筇竹寺的五百罗汉雕塑使昆明成为一个有着伟大杰作的地区……昆明世界的矛盾是，它一方面在大地的滋养中自得其乐，身体舒服，一方面也时刻感到主流文化对这种“小日子”、“小家子气”、“小世界”的鄙视。这导致了它对新事物的盲目的趋同心理和对自身传统的自卑。一个四川人，可以在操普通话的客人面前照样讲他的四川话。但在昆明，人们普遍以能讲普通话为荣，操老昆明口音的舌头在流利的普通话目前总是有些不自在，不由自主的就换成“马普”（昆明人形容讲普通话不到位，仅达到昆明马街的水平。其实昆明方言，受到江浙移民的影响，还保留着许多古代的词汇和口音，也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外来语，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力很强的方言）。四川出了不少用方言演的电视剧，四川人讲起四川话来，颇有惟我独尊的气概，昆明的电视台则把讲方言当作“土”来搞笑，很多市民的口音里听不出丝毫乡音，让人以为他是北京人为荣。昆明是一个离中国时髦最遥远的城市，却也是一个最喜欢赶时髦的城市。另一方面，这个城市不断地“焕然一新”，追赶时代潮流，也使它几乎成为一个看不出传统的城市，除了得天独厚的大地、气候；在文化传统上，它丧失了许多原在的、不变的、独特的但在主流文化看来是“土”的东西。人们更多的是在旅游的意义上来重视它，至于文化么，那些站在昆明街头的外地旅游者，看着那林立的摩天大楼和铺着花砖的人行道以及像西方街头一样，严格依照红绿灯过街的行为规矩的市民，可能在吃惊之余又会暗暗奇怪，他们吃惊的是在他们印象中的落后封闭的边疆城市，居然有如此一流的交通系统和遵纪守法的市民，他们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么？我最近在昆明《春城晚报》看到一个统计，1982年2月15日，国务院宣布昆明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48年，昆明地区有文物古迹单位2056项，1961年，确定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66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9项，1983年区级已锐减到148项，市级30项。到1999年，区级只剩下97项，市级更是寥寥无几。（据《春城晚报》2000年3月31日20版报道）昆明玉案山的筇竹寺是幸存的古代寺院之一，这座古刹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的。传说，一百年前，来自四川的泥塑艺人黎广修先生，率领着他的几个徒弟，在昆明西面的玉案山中的筇竹寺，用泥巴塑了五百个罗汉的塑像，可能把他们自己的样子也塑了进去。然后不知所终。一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但他们留下来的却不仅仅是传说。知道今天，这五百个罗汉依然栩栩如生地活在昆明筇竹寺大雄宝殿内侧和两间光线阴暗的厢房里。
在我的教育中从没有人像谈论巴黎圣母院或印度神庙的口吻谈论过筇竹寺。后来我读艺术史，甚至亲自前往艺术史提及的某些地点瞻仰那些伟大的杰作，我知道雅典的神庙是伟大的，知道西斯廷教堂是不朽的，我知道大同的云冈大佛；在比利时的根特，我被大教堂里那些犹如活人的雕塑激动……但筇竹寺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处省级重点保护文物而已。所以当我在受完教育之后走进筇竹山寺的时候，并没有走在巴黎的某个伟大教堂中的那种心情。中国的寺院总是把一切处理得朴素、亲切、让人不能一眼就看出它的玄机。筇竹寺看起来更显寒酸，山门和殿堂都不见怎生高大庄严，由于失火，重新修建的亮闪闪的后殿还透着几分俗气，并且我后来得知，往后这新后殿的“新”将作为寺院彻底翻修的标准，一切都要与它一致起来。大多数人到筇竹寺来，并非为了那五百罗汉的塑像，而是把这个寺院视为一座烧两只香或可以侥幸兑现些心愿的宗教银行。所以，香火最旺的是正殿里那些慈眉善目的大佛。五百罗汉则冷落得多。小时候，我的同学告诉我，五百罗汉，五百个样子，当中总找得到一个与你样子相像的。当年我没有找到，我还是少年。我此番进来的目的，是想证实一下，一个已入不惑之年的人是否有了些许佛性，是否与五百中的某一个貌似了。与多年前我见到的情况不同的是，下面的一排尊者用玻璃保护起来了。一进去，我立即惊骇地站住了，我被这些雕塑作品的非凡气概震撼。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雕塑，我看见了它们！不是从善男信女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摆满伟大杰作的艺术博物馆的角度。我再次像少年时代那样听见了这些罗汉的窃笑声，但我不是害怕，而是被他们的样子深深地触动。一百年前的人怎么如此生动、如此天真、如此快乐、如此放浪形骸、如此不拘小节、如此肉感又如此的神仙气象！你甚至感觉得到昆明山冈上的风在他们的长袍间吹拂，昆明城中的鱼米之香在他们鼻头间流动。可以想象得出，当年他们完成之后，前来烧香的人们会多么吃惊，罗汉怎么会被塑这般俗不可耐的模样，一个活脱脱的卖肉的王屠户、算命的李先生、钉马掌的张铁匠、半疯半傻的刘秀才、不男不女的赵郎中……的样子。犹如某部戏剧的一个片段，某部小说的一段情节，这些雕塑是叙事性的，它不再仅仅象征某种形而上的精神，它借着庙堂，讲述着芸芸众生的故事。如果这些塑像出现在佛源深厚的中原地带的寺庙里，善男信女不把他们砸掉才怪。远离文化中心的昆明，人们没有那么多文化，对异族异教也是司空见惯的，议论了几番也就随它去吧。倒也“仙缘有份”（黎广修语）应了那禅机：佛即是我；我即是佛。在大震撼之后，我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省级重点文物”这样的词语可以指称的，如果他们不是放在筇竹寺这鲜为人知的寺院里，而是放在像卢浮尔宫或西斯廷大教堂里，我肯定他们会令参观者叹息不止。这是古代社会在昆明的最后一个戏坊，最后一次人物聚会，最后一次联欢。之后，现代来临。瞧啊，这些泥巴做的神还在合计着今天下午僧钵到哪里去讨满，他们没有听见，在遥远的高原下面，摧毁旧世界的大风暴已经在云集，人们将不会再有什么时间来玩泥巴了。
那一日，我在这伟大的山寺中从上午呆到下午，直到落日的光辉从西面穿进厢房，把罗汉们霓裳羽衣反射出透明。这一日，我越过教育的布看见了神迹，伟大的神迹就在我的近旁，就在我的故乡的青山中，我却一直去向远方寻找。我几乎已经错过它，一生地错过它。今天看见了它，我是有福的啊！这一日对于我的意义，不亚于某个希腊人在历史的某一日意识到他故乡的亚特农神庙与不仅仅希腊而且整个世界的那些伟大与永恒的联系。在伟大的寺院中，我起初心荡神驰，叹为观止，后来却焦虑不安。人们确实没有把筇竹寺视为一个西斯廷教堂，我立即就发现，伟大杰作的许多部分已经开裂了，我甚至惊骇地听说，出于对它们的保护，在计划中的一次修缮中，塑像原有的、一百年前的色彩将被新的色彩涂掉，粉刷一新！这一计划后来果然付诸实施，只是由于油漆匠们实在没有本事调配出一百年前的色彩，塑像们的身体衣服部分才没有被毁掉，他们本来是大胆到要为蒙娜丽莎重新上色的！但历尽沧桑的面孔已经被粉刷得粉冬冬的，只是因为本来的造型太生动，才使这可怕的粉刷没有把原作酷毙。
我指望可以从专家们的艺术史中获得一道关于它的护符。我查阅了找得到的两种的中国雕塑史，较为权威的王子云的《中国雕塑艺术史》说“筇竹寺五百罗汉的特点，是神态生动和解剖比例合度，衣带的处理也生动真实。在总的风格上，接近近代民间雕塑的一些绘画形式”。但他又说“在人物的形象表情上，有的显得有些夸张，又有的近于矫揉造作。缺乏艺术上应有的含蓄和形象上的概括。在刻画人物神态和表达人物的性格方面，虽然看来是很真实的。但使人感到有些轻浮和表面化。（从另一种观点看，表面、琐碎确正是褒义的）另外，在衣饰道具的处理上，有些过于琐碎，有的妨碍了主题的突出。尽管如此，筇竹寺罗汉在中国雕塑史上仍然占有一定地位，达到了近代雕塑世俗化的较高水平”（《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1994年出版的孙振华《中国雕塑史》则认为：“五百罗汉以写实性著称。……有许多形象完全是世俗社会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的模写……是清代塑像的佳作。”但是两位作者，都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筇竹寺雕塑，“明清的时代精神是不适于雕塑的……明清的艺术和美学缺乏崇高美，缺乏阳刚之气。”（孙振华）“清代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没落面貌，即使少数人的作品，也只是在写实技巧上有所长罢了。”（王子云）可以看出，这些作者是从历史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观点看待艺术，他们是从既定的从阶级社会发展来划分的艺术本质的定论出发来评判艺术，所以得出的结论如此雷同。说实话，我非常尊重这些作者，他们可能逃不出先验的艺术史观对他们的影响，但他们描写中国艺术历史的口气也依然令我失望，他们那种软弱无力、迟疑不决的语言简直无法与所提到的伟大杰作相提并论。它们完全也不能与西方人数他们的家珍时使用的语言相比，“吉尔贝蒂是佛罗伦萨洗礼堂第二次青铜门的著名竞争之桂冠荣膺者，本世纪伟大的雕塑冒险从此开始……”（语见《热尔曼？巴赞《艺术史》）并且，如果仅仅从某个时代既定的历史观、审美观或者从历史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艺术，如果它没有对这种艺术史所形成文明与其他文明对比之后获得的足够清楚的认识、骄傲和自信，如果它不忠实于个人的直接感受，它可能就会对在范式以外的东西犹豫不决，导致它对那些堪称杰作的东西用平庸的话语表述。其可怕的后果可能就会是对艺术本身以及欣赏的遮蔽，由于这种遮蔽是通过教科书进行的，所以它们可能也是最可怕也最天经地义的遮蔽。
可以看出，在中国的雕塑史上，筇竹寺的雕塑并未被专家们多么重视，虽然在清代雕塑中，它占有第一位的位置。在整个的中国雕塑史上，它仅仅是作为史实在时间顺序上的需要，被略微述及。专家们都认为，中国的雕塑在元代以后，就走的是下坡路了。“中国文学大统……愈落在具体上，愈陷入现实境界，便愈离了中国人的文学标准。”（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如果从这个大统来看，筇竹寺的雕塑真的是具体写实一路了。但它难道不也是一种离经叛道吗？难道相比于过去时代的形而上雕塑史，它不也是一种伟大的雕塑冒险吗？时代的没落，并不就意味着艺术的没落，时代并不是决定一切的，恰恰相反的是，伟大的艺术史总是由那些例外建构起来的。从20世纪的流行的形而上的以阳刚为时代精神之正宗的观点来看，人们很难看出筇竹寺的雕塑的伟大之处，也很难对中国雕塑史做出科学的评价。这个世纪崇尚的是革命，是大波大浪的历史，是形而上学的精神、大词、大气、大线条。这个世纪热衷的是对世俗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但筇竹寺的雕塑的出发点却是形而上世界的人间化、世俗化、具体化、琐屑化、细节化、精致化、现场化，它发扬的是明清以来世俗化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技巧。它的彻底写实的雕塑观与元代以前流行的写意式的雕塑观自觉地背道而驰。这其中有着中国文化从古代向近代演变的内在脉络。钱穆先生对此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宋以下中国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不仅儒学展开的一方面如此，即在文学、艺术方面，同样可以见到。宋、明以来的诗歌散文，完全沿袭唐人，脱离的宗教性和贵族性，而表现着一种平民社会日常人生精神，并更普遍更丰盛了。”“如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他的趋势于平民社会与日常人生，大体上都要到宋代始为显著。唐代的美术与工艺，尚多带富贵气，有夸耀奋张的局面，否则还不免粗气，未臻精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间工艺实在是唐不如宋。一到宋代，遂更见中国文化向平民社会之更普及与更深入。”（《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九章）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强调精神世界的崇高和升华，而忽略了人生世界的日常和真实。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史家都不会看重筇竹寺五百罗汉这种世俗的无赖形象。它们是对那些正襟危坐、高大庄严的神龛的嘲讽。它们居然让周围芸芸众生的形象高踞于神的殿堂，而且比那些司空见惯，已经了无生气、模式化的的尊神更具有神性。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塑像，就像波提切利的春天那样，为气数已尽的宗教雕塑注入了鲜活的人间气息，它应合的是白话文学、戏曲的发达，平民文化的兴起。如果元以前的雕塑更近于诗歌的气质的话，我把筇竹寺的群雕视为雕塑的小说或戏剧。它是中国雕塑从形而上到形而下转变的一个杰出的标志，它发展了不长于中国传统雕塑的“在雕塑过程中，每一人物的刻画，都经过反复对照类似的实际人像（模特儿）进行塑造，如此在方法上都是很科学的”（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这个方向，它可能是中国雕塑在这一方向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的杰作。这一方向在西方雕塑史是司空见惯，在当代中国已经不足为奇，但在一百年前的清末，匠人们依靠的仅仅一个封闭世界中日积月累的经验。
筇竹寺的五百罗汉雕塑使昆明成为一个有着伟大杰作的地区，故乡热爱艺术的人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寺院中学到与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同样的东西。我知道许多人如果听见我把他眼鼻子下的、一群封建没落社会的、只有一百年历史的泥塑与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一定以为我在夸大其词或者别有用心。巴黎圣母院几乎是在落成之日就已经被视为伟大的！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中国人自己看中国世界的观点甚至欣赏艺术的观点都有点技不如人的自卑感。记得九六年丽江地震，我悲壮地说可能是另一个雅典的毁灭，没有人以为然。作为艺术的存在可能会永恒，但世界的评价它们的观点是会改变的。如果有一日，从巴黎到纽约的时装设计师都视中国式的短身材、黑头发、矮鼻子为美的标准。人们会怎样看筇竹寺的雕塑，那一个个不就是大卫、维纳斯么？我相信有一天人们会面对筇竹寺的那些罗汉问，伟大的米开朗基罗或鲁本斯是谁？这只不过是个说法的问题。重要的是，它如此令人感动，这感动与你置身于帕特农神庙中的感动，来自同一种力量。
塑造了这些不朽神祗的匠人，那伟大的米开朗基罗或鲁本斯是谁？来自四川省的黎广修（字德生）先生和他的徒弟林有生、飞良、哑巴等。他们从1885年开始工作，到1890年告成。历史没有记录这些大师们生平的任何细节。我只能猜想他们就在五百罗汉中间。当我离开寺院，在傍晚的微光中向山冈下那座我越来越陌生的、一向是我的故乡的新城走去的时候，我忽然担心起来，我不知道我的语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揭去人们蒙着的形而上之布，看见那孤零零高踞在黑暗山冈上的诸神？我的一生是从昆明武成路上的某个房间中开始的……老昆明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对于居民来说，它是一个空间的物质的传统生活资料，是导致一个人的基本气质、修养和灵感的各种气味、光线、色彩、故事、伤疤，是记忆的种种细节和来源。我们为什么热爱一个城市，是因为它的历史么？是因为它的名声么？是因为它的风俗么？都不是，我们热爱一个城市，是因为你的生命和它的某条街道、某个门牌号码、某个房间有关，它们塑造了你的生命。
我的一生是从昆明武成路上的某个房间中开始的。但我无法向人们证明我是在这个城市出世的，因为这个城市并没有武成路，我陷入一种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我怀疑我是一个我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扯谎者。我的写作不能从这个房间开始，我无法从诸如“黎明的微光，穿过雕着梅花的木格窗上的棉纸，透进阴郁的房间，使床上的布一块块亮了起来”之类的细节开始。因为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表明存在过这样一个房间，这样一条街道。人类的存在无非系之于两种状态，适得其所或居无定所。尤利西斯在外漂泊一生，白发苍苍时回到故乡，发现他的妻子在他们结婚的房子里迎接他。尤利西斯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流浪生活，见识过大海、风暴、独眼的巨人和女妖，但这一切并不比他最终回到他出生的房子里更令他惊奇。开始就是结束，老尤利西斯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这个故事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模式。因此我经常会读到这样的传记，某个人在外面漂泊一生，临终之际，回到自己的故乡，在出生的老房子里坐下来，打开壁炉，在冬天灰暗的光芒中，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但我没有这份荣幸，我尚未临终，正当盛年，却不仅我出生的房间，结婚的房间、甚至我居住过的街道、城市、我四十岁以前的日常生活之场景都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我像一个已经死掉百年的人那样，活着，但不再认识自己出生的地方，惟有天空、太阳、黑夜和四季依然如故。我的故乡并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发生过地震，并没有像庞贝古城那样“如果侥幸脱险的人能再回到灾区。会根本找不到原来的那座城市。那个城市已经在公元79年8月24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之间。埋葬在几米厚的火山堆下面了”。时间总是与某种场所有关。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所在的时间。即使最抽象的时间也必须发生在一只手表或座钟的表面。我就像一个将要扯谎的人那样心怀叵测，不能清晰地回忆这个房间，昆明是否有过这么一个房间，一个叫做于坚的人曾经在里面哇哇啼哭，满地乱爬？我可以肯定，没有。我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出生地址的人，因为这条街已经不存在，它连街名也没有留下来。那里，曾经屹立过武成路的地点，现在是一群新的水泥楼群，这些楼不知道武成路，在那里施工的人们也不知道武成路，昆明的新地图上也没有武成路这条街道，我说的那个地方现在叫人民中路。往日生活的证据只在存在于我的语言中，也许还剩下来一些词，但谁知道它们没有发霉变质，谁知道它们没有支离破碎，它们还能揭发出当年的真相么？我可以信任自己的舌头么？现在一切全凭我的一面之词了。一想到我所交代的一切，将查无实据，被视为一派谎言也未尝不可，我就感到一阵空虚，连叙述的愿望都消失了。犹如置身在某个用砌厕所的白瓷砖砌起来的洞穴中，我的回忆没有任何气味、声音，没有任何什物，没有任何可以触景生情之处，所触及之点，只是一片冰凉的光滑，没有丝毫的痕迹，我连昔日的一根火柴梗都找不到，我企图被这根火柴烫一下，获得一些痛感都做不到。
因此那是否武成路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交代出一个场景，没有具体在场的回忆是荒谬的。不能想象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从一个房间中开始的。你可以随便描述一间房子。把它说成你生命开始的房间。武成路是昔日昆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昆明最古老的街道，一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它从五华山的西坡一直延伸到小西门附近。它的东端连接着昆明城区的心脏，西端的小西门外紧临通往滇池的码头篆塘。它是昆明小巷最多的一条街，这条街全长不过850米，却有大小巷道32条。这些小巷四通八达，把无数的钟鸣鼎食之家连接起来。它们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我曾和孩子们滚着铁环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这些小巷使世界像迷宫一样复杂。小巷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个大门都有它们的故事。我知道哪里是鬼的住所，哪一棵树上面有鸟窝，哪一家的院子里有石榴树，哪一家的院子里有井，哪一家的院子里养着鸽子，哪一家的院子里养着猪，哪一家的楼梯上堆着棺材板。落日在某个季节会正对着街道，把它串联起来的无数院落、水井、花坛和楼梯映照得光辉灿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诏时代。南诏时代供奉白族的本主大黑天神的土主庙（当时叫大灵庙）就在这条街的东头。徐霞客于1638年到过武成路，他在游记里描写了土主庙前的菩提树：“过土主庙，入其中观菩提树。树在正殿中庭间……”徐霞客听庙里的“土人”（少数民族）说，这是一棵奇树，此树开花的时候，每朵十二瓣，但“遇间月则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数……亦奇矣”。昔日，武成路充满着生活的欢乐，热闹异常，城隍庙附近的劝业场，有许多茶馆、戏园、食馆、小吃店等一百多间铺面。门神馆、燕鸿居、杨鹅酒店、鸳鸯米线馆、卖烂肉蹄花的小店、唱滇剧的雅戏园……都是门庭若市，玉珍馆的蒸肉、马兴仁牛肉馆的牛肉都是脍炙人口的。据说当年马兴仁宰牛，必将“要宰的牛用红丝绸系住双角，游街转来才宰杀”作为招徕顾客的方式（见张科仁《昆明地名漫谈》）。但到我看见武成路的时候，这些热闹的景象已经消失了。武成路街道两边的房子不高，一般都是两层的木阁楼，上面一层住人，下面一层是一家挨一家的铺子。街不宽，行人随时可以自由横穿街道。甚至有些人家的猫，敢躺在街心睡觉。楼房的屋檐都雕龙画凤，窗子是木格的，后面糊着绵纸。棉纸一般每年要重新裱一次，一般是在春节以前，报纸多起来以后，用报纸裱也成了一种时髦。格子窗上镶着木刻的喜字、蝙蝠、梅花什么的。楼下全是铺面，那些铺面全是木制的门，装在门臼里，有的雕着描金的图案，打开的时候要一扇一扇地取下来，叠在一起，用绳子栓住。每天早晨，那些铺面下门板发出的有规律的响声，成为街道的一种音乐，像是一日开始的前奏，听到这声音，世界就醒过来，新的货物就一样样出现在柜台上。但那时街道上的大部分铺子都是关闭着的，以致我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知道它们原来是门庭若市的铺子。我永远难忘的是武成路两边那些阴郁的、一个接一个的中国式的格子窗，我常常感觉到鬼魂们在其中走动。经常在某个窗口，会有一张女人苍白的脸，望着街道上的行人。有一个窗子里的寡妇是疯的，她经常倚着窗子对着街上的人破口大骂，一直骂了很多年。我知道那些窗子后面都有一架隐藏在黑暗中的楼梯，你一踏上去，那些梯子就会吱呀吱呀地响起来，仿佛你踩在了老房子的骨骼上。在楼梯的尽头，站着老鼠，像主人那样望着你。它后面是门，推开进去，一道灰色的光忽然把你带到了一个世界，你立即闻到一股霉味，那是从古老家具和纸张里发出来的。（昔日已经成为一种气味，有一日我在某一家的壁橱里闻到了它，这气味使我记起了这些黑暗中的楼梯。而另一次，从我母亲的洗脸毛巾的气味中，我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个澡盆。）从灰色的光芒中望去，可以看见对面房子的瓦顶上长满荒草，在晴朗的蓝天下微微晃动，一只猫站在屋脊上，模样狰狞地瞅着你。街道后面一条小巷中的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初的时光。我记得一些青色的砖墙和石块打成的天井，我总是扶着它们走路。青苔到处蔓延，长满了水井和花坛，有些石板松动了，翻开它们会找到像血管一样的蚯蚓。我记得在我睡觉的房间里有一个巨大的黄木橱柜，橱柜的大门上有两条黄铜打制的鱼形拉手，这个大橱柜是我外祖母的嫁妆之一，也是我童年时代天堂的一角，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秘密。一张蓝色的土布手帕里包着的两只手镯，一张模糊的相片，相片里的人穿着军服，一把没有钥匙的铜锁……多年之后，我发现诗人兰波在诗歌中描写了它“这是一个雕花的大橱柜，阴暗的橡木，/十分古老，一幅老奶奶的面孔……橱柜里装满杂乱的古董/香香的黄手绢，女人和孩子的围兜，/枯萎的旧花边，祖母的头巾，上面印着奇异的飞禽走兽。/噢，古老的橱柜，你了解多少故事，/当乌黑的大门‘吱吱’打开，你就将那一段段往事娓娓道来”。
那些年代，昆明是一个安静的城市。我说的安静是指街道、天空、黄昏、院子、花朵和小孩子的眼睛中看见的世界。其实这个城市一点也不安静，革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且这革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使这个旧世界以及它的城市永远斯文扫地。我父母都投身于革命中，没有时间照顾我，只有失业的外婆领着我在革命之外的旧世界里漫游，阴暗的、古老的、缓慢的、发霉的、铅华褪尽……她经常领我去的一个古老的院子里，画栋雕梁，描金铺彩，经过许多房间，我看到其中的一个房间里有人在抽水烟筒，抽得咕咕响。另一个房间里男女们在打麻将，另一个房间里充满中药的味道。最后，经过一面青面獠牙的圆镜，我跟着她来到一张雕花的大床前，那里永远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奶奶，我叫她老祖。武成路形成了我对世界的最初的印象，世界的美妙、丰富、热情、运动、悲哀以及传布到我生命中的恐怖感。我少年时代的种种嗅觉都与这条街有关，这条街已经成了一种嗅觉。我记得我总是步履飞快地从一棵死去的老树下奔过，老树身上有一种肥皂和糖混合起来的味道。据说这棵老树上住着一个吊死鬼，如果树的影子落到谁的身上，谁就要被鬼吊死。与时代不同，这印象是生活的印象、人生的印象、外祖母的印象、基本事物和日常器皿的印象，是穿过无数时间之流而来的传统中国的印象，虽然已经支离破碎、奄奄一息，但深刻在我的生命中。那时我尚未读书接受教育，当我接受教育之后，这些最初的印象在我的生命中被镇压下去了、潜伏到无意识中了，它们或许会启示我的生命，或许永远死寂，那是一件我不能主宰的事情，只能听天由命。我是一个热爱光明的少年，在我后来接受的教育中，我肯定不会对那腐朽的旧世界有丝毫兴趣，但我爱我的外祖母和她的武成路，是她使我在潜意识中和那个旧世界达成了谅解，那个世界既然可以造就出我外祖母这样的人，它必然有它存在的基本理由。我的教育从未告诉过我这一点。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从未有过穿过城市的街道，到某个智慧之人（例如一位长者或一个诗人）家中去聆听他讲述人生真相的经历。那时代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所有的大人都讲一样的话，写在报纸上的话，没有人向孩子讲出他们对人生世界的真实感受。那是一个不尊重常识的时代，许多东西其实只是常识，但没有人告诉孩子。关于生活、真理、传统中国的一切，像一个巨大的秘密被保守起来。这一切，只有等待青年依靠天性中的怀疑和反叛精神与阅读慢慢地才悟出来。我的昆明和卡夫卡的布拉格完全不同，同样是古老的城市，但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职员是从常识去发现世界的荒谬和真理，而我却是从虚无和谎言出发去回到常识。我内心中对上一代人怀着永远的轻蔑，就是因为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们关于人生的常识。但我并不抱怨他们，他们的谎言是善良的，那时代，只有谎言可以保护孩子不受到伤害，不说出真像乃是对人生负责。武成路古老得就像一个显身的真理，它的一切都在消解着那时代的谎言，它的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气息，那不为所动的存在感，足以令我从学校学来的关于时代的知识显得荒诞不经。那时代，“维新”已经成了一种空气，充斥着语言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已经成为贬义词和地下活动，学校批判传统，家长害怕传统，而武成路却作为一种有形的、活着的传统抵抗了那时代，使我看到、体验到而不是学习到还有一个与教育所宣扬世界观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听着这街道的声音，可以在一个阴暗雨天的下午，深沉地睡去，直到变成种在棉花地里的鬼魂……这是一条手工打造的街道，人们几乎不使用钉子，街道形成规模至少经历了三百年。有的人家，一栋宅第几乎建造了一辈子，人们有的是时间，人们把建筑看成千秋大业。据说有一家的木匠是通海请来的，雕一扇门就用一年的工夫，他的工资是用雕花凿下来的木屑过秤，以其重量换成金子。街道是青石条铺成，经过多年的行走，马蹄、人踩、车碾……已经被打磨出光芒，尤其在雨天，更是光可鉴人。这青石条是请小板桥的石匠打造的，月光好的晚上，街心明晃晃，可以照出人的影子也可以照出鬼的影子。这街道是精湛的手艺，是作品，是为人生而创作的，一切都是为着让人感到舒适和安全。墙上写着古代诗歌，画着风景，柱子上贴着对联，窗子上雕着各种花朵，就是不起眼的柱石，也雕着怪兽。生活就是艺术，每一个院子里必有花台树木。我小时候见过一张雕花的大床，那床被雕得像一个伊甸园，花团锦簇，像是丰饶的大地，花果，飞禽走兽，溪流瀑布，春夏秋东，令人躺在上面就像躺在大地的怀抱中。每条小巷都有着美妙的名字。饮甘巷、福善巷、中和巷、静安里、葵花巷、下马巷、炒豆巷……武成路上只有三五家商店，我记得有一家是卖棉布的，我姨妈就在这个布店里工作，她把扯好的布一折，剪刀从中间一划，布就成了齐齐的两半，这是她最得意的工夫。有一天，武成小学旁边的三一教堂失火，我看见一个被烧成焦炭的东西从教堂里面抬出来，我不知道那就是死亡。我在世界上第一次感觉到死亡是我外祖母的死，外祖母在武成路度过了一生，她到死都没有自己的家。她去世的时候，我家刚刚搬进一所新房子，那是分给我的革命者父亲的，外婆在搬来的第一天还好好的，怀里抱着一个水壶，坐在解放牌汽车的驾驶室里，我扶她下来，迁到粉刷得洁白无比的新房间里，当天夜里，她就去世了。她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的就是她的棺材，那些做好的木板放在武成路我姨妈家老房子的过道上，她总担心那些木板被水糟掉，那是她最后的家。每天清早，街道两边就摆满了乡下农民的粪桶，街道两边的人家一家家吱呀吱呀打开门，抬着马桶出来倒，到太阳将升的时候，这些粪桶就不见了。然后在卖烧饵块的摊子上，泥炭火暖暖地燃起来，卖饵块的伙计把火盆里的火星扇得直冒，饵块渐渐现出了焦黄色。再后，那些铺子一家家下铺面门板的声音就响起来了。雨天，雨水顺着洋铁皮的檐子流下来，那些洋铁皮的檐子大多已经生锈，形成了无数的漏斗，雨水从那里漏到地面的石板上，住在下面的人家会用铁皮桶或者木盆放在下面接水，那声音一开始落到水桶里是声音很响，渐渐地软下去，说明水已经渐渐接满。听着这声音，你可以在一个阴暗雨天的下午，深沉地睡去，直到变成种在棉花地里的鬼魂。武成路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家电影院，叫新滇电影院，是小巷尽头的一个大房间，在里面我看了平生第一次电影，我记得我和全体孩子没有一分钟安静，我们齐声叫喊着“翻钢盔，射电简，里白里白咚咚咚”（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首关于手淫的歌谣），翻动着座位，弄出整齐的响声，直到电影结束。我记得我们经常在月光明晃的小巷里“挤油渣”，这是昆明儿童的一种游戏，游戏时大家排成队，顺着墙往墙角挤，被挤出的人就是挤出来的“油”，一又排到后面。另一种游戏是“斗鸡”，就是用手抬起一只腿，另一腿独立跳跃，用抬起的腿和另一人抬起的腿相互碰撞，谁支持不住，先掉下腿来，谁就算输。捉迷藏，月光在小巷里制造了许多的黑暗的角落，我们躲在根电线杆后面，一旦被发现，就大喊“鬼来喽！”。直到月光西移，小巷里开始朦胧起来，我们才高喊着：“扁担开花，各回各的家，扁担长角，各回各的国”！一哄而散，打开腿，飞快地跑回家去，后面已经长出一只妖怪的毛绒绒的黑手心，紧紧地追着我们。
还有一家茶馆。茶馆的长条凳总是延伸到街面上……新滇电影院往下就是洪化桥，洪化桥已经没有桥，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路口往南是一个菜市场，路口上有一个中药铺，一个卖纸烟、红糖、糕点的杂货铺，一个卖旧衣服和劳保用品的旧货铺，一个终日敲敲打打的洋铁皮铺，还有一家茶馆。茶馆的长条凳总是延伸到街面上，那里永远坐着一群老人，他们吸水烟筒，用发黄的缸子喝茶，给他们上水的是一个背锅（驼背），一个只会傻傻地咧嘴笑的男人，他一直在这个茶馆里干，就像茶馆里的老茶壶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以为他是茶馆必备的一种人物。据罗养儒先生说，昆明的茶铺，最早要数昆明县衙门隔壁的那一家，无字号。开设的具体年代不详，总之比乾隆年间开的四合园、宜春园早。来喝茶的，多是打官司的人，坐茶馆等待传讯。衙门里差役出来，就对着茶铺高呼：“传某某人！”。其次，是四合园（位置今文庙街、正义路交口的豆寇饭店）、宜春园（位置于正义路顺庆当巷口，现为一银器铺），这两家是乾隆年间曹姓开设，钱南园书写的招牌。四合园营业最长，早晨七八时开铺，晚上十一二时“打佯”。带讲评书。用锡茶壶供茶，三文一人，五文三人，六文五人。每天可卖二吊多钱，折合二两多银子。喝茶的人，早晨主要是大索行（抬馆材的），中午、晚上多为卷经会（清代昆明文庙里的一个组织，由当地绅士文人组成，据说是平常联络感情，逢大比之年，设法凑钱，帮助寒士上京赶考）的文人。晚上“打佯”后，还有一姓金，一姓姚的文人，至四合园喝茶，已成习惯。铺家还特为他们煨一壶水在炉上直到天亮。伙计起来拨火备水迎早市，才离开。因此人称金半夜、姚天亮，其真名实姓反失传了。“宣统年间修铁路，随着也开设了一些茶铺，较大的有息一亭和罗芝楼。息一亭在今火车南站对面，招呼过往客商，楼上楼下，五间茶室。每碗茶卖三个铜板。还带有打腰鼓清唱，卖炒茶。罗芝楼在今巡津街市人民医院对面，除茶外，卖的食品很多，有包子、点心、炒面、火烧……，昆明铺家一般都喜欢相邀至此消磨时光。”（《昆明市志长编卷六》）茶馆是传统中国的民间交际场所，其功能和西方的咖啡馆相仿。但茶和咖啡的传统和含义不同，咖啡意味着个人、孤独和不交流的权利以及独立的思想，咖啡是一种导致孤独的东西，咖啡馆是一个使孤独戏剧化、获得表演的场合。茶则是用一个大壶泡好的，茶水从同一把壶里倒出来，所有喝茶的人之间就有了一种亲和平等的关系。茶产生的不是孤独，而是被群体接纳的温暖。人们在茶馆里聊天、交流信息、放松。任何人，刚才在街上还衣冠楚楚，一迈进茶馆，他就扣子解开了、鞋子脱掉了，像是回到了家里一样。中国的茶馆里没有女人，因为那是男人的家。在这里，什么事都可以乱说，女人、性、政治、生意、内幕、消息、谣言……它是一个最平等的场所，最低廉的消费，却什么身份地位的人都可进来。江湖上的龙头老大、赶马帮的马锅头、农民、拉黄包车的骆驼祥子、骗子、小偷、老寿星、书生、商人、职员、警察、军人……还有说书的、卖纸烟的、唱戏的、算命的……这是一个三教九流、胡说八道的去处，如果没有三教九流，人们又害怕祸从口出，茶馆也就不存在了，它并不是一个仅仅用来解渴的地方。洪化桥的这个茶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的，我意识到茶馆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它是武成路惟一的一家茶馆。茶馆很矮，地基陷在街面下，进茶馆的人要低着头。我经常看见背锅挑着井水，钻进黑漆漆的灶房里去。我从来不进茶馆，那里的景象非常没落、腐朽、冷落，总是那几个老人在那里默默地喝茶，一杯茶要喝一个下午。这是一个叫人想到“黑窝”、“据点”、“角落”的地方。正派人是不进茶馆的，例如我的老师们，就是从来不进茶馆的。洪化桥再下去就是武成路的尽头，原先，这里是小西门城门，五十年代，城门拆掉，那里盖了一栋五层楼的大楼，是苏联人设计的，叫做东风大楼，它是武成路上惟一的新建筑，是昆明第二大的百货商店，它拔地而起，趾高气扬，使武成路相形见绌。1966年，这个大楼的前面出现了昆明第一个彩色的毛泽东塑像，去参观的人人山人海。后来这栋大楼成了造反派中的一派的据点，另一派用机枪去攻打，东风大楼被打成了蜂窝。洪化桥茶馆里的背锅，在机枪哒哒的时刻从茶馆里冲出去拣子弹壳，被子弹打死了。背锅死掉不久，这个茶馆就关掉，武成路就没有茶馆了。
当我发现那古典的、悲哀的、启示录式的无与伦比的美时。我的感觉是我从未在其中居住过……在我的时代，人们的存在状况普遍地与尤利西斯不同，人们很少离开故乡，但人们居无定所，而且似乎此种情况总是不会结束。从我少年时代到今天，我至少搬过八次家，并且现在也没有定下来，因为单位还要搬房子。传统意义上的家已经消失，没有人有自己的家，人们只有单位，而单位不是家，家只是单位给你的一种待遇。这一待遇是随时会变化的，或取消，或升值，主宰权不在于你，家长不是你而是单位。我家先是在武成路下段的福寿巷住，后来又搬到上段的铁局巷住。“说到住处，居于中等以上的人家，固是屋宇开展，明净窗明；在极其讲究的厅堂，亦不过施以油漆彩画，若云金漆，则少有所见。住室内只以棉纸糊下窗格，能嵌窗玻璃者，百中或有一家。更能以花纸裱顶棚，用木板铺一地板，便是讲究而又讲究。即如是时的督抚司道衙门，彼一般长官所住在的地处，亦不过是上有顶棚，下有地板，墙糊花纸，窗上多嵌着几块玻璃而已。至于街上的铺面，是新开张者，才施以彩色，常久不换主者，都不重在粉饰。盖是时的人，都以粉饰为虚而不实，不事讲求。人们无一切虚花费……”（罗养儒《云南掌故》）我们住的这个院子据说是属于前昆明市长。一个很精致的中西结合的四合院，两层。院子中间的大天井里有一个花台，种着树木和许多花草，不知道是谁种的。除了大天井，还有两个小天井，各在正屋两边楼梯的下面，其中一个天井里有一口井，我们喝的是自来水，那口井里的水经常只是用来洗衣服。（昔日，昆明几乎每一个院子都有水井，昆明是一个井城，许多小巷因水井而得名：龙井巷、永井巷、花红井巷、打水巷……有的井的水特别甜，就有人把这口井的水挑来卖，卖水的这一行，就叫清泉业）自来水全院子只有一个龙头，有时水流量小，水管龙头旁就排着一只只铁皮桶。这个院子里一共住着九家人，都是搬进来的。其中有两家人各养着一头猪，其他家都养着鸡。白天，小巷里很少见得到人，许多院子的围墙上盛开着紫色的叶子花，风吹过，两三朵花掉下来，在巷道里像小风轮一样滚动。时不时有收旧衣裳的人经过，吆喝一声：“有破衣烂裳的――找来卖喽――”他背着一个大背箩，里面塞着收来的旧衣服，衣服下面，藏着一窝白生生的鸡蛋，是用来换旧衣服的。换衣服的人刚走，卖白芨的村姑又来了，她喊的是“卖小白芨――喽”。春天，几场春雨之后，和古代诗歌中描写的一模一样“深巷明朝卖杏花”，卖山茶花的少女也会来，她们不喊，站在几条小巷的交会处等着。“卖花的来了！卖花的来了！”消息立刻就会像春天一样在小巷里一家一家传开去。在黄昏时分，总有卖鱼的到来，那必然是今天刚刚从滇池打到的新鲜鱼，用瓜叶子包着，一动一动，老渔民戴着篾帽，卷着裤脚，小腿上鼓出一团团蚯蚓似的青筋。另一个黄昏，有一个年轻的山里人抱着一头小豹子来卖，我永远记得他说，这个豹子的妈妈围着他们的村庄吼了三个晚上。我不记得我居住的院子的确切样子，记不得它的颜色、它的材料、记不得它的任何一个榫头，任何一个细部。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看见过它，那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时代，我对未来、对将要到来的东西、对新事物更感兴趣，红旗、新的大楼、标语、游行、汽车……我无视原在的东西，我所受到的教育是使我无视昆明的，我知道祖国的大好河山，知道天安门和长城……但不知道我的故乡昆明，我学过的课文从来没有一篇提到过昆明，旧昆明属于垂死的事物。我的记忆里基本上没有它的位置，所以现在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模糊。我记得那院子好像是绿色的，所有的门都雕着花鸟，但我根本想不起来雕的是什么。我模糊能记起来的是阳光，我家住的那排房子向着东方，三间，中间的一间是一排格子门，有四扇。另两间房的窗子占了墙的一半，因此一到早晨，整个房间一片金黄。多年后，当我重新发现昆明，发现那个已经被文化打入了冷宫的古代中国智慧的寓所的时候，它们已经面临被彻底拆除毁灭的命运。当我发现那古典的、悲哀的、启示录式的无与伦比的美时，我的感觉是我从未在其中居住过。
这才是洗澡，像是一个完成了洗礼的仪式……小时候我们洗澡大多数时候是在一个铝的大盆里洗，蔚蓝色的星期日，阳光洒满大院，母亲就把大铝盆支到院子里，我们兄妹三个，一个跟一个去洗澡，像褪去了毛的鸡，把水泼得满地都是。一后来在院子里当众洗澡使我感到害羞，父亲就每周给我五分钱，到江苏澡堂去洗。五分钱可以洗大池。江苏澡堂就在武成路上，从我家走五分钟就到。那澡堂是上海支援昆明的。进去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支着二十多张只能斜躺的床，床头可以打开，下面是一个衣柜。洗完澡的人一个个裹着毛巾躺着，红扑扑的脸上冒着热气，像刚刚出笼的馒头。你交了洗澡票，师傅就指给你一个床位，那床上已经放好了新的干净的毛巾。当着大家的面脱光衣服，裹上毛巾，？着两只板板鞋（木履），就去洗澡。洗澡在另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门口有一个小池子，里面泡着一池子黑糊糊的毛巾，这就是洗澡的毛巾。（自己带毛巾去洗澡是禁止的）这池子的水永远是滚烫的，高温消毒，捞毛巾要用一根铁棍，把它挑出来，用两个手指提着一个角，它实在太烫了，洗完澡的人又把毛巾丢进去，我用这样的毛巾洗澡洗了好多年，从未传染过什么病。房间里有两个盛满水的池子，大的那个池子里的水是通常洗澡的，小的那个池子的水则很烫，上面盖着一些木板，你可以躺在上面干蒸。人生最惬意的事就是身子浸入大池后的那一刻，周身都化为一股暖流，缓缓地散开去，每一个细胞都舒张开来，脚像云一样飘起来，手开始飞翔，思维停止了，满眼的水蒸汽，世界一片朦胧。外面是红旗飘飘，高音喇叭，标语口号，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一个彻底蔑视身体和形而下的精神世界，这池子里却全是光溜溜的肉，那时代，只有在大池里，我才意识到周围的人也是有身体的，也是有一个奈何不得的东西耷拉在双腿之间的。经常会有人的东西忽然就慢慢地昂起来，满池的人看着，只是沉默。待身体适应了温度，就坐在那里，懒洋洋的，一动不动，丧失了时间感，像是一株热带的植物。澡堂里有人专门帮你擦背，轮到你，就把你的毛巾递给师傅，然后你扑在水池边上，他就从上先下，把你皮肤上的污垢赶出来，之后又扑通滚进池子里去。也有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擦背的。在大池里泡够，就去冲淋浴，这时开始往身上涂肥皂，肥皂也是大家共用，你涂过他再涂。冲过淋浴之后，裹上毛巾就回到你的铺位，就有一杯茶端给你。这才是洗澡，像是一个完成了洗礼的仪式，周身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轻盈，愉快，哼着歌。澡堂里还有修脚的师傅，技术高超，用白毛巾把你的脚一包，打开一个装着小器械的盒子。一双手像蝴蝶那样在你的脚趾之间飞舞起来，你才发现脚原来是这么高贵的东西。澡堂的楼上是小池，父亲带我去过一两次，我不喜欢这里，洗澡的目的太明显，就是搞卫生，完全没有大池里的享受，搓澡不只是搓背，而是全身都搓，用两块木板往澡盆边上一架，人分开腿睡上去，搓得刷刷直响。江苏澡堂随着武成路的拆迁消失了，这样的澡堂在昆明也没有了。
可能除了自来水，这家没有不被怀疑的东西……我印象深刻的是邻居向家。这是一个奇怪的家庭，他家的大人似乎没有工作，只是每天在房间里看看书，用打字机打一些英文字母。院子里其他的大人从来不理睬这家人，还有些谈虎色变。但这家的母亲刘妈妈对院里的孩子特别好，她有一台收音机，木头的，前面的一个小窗子蒙着一块金色的纱布，一拧旋纽，有人就会在里面讲故事。我虽然知道收音机的道理，但我总以为播音的人就在那纱布后面。每天下午四点钟，是少儿节目，刘妈妈就把她的收音机搬到院子里来，让全院子的孩子们一起听。持续了好几年，这台收音机成了我少年时代的乐趣之一。听完节目，刘妈妈就组织我们排演小节目，唱歌。刘妈妈也讲一口和收音机里的人一样的普通话，很好听。有些大人很生气，警告孩子不许和她玩，但白天大人不在的时候，只要没有课，孩子们立即就去找刘妈妈。多年后，我知道了修道院的“嬷嬷”这个词，她有些类似这样的人，乐善好施，忍辱负重。但我不知道她忍的是什么辱。1966年的一天，大字报贴到了我们院子门外的墙上，还有一条大标语，打倒右派分子刘某某！我才知道了她一家行为诡秘，原来因为是右派。标语越来越多，搞得孩子们也跟着标语念念叨叨。我并不恨刘妈妈，但我产生了一种欲望，想对她大喊一声“打倒右派分子刘某某！”终于有一天，我趁她正在楼下的水井旁洗衣服，弯腰打水的时候，对着下面喊了一声“打倒右派分子刘某某！”喊完就跑了。第二天，一群脸上长着刀的红卫兵冲进我们院子，抄了刘妈妈的家。他家的东西被丢得一院子都是，信件、衣服、梳子、烟盒、眼镜、毛巾、箱子、鞋、被故意踩碎的二胡……一院子都是，可能除了自来水，这家没有不被怀疑的东西，怀疑从人一直延伸到他们使用的东西，一切都是阴谋，都在暗藏着什么，连被子都被撕开，米被倒在地上。我发现他家有许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结婚的合影被扔在走廊上，红卫兵的脚在上面踩来踩去，直到被踩得一片模糊。我记得红卫兵刚走，他家的儿子晃着一把水果刀冲出来，被邻居拼命拉住了。那个白天我诚惶诚恐，深怀内疚，我总以为红卫兵的到来与我喊的那句口号有关。刘家被抄家后，厄运轮到了我父亲，以前贴刘家大字报的地方，贴上了我父亲的名字。革命无情地毁灭一切，但有些东西它是无能为力的，刘妈妈的那个儿子后来爱上了隔壁邻居的女儿，一个叫丽莎的少女，他们后来结婚生子。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为这条老街留下……革命时期，武成路整条街一度被漆成红色的，大部分商店，连五十年代留下来的一些幸存的铺子都关门了，在正义路的鞋店里，只买草鞋，因为红军是穿草鞋的。昆明的中心从武成路、正义路、金碧路这些传统的商业区，转移到了东风广场。那里原来是昆明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些苏式建筑，在革命中被炸毁，一个巨大空阔的广场被修建起来，成为昆明的市中心。旧时代的街区成为旧世界的藏污纳垢之地，“要出事了”，一种不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古老的，被一代代一代人视为神圣“故里”的武成路终于斯文扫地，它昔日的居民大多数成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从1912年的《昆明市志》可以看出，昆明居民的基本组成：政界666人，绅界165人，军界934人，教育界1699人，警界226人，商界7445人，学生5172人，馆幕124人，医业339人，盐务104人，美术135人，工艺9132人，船业1722人，种植984人，畜牧109人，方技69人，书吏785人，厨役330人，雇工11993人，隶役940人，力夫953人，稳婆20人，闲居22279人，道士86人，僧人166人，尼姑209人，巫道40人，优人76人，士娼275人，其他27643人。）武成路乃是一条商人建筑的街道，一个历史悠久的藏污纳垢之所，因此在革命中首当其冲，无数的家庭被抄家，自杀成为很正常的事，红卫兵冲进那些四合院，用刀子把画栋雕梁上的明代木匠费时多年才刻成的表现汤显祖的不朽戏剧的木刻场面在一个小时之内刮掉。1967年，武成路上大部分居民被流放，这条老街立即成了一个空壳。革命不仅从理论和精神上宣告了武成路的死亡，也包括它的日常生活。革命并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形容词和口号，它必将具体到人的生命、生活方式、栖居、住房、家具等等。二十世纪的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就其根本来说，它乃是对于“所”的革命。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已经成为生活的真理和人生的目标。旧世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而是由无数的“所”组成的。一个城市存在的证据乃是它的所，它的建筑，它的依附于其上的家、日常生活和风俗。以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来划分，可以说在昆明城内过日子的人们都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的罪行就是没有及时地弃家远走，投奔战斗。“文革”的方向与传统昆明世界对关于人生的常识恰恰相反，老昆明以为人生就是劳动、工作、挣钱、娶妻做爱生子、打麻将喝茶抽烟、置房产、安居乐业、孝顺父母、敬畏鬼神，无疾而终。而“文革”却将这种生活视为罪恶，人们的罪行仅仅是由于他们是小市民，有一点小市民的资本。我记得的一个景象就是，武成路每天都有人在廉价卖旧家具。那些明式的、清式的美奂美伦的家具都从阴暗的老屋中抬到街面上，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大多数还没有人敢买，那些东西从家具到罪证只有一步之遥。我外祖母的大部分家具就是那时卖掉的，人们并没有要流放她，她的名字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居委会的名单上，她是不在册的人，但她还是把这些雕龙画凤的老顽固卖掉了，那个时代，人们害怕它们，那是罪恶和倒霉的象征。其实受难的不仅是居民，也是他们的栖居，他们的故里。
七十年代初，由于居民大部分被下放，有一段时间，昆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乡村比城市罪恶要少，人们害怕城市。住在城里的人要么沉默，要么喊口号。没有小吃、没有麻将、没有任何夜生活，也没有电影，无聊得要死还天天处于祸之将至的恐惧中。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情，是昆明城里忽然开始流传一个谣言，说是城外北郊长虫山下的一些树在傍晚会冒烟。这件事立即传得家喻户晓。某日黄昏，忽然昆明像是接到命令，全城不约而同一起出动，扶老携右，浩浩荡荡，向着北郊进发，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也置身在队伍中。我看见人们分成无数个小分队，穿过田野，公路则被汽车占据了，从各个方向来的有数十万人，到了离那个地点还有两公里的地方，已经水泄不通，人群只好慢慢朝前移动。好不容易挨到那里，只见成千上万的脖子像鹅一样伸得老长，都在寻找什么，有人忽然喊起来，“冒烟喽！冒烟喽！”顺着看去，只见某几棵桉树的顶上，细细地飞着一群什么。我眼睛特好，我看出来那是一些虫子在飞。许多人茫然地看着，还问，在哪里？在哪里？直到天黑，什么也看不清了，人群才开始回去，出来的时候走了一个小时，回去却走了三个小时，大片的田地被踩成了平地，许多人掉在农民的粪塘里。
在经历了1966年的革命以后，武成路已经成为一具没有栖居的建筑空壳，人们从内心深处丧失了对它的信任感、依赖感和尊重，人们不再把它视为落叶归根的故乡，而是旧日生活的噩梦，腐朽时代的象征，某种罪恶历史的证据。人们在内心深处对它心有余悸，这是一个更大、更难以毁灭的证据。时代变了，人们获得平反，但传统和历史、日常生活和它的寓所并没有获得同样的平反。武成路依然是落后和垂死世界的象征。人们再也无法想象新时代的成功人士是一个在武成路某个四合院里望着满庭的白玉兰花怡然自得的人。武成路在八十年代重新成为昆明最繁华的商业街，但人们只是在商业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栖居的意义喜欢它。当时沿街重新崛起的铺面之多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没有一家铺面以武成路传统的风貌而自豪，而是自惭形秽，用各种时髦的装修材料把原来的武成路遮蔽起来，许多住户甚至取掉昔日雕着蝙蝠、喜字的木窗，换成铝合金的窗子。1997年，有近千年历史的武成路被全部拆除，没有留下一砖一瓦。拆迁公司比当年红卫兵高明多了，那些雕刻着清明上河图的画栋雕梁被当做旧木材廉价处理。我认识的一个西班牙人欣喜若狂，他花了两万元人民币买了武成路某大院整院的画栋雕梁、有鸟在飞翔鱼在摆尾梅花在盛开鹿在鸣春的门窗，用集装箱运到西班牙去，他以为昆明人已经疯掉了。武成路上没有任何一个大院由于住过历史文化名人而找得到保留它们的理由，它们只是一些可以一笔抹去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一些小市民的微不足道的生老病死。人们拆除武成路，不仅有经济上的目的，更有文化上的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居民们没有丝毫惋惜，欢欣鼓舞地搬走，少数的抱怨仅仅是因为没有分到满意的新房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为这条老街留下，以前武成路所在的这一位置，被命名为人民中路。