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我给江青当秘书:庭院深深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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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蛮横无理的丑态

江青看文件的时候,认为哪件文件特别重要,不叫秘书知道,自己放进自管的铁皮柜里。我收文件的时候,虽然知道少了几份文件,但是不晓得是江青送出去了,还是她藏起来了,又不敢问她文件到哪里去了。如果问她的话,她就怀疑我监督她,扣上“坐探”的大帽子。

有时,她想起来某某文件,想再看看,本来是她藏起来了,但是,她想不起来是放进她的铁皮柜,还是退给了我,就向我要,找不出来就发脾气,又逼迫我老实交待。

1972年,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三天,她想起要看看《毛主席致江青的一封信》,她记得是自己放进专用铁皮柜里的,就打开柜子找,由于她不会整理,柜子里的文件放得很乱,那封信就是找不到。她急得满头大汗,瘫坐在沙发上打铃叫我到她的办公室。

她看到我进去,就霍地站起来,厉声质问道:“主席写给我的那封信,你偷走了,马上给我送回来,否则你是知道会有什么下场的!”

我听完她的无理质问和威胁,感到非常委屈,心想:那封信是我亲眼看到她放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的,我既没有钥匙,更没有偷文件的任何动机,怎么能怀疑我呢?叫我交待什么呢?

我实在控制不住,就说:“我向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干偷文件的事,你不信的话,可以让组织调查。”

她听了我的话以后,气急败坏地大声喊叫:“我怀疑你是我身边的特务、坐探!你不要嘴硬,我是会调查的!”

当时,我眼含泪水地对她说:“你要的那封信,不是你自己放进自己的柜里的吗?请你再找找好吗?”

江青听了我的话,嘴唇哆嗦起来,眼珠子快蹦出来了,她说:“你放屁!我虽然有病,但是,记忆力还没有坏到那种程度,是我放进我的柜子里的,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了是事实,不知什么时候我不注意,你把我的钥匙偷走了,你又偷走了我的文件,送给了你的主子。”

她怀疑我有什么“主子”,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想:在她面前,没有我讲话的权利,还是请毛远新帮她找找吧。我没有再说什么,想转身离开她的办公室。

江青看出我想走开,大喊道:“你想溜吗?没有那么容易!”

“我不会溜的,我是想请远新帮助你再找找你要的那份文件。”我耐心地再一次解释。

江青听了我最后的解释,猛然又坐在沙发上。我见此情景,立即走出了她的办公室,找到毛远新,把刚才江青找文件的事跟他说了一遍,请求他帮助江青在她的柜子里找找那份文件(江青对她身边的任何工作人员都不相信,我根本不敢提我帮她在她的柜子里找文件)。

毛远新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没有10分钟的时间,他就从江青的柜子里把那份文件找到了。对此,我非常感谢毛远新。

1972年批林整风期间,有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5页纸的记录(江青在会议上作如此长的记录是少有的),放进她专用特制的白布红花挎包里。第二天,开政治局会,她想把她作的记录带到会上用,出发前找不到了,硬说我把她的记录偷走了。

还有半个小时江青就该起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突然打铃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披头散发,豆大的汗珠在她脸上滚动,我看到她那个神态,立即意识到又要大祸临头了。

江青看到我进去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先是不说话,拿起一条毛巾用力地擦汗,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后来停住脚步,厉声问道:“我问你,我昨天在京西宾馆记的几页纸你给我弄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送给你的上司了?”我听了以后感到愕然。她说:“怎么,你觉得吃惊吗?我怀疑你交给了在庐山犯了错误的你们那个汪主任了,快给我交出来!”

她的这种质问本来就是没有根据、不讲道理的,她还进一步威胁说:“我现在不准你离开这个地方,限你在一分钟之内把我那几页记录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派人来抓人了!”

江青的这话是可怕的,因为我亲自听到、看到江青发出类似威胁之后,有的同志被赶走,有的同志被审查、被软禁,还有的同志被关进监狱。

我听了江青的恐吓威胁以后,忙解释说:“我没有见过你的什么记录,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放进这个挎包里了(我指着那个白色红花挎包),你昨天去开会是带的这个挎包,我能不能在这个挎包里替你找一找,你看行吗?”

江青听后,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胡说八道,我找过,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书包里。”

她骂完了,就动身去开会,刚刚走出楼门,又转身回到楼门厅,右手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我现在去开会,限你一个小时给我找出来,如果一个小时还找不出来,我就真的派人来抓你,你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我叫你的顶头上司亲自来抓你,不信你等着瞧!”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江青上了汽车,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深深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我一个大男人禁不住难过得哭了起来。

常言道:“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想:难过是难过,光是难过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今天这一关怎么过呢?难道坐以待毙,真的以莫须有的罪名叫她把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吗?不,还是想办法找到她要的东西。

我抱着一丝希望,又回到江青的办公室,看见江青昨天用的挎包还在她的办公室。我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把挎包里的东西掏出来(怕给她弄乱了东西),仔细地翻找,发现一本线装《红楼梦》书中夹有5页江青用铅笔写的记录。当时,我连内容也没来得及看,就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在喜出望外之时,我又怀疑起这5页记录是不是她要的呢?心里确实没底。正因为我不敢确认我找到的是不是她所要的东西,所以不敢打电话报告她,她要的东西找到了,等她来电话再说,或者等她回来再说。

到了午夜时分,听到汽车响,知道江青回来了,我赶紧迎到门口,她一走进楼厅,第一句话就问我:“我要的记录你找到没有?”

当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又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她要的东西我找到了,没事了,过关了;害怕的是:找到的不是她所要的。于是,我胆战心惊地把那5页记录递给她,并小声问道:“你要的记录是不是这5页?”

江青将信将疑地一把夺过去,迅速摘掉近视眼镜,一边看一边说:“是它,就是它。我说是你拿走了,你还不承认,找到了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

她虽然说了不再追究了,但是,我不想背偷文件的黑锅,想跟她解释清楚,这时,她已经看出我要说什么,就抢先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要再解释了,我想去看电影,轻松轻松。如果你想说什么的话,就更证明你有问题。”说完扬长而去。

我知道江青的霸道行为,在她面前是非难辨。即使我有理也是没有理,根本就不许我们讲话;而她没有理也是有理,只许她自己讲话,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毫无顾忌。

她走开了,我自己劝导自己,我想:还是别再解释的好,能够忍气吞声,也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