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我给江青当秘书:庭院深深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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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江青的相面术

有一段时间江青对我们说,她研究过面相学、骨相学,会给人相面。

那段时间,我发现江青老是盯着工作人员的脸,全神贯注,有时一看就是好几分钟,弄得工作人员浑身不自在,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给人相面,她想通过工作人员的各种表情判断他们是不是“特务”、“内奸”、“坐探”,等等。

江青使用相面术或不使用相面术是有时机的,她高兴的时候不给人相面,不高兴的时候主动给人相面。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很少,不高兴的时候极多,因此,无辜的好人吃江青相面术之苦的也就多了。

1968年11月间,江青患病,感冒发烧,护士忙不过来,江青提议调一名女服务员帮助护士工作。组织上经过认真挑选,严格的政治审查,从人民大会堂选了一位忠诚老实、工作踏实、任劳任怨、为人热情的女服务员,叫公茂香。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脾气古怪、难以伺候,均怕和江青接触,尽量躲着她,江青在大会堂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寂静。小公调到江青处以后,好心的老同志告诉她:江青在楼房内怕见生人,一见到生人就心情紧张,出虚汗。你见到江青能避开就避一避,实在躲不开了就大大方方地站在原地,别紧张,更不能跑开。她不问话,你千万不要吭声。你为了避免或减少和江青碰面,在她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再到她的办公室和卧室打扫卫生、收拾换下来的衣服,平时在附属房间洗熨衣服,打打零杂。

开始一周的时间小公注意得不错,没有和江青碰上面,可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哪能永远避得开,时间长了也就难免和江青碰面了。

江青的病好了,有一天下午,她到户外散步,小公立即到江青的卧室、办公室打扫卫生。她怕江青散步回来碰上面,搞完卫生赶紧往楼下走。真是无巧不成书,因为那天户外有一点风,江青刚到外边就喊有风,走了没有几步,就往回走。小公正在往楼下走,江青恰巧从户外散步回来上楼,一边走一边埋怨警卫员向她报告的风向不准确,散步时被风吹着了。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一个陌生人站在楼梯的左侧,这时,江青显得神情紧张,用眼睛斜瞅了小公一眼,她没有吭声,继续上楼。小公也没有说话,等江青走过去,才蹑手蹑脚走下楼。

小公走下楼来,吓得脸都发白了,捂着胸口,小声对我说:“吓死我了。”

江青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打铃叫我。

我一进她的办公室,她就厉声厉色地问我:“小杨,刚才我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是谁?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边问,一边拿起一块大毛巾使劲擦头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你刚才碰见的那位女同志姓公,叫公茂香,是组织上根据你的意见从人民大会堂选调来的,为你服务的。她调来之前,我曾经向你报告过她的情况,你工作忙可能想不起来了。”我赶紧向江青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会相面,我看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肯定是个坐探,不然为什么那样紧张?作贼心虚嘛!”

我听了江青对小公下的结论,吓了一身冷汗,极力向江青解释说:“据组织上介绍,这位同志对党忠诚老实,政治可靠,是党的九大代表,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她年纪小,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才紧张的。”

江青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就大发起火来,她说:“你还解释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会相面,凭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灵感,我的基本看法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错。你说她不是坐探是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你为什么袒护她,为她说好话?你和她是什么关系?你再为她解释什么,我就说你和她是一伙的!你和她一起滚蛋!”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今天叫她立即滚蛋,我要派人对她进行调查,如果她和你有什么关系,就连你一块端!”

看来越解释越糟糕,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叫小公回大会堂了。经报告组织同意,小公又回了大会堂。

我想,小公回到大会堂也就万事大吉了,可事实不是这样,这时江青让她的亲信,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的一位副组长,进行调查。江青的这名亲信,对江青的指示心领神会,为了讨好效忠江青,不顾别人的死活,不顾事实,整理了一份黑材料,他个人证明小公“的确是一个坐探”。那份材料送到江青那里以后没有几天,人们在人民大会堂再也见不到小公了。

后来我听说小公被赶到山东省她的原籍去了。

1971年夏天,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在青岛休息的时候,有一天,从海上游泳上岸以后,正在海滩上晒阳光,发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他长得很黑,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神情不定,鬼鬼祟祟,很可疑。我会相面,我发现那个人是在监视我,时刻在窥探我在青岛的行动;他肯定是个坏人,是搞特工的。请总理查处,并将查处的情况告我。”

我把江青的原话用电话转告总理以后,总理问:“她到青岛又发现了什么?她说人家是坏人有什么根据吗?用相面的办法来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没有什么把握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总理要我谈看法,我也就直说了,我说:“江青在青岛休息期间,当地的党、政、军各部门对江青的安全保卫、服务等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警卫部署十分严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现象,我认为是不会有什么特务潜伏到江青身边的。我的看法是一种分析,供总理考虑,也可能我的分析不对。”

总理说:“银禄同志,你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你能向她解释清楚吗?这样吧,我派人查一查,由我负责向她解释,你告诉她,我组织人调查,她说的那个人的情况会搞清楚的。”

过了两三天以后,总理打电话给我,总理说:“请你转告江青同志,她指的海滩上的那位军人,我查到了并了解了那位同志的情况,那位同志是搞警卫工作的,他是专门负责江青安全的,当地驻军的政治部门证明他政治上是可靠的,没有任何问题,请江青同志放心。”

我把总理来电话的记录递给江青看,她看了以后说:“哼,难道我相面会相错了?我的直觉那个人就是坏人,既然总理保证那个人没有问题,暂时就这样算了,将来发现那个人真的有问题该由谁负责,谁负责就是了。”

江青给别人相面的另一个时机是在中央内部出了问题,疑心之盛的时候。

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以后,有一天晚上,中央领导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江青对总理说:“总理呀,我建议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我会相面,他们的问题可不小。”

洪民、曹家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著名牙科医生,给江青治疗过牙齿。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以后,江青认为?三〇一医院是总后勤部原部长邱会作领导的,认定“三〇一,一定有妖”。她说:“洪民、曹家信给我治牙时,我觉得疼痛,他们是奉了邱会作的旨意,利用给我治牙的机会有意害我,他们俩就是三〇一的‘妖’。他们给我治牙的时候,精神紧张,手发抖。我会相面,他们是作贼心虚呀!”

杨洪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九医院的政治处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颐和园支左。江青到颐和园游玩时,杨洪喜负责江青的接待和警卫工作。江青认为,三〇九医院也是邱会作领导的,怀疑杨洪喜也是邱会作的人。江青说:“我第一次到颐和园的时候,杨洪喜表现很拘谨;第二次去,他表现不在乎;最后一次去,他表现精神紧张。为什么对我熟了,反而紧张了,很不正常。我会相面,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江青总是把人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看成是个人关系,把个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看成是不正常关系。

江青对周总理说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但是,她并没有讲为什么抓人,说完站起来拂袖而去了。江青走了以后,总理把我叫过去,耐心地问我:“银禄同志,刚才江青同志提到的洪民、曹家信、杨洪喜三个人,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洪民、曹家信是三〇一医院的牙科医生,杨洪喜是颐和园的负责人。”

“江青同志说要把他们抓起来,你晓得不晓得她有什么证据?你听没有听过江青对他们有什么说法,也就是说江青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总理很严肃地问我。

“江青同志有没有关于他们所谓问题的材料,我不清楚,反正我没有看到过。江青同志对我说过三〇一医院和三〇九医院是邱会作领导的,三〇一有‘妖’,洪民、曹家信奉了邱会作的旨意有意害她,怀疑杨洪喜是邱会作的人。她是凭相面想出来的。她觉得他们见到她的时候精神紧张,就感觉他们有问题。”

总理听了我的解释以后,很生气地说:“没有证据凭什么抓人,这还有党纪国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