两口烟,在纸笺上疾书起来。

而深秋的上海,已有一些凉意,天空时雨时阴。陶勇司令员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眼前的海图,已凝视多时。随着敲门声,作战部刘参谋走了进来,双手将一份文件呈上:“司令员,海司转总参来电。”

陶勇顺着电报看去,一眼瞥到下面署着的“毛泽东”三个字,又从头看起。他知道这肯定是份重要文件。果然,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敲击着他的心扉(见《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

时机不可不抓,军威不可不振,务安排近期于大陈至渔山列岛之间对蒋舰实施打击,并力求击沉中型以上军舰一至两艘。不打则已,打则必歼,以证明我海军之实力。

毛泽东

正对自己的心思!陶勇也掏出烟来吸着,为的是更好地集中精力,把这个重要指示落实。像是暴雨要来之前的沉闷,他突然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他干脆脱了外面的军服,在屋里踱起步来。

抽烟。踱步。沉思。——几乎成了高级将领们大战前的一种固定程序。

像陶勇这样的战将哪有不渴望打仗的?尤其是到了海军以后,真还没有大的战绩,自然也无从证实自己的实力。当然,跟国民党海军硬拼还没有资本,只能用打鬼子时的办法:伏击,在海上伏击。

这一段,他也了解了敌方的情况。台湾海军总司令叫梁序昭,是今年7月刚刚接替马壮谋的家伙。当然不能小看他:他1934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44年赴美国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受训,后率“太康”等舰返回中国。蒋介石起用他主要是因为梁序昭十分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曾创办、协办《海军战时通信》、《海军整建月刊》等军事刊物,擅长写战术论文,并能用英文撰写作战计划。估计用他对付共军那些文盲将领绰绰有余,特别是梁序昭舶来的那一套纯美国式的战法,要控制大陆沿海的制海权不在话下,美国海军经营多少年了,与之相比,中共海军还在婴儿期呢!

夜已深,秋雨不知何时淅淅沥沥地飘洒下来,空气里顿时充满凉意。陶勇的头脑格外清醒。看来今夜是无法入睡了,干脆拟个作战计划吧。他又伏在巨大的海图上,苦思冥想起来。当他一拳砸在海图上时,他的嘴角出现了一丝细密的微笑,那笑,很有些轻蔑嘲讽的意味。

可能是他觉得他的计划十拿九稳;也可能是他觉得这个计划出奇制胜?或者他觉得有些冒险?

究竟笑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

10月的最后一天,深夜,一支人民海军的护卫舰编队,出现在东海海面,直向高岛海域驶去。

蒋军雷达站已观测到这支编队。荧光屏上显示,午夜过后,该编队在高岛海域绕了一圈便折返了,没有留下什么疑点。值班的蒋军雷达兵又仔细地观察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打着呵欠进了休息室。

但是,蒋军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6艘鱼雷艇已经进入了高岛锚地。原来,护卫舰的体积巨大,用它的舷侧拖带鱼雷艇,不但肉眼看不出,连雷达也别想测出来。这么绝妙的主意,大约只有像陶勇这样熟知兵无定形的人才想得出。大概他在想出这个妙计时,嘴角才情不自禁地咧了一下……况且,高岛锚地距离战区近,这里既没有可供舰船停靠的码头,也没有对舰船提供弹药、油料、器材等物资的设备,蒋军也认为此地不利于舰艇待机,就更不重点设防了。成语有句常言叫做“兵不厌诈”,正因为这里不具备鱼雷快艇生存的条件,就更容易使敌人麻痹大意。

陶勇是该为自己的绝招笑一笑了。

陶勇特别钟情鱼雷艇这种小巧快捷的海上武器。刚组建鱼雷快艇部队时,艇只还是从苏联买来的。自1951年开始,人民海军开始自行设计制造快艇。小型鱼雷快艇排水量仅22吨,主要武器装备是两座450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和两挺12.7毫米高射机枪。4个大功率推进器足以使它的航速达到52节。遗憾的是它还没经过实战的检验。

这是鱼雷快艇首次出击,陶勇当然要打出威风,打出战果。

担任这次伏击任务的是快艇三十一大队一中队,他们已在舟山海域练了多日。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机舱温度经常达到40度以上。练一夜回来,艇员就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不知道流了多少汗。一练就是一个通宵,有的同志疲劳得连操纵机器时都忍不住打瞌睡,而晕船的同志有时连苦胆水都吐出来。知道有仗要打了,再苦再累大家都能忍受。鱼雷艇进入高岛锚地后,就与停泊在这里的登陆艇紧紧地靠在一起,一艘挨一艘,然后又在艇只上面做了伪装。这样无论从天空往下看,还是从海上往艇群里看,都难以发现这里的鱼雷艇。国民党飞机经常在待机点巡逻也没有侦察到。与此同时,岸上指挥所也转移到了高岛。

11月3日,陶勇收到情报,说有一艘敌人大型军舰向我们预定的战区驶来。陶勇立即命令出击。接到命令,6艘鱼雷快艇像离弦之箭射了出去。大家瞪大双眼,握紧拳头,兴奋得浑身直打战。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最令人担忧的情况出现了:海上气象变坏,海情已经满足不了鱼雷艇作战的要求。无奈,陶勇只好放弃作战计划,命令艇队退出战区。好在行踪未被敌发现。

快艇开始在海上待机。这时已进入初冬季节,气候逐渐变冷。因为鱼雷艇没有住舱而且空间小,睡觉成了问题。艇上没有床铺,战士们只好和衣蜷曲在战位上。空间不够,就在甲板上搭起一层板作床铺,战士称自己的铺是“楼上楼”。天下起雨来,艇员没有地方躲避,只好穿着雨衣,在艇上挨淋。寒风吹来,身上又结了一层霜,一个个冻得脸发紫,牙打战,浑身冰冷,用战士们的话说,“除了一颗心是热的,其他都好像泡在冰水里。”

一等就是14天。

因为限定的待机时间最长也就15天,如果在这个时限里还没有战机,那么编队就要撤离锚地,在别处休整以后,再等下一次战机。通俗地说,就是白等了。

11月13日,也就是待机时间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一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焦急地守候在电话机旁,战士们也都围了过来。大家屏息静气,没有一点声响,盼望着奇迹能够发生。

奇迹真的出现了。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立刻把大家的心给揪紧了。岸上指挥所通报说敌舰已经从大陈岛出来,要求一中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消息传开,个个欢欣鼓舞,立即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为了确有把握,中队先派一艘快艇出去观察海面实际气象情况。该艇不一会儿回来报告说:“海面气象良好,符合快艇作战要求。”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